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1月31日，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今天是1月31日，自从我和两个弟弟送姐姐去火葬场，已过去了十三天。我开始化悲痛为力量，重新回到耽误了半个多月的《尤利西斯》上来。姐姐是1922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生人，刚满七十岁。她把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全部献在为我们治家上。吃过她亲手做的饭菜的，有马来西亚的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夫妇，也有美籍华人聂华苓和她丈夫保罗·安格尔等。半个月来，凡是听到她逝世的消息者，无不感到悲痛。因为1979年复出以来，人人都知道萧乾在早年有个老姐姐，晚年又有个常韦三姐。在《收获》上发表的信函中，萧乾用了个“老”字；我替他删掉了，因为我姐姐不爱听“老”字。姐姐这次去世也太突然了，直到今天傍晚，堂姐文蔷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三姐生前曾对她说，她对于在我们家受到的尊重和信任感到满意，我才稍感释然。否则我会像安娜·卡列尼娜死后的渥林斯基那样，一辈子受良心的苛责。我曾想，既然姐姐不肯雇保姆，我在1988年1月1日，正式退休后，本应退回家中，帮姐姐做些家务，使她松口气，休息休息，岂料我退休后，反而比以前更忙了，电视买了十几年（86年我从东京带回一架多功能的，把以前那架从78年起、用了八年的送了人），我连一个节目也没看过，花半年时间写了一部《我与萧乾》，1990年又接下《尤利西斯》，1994年交稿后，下一部以我生长的家庭为背景的小说已在酝酿中了。
萧乾正准备，写一篇纪念三姐常韦的文章，希望你们二位把对三姐常韦的印象写给我，我在积累资料。她七十年的一生是伟大而平凡的一生。我的成就的大半，应归功于她，因为如果没有她默默的奉献，我连三分之一的成绩也做不出来。三姐将永远活在我心里。
匆致撰安
洁若
老师夫妇都有水晶般的心。读了信，我们一方面凭吊火化了的常韦三姐，一方面仿佛看到老师夫妇又在埋头孜孜工作而感到些许宽慰。随信，文洁若赠我一张她童年时随父母与姐弟同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照片上有常韦三姐站在母亲的身边；十四五岁的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我觉得在北京见到的那位年届古稀的老太太，脸上已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唉，人生终是这样！
事实是无须费力描绘的，死者的生命因其皎洁会在活人记忆中延续。在萧乾夫妇的杰出文字贡献背后，有常韦三姐的丰功，研究萧乾、文洁若的作品和生平时，人们会记录并记得有这样一位三姐。在我从事创作的生涯中，得到过这位善良的爱书者的勉励和关心，实在是有幸；这将督促我加强一种使命感，写作时常常清醒，文常韦三姐的死，成了一片永恒的宁静，但她在我心中保有一种独立的完美。
我与起凤默默将三姐寄来贮洗眼杯和硼酸的木盒，从橱里取出凝视，拭去上面的浮尘，最后又放回原处，像一件珍贵的宝物。木盒冷寂无声，它会引发我的悲思与怅惘，也会让我在心中描摹三姐形象。
流逝了的人生岁月中，遇到过的好人都用真情感动过我，使我难忘，当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得艰难时，只要想起这些好人曾赐予我的关怀，我就每每变得感情激越，精神振奋，步履轻快。并不奇怪，大千世界，人间总是互相用感情维系，有好有坏，有美有丑，有善有恶，而无论怎样，对那些曾给过我真情的人付出思念，不再忘却，是必然的。坟墓已经覆盖了她，思念是不会被覆盖沉埋的。
安息吧！爱书的常韦三姐！谢谢您！
（本文写于1993年9月14日，刊于1993年12月《四川文学》）
注释：
[1]“亚”：即“亚克桑”，日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译音，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中说：“婚前，家中每提到萧乾，我们就用这个字，婚后，就一直沿用下来。”
