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康同志本来是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部长，这时已调到市委工作，上海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是李家齐[2]同志了。我问纪康：“黎玉是谁？”并告诉他了经过。纪康告诉我：黎玉是市委的秘书长，并将黎玉过去的情况简单告诉了我一些，我这才知道遇到的是个“大人物”。
隔了一天，我正想是亲自去找黎玉抑或是打个电话向他询问一下结果，谁知劳动出版社总编辑吴从云[3]同志来找我了，告诉我：“市委已经来通知了，说陈毅同志不写，陈毅同志的意见是可以请舒同写，因为舒同的字好。”
黎玉同志办事这样认真负责而且迅速，使我起敬。他事情一定极忙，电话虽不是他本人打的但总是他叮嘱别人打的。这种办事马上有下文的作风多好。我接着奉命去找舒同同志。舒同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长，给我们写了“劳动出版社”五个字，是写了好几条由我们挑选的。我们做了一块大牌子挂在门口，以后所出的每本书上都有这五个“舒同体”的刚劲有力的字。
这以后，同黎玉同志没有接触，万万料不到在“三反”运动刚开始反官僚主义的时候，黎玉却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第一个被“反”了下来。当时，上海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黎玉被“反”下来的消息。我很诧异。我在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虽在以前只同黎玉匆匆见过一次面办过一件事，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无官僚主义。闲谈时听人说：“黎玉过去犯过错误，反他一下官僚主义不会冤枉他！”意思似乎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每到运动来时都还得整一整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三反”在1952年搞定，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一直工作到1961年夏。在这么多年里，我几乎从来没有再听到过黎玉的名字也没想起过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已经消失了。
但，1961年夏，我从北京到了山东临沂，这里也就是著名的老根据地沂蒙山区。我竟常常听到人谈起黎玉的名字。而且，他在山东沂蒙山区，几乎是个无人不知的名人。有人谈他的好处：他怎么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怎么在既无枪支又无给养更无作战经验的条件下建立了抗日的队伍，1941年日寇调集五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敌人的合围怎样在罗荣桓和黎玉领导下被粉碎的，黎玉是怎样出生入死多次遇险并在1942年冬负伤流血的……有人谈他的坏处则说：“黎玉那时在山东不挂毛主席的像！”“黎玉使山东人只知道有黎主席不知道有毛主席！”“黎玉在山东做战工会主席时，识字班课本上写道：‘山东人民好福气，出了个黎主席’……”“黎玉在山东闹土改时犯过大错误，到1948年土改复查时挨过批判。”其实听说课本上歌颂他的这些事他本人并不知道。
这些关于黎玉的话，我听了也就只是听了，并无法去臧否人物诊断是非，只是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想起黎玉同志那挺拔轩昂的身影和长长脸上那双浓眉下炯炯的眼睛。过了些年，向人打听情况，听说黎玉在北京工作。到60年代初，有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黎玉的名字，当时他是一机部的副部长，算是证明他确实是在北京。但隔不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国。我看到过说黎玉是“叛徒”的传单，能够想象到他受冲击的灾难深重，只是我自己当时在山东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已成了“刘少奇的代理人”，面对一百多个红卫兵战斗队，受尽折磨，自顾不暇，想起种种无中生有的迫害，想起全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对黎玉却不能不抱有某种同情；而且对他那种跌了跟斗又爬起来干的经历，在逆境下更感到有所得益。
总算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想不到在1977年12月，我在北京又第二次见到了黎玉同志。这次见面，离第一次在上海见面，已是整整二十七年了！这次，是我主动去找他的，因为我正在采访、收集德共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的材料，而黎玉同志是当年见过希伯、了解希伯的少数权威人士之一。我需要他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希伯的事告诉我，并想通过他介绍更多的采访线索。
我去一机部打听黎玉同志的情况和地址，才知道黎玉同志还没有“解放”。我问是什么问题，党委的一位同志说：“历史问题。”这时我对“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对无端将许多老干部硬划为“叛徒”等的做法也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思想上认为像黎玉这样为革命流过血的老同志，革命几十年，居然还拿什么“历史问题”来卡他，未免可笑。我要求知道黎玉的地址，一机部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他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老万居胡同15号，老万居胡同现在改名为农跃胡同，黎玉家的门牌号码可能改成了13号了！”我便满怀热情地去找黎玉的家。
这老万居胡同15号果然改成了农跃胡同13号。那是一幢青砖的西式楼房，原来可能是很好的住房，可是败落了！门首的小院子里花木败落，一派萧索气氛。我进了门，到了楼下一个客厅里，见到一个中年女人，我说了来意，她让我等一等。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只破沙发上，看看这间冷落破旧的客厅，可以想见主人的落魄，心头不觉有些沉重。
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了一个人，他一进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黎玉同志。但，他老了！确实老了！走路有了老态，脸色苍白，脸上全是皱纹。而且，从眉宇之间，可以看出他有一种遭过折磨和摧残的心态。但从举手投足之间，仍使人感到他有坚强、坚定的意志。我站起身来，叫了他一声：“黎玉同志！”此时，我觉得这称呼是最尊重他的了。也只有这种称呼，足以表达我对一位老同志的敬意。
他请我坐下，自己也在我近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椅旁桌上有茶杯和开水瓶，我说了来意并给他看了介绍信后，他对我说：“我有糖尿病多年了，嘴干舌燥，说话都不方便，要常喝水。”说着，自己倒了一杯水放在面前，并问我喝不喝水。我告诉他不喝，带着感情地说：“黎老，我带了一点沂蒙山的山楂来给您尝尝。您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我是在临沂工作的。我知道，您在那里战斗、工作过多年，可能您还会常常想念那地方！”
这话可能触动了他，他连连点头说：“啊，是很想啊！是很想啊！”他将我摊开在他面前桌上的一小包山楂拿了几个在手里把玩，说：“谢谢你还想着给我带沂蒙山区的土产。在沂蒙山区，很多事全记不起来了，但山区有许多这种山楂，我还记得。”
我忍不住问：“黎老，您可能不记得我了，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见过您的。”我将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事讲了。
