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包身工》。巧极了！找到的仍是广州离骚出版社1936年那个版本。重读一遍，依然感到新鲜和深刻。于是，着人将文章全文抄下来。我们《中国工人》社五个编委在编委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加一个编者按重新发表。有的编委提出：文中上海话不少，怕北方工人看不懂。也有编委说：全文太长。于是，我将《包身工》带到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念给工人听，果然也反映有些地方不懂，全文长了一些。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我们不能不从通俗化考虑。因此，虽觉得夏衍这篇名著不应作什么“处理”，但仍决定从刊物性质特点出发，将原文作一些改动和删削。
编委会后，由我执笔对《包身工》原文进行“处理”。“处理”的主要原则大致是：
（一）工人反映“不懂”的上海话适当改为普通话。例如“猪猡”改为“猪”，“拷皮衫裤”改为“拷绸衫裤”，“脚路”改为“门路”，“手面”改为“排场”，“弄堂”改成“巷子”，“揩地板”改为“擦地板”，“东洋”改为“日本”，“做了烂污生活”改成“活儿做得不好”，“迭个”改成“这个”，“坏来些”改成“坏得很”，等等。
（二）为节约篇幅，便于广大工人阅读，删去一些技术性强和虽有价值但偏重于说理的段落。例如这样一节：
“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言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
这段从原作来说，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国工人》当时的读者对象来说，他们反映“深奥”，就只好忍痛割爱。这样删去的段落及文句约计有二千五百字至三千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强。
（三）从通俗、简短考虑，适当作些删改。例如原文中这样一段：
“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经过删改，成为：
“一些在日本通例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
这种改动其实是使原作深刻广泛的内容受到一定损害的，改得不尽合适，但当时考虑到要便于工人阅读，就“明知故犯”了。
稿子改出来，我亲自和编辑拿到工厂读给工人听，认为可以，决定送请夏衍同志过目，征求夏衍的意见。那时，夏衍是文化部副部长。大约是1月下旬的一天，我拿了改动后的手稿到了文化部，上楼找到了夏衍的秘书徐帆，要求见夏衍部长。徐帆很热情，要我把稿子留下由他拿给夏衍部长看了再联系。正在谈话，忽然见瘦削的夏衍同志刚巧走过来了。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了。我说：“考虑到使工人容易接受，也为了使篇幅短一些，我们不得已做了删改，很想得到您的支持，现在将改稿送上，请您审阅指正。”夏衍态度亲切，当时点点头，平静地答应说：“好，我看看。”
离别后，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过了一天，打电话同徐帆联系，徐帆带着喜气说：“夏部长看过了！同意你们发表。原稿上有很小的改动，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当天很快收到了夏衍审阅过的《包身工》改稿。他在第一张稿纸头上，用粗粗笔触的蓝墨水钢笔字写了“同意”二字并签了“夏衍”的名及日期。尽管我删改得未必都恰当，他都没有计较，只在“请愿警”这个名词后，亲笔用括弧加了一个注解如下：“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词，在中国，一般叫作‘保镖’，旧社会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出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一共四十八个字。这使我很感动，以夏衍的声望、地位和文字水平，以《包身工》这样一篇有定评的名作，我在“处理”时，常常感到删改是个难题，既怕改坏，也怕夏衍不同意，甚至还会生气冒火。但夏衍不仅慨然同意，而且还亲加注解。这种革命作家的风格与态度，岂不令人起敬！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体会来说：有些比夏衍声望地位以及学识、文字水平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字字珠玑地不让人动一个字，那思想境界和胸襟的高低真是相去太远了。
《包身工》在《中国工人》1959年第五期上加了编者按以突出的方式加以编排重新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连《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刊也转载了。为了做到连续宣传，我们又请夏衍专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谈谈早年写《包身工》的情况，目的是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夏衍在百忙中慨然应诺，如约写了一篇约四千字的题为《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他早年写《包身工》的经过与有关情况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在今天的工人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这篇文章，后来由夏衍易名为《回忆与感想》，附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北京第一版的“文学小丛书”《包身工》一文后面。
《包身工》是使我们了解旧中国工人生活的一份好教材，又是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中学语文课本选用它是很有必要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以《中国工人》刊登的经过夏衍看过的文稿为依据，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又删去了描述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音响、尘埃和湿气的三小段和一个想逃脱老板控制遭到吊打的包身工的遭遇，一共大约八百字。我想，他们是从语文课本需要的角度“处理”的。所以，严格来说，《包身工》还有这第三种文本。三种文本不但字数不同，原稿近一万字，《中国工人》刊登的文稿不到七千字，语文课本上的教材六千字光景，而且内容也不全相同。
