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整整二十年，希文消失了，既未再见到希文，也不知他遭遇不幸后怎么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夏，由于《中国工人》杂志被老人家批了“拆庙搬神”四字，刊物停办，我率队去了山东“支援农业第一线”。到山东后，分配到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一干许多年，打听希文，总是音信全无，仅知他和老孟都成了“右派”，汉民坎坷地去了陕西，启东不知何故到了广州。天苍苍，人四方，回首当年，能不感慨系之？
九
1983年，我写的一部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生活及学运的长篇小说《浓雾中的火光》在重庆《红岩》杂志发表。那里边有个人物确是有希文的影子，想不到突然收到了希文的来信。原来他看到了这部小说，向《红岩》打听我的地址，就来了信，我喜出望外，从信上知道他反“右”后下放四川达二十年，1979年7月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书记、副总编。过去的辛酸他不提，沉沦二十年的艰辛杌陧我也不问。四川出版事业红火，通了两封长信后，他突然诚邀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大意是说：同学、好友能在一起干点事业，是人生最高兴的事了，希望一定来云云。我当时确被友谊所感动。而且，写《战争和人》三部曲需要写到四川，于是我就决定来。经两个省的组织部联系，一个多月就办好了手续。1983年10月11日深夜，我坐火车抵达成都，希文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梁燕等同志在月台迎接。故人相逢，希文与我热情拥抱，想起以往，热泪盈眶。当夜，他不要我去宾馆，坚邀我到家里住一夜，他的夫人淑平是我同乡，子女张小熊、张憬均已成才成家，媳妇万富华也做少儿编辑出版工作，三代同堂，令我欣慰。当夜，虽未抵足共眠，却谈到深夜，天明前，下了秋雨，我忽然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心中五味杂陈。
但是，使我敏感的是：希文不但苍老了，而且似乎也少了当年那种锐气和豪气。话不像当年那么多，那么直率，有时甚至喜欢沉默、稳重。既不开朗，也少了那股热腾腾的气息。眼神和笑容中甚至有时露出一种看上去经历过风霜的凄凉，那个英气勃勃、轰轰烈烈的学运领袖黯淡了！可能仍保持着宽阔的胸怀，但确是黯淡了！时光与境遇竟能如此使人起变化？我心里感到难过。
谈起往事，他说过：“往事不堪回首！”于是，我尽量不同他谈过去。但每次相见，谈谈今天，免不了涉及过去。尽管不堪回首，却为大学时代那种风雷激荡的生活引发起旧谊与深情。每每在这种时候，他会突然沉默，于是我们改换话题。作为好友，我能特别感受到他的欢乐与隐痛。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编辑出版家，工作能给他快活。他总是非常积极热情地埋身在工作中。他有丰富的经验，知识面广，政策理论水平高，他分管川人社的文史、教育、科技编辑室，然后筹建四川科技出版社与四川教育出版社，创办《龙门阵》和《文明》两刊并兼过主编，参与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几套大型丛书的选题计划决策，主持确立了一批双效益有影响的获奖图书。在四川出版系统举办的编辑培训班中授课，也为期刊编辑讲习班和四川大学新闻班授课。他文笔极好，写过大量散文、杂文，出版过《实用姓氏读写简编》等著作……
从1983年到2004年，这二十一年间，希文与我同在成都相聚，互相知心，互相关心，也互相理解。对人对事间或意见相左也都互相不以为忤。前些年，他爱钓鱼，每每钓到大鱼，即使已经夜深，也要送来让我们夫妇尝尝鲜。他在我左眼失明后说：“真不该让你坏了一只眼，你要写作品，与其你少一只眼，不如让我少一只眼！”说这话时，他满眼满脸都是真诚。当年复旦老同学们来成都的不少，希文都热情接待，一同欢叙。汉民、老孟、启东等都先后来过，但汉民早几年去世于汉中，老孟前年病故于北京，启东那里去信也不复，弄不清情况。希文手边有一张他写的详细完整的当年同学的名单，那年他八十岁，曾拿着名单深情地叹息着对我说：“洪溥，你看，走了一大半了！”我也心酸，竟无言以对。
他爱吸烟，我总劝他戒烟，但无效。每次来看我时，入门之前，丢掉烟蒂，分别时，走出门去又立刻点上一支，原因是他怕我“被动吸烟”。我未能劝他戒掉香烟，实在太无能了！如果他不吸烟，也许就不会患肺癌了吧？
他病到去年10月8日下午5点35分，无言地闭上双眼离开了人间。希文活了八十一年，生在世上三万二千八百多个日夜。有过光荣，有过不幸，但更有过贡献！我永远忘不了有过这样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他火化的那天，是10月11日，二十一年前正是这一天深夜，他在成都车站月台上接我到来，整整二十一年，我们怎么又分手了呢？我怎么能不哭呢？
别了，希文！我献在你灵前的挽联是我的心声：
同窗共患难，慕君英才，学运中慷慨激昂是人杰，回首往事，泣下双行不成声；
凄凉别旧雨，情同手足，出版界开拓创进有功绩，瞻望前路，悲痛满腔缺知音。
自从希文去世，我就抑郁、牙疼、发热、心脏不适，总是失眠，白昼常想着他，夜里常梦着他。往事冉冉，心潮澎湃。植物学家发现植物也是有感情的，何况是人？我不知何时才能摆脱对希文的伤逝……
在他的墓志铭末，我写了这样几句：“其为人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人虽西去，精魄永存。”
希文，别了！我的好兄长！
（本文刊于2005年第2期《红岩儿女》）
有文学之美、人民之爱
——悼鲁彦周
我历来对重友谊的好友逝世总是最悲痛的。老鲁是一位有高度成就的作家，但在我心目中，他又是一位高度珍视友情的作家。他在去年11月26日晚间离开了人间，使我心伤。直到今天，我仍未走出伤逝的阴影。我甚至不敢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张嘉同志说一些发自内心的慰问，因为我怕她伤心，我也会流泪。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工作过将近十年。第一次见到鲁彦周同志是1956年在北京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那时我是《中国工人》杂志社的主编助理、分管文艺的编委。我到人民大会堂采访、组稿，认识了很多人。老鲁就是其中之一，他那时年青清瘦，挺拔秀气，一头黑发，戴副眼镜，朴实而智慧。但我当时同胡万春、郑秀章等在谈话，与老鲁仅仅握了手，认识了却没有交往，只是以后我就关注着他的电影、话剧及小说等方面的成就了。