他微微笑了：“是吗？不记得了！”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由生疏变得亲密了，感情能够交流了。我见他每说两三句话就要喝一口水润润嗓子，我就常常站起来给他倒水。他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希伯的事讲给我听。
我们谈着话，忽然，我听见楼上隔壁一间房里有人厉声大叫，声音很高，腔调很怪，声音里充满了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种灾难的发泄。起初，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好像听而不闻。但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听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就奇怪了，这是谁？为什么这样怪腔怪调地大叫？……
黎玉同志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了，停止了叙述，对我解释：“这是我的那个儿子！‘文革’中给吓疯了！”他说得平静，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话中的悲愤。
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见到韦君宜同志的儿子杨嘟嘟（他爸爸杨述同志曾任朱德同志秘书），好好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文革”中给吓傻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太深重了！
那天，谈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见他身体不好，糖尿病使他讲话困难，就决定告辞。他提供的材料和线索不少，我决定去采访他所提供的一些同志，如萧华（当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康矛召（当时在欧洲做外交官）等，并且约定以后再来看望他。
第二次见到黎玉，我的采访收获不小，但却也带来了惆怅。见到他苍老有病、儿子发疯、住所破旧的境况，我不禁想：他的“解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仍是忙于为收集希伯的资料奔波。7月25日，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又到火车站附近的老万居胡同15号看望黎玉。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黎老了！这次我是特地去看望他的。
住处依然如故，只是上回来正是严冬，现在却是盛夏。小院里多了些绿色，冬天的气氛在自然环境中消失了。我步入那间熟悉的客厅，见布置也无变化。只不过多了一台电视机，放在一张矮几上，罩着布罩。
黎玉来了。他大约午睡刚醒，脸上还有睡容，见到我，高兴地说：“啊，你来了！”
我站起来向他问好，又同他一起坐下。他依然是倒水喝，但也给我倒了一杯。接着，就告诉我：“这些年，我先是靠边，后来给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十一大’后，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党实事求是接受了我的申诉，我‘解放’两个月了。”
听说他已“解放”，我很高兴。我说：“早该‘解放’了！”
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他那发疯的儿子又在隔壁那间房里吼叫了！我沉默地听着，他也沉默地听着。后来，我送他一本写沂蒙山区土改题材的电影剧本《平鹰坟》。这剧本是临沂地区几位同志集体创作，由我主要执笔写成的。此时已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在全国上映过了。
他出乎我意料地说：“这件事（指平鹰坟这件事）发生在沂蒙山区十字路（现莒南县）大店镇，我知道。你们这电影我也看过了，很好。”
可能是这剧本的题材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忽然长叹一声，说：“过去我在山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不过，有些事我可以承担错误，却并不符合事实。”说着，他变了话题，详细问起临沂和沂蒙山区的近况来了，又问起临沂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名字，带着浓重的感情，像听故乡音讯似的饶有兴趣，说：“这些同志都不认识了！”又说，“山东原来一起的同志提到省一级的不多，地一级的恐怕还有。”更说，“离开山东许多年了，还常常想那里。抱犊崮我还有印象。”
我说：“您以后可以回去看看，大家会欢迎您的。”我告诉了他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时常会触景生情想起他的心态。
他没有答话，只是一口一口喝水。
后来，我们谈了很久，谈山东，谈沂蒙，谈希伯，他希望我早点把书写出来。直到后来，有客来了，我就向他告辞，他还亲自送到门口，亲热有力地握手。
以后，听说他重返工作岗位了，是农机部顾问、党组成员。并听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很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主持正义，也爱惜干部和人才。接着，我看报时，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的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欣慰。
起先，是由于忙；到1983年，我又由山东调到四川工作，一直没有再见到黎玉同志。后来，我读到过黎玉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一共两篇：一篇是回忆少奇同志的，题为《胜利的转折，历史的功绩》，是他与陈沂、高克亭同志合写的；一篇是回忆罗荣桓同志的，题为《和罗荣桓同志在一起》。听说，有人请他多写些回忆录，尤其希望他写关于自己在山东的经历的回忆录，但他不肯答应。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他还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1986年3月党中央给他彻底平反），他怎么能写？我也觉得十分可惜，因为他是那样一位优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他所经历的革命历程和知道的经验教训如果写出来将是多么珍贵！
我们党的历史上，蒙冤的革命者，革命的蒙冤者太多了！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它是需要英雄人物才能戴上这个桂冠的！历尽艰难，承受委屈，对党始终热爱，对革命事业仍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该可算是英雄了！有个哲人说过：“每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曲折。”我历来并不心服这句话，但从黎老和不少英雄人物的身上，却又仿佛看到了这句话的验证。我要衷心向那些历尽坎坷对党忠贞不贰的老同志学习！但我也愿革命的征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少一些人为的坎坷，多一些关切的同志爱！
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意来悼念黎老——一位始终坚持革命信念而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本文刊于1990年《人物》）
注释：
[1]纪康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联部负责人，“文革”前病逝。
[2]李家齐同志“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已离休。
[3]吴从云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初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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