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光时，我谈起艾芜，他们不了解，这也正常，中缅作家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的交流、翻译尚待开拓与扩展，我很懊悔没能带些艾老的著作去赠送给缅甸的作家。
住在仰光美丽豪华的茵雅湖宾馆，清晨，我常与诗人冰夫在幽静澄澈的茵雅湖边散步。白天，我们乘车外出，常经过气势非凡高112米的大金塔。我不禁想起了艾老写的“水波浩渺的绿绮湖”。艾老说：“在湖的那边耸立着大金塔，在蓝色的大幕里，经常出现璀璨的金色的巨影。”我仅从艾老的提示中知道绿绮湖是离仰光闹市较远的地方。但仰光市区早已扩大，绿绮湖是否就是现在的茵雅湖呢？好客的主人替我们把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又总是集体行动，无法再找绿绮湖，我只有带着憾意思念着艾老。
一晚，在宾馆，我同中国驻缅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学文谈起艾芜。我告诉他：艾老逝世一周年了！我说：“艾芜是第一个同缅甸有着联系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在缅甸华侨办的《仰光日报》上发表过新诗和散文，在仰光的报馆工作过。他文艺观的树立，就是在仰光看了一部辱华而宣扬殖民主义的外国影片后激发起来的，所以决定把‘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南行记》初版《自序》，1993年）。要谈到中缅作家间的文化交流，是不能忘记艾老的。”
北大东语系毕业的韩学文在缅工作已经八年，缅语娴熟，业务熟悉，同缅甸各方关系很好。他读过《南行记》，告诉我：“《南行记》影视片拍摄时，想到缅甸拍摄外景，大使馆曾代联系，只是后来外景改在国内拍了。”他问我：“艾老出国访问到过哪些国家？”我说：“到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朝鲜、日本等国，但没有到过缅甸，如果他能重访缅甸，那多好啊！他一定感受很深的。”老韩说：“过去是应当请他来重访缅甸的，缅甸方面也一定是会热烈欢迎的。这件事没有办，真遗憾！”
是呀，天下很多这种令人遗憾的事！
12月4日，艾老逝世一周年那天，我们乘飞机由仰光到了曼德勒市，从飞机上鸟瞰，浩瀚的伊洛瓦底江在阳光下正在缓缓地流。艾老在他的散文《从八募到曼德勒》中曾形容过这条被缅甸称为“生命之河”的大江。看到这条江，不禁使我想起了艾老那首明朗乐观的题为《伊拉瓦底江边》的短诗：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弥漫，
破楼里虽是幽暗，
心灵中却闪有波光片片。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泛滥，
破楼里虽是黑暗，
心灵中却飞有白鸥点点。
伊洛瓦底（又译伊拉瓦底）江上依然有波光片片、白鸥点点，波光永远与阳光、江水同在，白鸥已不知是当年漂泊缅甸的艾老所见的那些白鸥的多少代后裔了吧？
去外地游览后，又回到仰光。有一天天黑后，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朝宗热情地亲自开车带我们夜游仰光。先瞻仰了大金塔的辉煌夜景，接着，车子驶到热闹的“唐人街”一带。林参赞原是华侨，福建人，自幼曾随养母在仰光居住，对仰光十分熟悉。到了广东街附近，街边商店全是华文招牌，许多华侨夜间都在露天茶馆里喝茶聊天，那情况与成都的茶园类似。应我的要求，老林把车由一百尺路向五十尺路开去，指给我看了五十尺路，可是正如他所说的：“年代久了！变化太大了！原来的样子早就变了！”面对五十尺路，我扳指计算，艾老六十六年前在此住过。六十六年，好悠长的岁月呀！艾老当年的脚印哪里去寻？我想觅找艾老遗踪的愿望怎么能不落空呢？
最后，林参赞将轿车开到仰光河边的大码头上，让我们看看这个很有名的船码头。艾老当年该就是在这里被英帝国主义押上轮船驱逐出境的。码头很大，白昼嚣闹，此刻是夜晚，它却异常寂静。伫立江边，看着江上船只的点点灯光，听着水声滔滔，在暗夜中流泻不停，像大河一样终身朝文艺的大海不断向前流去的艾老又永生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在水流声中，我仿佛听到他歌唱着、笑着，像河一样地流着……
（本文刊于1994年上海《文学报》）
想起我写节振国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听说北京话剧界的有些同志，以冀东一位矿工游击队长节振国的事迹为题材写了一部话剧，但未成功，没有上演。到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有一次又偶然听人说：“丁玲曾想过写冀东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告诉我的人并说：“节振国的性格很像苏联的夏伯阳（后译恰巴耶夫）。”这事我听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更没有想到以他的事迹为题材来进行创作。
1956年秋冬时节，当时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去唐山收集开滦工运史料。在开滦的唐山矿、赵各庄矿及林西矿活动期间，听到许多矿上的干部和职工说起节振国。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最怕节振国，把他叫作‘白脸狼’、‘寨主’，到处悬赏捉拿他。在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鬼子不敢相信，怀疑这是节振国故意布下的疑阵，曾出动大批兵力到处搜寻他的下落。”“节振国大义凛然，他有个结拜兄弟名叫夏连凤，与节振国情同手足。但夏连凤被捕叛变投敌后，来游说节振国投敌，节振国立即将夏连凤枪毙示众。”“榛子镇有个武装土匪汉奸头子李奎胡，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节振国用计杀了李奎胡，将李奎胡的人头高挂在榛子镇城楼上，日本鬼子看了都胆战心惊。”以后，我又接触了一些唐山市委、市工会的干部，他们也能讲一些节振国参加1938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和冀东十万工农大暴动的故事，更能讲一些节振国来无影去无踪抗日锄奸的故事。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吸引了我，使我对节振国这一位传奇英雄发生了浓烈的兴趣。
接着，我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中国工人》1940年第10期上，读到了慰冰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一文，并且听有同志谈起：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听到从冀东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吴德谈起节振国的英勇抗日的事迹，了解到冀东敌人“扫荡”的残酷情况后，曾说：对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游击队长，要好好保护他培养他，不要让他牺牲，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可是，实际上，毛泽东说这话时，节振国在冀东不幸已经作战牺牲了，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文艺界的人士介绍过节振国的抗日事迹，并且建议能将他的事迹写成文艺作品……