我的意见是，从文学角度，从研究作者作品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应当重视和推荐夏衍同志的原作。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2年8月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与其选《中国工人》上刊登的那篇删改稿，就不如选原作。因为原作究竟是有特色的。这不但有夏衍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且他写的是上海，用了不少上海的方言，很有时代特色和地方色彩，读来使人增加真实感。《包身工》是把艺术形象和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芦柴棒”们令人触目怵心的非人生活，确凿可靠的统计数字和实况调查，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流氓特务势力这一切邪恶力量紧密控制下的“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这在原作中是写得淋漓尽致的，在删改后就大大逊色了。只有读原作才可窥见全豹。
（本文刊于1984年第9期《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
陈荒煤的一封信
陈荒煤同志（1913-1996），湖北襄阳人，1913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32年在武汉参加反帝大同盟、武汉左翼剧联，并开始写作，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转至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到1937年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
1938年夏，他在武汉参与创作多幕剧《总动员》，秋天赴延安在鲁艺任教。1939年春，他率鲁艺文工团到华北抗日前线采访，写了《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会见记》等报告文学作品。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先后任四野文化部部长，中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1952年底调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兼艺委会主任、局长。1963年7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文革”中，他遭到长期迫害。“文革”后，恢复了工作和写作，先后任中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委会主任等职，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荒煤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文学、电影和艺术教育领域，有很高成就。
1980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荒煤短篇小说选》《荒煤散文选》，电影、文学评论集《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永恒的纪念》《冬去春来》《难忘的梦幻曲》；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中国新文艺大系》《当代中国电影》等丛书。
荒煤同志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在我感觉和印象中，他是思想敏锐、珍视人才、为人谦和、认真勤奋的一位领导同志。他送过我《荒煤选集》两卷本等书。1994年1月，他到成都，我曾与他有过畅叙。就在1月17日，四川省文联与作协宴请过他并为马识途同志祝贺八十寿辰，宴后，我又面聆过他对小说创作的见解。但最使我难忘的是1992年9月，我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在北京开研讨会，荒煤同志因事不能来参加，却连夜写了一封长信托冯牧同志带给我。当时他已七十九岁高龄，却读完了我那一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并写出意见，这种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故将他的这封长信全文发表，作为纪念[1]。
王火同志：
我今日上午正好要主持一个会议，不能来参加你的大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讨论会了，颇为遗憾。现托冯牧同志带去此信，既对《战争和人》获得的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也简单地谈点个人的读后印象，供你参考。
《战争和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三大卷，共一百六十余万字，对我这个即将八旬的老人来讲，拜读如此篇幅浩繁的巨作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这可能是第一部描绘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摇摆不定、钩心斗角的种种社会动态和行为，以及军、政、党各派系人员极其复杂的心态的作品。它把我们既不熟悉又有所见闻的所谓“大后方”的内幕，揭露得很深刻，很生动。可以说，这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各种人物的心态这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另一方面历史真相。
作者在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卷首的扉页中写道：“战争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往事构成的画卷，通过艺术的聚光镜，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提倡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往往只强调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却忽视题材的多样化，实际上没有题材的多样化，就不可能有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因为不同的题材和内容须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去表现、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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