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德辅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
这是下半夜了。从一间客房里，猛地窜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高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来，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
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漱洗用具，茶几上放着飞机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
男侍推开围观的众人，用手带上了门，对女侍：“人去跳海了，赶快德律风报告差官！”
女侍从男侍手里接过照片来看，众人围观。这是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气质高雅美丽的女郎。她微笑着，带着向往的神情。……
〔同上地点，下半夜。〕
房门外拥挤着大批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也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闪发亮，记者正在摄影。
一个警方人员在询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男侍：“也许是上半夜十点钟。”
一个记者用手扬扬那张美丽的照片叹息：“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房里，女主角的飞机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说：“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去跳海了！”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一个巡捕说：“这是绝命书！”
我们看到了“绝命书”：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绝笔
无边无际的大海，掀起汹涌波涛拍打着岩石和沙滩的大海……高高飞翔的海鸥。
〔晨，香港一条马路上。〕
卖报的小童用广东话高声叫卖：“新闻纸！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尽！看德辅道旅馆里发生奇案，少女香消玉殒！……”
行人纷纷买报，报纸标题：
妙龄少女自台湾来港投海自尽
遗书声明无限厌世自杀与人无关
深圳，罗湖桥头。正逢升旗。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代国歌”的旋律。那面鲜艳飘扬的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母亲陪剪短了长发的女主角一起走过站着边防哨兵的罗湖桥头。
这是一个晴朗的鸟语花香的碧云天，绿草在欣悦地生长，蓓蕾在无声地开放……
是炎炎如火烧的7月中旬。
“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她心里爱着一个人，她怀着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回来了！
起凤离开香港前，托一个熟人将她身边的全部首饰、现金等一起带回台湾交给家里。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只能不写告别信，她的全部随身衣物为了要证明她的自杀是真的，全部遗留在旅馆里了，所以她回到上海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离开香港的那夜，懋桂悄悄送母亲和她上船到澳门。然后，她们又由澳门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起凤回到了上海后，我陪她到上海市公安局去谈话并报进户口。公安局谈话的同志很有礼貌也很和蔼亲切，听她讲了全部回来的经过和心路历程，说：你的情况包括在港台的情况我们全部都掌握，我们也同上海总工会有联系。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马上就给你报进户口。上总领导和我的同事们知道起凤回来了，也都为我高兴。上总当时正要开一次晚会，演出文娱节目，邀请起凤参加了晚会。许多同志都上来同起凤握手表示祝贺。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我和起凤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当时，只需每人交两张照片并付五角钱即可结婚。在布置得带有喜气的厅堂中，一位和蔼的名叫钱学淳的法官询问了我们一些问题，诸如是否结过婚，是否自愿而非包办等，书记官是位年轻带笑容的姑娘，然后，法官起身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发给了结婚证书。他的祝贺使我感到我和起凤的婚姻是合理合法的，得到这一声祝贺，在我和起凤是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我当时是供给制干部，这种仪式既节约又庄重，感到很好。但我年迈的外祖母当时却有那么一点想不通，说：“只知道离婚要去法院，还从没听说结婚也到法院的！”
我们险些遭到毁灭的爱情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我终于既得到了革命，又得到了爱情。
1953年3月，我从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起凤随调北京，组织上随即为她安排了工作。她穿上灰布制服，参加了革命。中央统战部曾有两位同志两次来找她，希望她动员父亲回来，但那自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自从她回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十年间，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就一直隐姓埋名从未同台湾的家人及友人通过信息……
尾声
啊！爱并不是一时的激情，爱代表一路同行。
要想得到多多的爱情，理应付出多多的代价，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我懂得了许多。我们正因为结合来得这样困苦艰难，因而特别珍惜我们的爱情。在后来的“左”风盛行时期，我们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职务、工资上始终没有什么进步。起凤也只能做点一般的工作，但我们已满足。共同生活几十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从山东到四川，有过贫穷苦难，有过风和日丽，也有过风霜雨雪，但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起凤是个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贤妻良母，人所共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几十年共患难共欢乐的相亲相爱，我和起凤两个人的世界正像金色池塘中那两只交喙游弋的天鹅。1990年8月，我在后来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的书上放上了我们的合影，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这段平实的话，其实是包含着许多曲折和辛酸。我的一位作家好友鲁之洛看了以后说：“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创作丰收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看到这段话后，已故的萧乾先生生前多次写信给我时，都称起凤为“大后方。”