难忘朱奇民同志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曾长期在山东临沂工作。临沂地区十三个县，六七百万人口，是原鲁中、滨海、鲁南三大战略区合并而成的，绝大部分是老区。那里老革命、老干部多，许多领导干部都有好作风，有的还有传奇色彩，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原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顾问朱奇民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夏，我率队离开北京到山东临沂地区“支援农业第一线”。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北京城里笼罩着饥饿的威胁，干部浮肿的极多，街上买不到吃的。临沂虽然也有饥荒，但不算太重，自由市场上物资供应较好，群众用“瓜菜代”的办法尚能吃饱。地委不同意我去支援农业，却留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当时的地委书记就是朱奇民同志，人都叫他“朱政委”，我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他原名朱锡珍，祖籍山东峄县，1918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这年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朱奇民在山东兖州乡师参加党所领导要求抗日的罢课运动。1939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作出了许多颇不寻常的贡献。他1953年就是临沂地委副书记，1954年主持地委工作，1955年任地委书记。我到临沂时，他仍是地委一把手。但因为营养缺乏、工作辛劳，全身浮肿，日常工作，他托付薛亭副书记主持。我听到有关他的事，有两件印象最深。
一件是关于水灾中炸堤的事。1957年7月10日，临沂地区自西南向东北来了一场龙卷风，接着是瓢泼大雨，乌云滚滚，电光闪闪，山洪暴发。他到苍山县察看水情，见水深一米多，一片汪洋泽国。夜间地委来电话说各县雨量都大，要他火速赶回临沂应付局面。但路被水冲断，吉普车不能走了，只好步行到磨山区找了马骑着回临沂。谁知中途一条河洪水横流，马不能过。问老百姓可否雇条船过去。群众说：这条河平时没有水没有船，发大水时如有急事只好坐大缸泅过河去。这很危险，但朱奇民决定坐缸冒险过河。由坐吉普改为骑马，又由骑马变成坐大缸漂过河去。过河后，就只有冒雨步行了。在风雨泥泞中走了二十多里路，出现在面前的是风雨交加中一片白茫茫大水包围了的临沂城，根本无法进城。幸亏当地驻军二〇四师派来了橡皮船迎接。坐上橡皮船，水急浪大，差点被冲到大沂河去，真是好险！但朱奇民没有想到个人生命安危，只想赶快回到地委指挥战斗。
回到临沂城，没有进地委机关，更未回家，他就直奔防汛指挥部听了介绍。这时河水继续猛涨。为了保住临沂城，省防总下令临沂站水量如到达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就要从小埠东炸堤分洪，以确保临沂城的安全。天已是黄昏，他带了几个技术员在倾盆大雨中上了沂河大堤看水势。只见大水如野马奔腾向南奔驰，令人心惊，机关干部和工人等都在守护大堤、加宽加高堤坝，水流量已达每秒九十立方米。回到防汛指挥部，他与省委来帮助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长穆林、专员李希平、副书记刘维理等领导同志商议怎样执行省防总的命令。有的说省防总的命令就是省委省府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也有的说炸开小埠东下游群众怎么办？有的默不作声。穆林也未表态，只是小声对朱奇民说：“不能炸！”朱奇民说：“等等看，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没有事就坚决不炸大堤。即使有点问题我们也要尽力抗，抗住了更好，抗不住只要我们尽了力，对党对人民也有个交代。如果到一万二千立方米我们炸了大堤，事先跟群众连招呼都不打，将淹没临沂、苍山、郯城三个县二三百万亩土地、几百个村庄，几十万人还不知要淹死多少！我们怎么对得起群众？”他讲了以后，其他同志也表示赞成，决定继续增加人力物力，加强防守，拼命保大堤的安全。谁知，夜间十一点左右，水位上涨超过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了！省防汛指挥部值班室副总指挥来电话：要求炸开小埠东分洪。专员李希平按地委讨论的意见答复了省防总。不到半小时，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主席、省防总指挥王卓如同志又来电话，要求立即炸开小埠东大堤分洪。朱奇民是务实的人，接了电话，申诉说：“炸开小埠东很容易，但是炸了大堤洪水如猛兽泛滥，几百个村庄、几十万条百姓生命、上百万间房屋、二三百万亩地都要泡汤，我认为不行！我们正在尽力防守，是不是再暂缓炸堤？”省防总指挥王卓如听了说：“好吧！暂时按你们的意见办。我向省委汇报后再定！”
