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这种C-54美国运输机可以运输物资，面对面有两排帆布座位可以坐人。机舱里有几个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士兵。上机时，我看到一张英文的信笺似的机票上说明乘机的是中共代表团人员，我又发现潘梓年（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华岗、乔木等也与我们一同上机。我冒名顶替一个名叫吕文俊的人（至今也不知他是谁），美军点名我们上机坐下。我心中更明白陈展的身份了。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航行，天黑时抵达上海江湾机场。我带陈展回到上海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家中与母亲及妹妹们见面，并安排陈展住在家中。第二天我和陈展就同祝华在火车站见面，一同去了南京。
介绍熟人并寻找房屋等事都办得比较顺利。那时，我的恋爱对象凌起凤不久也回了南京，她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后来我替陈展在南京将户口报在凌家，在上海报在我家。陈展领到了身份证，从此就在沪宁一带活动。我在沪宁一带帮陈展、祝华办完了应办的事后，他不失约，果然又同祝华让我坐美军的飞机飞回了重庆。悄悄来去，前后二十天左右，神不知鬼不觉，仅我同寝室住的好友张镇中知道我回了一趟下江，但去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学校继续上课，到快放暑假时弄到了票，由重庆经西北公路通过陕、豫、苏等省回到上海。这时，我开始被重庆《时事新报》聘为上海、南京特派员，大量写作通讯、特写。回下江以后，就常同陈展、祝华在一起或见面。
多少年后，陈展写过一篇革命回忆录——《在沪宁筹办〈新华日报〉》，文中写到这件事说：
原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在《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载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4集）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国共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一月间，刘少文同志奉派到上海，我们曾托他在南京、上海找房子筹备‘办事处’。以后又派祝华、陈展两同志去南京，在二月和四月，周恩来同志两次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蒋梦麟，要求在南京拨给两幢房屋，在上海拨给一幢，筹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之后，就派龙飞虎、刘恕、石西民三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成员的公开身份去南京帮助筹备。”
这段话引起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年在南京上海一带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情况，都油然浮现眼前，宛如发生在不久以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长期战争苦难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和策略，以政治和军事相结合，与国民党展开了系列的谈判斗争。
此时，由于抗战复员，政治重心开始移往南京、上海一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祝华同志和我就在1946年2月间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钱部长的指示从重庆到上海、南京去执行任务，主要是买房子或租房子，为中共代表团和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东迁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做准备工作。
为使赴沪、宁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物色到了一个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学的青年学生王洪溥。我看过他写的文章，通过接触也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有正义感，对我党抱有同情和好感的大学生。他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为人热情诚恳，是能密切合作而不至于出问题的。他父亲做过大学校长，抗战初因抗日死于日寇汪伪之手。而且，他从小生长在南京、上海一带，在宁、沪有许多亲戚熟人，通过他便于进行工作，所以在得到组织上同意后，我就专程在重庆同王洪溥秘密见了面。
我们变得比较知心，他是学新闻的，我未向他谈自己的身份，我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我向他说：《新华日报》要在南京找房子，如果他将来毕业了，可以考虑介绍他到《新华日报》工作。我将饶国模女士同红岩中共代表团的关系如何融洽告诉了他，提出希望他陪我去上海、南京走一趟，帮助我代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的掮客，措辞等等都合乎这个身份。但事实上，他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虽然不详尽，夹有猜测，他也不问，互相处在一种了解和心照不宣的状态中。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昆明师生牺牲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余人。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斗争史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奉献了许多鲜血，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罪恶史上，又增添了一笔血债。当时，王洪溥在复旦大学曾签名并捐款声援昆明学运，遭到了复旦大学反动党团分子的恐吓与威胁，为此，他写了文章在《大公报》上进行抨击，用曲笔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我看了他的这篇文章，题为《孰令为之》。当时也与他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从此奠定了更进一步的友谊。
谈到要他陪我同返上海、南京进行工作的事，他有些犹豫，因秘密离校到这么远的下江去，怕被学校里发现了不好。但最后，他终于答应陪我到上海、南京办好事情以后立刻回校，于是，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启程了。
我们是1946年2月20日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我给王洪溥介绍了祝华同志。祝华同志当时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上海工作。祝华同志后来就是上海马思南路一〇七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管家。那时大家都叫他“管家馆长”。祝华对王洪溥印象很好，以后他们也成了来往的朋友。