起凤的父亲我的岳父凌铁庵先生1962年在台湾去世，1995年他的骨灰由起凤的哥哥凌跃龙捧回安徽，在外孙余望周到安排下隆重安葬。是年4月2日《安徽日报》以“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魂归故里”为标题发了新闻，说：“祖籍定远县的凌铁庵先生，辛亥革命志士，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回国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北伐中战功卓著……凌先生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家乡。临终前嘱咐亲人将其骨灰运回故里。”起凤和我前去参加了葬礼。他墓前石柱上镌刻着老友于右任生前赠他的一副对联：“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起凤与他哥哥跃龙兄妹见面，跃龙从台湾将当年于右老写赠给起凤的那幅字带来交给起凤。于是，过去了的许多往事又像放映电影般地重新浮现在眼前……
刘长胜同志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派往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工联做领导工作，1967年“文革”中含冤逝世。李家齐同志20世纪50年代中由上海总工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续任上总副主席，80年代又任上总顾问，主编过《上海工运志》等，他既有水平又谦和平易。主编的工运志中在“人物”栏里竟不放自己的小传，可见其为人。他如今仍在上海。
纪康同志后来调到世界工联及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于1964年病故。白彦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1997年病故。吴从云同志在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文革”开始，含冤去世。陈展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文革”后任上海宝钢副总指挥，1992年病故。施懋桂、柏美伦夫妇定居加拿大，懋桂已病故，他们儿孙满堂。王善本退休前在陕西主编《人生报》，现在在宝鸡安度晚年。王鹏程病故已多年，邹金凤随子女定居美国。我母亲在“文革”中病故，葬于苏州凤凰山公墓……对这许多位同志、好友、亲人，我们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段如梦似幻的记忆。过去了的我们的辛酸苦涩的特殊遭遇，无异像一滴水反映海洋似的折射出当时历史的缩影。1999年5月，我任团长率大陆作家访问团出访台湾，心中涌出独特的感受，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实现，由衷感到更加急切。
每个人都曾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和起凤的生命有自己的一套专属的价值观和精神认知。我们用这做到另一种许多别人也许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我们在决定自己的选择时，都有全心全意的付出，那就是我们会永远牢记的虽有风浪却又能换成美好的时光。年轻时的“大浪漫”早成过去。我们的青春早像黄鹤飞走。尽管受尽劫波，有过无限辛酸，但却真的无悔。因为当时我坚持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观念和追求终于实现。我们在当时还是幸运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永远不老！生命的意义中如果寓含悲壮与高尚，回想时能存有使自己悠然神往的境界，那就可以说自己未曾辜负此生，即使在生命已经老化并且走向枯寂时仍有一种安慰。
这些年，我见闻过许多海峡两岸亲人见面或想见面而一方已经死去的悲伤故事。我感到我和起凤是幸运的。我们共守爱情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如果当初起凤不回来，我不坚持，组织上和一些领导同志不关心，我们也许又是一段很悲惨的爱情故事了吧？唉！谁知道谁能说呢！？我们互相带着年轻时的浪漫走进婚姻，又以爱来互相滋润各自的心田。我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魅力。当我挥去历史的尘土揭开记忆的箱盖时，我愿同时掸去的是我所经历过的那个特定时代有过的不幸与无奈，只留下爱和温馨。然后将它留给今天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们。过去的事离你们这样遥远，你们现在不会再经历我们所曾经历过的困苦，但希望这样的回忆带给你们的不仅是往昔有过的叹息而是值得珍惜的今天的美好。过去有过的那种使当事人心痛的波折，在记忆中已成了一种“泰然”。我们还将幸福地在共和国一同生活下去，五年、十年……我们的肉体当然不会永生，但我们有过的忠贞和追求绝不会失去光彩。那种在特殊年代存在过的倔强的爱情会是永生的，永生在知道这件事的我们的亲友及后代心中……
（本文写于2002年春，刊于2002年第5期《当代》。曾获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及北京市优秀文学奖。）
补记：我与起凤同在北京工作近十年，又同到山东工作二十二年，1983年我们携两个女儿王凌、王亮调四川成都安家。王凌在出版界工作，有子张楠、媳骆晶。王亮与王卫平结婚，有子安帝、安文。我和起凤金婚时，四川省委老干局曾举办“九九重阳金婚”福寿宴纪念仪式。但起凤不幸于2011年7月2日病故，享年八十八岁。
今宵别梦寒
——哭忆马骏（张希文）
一
我哭也没有用，希文再也不会同我见面相聚了！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因为多流泪要损伤我的眼睛，我仅剩的一只老视的右眼必须要保护住，不能再失明。但是，我仍旧抑制不住我的悲伤，我是流着泪断断续续写这篇文字的。
二
认识希文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夏季。那时，我考取了在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后，新闻系举行迎新晚会，每个同学都须站起来自我介绍一番。我介绍自己时说：“我，王洪溥，三横王，洪秀全的洪，溥是三点水，台甫的‘甫’字下面加个‘寸’字。”边上有个人笑了，说：“不就是伪满皇帝溥仪的‘溥’字吗？”其实，我明知是溥仪的“溥”字，只是不愿那么说。这个心直口快笑我说得唆的人就是希文。那天，他就坐在我旁边。等到他自我介绍时，说：“我名叫张希文，微山人，这微山有时划归江苏，有时划归山东，如今是山东人。我没什么优点，是性情中人，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好得罪人，看不得丑恶现象……”那天，有些人自我介绍时都爱贴金，他却与众不同，但马上被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大高个儿的二年级高班同学打断了，这同学名叫孟庆远，也是山东人，起身代他更正说：“他乱谦虚，其实他很优秀，书看得多，有思想、有见解、有抱负、成绩好、待人忠诚，大家别误会了！”显然，老孟与他是好朋友、同乡。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已是名牌大学的名系，人说它“红”，一是指考生多，是热门，二是指左倾进步的学生多。我的感觉是老孟是在掩护、帮助希文。我是个比较宽容而不狭隘的人，希文在迎新会上虽然笑了我，我却对他毫无芥蒂。散会时，希文和老孟上来同我打招呼。希文伸出手来握，笑着说：“洪溥，你这名字不好记，可我今晚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猜你是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溥仪挂上钩，对吗？”我笑笑点头。老孟说：“这以后，咱们就都是好朋友了！”我也点头，觉得他们热情、直爽，挺可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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