我追问原因：为什么写节振国事迹的文艺作品迟迟没有出现？有人说：一是因为需要进行艰苦深入的采访，花费的时间精力太多；二是这个人物不好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性格上像夏伯阳，也是作战时不该牺牲而牺牲了的，北京话剧界的同志写了节振国事迹的剧本就没通过，白白浪费了劳动。
我将信将疑，但却有了创作的意图。我在冀东开始采访并收集节振国事迹的材料，以后又在北京等地继续采访。终于，有了创作冲动，并对节振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节振国，1910年10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60年代初，刘堂村划归河北省故城县），他十岁那年，因家乡闹灾，随全家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十四岁就下井做了童工。开滦矿工有习武之风。节振国为了不受欺压，习武强身，武艺高强。他为人正直、深受工人拥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带领工人抵制日货，砸日本商行，成为工人领袖。
1938年春，英国资本家在赵各庄矿实行“井下记工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大罢工，节振国任工人纠察大队长，此时他已接受党的领导。在罢工中，表现十分英勇，曾率领纠察队在罢工委员会组织下打垮了唐家庄矿由资方组织的“护矿队”。由于工人生活困难，节振国领导纠察队保护了数千工人及家属分掉东煤场的存煤，用煤去换取粮食，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取得了大罢工的成功。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开滦煤矿英国资本家，而且粉碎了日寇插手工运想夺取矿权的阴谋。5月的一天清晨，日寇队长高野带了十几名宪兵和伪军到赵各庄逮捕节振国，节振国用菜刀砍倒高野和另一个宪兵翻墙逃脱，但节振国也身负枪伤避到丰润县南关好友张志发家养伤。伤愈后，正逢中共冀热边区特委发动人民举行武装抗日大暴动，节振国遂与一伙矿工兄弟在滦县韩家哨聚义竖起抗日旗帜，曾收缴了榛子镇伪警察的枪支。当时，他为寻找党，先去投奔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但未被重视，后来找到了我党直接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部，李司令员将节部编为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辖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为大队长。
7月18日，节振国奉命率队攻打了赵各庄伪警察所，扩大了兵源，开滦赵各庄矿、林西矿和唐家庄矿有三千多工人参加了抗日队伍，与日寇激战两次后，退入农村汇入暴动队伍的洪流。但秋天时，日寇调集兵力“扫荡”，冀东抗日大暴动受到严重挫折，工人特务大队也仅剩下二十余人，节振国威武不屈，在北部山区又找到了党领导的抗联部队，重新扩大队伍战斗在冀东。这期间，他用流水疾风的战术活动在矿区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有一次晚上进入赵各庄燕春楼戏院抓了几个汉奸特务，并且当场跳上戏台向观众发表了抗日演讲，然后才安全撤走。
冀东的抗战，环境十分艰苦，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游击战十分出色，为开辟抗日新局面作出了极大贡献，1939年秋，他在丰润县乡下入党，1939年9月，冀东抗联部队编入八路军。节振国被调到阜平晋察冀分局党校第三期学习。1940年5月结束了学习，组织上派他回冀东军分区工作。节振国所在的干部队同十二团陈群团长的部队在返回冀东途中，在盘山地区和冀东中部与敌人激战。节振国强烈要求与十二团一起作战，在滦县下尤各庄战斗中，由于勇敢杀敌过于冒失，被敌人枪弹击中牺牲，时年三十岁。噩耗传来，日寇不信，抗日军民则都十分悲痛。上下尤各庄的老乡们为他吃素三天，以祭奠他。抗日部队则继续打着“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旗帜用游击战袭击敌人。日寇和汉奸到处寻找节振国的坟墓，以证实他确实已经牺牲，但老乡们守口如瓶，一直秘密保护着节振国的坟墓。直到日寇败亡，烈士的遗骸才移灵唐山烈士陵园。
节振国的传奇式的经历十分悲壮动人，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觉得这位英雄应该写，为写节振国的传记，花费再多的时间精力也值得。至于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等等，说明我们那时创作中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多么严重，说明我们那时用“左”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进行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是多么严重。我暗下决心，要冒风险来写节振国，即使失败，我也不后悔。
恰好，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修竹分工领导《中国工人》杂志，他建议，在《中国工人》杂志上应当搞一个小说连载，规定题材要与工人有关，故事性要强，要有教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二十多个夜晚，一气写成了八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由画家江荧配了精美的插图，先在《中国工人》连载，接着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小说刊出，反响强烈：电台连播，名评书艺人袁阔成广为说讲（后来并出版了书），上海的评弹演员也加以采用；外文出版社在1961年将它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赵各庄业余话剧团将它改编为话剧；唐山京剧团并根据开滦矿史和《赤胆忠心》改编为京剧《节振国》，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本仅仅只能看作是记录素材的小说，会引起这样大的连锁反应，我明白，重要的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人，所以会使读者喜欢，书的成功就源于此，而写得不好或不足之处，则是我的努力不够、笔的笨拙和思想水平不高所造成。我对《赤胆忠心》这部中篇小说的单薄与稚嫩，一直感到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补救。当然这个愿望要实现，我明白：还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还有待于时日。
事实上，是到二十多年后才实现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