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铎是一位意志坚强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在修理和制造炮弹及枪榴弹的过程中，他舍生忘死，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三次身负重伤，炸瞎了右眼、炸坏了左手、炸断了右脚，浑身的大大小小伤痕简直数不清，他那种浑身伤残依然拼命工作的精神使我感动。他左手伤残，所以平时习惯将左手插在裤兜里。有一年夏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些伤痕，那是触目惊心的，但他迅速用衣襟遮住了，他脸上依然漾着平日常有的微笑。
我同老吴的友谊是在互相都爱读书、互相也都写作这基础上建立的。上世纪50年代初，流行出版苏联小说通俗本，同老吴认识后，我送过他一本菡子缩写的《保尔》，这是菡子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缩写的通俗本，我曾在上海劳动出版社工作，任副总编辑，《保尔》的书稿是我终审签发的，当时发行量很大。我也送了一本我根据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小说《归来》缩写的《炼钢英雄》给老吴，他表示对这两本书都很喜欢，回送了我一本《把一切献给党》。我在1956年到冀东采访，写过红色游击队长、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事迹的传记小说《赤胆忠心》，书稿在《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他看到了，说节振国的事迹很动人。后来，出了单行本，我送了他一本，他看后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喜欢这样的作品。我们的交往并不频繁，但见面总有话谈，而且互相能够知心。
《把一切献给党》不但畅销，而且影响极大。大约到了1959年，何家栋又帮助老吴将《把一切献给党》再一次加以补充和修改加工。这次的改动和补充是很大的。老吴是位认真负责的人，搜索记忆回想往事细微有序，他文字也是不错的；老何是位有才华的人，笔头极健，两人合作很协调，有个阶段吃住都在一起。我当时在《中国工人》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在西总布胡同30号办公，住东总布胡同19号，何家栋的文艺编辑室也在西总布胡同30号办公，偏巧他也住在东总布胡同19号，与我毗邻。修改《把一切献给党》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他们在外边找了地方专心完成书稿，避免干扰，时间约花了将近一年。修改稿完成后，我向老何索要了书稿来看，并选择了其中的“反扫荡”等章节，找画家配了精美的插图在《中国工人》上面先发表。这次改动实际是重写，由于文字润色和文学描述较多，文学性强了，写得细腻了，篇幅字数也增加了不少。书由工人出版社不断再版，累计总印数在五百万册以上，还被译为俄文、英文、日文发行。
新中国成立前，吴运铎做过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做过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调到北京后在五机部任科研院副院长，但由于遍体是伤，还有关节炎和神经衰弱症，病痛多，生理影响心理，健康情况极差。他脸色虽然不好，为人也比较严肃，与人交往脸上却常露微笑，而且作报告十分认真，从不嫌劳累。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上让他到苏联治过病，将他左眼中的一小块碎弹片取出，恢复了些视力，身体仍是很衰弱，可是他从不悲观。他对待病痛的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他应邀到处做报告，他写作《把一切献给党》，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支配下的行为。我同他相处，感到他刚直坦率，穿得极朴素，生活上要求很低，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与信仰。他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处处是以身作则的。
我只到过老吴家里一次，而且是偶然的。因为那时候，可以维持正常同志关系，却不强调私人友谊。那是1960年秋天，生活困难时期，北京人处于饥饿状态。一天傍晚，我在甘家口附近遇到老吴，我听说他在初夏时分去苏联治病了，却不知他已回来。他很热情，他住在甘家口八号乙四楼八号，看到他脸色不好，人也瘦弱，我说：“病治得怎样？”他邀我去家里坐，我就去了。他爱人陆平同志与他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陆平原先是兵工厂里的装配工，一个朴实沉默的女同志，我还是第一次同她见面。老吴家里依当时的眼光看，陈设也是简陋的，陆平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主要想听听老吴去苏联治病的情况。他说：“我到莫斯科，中苏关系正处于低潮，我的这次治疗眼疾，几经周折，不太顺利，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后来又谈了些什么，已记不详细，只记得他说：“苏联人民仍是友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1]的妻子达雅曾请他到家里做客，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凉菜肉冻和酸黄瓜等。谈到吃，谈到供应紧张，老吴说：“眼下的供应困难肯定是暂时的，其实这点困难同战争年代比算不了什么，那时活了今天也许明天就‘光荣’（牺牲）了！如今不过是吃的东西少了点，是不？”那天，我见他桌上摊着纸、笔和颜料，原来他正在学国画，纸上是一幅松树，尚未完成，我说：“你在绘画？”他说：“还是学徒工呢！”我夸道：“画得不错！这棵松树苍劲挺拔、葱绿可爱！”他说：“岁寒而知松柏后凋！”……后来，我说：“哪天你画一幅送我！”他慨然说：“好的！我一定好好画一幅赠你！”分别时，他送我下楼，握手时大家都很用力。
