我的不喜欢是随着这项工作的进行而不断增加着的。一开始的爱情诗是最被人们所推崇的，但我觉得原因也只是那较为赤裸的性的表达，这对于中国的人们来说是有一些新鲜的，但我却觉得还是含蓄一些的好。如果说这种赤裸是有一些下流也是并不为过的；也因此我在改译中也还是为其稍作了一些收敛。但即便是这样，当我恰巧在一个聚会中朗诵了这首诗之后还是受到了主人私下里的非议，说是当着他的妻子来朗诵这样的诗是不太适宜的。虽然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虽然是在一个较为高级的层面，也都还是如此，更不用说别处了。
接下来是他的《逃亡者》，一开始还不错，但很快就觉出与其中的一些东西有了隔阂，到了那首《醒来吧……》就更觉得有了抵触，再加上那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就简直要让我崩溃了。做这样的工作是很痛苦的，有好几次都想收手作罢，但最终也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而且为了尊重作者和历史，至少在主题思想上还是保留了原样。这虽然都是历史造成的谬误，但让艺术与生活距离太近也是造成这种谬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水拍是聂鲁达的第一个转译者，相比较之下也还可以算得上是不错的。从英文转译过来，如果英译本本身就有问题（这也是正常的），那所谓的转译就很难不出现问题。但我想这所谓的转译其实可能也还是改译，即由英文不错的人大致的翻译过来，再由中文不错的人整理出来。如果这个中文不错的人还很有一点诗的感觉，那会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就怕事情并不是这样，结果就要闹出笑话来了。袁水拍也是个诗人，但也还是闹出了不少笑话，但这里面也就或许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了。译诗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好在还有一个“诗无达诂”来做挡箭牌，否则真的是很难为这些好事者的。
王央乐是第一个直译（直接由智利原文翻译成汉语）聂鲁达的，但我想他或许只是个学了智利语的学者，至于其在汉语和诗歌上的能力就恐怕连门也还没有进入。他的译诗因为汉语和诗歌上出现的问题太多，恐怕是没有几个人中国人能真正读懂的。
改译了三个人的诗，这一项工作也就结束了。我也不想弄得太多，让自己太累。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有很多人闹着要整理国故，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在整理国故，只不过不是中国古代的国故罢了。在此也还是要感谢袁水拍和王央乐先生，没有他们的非也就不会有我的是，但愿我的是不会是非，至少不会全是，我也就没有白受这份累，甚至还能成为我的人生幸福的一部分。最近我编辑了自己的全集，这部译诗集已成了其中一个压卷的部分。但愿我能从此以后封起笔来，去做一些更轻松的事。
2012年9月于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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