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杜月笙隆重地做寿了，虽然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不愿过于铺张”（他是上海《新闻报》的董事，报上常发表关于他的消息），但他的门生、故旧组成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早已从7月就开始发动送礼，并通知门徒前来拜寿，同时更请南北京剧名伶名角到上海来演出堂会。霸王请客、张飞敬酒，名伶们谁敢不来呀！但杜月笙很会来事，他做寿，是由于在大上海混世要讲究一个“面子”，在人家眼中，他现在走着下坡路，不大吃香了，正因为此，做寿风光风光，好让人看看他还有力量。他本拟做堂会，但立即又宣布：“目前苏北、四川、两广都有水灾，决定将堂会改为义演，公开卖票，所得全部捐给灾民。”这做法似乎还不错，因为义演的票价最高要五十万元（法币）一张，一张票可抵一石半米。杜月笙还说决定把人家送的寿仪加上义卖的赈灾戏票钱全部捐了救灾。但有人说寿仪虽有几十亿，但通货急剧贬值，物价飞涨。这笔钱放在银行里压一压，转一转，过若干时日捐出来，名义上是捐了，实际这一转一压因法币贬值灾民得到的好处不大，究竟如何是弄不清的。
我去参加杜月笙祝寿仪式进行采访的那天上午，叫了辆祥生出租车到丽都花园去。我没有请柬，不坐轿车是不行的，没想到车子到达泰兴路丽都花园门前远处时，已开不过去了。司机说：“开不过去了！你看！”说着，一个警察上来挥手叫我的车子快点走开。原来出租车不让过去，能开进去的都是私家的漂亮轿车，车子前方玻璃上都贴有一个“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红纸出入证。许多警察、宪兵都在维持秩序，指挥汽车进出。别克、雪佛兰、福特等各种颜色的车子数不清，前边人也挤得满满的，我只好付了车钱下车。
来贺寿的宾客真多！我用记者名片开路，一路朝前边人流中挤过去。天热，身上出汗，好不容易挤到丽都花园大门前了，左边正“噼噼啪啪”放鞭炮，外加“天地响”在天上和地上轰响，军乐队也在奏热热闹闹的喜庆迎宾曲。听来采访的《申报》记者陈君说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代表老蒋来祝寿了，又看到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也来了。还听说昨晚在爱文义路佳庐替杜月笙暖寿，办了几十桌酒席，盛况空前，一大批“党国要人”郑介民、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潘公展等，都到了！于右任、孙科、居正、宋子文、孔祥熙等一百人联名写了一篇祝寿文也送到了……当政的要人同上海青帮大佬的结合令人吃惊。
看见人们都走进大门里去，我也随人流一同进了大门，也没人查看我的请柬或名片，但进门两侧放着两列长桌，都上置笔墨砚台，有好多本大旋风装的签名簿，有的写明是“贵宾签名桌”，有的是“记者签名桌”，有的是“贺客签名桌”。挂红绸条的男女招待客气地请来宾签名，主要是接待贵宾签名十分恭敬。他们看人签名后，分三六九等，有的陪同入内，有的请到后边去。我写了报社名字又大笔一挥写了自己的名字，发给我一份礼品是一盒红色烫金写着“寿”字的香烟及一份彩印的吴敬恒（即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祝寿文，外加一个别针别着佩戴的来宾绿绸条让佩在胸左，请我自由活动。
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人用那种“独眼龙”摄影机在拍摄新闻纪录片。寿堂里人声嘈杂，中央上方寿坛前挂着一幅大泥金绫边横屏，上写“恭祝杜老先生月笙六十大寿”字样。稍下悬挂着一个丈把高的大金“寿”字，正中有个通红的绸缎寿幛，特大，上边是蒋中正署名写的四个大字“嘉乐宜年”，每个字都有尺把长，听说是制成金字用专机送到上海的！蒋这个人，有一套政治手腕，过去早听说他对杜月笙有两副脸，当人面因为避嫌表现得有距离，私下同杜月笙见面却十分亲热。抗战胜利后，他对杜月笙冷淡了，现在怕杜月笙起外心，又笼络了。那天听一个在采访的记者说：“老蒋这次特派蒋纬国夫妇到上海去杜公馆拜寿，还行子侄礼呢！”
寿坛上的香烛烧得寿堂里烟雾腾腾，铜炉里烧的檀香木散发着悠悠香气。许多寿桃、寿面一盘盘地供着，江湖气息与佛教气氛夹杂。这寿堂本是舞厅，地上滑溜溜的，四面琳琅满目挂的全是大红粉红的寿幛。杜月笙在家里“避寿”，他的几个儿子都穿着长衫，虽有冷气，天这么热仍加着马褂，在寿坛旁含笑迎接拜寿的宾客，欢声笑语此起彼落。
我采访喜欢单枪匹马独自进行，自由利索，节约时间并且方便，又可得到独家报道，不受牵制。杜月笙这次做寿，来的人确实多，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汤恩伯、杨虎等都来了，有的同杜月笙那些儿子们拱拱手或握手寒暄几句就走了，有的则被请进内堂去了，在部分未被请进内堂的人（包括记者）都纷纷从两侧门里进入后边花园里去了。原来请入内堂的人是摆酒席款待，进入后花园的人则在遮阳伞篷下的许多圆桌旁吃寿面。寿面是素的，空气里洋溢着麻油香。我当然不会去吃这种寿面，转了一圈就决定离开。
我事先查阅过资料：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浦东建了杜氏家祠，举行庆祝盛典，那时气势之大报纸大肆报道过，到的头面人物一万多人，放礼炮二十一响，每次开饭，都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显然，如今杜月笙的威势已走下坡路了！事后，听到人议论，说蒋介石送杜月笙祝寿的四个字是“嘉乐宜年”，实际是劝嘱他乖乖地享享乐度过晚年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要他别再有什么新的非分之想！
杜月笙在上海解放之前一个多月——1949年4月离开上海去到香港，1951年8月在香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离他做六十岁生日仅仅不过四年。他后来葬在台湾台北市郊。
我在杜月笙做六十寿诞的这天，有机会在上海看到一些场景，也有我独特的感受，但我决定不写什么稿件，只把这种经历当作一种资料储存在记忆中。后来，曹亨闻先生问我写了没有，我说没有写，他问：“为什么不写一写？”我只简单地回答：“上海不少报纸报道捧了场，我不想凑热闹了！”
（本文刊于2014年第3期上海《世纪》杂志）
辛亥元老凌铁庵传奇
一、同盟会秘密会员
凌铁庵先生，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原名凌昭，祖籍安徽省定远县，是著名爱国人士。