这就是我同老吴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1961年6月，我所在的单位撤销，7月我就离开北京率队到山东支援农业第一线了！到山东后，被分配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我们那个时代的干部，差不多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与吴运铎相交，自然加深了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与感受。从首都北京遽而到了鲁南革命老根据地临沂，当时那里也是灾情严重，生活不好，但我毫无怨艾。工作很忙，早起晚睡，我很少闲空。学校很大，同著名的华东烈士陵园邻近。有一天，偶去看看，见陵园里有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将军的墓。墓是苏式的，像个碉堡，有旋转形的阶梯可以走上去，看到罗炳辉副军长的墓，我就想起了吴运铎，抗日战争时，罗炳辉任新四军二师师长时，老吴在他领导下工作，老吴对我说过：罗师长不摆架子十分和气，把青年当作小兄弟，工作中给帮助，思想上给启发，有一次约老吴去玩，想送点什么给老吴，可是找了半天没有东西可送，就摘了一个他自己种的大番茄给老吴……想起了老吴，我心里不平静了！我离北京时，有不少朋友送行，但我连电话也未给老吴打一个，我觉得理应写封信告诉他我的情况。于是，我给老吴写了信，记得我告诉了他我的近况，问问他身体好不好，告诉他我看到了罗炳辉的墓，并向他索取他答应赠送我的那幅松树国画。信发出后，隔了些日子，收到10月18日老吴从北京同仁医院写寄给我的信：
洪溥同志：
来信收到了，只因住院动手术，未能及时作复，乞谅。
我左眼旧伤复发，半月前在同仁医院做过手术，手术后一切都很好，只是角膜仍疼痛不止，大致再过一星期即可出院了。
知道你在临沂工作，这地方我在1946年大撤退时路过的。蒋机的追击下，曾在沂河桥旁躲过飞机的轰炸。想来今天的临沂一定是美丽的城市了。
罗炳辉师长的墓在临沂，殊甚想念，不知能否拍张照片寄给我！你要我作的画，等出院后，给你画好寄上。
希望你常来信，我仍在修（休）养中。匆此谨致
敬礼
吴运铎
十月十八日于同仁医院
我历来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此后同老吴通过几次信，但“文革”中，我所保留的信件绝大部分损失，这封也不知是怎么侥幸存留下来的，一张与老吴合拍的照片也不知怎么才逃脱劫难的。其实当年合拍的照片有好几张。我应老吴之托，拍了罗炳辉将军墓的照片寄给了他，他寄过一幅青松图给我：高大的松树在风雪中摇曳，但峥嵘多姿，他题的字是“风雪撼青松，松摇根不动”。他写给我的信和送的这幅画，都是勉励我的。他是一位益友。只可惜画也毁于“文革”了！
“文革”十年，使我们断了联系，以后，我忙于创作，不是采访和收集材料，就是关上门爬格子，极少与人交往，我是想把损失、浪费、被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但我不时仍会想起老吴。他有一句名言，凡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我真嫌时间不够用，在我们的时代，真应该有两个太阳轮流照耀，帮助我们把一切梦想变成现实”。也记不真切是哪一年了，我写过一首小诗：“一年年似水流淌/记忆中常有西窗烛光/虽不辉煌，却也明亮/静静思索，轻轻吟唱/生命化为纸上文章/日夜该有两个太阳。”这末一句实际是来自老吴的。我把这首诗放在我的散文集《西窗烛》的插页照片下，我本拟书出版时就写信给老吴并赠书给他，告诉他我写的这首诗末一句得自他的教益。但，我的书是1991年9月才出版的，而在1991年5月，我从报上看到了老吴逝世的噩耗……
（本文刊于2006年2月《现代教育导报》）
注释：
[1]《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作品主人公保尔的原型。
悼周克芹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金平同志8月6日下午写了一张纸条让我的女儿带给我，上面写着：“周克芹同志因病已于昨日凌晨去世，不胜悲痛，特告。”一小时后，四川作协创联部负责人王德成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周克芹同志于8月5日凌晨去世！”问我是否收到讣告，并通知我治丧委员会8日下午在作协开会。他声音里夹杂着疲劳，是忙于克芹的病故后事两三天来未睡好的原因。
今夏特别热；知道克芹去世的消息后，我心里难过极了，也乱极了。我正在赶写一部长篇，却再也写不下去，暮色苍茫，我没有开灯，独自静坐桌前，心里充满了哀悼之情。
一星期前，听说克芹病了，可能是肝癌，因为看望的人多，怕干扰，住在军区总医院。我很吃惊，但并不认为他会很快出事。想去看望他，那里太远，我自从左眼失明后，有一次去西藏饭店开会险些被车撞伤，独自外出不便，所以我立即写了一信给克芹，表示想念和慰问，给作协转交。但后来听说他一病重就陷入肝昏迷，这信估计他未看到，我同他却已经天上人间两茫茫了！唉！我真应该在他病危时去看望他的！
我是1983年由山东调到四川后才认识克芹的。最初，见过几次面，感到他朴实、深沉，话不多，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我仅是通过作品对他有些了解。后来，有了一些交往。我们通过信，互赠过作品，他的信使我感到他第一是谦虚，因为他比我年轻，就把自己放在一种尊老的态度上；第二是关心，因我视残，他总是十分关心，问病情，要我好好保护仅有的一只右眼；三是勉励，对我出版了作品表示由衷的高兴，希望我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他态度诚恳，据我所知，他常向有的同志说应当评介我的作品。
他平日很关心四川作家们的创作。“文人相轻”在他身上没有。我看到他替人写书序、写评介，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选》上，有他推荐的金平的《博艾霍拉诱惑》。克芹写的推荐文十分精彩，主要是对作品体会的深刻，比有些评论家的文章要高明得多，看得出他才华洋溢。
三年前，我左眼因外伤型视网膜脱落住院时，他与作协一些同志特来看望，迄今我犹记得：他坐在一边，握手后什么也未说。但从我未失明的右眼里透过墨镜看到：他脸上全是关怀悲切的神色。事后，有同志告诉我：“克芹回去后说，看到你那模样，他心里非常难过。”当面热情当然好，但他当面不说什么，回去却念念于怀的情谊，使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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