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树影儿参差疏落。我送老魏到门外，并对他说：“不会吓着的！”说实在的，我倒真想见见陈大娘。我见过那么多的母亲，听到、读到过那么多的歌颂母亲的故事和诗篇，哪曾想到有这么特殊的一位疯母亲呢？要不是十分疲乏，真想立刻请老魏带我去看望陈大娘。但脚底疼痛，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酸懒，才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自己思忖：明天去看望老人家吧！……
秋虫奏鸣，四下里一片寂静，月光美极了，水银般泼洒在门外，将婆娑的枣树叶稀稀落落映照下来。小油灯的光线微弱，屋里弥漫着熏蚊子的草绳的怪味，嗡嗡的蚊群已被赶跑了。我揿熄烟蒂，又倒了一碗开水，正想喝点水然后再倒水抹抹身子，忽然看见月光下一位头发银白、中等身材的老大娘朝我屋门口走来了！一会儿，她就伫立在门口了。借着灯光和月光，我见她梳着髻，瘦瘦的，长得十分慈祥。她身板硬朗，穿一件干净的薄蓝布大襟褂子，下身是条黑布裤子。我正想请她进来坐，她已经开口了，神情和蔼，皱褶深深的眼角里隐约含有安详的笑意，用一种母亲对年轻人的亲切口吻说：“同志！……”
我忙张开双手搀扶她到屋里唯一的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坐下，叫了一声：“大娘！”忙给她斟水。
她含着慈祥的笑容看着我，笑得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接过我给她的水碗，双手捧着，眼神温暖地说：“你是从俺德明那里来的？你认识俺儿子德明吧？”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连连点点头：“对对，大娘！认识！认识！”
她笑了，无限欣慰。如果说，说谎会使人感到内疚的话，此时，我虽说了谎，却不但可以毫无愧色，而且心灵得到了安慰。
她果然又轻声问道：“俺儿子德明，他好？”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连连点头说：“好！好！”其实，肠牵情系，我的心里又酸又苦的，想多讲几句，终于哽咽着讲不出口。
大娘那细长的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神态，又无限欣慰地笑了，笑得我虽然心酸，却觉得谎说得应该。我宁可伤自己的心，不能伤一位白发慈母的心呀！
用棉絮做成的小油灯的灯芯，摇曳着橙色的火焰，映出一圈朦朦胧胧的光环。她又问了：“德明，他干得不孬？”声音里有对儿子的期望，也有自豪。
我连忙点头，温语软言地安慰她：“嗯，他干得可好了！今年可能又能立功！”我的声音像飘忽的游丝，心里却在恳求宽恕：“原谅我信口开河在骗您吧！好大娘！……”
她突然掉眼泪了，两滴清泪从眼眶里流出来。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着她的脸和晶莹的泪水，反射出纯净、圣洁的光辉。她撩起衣襟擦拭眼角，但慈祥的脸上依然停留着欣慰的笑。我心里仿佛掀起了巨涛狂澜，费了咬牙的力才忍住了泪。我动感情地说：“大娘，您老人家是位好母亲，你儿子是位好军人！天不早了，我送您回去歇着吧！”
她摇摇头，嗫嚅着说：“不，俺坐一坐。看看你，你是俺家德明的同志。”说着，她手捧水碗，安详地坐着，喝一口水，用满含真情的眼睛望着我，就像一个母亲疼爱地望着自己的孩子，显得那么满足，那么幸福……我浑身热血沸腾了，平时，听别人叫一声“同志”，很无所谓，今夜，大娘这一声“同志”，竟使我如此触动心弦，又像热焰炙心。
一会儿，我听到她长长吁了一口气，仿佛是牵挂着一缕已逝韶光，释放出郁结在心底深处的无穷思念和忧愁。那是一种奇异的感悟。大娘在想什么？想儿子德明小时候在身边牙牙学语时的难忘岁月？想那战火纷飞年代碾小米做军鞋送军粮的火红时光？想妻送夫母送子参军时亲自牵马戴花的激动心情？……啊！啊！我心潮翻腾，眼睛不知不觉湿润模糊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依然慈祥地对我笑笑，说：“同志，俺，回去了！”我刚要上前搀扶着送她，只听见外边“噔噔”响着一阵脚步声，原来是独臂老魏满头是汗甩着左衣袖出现在我的屋门口了！老魏用眼瞅瞅我，似乎知道没出什么事，放心地用那只未曾残废的右手扶着大娘，像一个孝顺的儿子搀扶老母那样，说：“大娘，俺扶您老人家回去！俺扶您老人家回去！不早了！”瞬间，从老魏对大娘的态度上，我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大队党支书了！我和老魏一边一个扶着大娘，踏着月光，循着幽静、蜿蜒的石板小道将她送回住处。