开始深交，是在“文革”结束后。那时我在山东，曾参加集体创作执笔给上影写过《平鹰坟》电影剧本（1977年上映），同陈清泉、傅超武、夏天、徐桑楚等同志相交，在上海永福路59号上影文学部给我保留了一间306号房间写作，前后长达三年。在那里写电影剧本的作家很多：李准、梁信、谌容、欧琳、林予、张华山、毕必成等先后都在。有个阶段，老鲁也在，叶楠、张弦和老鲁与我接触较多。我们都是对文学痴情不改的人。白天各自忙着写自己的东西；夜里，每每总是叶楠、张弦来邀老鲁和我去外面附近的馆店吃夜宵，吃的不外是生煎包子、馄饨之类。
当时，经过浩劫，我们几个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被“文革”破坏的十年，生命浪费了不少，该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所以大家写作都很勤奋。在交往过程中，老鲁给我的印象是真诚而大气。他脸上常带着一种善良而智慧的笑容，使人感到亲切。我是知道并阅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的，他的剧本《归来》得过全国大奖；影片《三八河边》由张瑞芳主演，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文革”前，我看过他编剧的《风雪大别山》影片，也读过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但他谦虚、低调，根本不谈自己的作品。他住在三楼最末一间房，常开着门写作。他从未到我房里来串门，我也不爱打搅人家，倒是叶楠、张弦写累了总爱来敲我房门聊天放松一下。但夜间一同走着去吃夜点心时，我们几个都能互相谈谈知心话。我们的创作思想都是遵循现实主义精神的，都明白文学要注意社会性，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制造形象，至于手法，则不应排斥，一切新的、旧的手法都可以用，要向文学大师学习……
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次，与老鲁谈起“文革”。我告诉他，我写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在“文革”中毁了，而且使我吃足了苦头。他告诉我他也有一个长篇小说是写大别山风土人情与革命斗争的，写了三十多万字，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片纸无存。两人遭遇类似，思想心灵相通，自然友好。一场“文革”闹了十年，我们都将最好的一段年华浪费了，我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心情不免懊丧，但老鲁似乎颇有锐气，说：我们该努力重新找回我们自己，开创新的创作。
看到老鲁、叶楠、张弦等都劲头十足，我也不甘落后，这就是友谊的好处和力量。回想起来，那几年，他们三位都是在创作电影剧本的高峰期。我那个阶段，却不太成功，写成并发表了三个电影剧本，拍成的却只有一个。有一个剧本连改了十多次仍不能拍，从那我再也不愿“触电”了。
以后多年，我萍踪漂泊，既忙于工作，又忙于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老是忙忙碌碌。但仍关心着老鲁的创作，见他创作高峰迭起：《天云山传奇》得奖并改编成电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我真为他高兴。拿一件我遇到的事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电影的影响之大了！有一个朋友问过我：“安徽的天云山在哪里？”我告诉他：“安徽没有天云山，出名的是黄山、九华山、大别山……”他却坚持说：“怎么没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写的不就是天云山吗？”老鲁用笔给安徽增加了一座令人难忘的天云山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读过老鲁写的《走出中南海》。这篇纪实文学作品写的是廖承志在“文革”中被“解放”的那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真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一篇作品，真实、干净、生动、形象，十分感人。文字很朴实，但真情深邃，读了令人心潮起伏，不是有过“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与切身体验及深层思索的作家，是写不出如此形象的感受的，至今我也忘不了这个作品。
例如，我还读过老鲁的小说《逆火》和《乱伦》。前者是因为被译成外文，所以我找来读的。后者是因为篇名引起我注意，想看看老鲁怎么写这样一个题材，它被《新华文摘》选载时我就读了。我觉得这两个中篇都很有特色，故事性强有可读性，内容深刻复杂，有沉重压抑的气氛，但通过刻画人物写了人性中的美与丑，鞭挞了残酷的封建族规、家法对现实的影响，批判了世俗人心，释放了奔腾的激情，使读者在脑际留下了难忘的鲜明人物形象，记住了那揪心的故事。
我高兴地看到老鲁的确找回了自己，也的确开始了新的创作，并且始终在努力有所突破。这也激励了我努力去向他学习，克服种种困难，决不放下手中的笔。
1988年，我曾收到老鲁寄赠我的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题材新颖，写城市改革和新老干部交接中的矛盾。出版后有很大影响，北京开了研讨会，冯牧、荒煤、江晓天、雷达等同志都发了言。读老鲁新作，我当时既为他兴奋，又不胜“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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