先生自幼好学并习武。因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仇恨帝国主义侵略，少时曾读武备学堂立志救国，后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1906年，同好友袁家声、张江滔等一道加入同盟会，成为安徽省早期同盟会秘密会员之一。此后先生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1907年，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对安徽革命指示，回国后与同盟会会员的两个哥哥，凌毅（蕉庵）、凌季庵一道，将祖先榜眼府大部分田产变卖资助革命作为经费。
1911年武昌首义，凌毅为光复南京战斗，凌季庵时为广州起义军总司令赵声之军事秘书，挂印在阵。凌铁庵则在安徽作军事策应。1912年，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任安徽省都督，将全省民军编为五个师，凌铁庵受命任第五师师长。二次革命时，凌铁庵任讨袁军皖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五师师长。安徽著名革命党人范鸿仙从沪返皖策划反袁世凯称帝，凌铁庵同凌毅一道参加了著名的正阳关军事会议，讨论决定组织反袁军事力量。1914年初，凌铁庵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策划了白朗军起义配合讨袁斗争。
二、白朗以军师相待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人，幼时曾进过私塾，从小在家务农，1908年夏与地主王岐发生冲突，被捕入狱一年余。辛亥武昌起义时，白朗在宝丰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斗争。1912年率领豫西一带农民武装起义，1913年春攻克禹县，提出“打富济贫”口号。队伍扩大，先后攻克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等地。又回师北返占有河南唐县、方城等地。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复辟时，黄兴派人去联系白朗未成，凌铁庵奉孙中山密令化名赴白朗处联系，运去枪支弹药，赠送一本地图（凌氏教白朗看地图，使他知道地理历史常识，使他知道如何进退），并代孙中山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白朗对他的指导十分敬佩，以军师相待。白朗被袁世凯及同伙诬称为“白狼”，他在反袁世凯的战争中立场坚定。但1914年1月，凌铁庵奉中山先生命赴沪。他走后，白朗率部下横越京广铁路，取商城、光山等地又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率二十万军队围攻，白朗突围西上，决定西去陕甘，然后入川。此时起义军已达到万人，号称“公民讨贼军”，谴责袁世凯“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但袁军强大，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无根据地，损耗无法补偿。8月中旬，白朗率部回宝丰，途经虎狼爬岭时被围，突围时中弹牺牲，年仅四十一岁。噩耗传来，凌铁庵为之痛哭。
讨伐袁世凯失败，革命党人大批流亡上海。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凌铁庵也东渡日本，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孙先生命其返沪任中华革命党驻沪主盟代理人。后又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凌铁庵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筹备委员。
1921年，他与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咨议之老党人管鹏等在安庆创办了《民治报》。从1921年到1923年，在《民治报》开辟专栏转载进步文章并揭露军阀祸皖罪行，宣传国共合作，竭力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三、揭发军阀卖国行为
北伐前，1925年，凌氏奉孙中山先生密令，去北京政府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并兼东北铁路会办，因军阀段祺瑞与张作霖妄图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秘密签订出卖东北吉敦、四洮、吉会、打通四条铁路的密约，凌铁庵奋不顾身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密约内容，引起全国之响应反对，阻止了正式签约。东北边防督办张作霖下通缉令，凌氏颠沛流离，遭迫害及暗算，双目受伤（后失明）。
1926年，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成立，凌铁庵任监执委，同年冬，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中将参议。
1927年3月，蒋介石到安庆策划“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凌氏与时任上海警备司令之皖人杨虎等被蒋召见，但他对蒋之行径十分反感，愤然离开安庆。此后他双目失明，十年间歇隐南京等地，热心盲哑学校及残疾人事业，口授著述二十余万字之《盲人之路》一书，主张“替盲人打一条出路”，为残疾人谋福祉。
抗战军兴，凌铁庵力主抗日，勉励幼弟、黄埔八期步科生凌淦上前线抗日杀敌。凌淦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于南京中华门前沿阵地。凌铁庵偕妻子儿女经武汉入川，任军委会中将参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后迁居江津期间，热心公益，为人称道，他创建难民工厂，筹组“义民公墓”及冬季救济，并支持冯玉祥发起献金运动，深受下江难民拥护及当地人士之钦敬。
四、将陈独秀棺木运归家乡
凌铁庵与陈独秀既是同乡，也是熟友，当抗战时期陈独秀流居江津时期，双方曾有往来。1942年3月21日，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上）一文，散布悲观情绪，认为当时力量对比德日占优势，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陈独秀这理论发表在战火正烈之时，散布悲观论调不利于抗战，故遭到凌铁庵驳斥，这驳斥得到国共两党和各方人士的同意。《大公报》也不发表陈独秀这篇文章的下半截了！事后，陈独秀也认识到自己那篇文章不对，曾对江津的好友邓宗纯先生说：“我不该写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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