我们同机去了上海的尚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飞机票是由美军马歇尔军调处执行部签发的，全部用的英文，但写明是“中共代表团人员”。王洪溥冒名顶替“吕文俊”（这是英文拼音），他会英文，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上飞机前，重庆稽查处的特务曾来检查随身携带的物件，上机时，美国军人按照名单点名检查机票上飞机。我本来未向王洪溥说明同行的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但他是学新闻的，认识潘梓年同志，在美军点名时等于向他作了介绍。好在他是一个沉静的青年，使人放心。华岗知道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不时同他谈谈。那时，正好传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消息。我听到他们谈郁达夫，也听到潘梓年同华岗谈到在适当的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纪念郁达夫的文章。潘梓年同志此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他到上海是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我们到上海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同志就从重庆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在信上指出“特派该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报”。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此时就由秘密转为公开。但在南京为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尚在秘密中进行斗争，首要就是找到房子。
我们乘飞机抵达上海时，正是夜晚，刚下过大雨。上海被大雨淋得湿漉漉的。从飞机的圆形小窗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跑马厅以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飞机停在江湾机场，从驱车送我们到市区的汽车司机口中知道美钞已涨到两千六百元一块，米价三万多元一石，猪肉一千二百元一斤。当时，上海人对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去的“劫收大员”十分反感，这批“劫收”者无恶不作。我们到上海时，正是英法商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和永安、先施等各大百货公司的职工在大罢工。上海人的民心向背，处处使人能感觉出来。
王洪溥的家住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他的母亲李荪老太太，这是一位爱国、坚强、有正义感的女性，从这次认识以后，他们家就成了我的庇护所，以后，我在上海的户口就报在他们家，户主就是李荪老太太。
我和祝华、王洪溥在次日坐沪宁铁路夜车去南京。清晨到达后，在下关一家小馆店里吃了早点。被日寇铁蹄蹂躏过的南京显得异常萧条冷落，投降了尚未遣返的日本兵有的被押解在清扫街道。祝华同志去同有关同志联系，我则由王洪溥陪同找他的熟人介绍房子。当时找到的有南京来复会堂牧师杨××等人。然后，王洪溥陪我到玄武门洞庭路看他们家的两幢房子。那是两幢三层楼的西式房子，有一个约二亩地的花园，花园当然早荒芜了！前幢房子在战争中损坏较重，后幢则依然可以居住，原先被日本一个蓖蔴子株式会社占据着，此时日本人已经撤走，这地方环境清静，房屋如将前幢修复，也颇宽敞。于是，同王洪溥商定，前幢房屋，由我们出钱修理，修复后住三年，三年后，再付租金。这是参照十八集团军红岩办事处的做法。后幢房屋也一样由我们租用。这一处地处南京玄武门洞庭路十号的两幢房子遂这样定了下来。我前两年看到王淮冰同志在《新闻业务》杂志上写的《南京〈新华日报〉是怎样出版的》一文，文中说：“在办理‘登记’（指《新华日报》的登记）的同时，准备出版的各项工作都在积极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报社的社址。在法西斯恐怖下人们是不敢把房子给共产党的，更何况报社的用房，既要有编辑部，又要有印刷部、营业部。而且还要有容得下全社职工住宿的宿舍，这就需要有一处较大的房子，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写得很实际的。当时，我是地下身份，公开以商人面目出现，同王洪溥在南京为房子奔忙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他必须及早赶回四川免得学校里出事，于是，同祝华在3月28日将他从上海送上美军的运输机，让他及时回重庆北碚校中。他这一趟秘密来去，在学校里基本无人知道。以后我告诫他：在学校里注意言行，不要太“红”，以免引起特务注意。他遂以中间面目出现，暗中却始终同我们保持密切关系。
在南京的活动比较顺利，我们为党在中山路现在260号百货商店的地方购下了一幢很宽敞的二层楼房，这里离鼓楼不远，去新街口闹市中心也方便，作为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社址比较合适。为了争取早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经周副主席和董老决定将它分配给《新华日报》。但按照国民党《六法全书》上那套产权转移的办法，为了合法使用这房子并且取得产权的证明，以免发生麻烦，必须花钱请一个律师办一个手续。当时，石西民同志与我秘密见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仍以商人公开身份出现，由我同《新华日报》负责人石西民同志请了南京当时鼎鼎有名的傅况麟大律师。在夫子庙“六华春”酒家摆了筵席，经傅况麟做中证，签订了买卖方的契约，我是卖方，石西民和《新华日报》是买方。实际是演的一出假戏，将共产党的财产转移到共产党的手里。为什么要请傅况麟呢？因为他是名律师，有点权威，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很多熟人，为这件事他敢于“担肩架”。当时，他收取的手续费是高的，但他得到了利，我们也达到了目的，在当时，面临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二、紧张刺激而又艰险的时日
解放战争时期，陈展、祝华等常秘密给我进步书刊阅读。我那几年写的作品以通讯特写为多，因为这种形式明快尖锐，现在回顾，那些作品大都是为民众鼓与呼，为反内战、反法西斯独裁、支持学运，用曲笔为革命效力的。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认识了范长江、梁隆泰等同志，颇受教益。新中国成立后，梁隆泰在北京曾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50年代中则因犯“错误”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过。我在上海采访时，到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去，可以见到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等同志。祝华有个阶段常常夜间会到成都南路99弄5号我住处来，叩我楼下厢房的玻璃窗，我就会开门让他进来与陈展及我见面。有个阶段，我写的作品常给他们看，大家谈时局、谈延安、谈思想，我总是很激动。我对陈展的了解加深了，知他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是周恩来安排他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工作的。我曾向陈展提出要求入党，但白色恐怖严重，他认为有些事党员做不合适，我就合适，说你在党外，以你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很好的作用，危险会少得多，做事胆会大得多，万一出了事，人家救你也方便容易得多。我体会到他的好意，也认为他说得对，思想上和写作上则早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一路的人了！那段时日是紧张、刺激、快乐而又艰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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