远处的山峰，黑黢黢、蓝幽幽，像一幅泼墨山水。一路上，大娘没说话，但显得高兴，到了她的住所——那是一片薄薄的柳树林掩映着的一所山区青石垒成的房屋——我才知道她就住在老魏家的一间朝南的北屋里。这样，显然便于老魏一家照顾她的生活。几株桃树和石榴树斜斜地在月光下映出荫翳。进了她的屋子，老魏擦着火柴掌了灯。屋里洁净，门口的大水缸里满满盛着清水，该是老魏挑的吧？肯定是的！东墙上贴满了给军烈属的奖状和慰问信……老魏像个孝顺儿子似的，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攥着一把大芭蕉扇子，一下又一下给大娘赶帐子里的蚊子。我扶大娘躺下，轻轻放下了帐帘。然后，老魏吹灭了灯同我一起走到屋外。临别时，老魏听我讲了同大娘谈话的经过，放心地低声说了一句：“今夜，大娘能安心睡个好觉了！”
月光缠着山区常有的那种轻雾，周围犹如梦境，南旺庄像是沉睡一般的宁静，只偶尔听到远处有几声狗吠。那夜，我虽疲劳，却独个儿静静理着心事，失眠了！一个游子的心被搅乱了！月亮西沉了，星星疲倦地隐没了，我仍辗转反侧，听着秋虫吟唱，我老是想着陈大娘的事，也老是想着自己的母亲。战争年代，母亲为了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者，做过许多工作。为儿子当年那种狂热和冒失，写那种可以惹祸的文章，做那些可以惹祸的事情，她不知担过多少心，伤过多少神。多少年来，她仍在江南那个城市里住着，我同她离得千里迢迢，平时也总寄点钱去，写封信去，但我却从没有像这天夜里如此思念母亲！这样感到自己对母亲怀有如此深刻的歉疚！夜里起了风，院子里的青枝绿叶瑟瑟抖动，灰色的枝影在窗帘外扑来打去……我流泪了，也说不清是为陈大娘和陈德明流的，还是为母亲和我自己流的……
以后，我离开了南旺庄。离开的那天，下着初秋常有的那种霏霏牛毛细雨，远近的山峦一霎时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村庄上许多人家的瓦檐上飘浮着炊烟。我去看过陈大娘，但只按照老魏的叮嘱远远地悄悄地看看，并没有近前去向她告别。村头地边种满了翠蓬蓬的紫穗槐，像一层层绿云。我站在紫穗槐旁张望，见她正独自坐在家门前的一棵巨大的老榆树下。老榆树大伞似的挡住了纤纤雨丝，她带着一种守候的表情，不声不响地拿着长长的线在一针一针纳鞋底，间或抬头望望远山，把缝针在白发上磨磨。她又在做军鞋了！……当年那场战争早已结束，沂蒙老区的南旺庄除了她早已没有妇女再做军鞋……我静静看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哦，这南旺庄的日子，在她拉针引线之间，给人一种多么崇高而隽永的印象啊……
（本文于2012年12月15日改定，刊于2013年第2期《四川文学》）
注释：
[1]“所思在远道”取自《古诗十九首》第六首中的一句。
老黄被捕时讲的话
年岁大了，每逢佳节都特别怀念当年的老战友、老同志。十多年来，每到新年和春节，我都会收到天南地北的老友和同志们寄来的一大批贺卡。今年第一张收到的贺卡来自北京，地址是南纬路二号6-2-903室，寄件人是黄履冰老大哥。
他今年过春节应该是九十八岁高龄了！但一笔字仍像年轻时那样挺拔俊秀。他信封上写着我爱人凌起凤和我二人的名字，华丽的贺年卡上写的是：“恭祝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阖府平安、万事如意。黄履冰敬贺2011年12月20日”。其实，他该从北京的老朋友处知道起凤已于去年7月去世，但信封上却仍写着起凤的名字，我感觉他是有心这样做的。这是为了安慰我。他知道我同起凤之间的感情深厚。起凤当年在北京时，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他对起凤极好。后来，我们去山东工作，又来成都，老黄先调安徽后又调回北京离休。只是我们基本总保持着联系。因为他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共产党人！一位我一直作为老大哥对待的好同志、好朋友！
天下常有巧事，但像我同老黄之间结识的这种“巧”，是难得的，少有的。