凌晨一点钟，水已涨到每秒一万三四千立方米，并继续上涨。朱奇民在大堤上见水已快与大堤相平，且已渗透到堤外，心焦如焚，但发现流速已减缓，干部、群众正努力在堤外齐腰深的水中运土护堤。朱奇民的妻子王是临沂县里的干部，也一身泥水与群众一同热火朝天地在那儿奋战。朱奇民实地考察后认为不立即炸堤，坚持一下是必要的。午夜一点左右，他回到指挥部，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并要求执行炸堤分洪方案。朱奇民仍坚持不能炸堤分洪，指出：“正尽最大努力防守，水的流量虽上涨了，但流速已减缓，炸堤的损失太大，不好向人民交代。”谭启龙同志听后，欣赏朱奇民的务实为民的态度，遂决定：“分洪不分洪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朱奇民感到欣慰，一夜未睡，破晓时又带人再到沂河大堤去察看，水流量已达每秒一万六千三百立方米，护堤的干部群众仍在拼命。所幸，河水流动不但渐缓且已停止上涨，水文站报告水已开始回落，朱奇民才感到肩上的千斤重担轻了一些。洪水终于过去了！这次大水，仅郯城县最下游有一处堤决口，淹了五万亩地、塌了几千间屋，但因是白天决口，无人员死亡。
许多年后，谈起这事，朱奇民说：“想起1957年战胜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一幕接一幕真是扣人心弦。这件事，当时过去了，也受到了表扬，因为顶抗了上级，却有些后怕。但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是应该的，是可以自慰的。当时所以有那个勇气，就是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他并不把这作为自己的功劳，却说：“地委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坚定不移执行正确决策，干部群众又舍命保堤，这使临沂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也使我们避免了一个大错误！”
第二件事是在1958年“公社化”后，刮起了浮夸风，朱奇民有所抵制。他熟悉农业。当时临沂地区粮食亩产三百多斤就是大丰收了。但浮夸风刮起来后，有的省吹牛先说“亩产七千斤”，后来又加成万斤以上；有的省说“小孩坐在稻子上面都压不倒”。山东有的地区就也来带头跟着乱吹了！当时省委农办主任穆林与朱奇民去参观时，当地说一块玉米地亩产五万斤，谷子亩产三万斤。朱问穆：“你看这个玉米亩产有多少？”穆答：“至多一千斤！你看呢？”朱说：“我看至多五百斤！这玉米长得不错，但一亩地至多一千棵，怎么超得出五百斤？”又去看亩产三万斤的谷子，朱奇民认为达到八九百斤上千斤也就最多了。在刮浮夸风时，他虽难以抵挡，但内心是抗拒的。果然，到了冬天，那些热衷于浮夸的地方，吃粮就十分紧张了！不仅于此，在刮浮夸风时，又刮起了共产风。拿临沂地区来说，最离奇的事发生在莒南县。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县委书记提出了方案，设想要在县城里搞成一个全县八十万人集中居住的大城市。每个劳动力一辆自行车，男女分住集体宿舍，过星期六星期天吃食堂，吃饭不要钱，下地劳动都骑自行车，分片办小学，等等。碰巧朱奇民检查工作到莒南，县委书记把方案做了汇报。朱奇民听了后只提出如下问题，就是：“你全县八十万人集中住在县城，这个房子谁去建？什么时候建起来？哪里来的钱？即使都进来住下，怎样去劳动？几十里路上百里路，一日三餐，还有没有劳动时间？你打的粮食怎么往城里运？”朱奇民说：“其他问题我不讲了，只要你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然后向地委写报告，地委正式讨论。”这样一来，莒南县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笑话也就不了了之。莒南县人民也就避免了一场灾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