我同老黄整整应当有七十年以上的“交情”了！在1938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上海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左邻是19号，右邻是23号。那时，上海沦陷成了“孤岛”，除英、法租界外都在日寇侵略军铁蹄之下。我只是一个由初三到高一过渡时期的中学生，有时自发地和里弄中同龄的好友秘密写些抗日传单到夜间偷偷出去散发；也结伴去慰问过被囚禁在胶州路的“八百壮士”孤军营。黄履冰比我大十岁，住在同安里23号，我们是紧贴隔壁的邻居。那时，他已在上海的联合广告公司做职员了，戴副眼镜，一头整齐的黑发，穿着西装，知识分子的派头。但常是带着笑容，对我这种年龄比他小的中学生也不摆架子。同安里23号是广告公司的宿舍，他每天上下班时总是皮鞋“托托”地走来走去。我们既是邻居，见面总是亲热地点点头。我叫他“老黄”或“黄先生”，他叫我“王浦”（我本名王洪溥，他总叫我“王浦”）。联合广告公司常有多印剩余的有商店广告的纸扇，还有彩色的电影广告画等，他会送我一些，我也很喜欢。当时，汉奸是极少数，中国人的抗日情绪高涨，我们见面说话，少不了总是谈谈时事，骂骂“东洋赤佬”。但我一点也想不到他是中共地下党的人。更巧的是紧贴着我家21号的同安里19号里一家药材行，有个年轻的职工韩西雅，比我大约只大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面带笑容。同我相识后，也处得很好。课余，有时我去看他进货或出货，用大秤称一大包一大包用芦席包着的甘草、黄连等药材，使我认识了不少中药材的名字与形状。有时我们也一同谈谈抗战，骂骂“萝卜头”（上海人当时把日寇叫作“萝卜头”、“东洋赤佬”）。当然，那时也根本想不到韩西雅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人。到1940年我搬离同安里了，同这两位比我年岁大的朋友就失去了来往。后来，我在1942年离开上海，从江苏经过皖、豫、陕等省入川到了“大后方”求学。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这时，我在重庆已与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的同志有了关系，我也有了记者生涯，开始用笔写作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月底，在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开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大会。地下党同志推荐我由上海复旦大学助教的岗位上来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以后，成立上海总工会后，我突然发现韩西雅竟是有好多万职工会员的上海店员工会负责人之一。[1]上海总工会以后成立劳动出版社时，分经理部和编审部，黄履冰任经理部经理，我是编审部主任。大家喜相逢，谈起昔日同安里时期的旧事，不禁感慨系之。原来韩西雅和黄履冰都是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的地下党员。可见我们党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势力，人数多么多，力量多么大，多么不简单。
我和老黄同事以后，合作共事很愉快，老黄为人党性强，正派，和蔼，认真负责，关心同志，业务也精。但到1952年，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老黄却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大考验。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是该反的，而且也有成果。“三反”一开始，就枪毙了河北、天津两个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惩治了其他一批贪污犯。但群众运动起来后，“左”风起来了！上边有句口号是“深山密林必有老虎”。这句话意思是说：“凡经手大量钱财经济物资的人中必有老虎”。“老虎”是指贪污分子。拿我们劳动出版社来说，经理部自然就是“深山密林”，老黄和经理部的出版科长郁瑞芳必是“老虎”，他俩当然是挨打的对象！
老黄和老郁二人先后不许回家被分关在二楼上的两间小房里让他们“交待”贪污的问题，组织了“打虎队”开会“帮助”他们交代问题。用了不少逼供的手段，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和大漫画作为“纸弹”打老虎。因为老黄是经理，却又“太顽固”不肯承认贪污，有一天把他爱人老童找来，逼她“帮助”老黄坦白交代。老童也是地下党同志，上海解放后是第一任劳动局长马纯古同志的秘书，她来后介绍了经济情况，由于夫妇俩都是供给制，家中生活拮据，黄履冰从来没有拿过贪污的钱回家，逼到后来，老童哭了，挨了大家一顿倾盆大雨的“帮助”后被轰走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