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乍回魂欲断”的周佛海

    大汉奸周佛海纵横捭阖，擅长权术，又是一个私欲极重、工于心计的人。1921年7月，他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私欲不能满足时，便叛党而去，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客、蒋的亲信，曾任蒋氏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到了抗战中，跟随汪精卫成为汉奸卖国贼中主要人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秘书长、政委会委员、伪军委会副委员长、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掌人事、财务、特务、军事实权，是汪伪政权的股肱，风云一时，作恶多端。他任伪职时，贪恋酒色，生活糜烂，是人所共知。因此，抗战胜利，国人都认为周佛海不杀不可平民愤。但没想到出了怪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伪政权解散，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竟任命周逆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命他统率伪军警及伪保安队“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当时上海报上周佛海就以“总司令”名义发表了赫赫“布告”。

    天下事，颠倒黑白，莫此为甚了！沦陷区百姓在敌伪魔爪下水深火热熬到胜利，对周佛海这种帮助敌人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卖国贼人人恨不能咬他一口肉。如今见他忽然摇身一变仍骑在大家头上，如何忍得下这口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舆论大哗。终于，蒋介石集团迫于压力在汉奸的利用价值逐步消失时，先让周佛海辞职，军统头子戴笠又将他及丁默等汉奸用飞机送到重庆藏起来。最后，戴笠飞机出事死亡，在一些大学教授、知名人士点名要求下，又终于在1946年9月将周逆等押送南京，关押在国民党首都高院四牌楼老虎桥监狱起诉、公审，并于11月7日判处周逆死刑。此时抗战胜利已一年零两个多月，拖延得也够长了！

    1946年秋天，我在南京。10月初，报上发表了即将开庭公审周佛海的消息。我以为届时凭记者名片及证件就可以进入。那天上午八时公审周逆，我就早早去了。晨风习习，颇有秋天的凉意，朝天宫前人头攒动。我要进去，谁知公审前准许旁听的入场证已通过各报社、机关发下去了。重庆《时事新报》在南京没有报社办事处，因此我未拿到旁听证。用名片和证件交涉无效，大厅外和大门口外都装有扩音喇叭。关心审周逆的市民群众拥在外边，人山人海。既进不去，我只好在外边听一听。巧的是大约八点，黑色囚车来了，法警将戴黑框眼镜的周逆佛海押下来走进大厅去。他高高的个儿，穿件灰布袍，脸色苍白有病容，这年他四十九岁，头发蓬松，看到人这么多，有点胆怯，低头走路步子倒还利索。他进去后，不多久，法庭审讯，但从扩音器里听不清楚，我扫兴地离开了。

    事后看报，知道周逆在公审时，逐条对起诉书辩驳，说给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不公道（其实，百姓当时认为用“图谋反抗”分量太轻，他不是“图谋”，是“积极卖国”）。他无耻地说：“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是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判和平以挽救危亡。”参加南京政府的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云云。

    事隔大约一月，周逆被判死刑，但他不服，请了名律师章士钊等辩护。他老婆杨淑慧还花了大量金条上下打点，企求饶命。最后，1947年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说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云云，对他特赦。

    周佛海是个玲珑的投机分子，早在他感到日寇将败、民怨沸腾时，就在1942年秋同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取得秘密联系，脚踩两条船，为自己留后路，这是事实，但这能赎回抵消他做卖国贼的偌大罪行吗？显然不能。他是从头至尾策划、统治伪政权勾结日寇为非作歹的实力派大汉奸头子。沦陷区人民说：“汪精卫在周佛海手中，周佛海在日本人手中。”其实，汪、周都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周佛海实权之大，罪孽之多，在这话中可以想见。因此，周佛海当时受到特赦不枪毙，民众非常不满。

    周佛海独居一室被囚于老虎桥监狱时，1947年春天，估计是“特赦”后，作七绝一首，题为《春夜》：

    那堪忧枕听鹃声，寂寞春宵怨恨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好一个“好梦乍回魂欲断”！他居然还说什么“怨恨深”哩！其实这句话是该由含着血泪的沦陷区百姓来指着他鼻子说的！

    周逆佛海1948年初因心脏病，死在老虎桥监狱，尸体由杨淑慧收殓，草草埋在南京郊外永安公墓。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三）

    “抗告”未遂的梅思平

    近年出版的写汪伪汉奸的书上，每每忽略了一个不可小看、不可忽视的大汉奸——梅思平，这是一种疏误。汉奸阵营中，有人认为在整个汪伪政权中，除陈公博、周佛海为汪逆股肱外，论地位之重要，梅思平实应列为第三位。我认为第三位也许排不上，但此人的重要性确非寻常。梅思平在汪伪集团开创基业时，是最先参加的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极受日本重视并与日本谈判的主要角色，是参与绝对机密而且运筹帷幄者。以后，他也一直是“不倒翁”。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战前历任国民党政府江苏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属“CC系”。曾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校教授。此人个儿不高，小头小脑，眉眼尚清癯，但头发稀疏，头上长了个肉瘤。出名的是能说会写，极有活动能量。抗战爆发，梅思平时为国民党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以中宣部专员名义到香港观望。在港给反共的“蔚蓝书店”主编“国际丛书”，收入甚丰。恰好遇到同乡高宗武在港。高宗武是汪精卫通敌的第一个牵线人，汪精卫过去兼任外交部长时，高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正与日方秘密沟通进行和谈，知道梅思平有能耐，约梅一起与日方接触，二人遂成要角，与日本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松本重治等密洽。在这中间，他们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和日方在上海重光堂订下密约，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反共的新政权，来进行中日媾和，步骤是：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项对中国招降的重要声明，汪精卫等设法脱离重庆蒋介石，到国外某地发电响应，对日停战投降，商谈“和平”。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带与日方协议的密约秘密到渝，通过周佛海等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汉奸。汪逆为梅思平在重庆上清寺官邸中设宴，并下定了出走投日的决心。可见梅思平在汪逆降日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汪伪到上海，筹组伪政权前先成立汪记国民党，梅思平分管组织，势热炙人。汪逆每周在上海寓所召集亲信开会必有梅思平，梅思平任汪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中政会专门委员。那时汪伪的重要声明都由周佛海、梅思平起草。与日寇早已扶持成立的伪南北政权“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谈判改组伪政权时，汪逆也是总带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等出席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们皆认为伪财政、实业两部最“肥”，伪财政部归了周佛海，伪实业部内定梅思平，只不过，狗多骨头少，汪逆等只好将伪实业部分为工商部与农矿部，梅思平出任伪工商部长。“还都”时发生一件事：日伪商定汪伪“国旗”上要有个三角形黄布条，条上写“和平反共救中国”七字，但强迫百姓在南京挂旗时，不少百姓将黄布条扯去了。日本军方大怒抗议，梅思平代表伪府向日军司令部去道歉，可见他在日伪中的地位。

    梅思平本与周佛海亦步亦趋，后来野心大了，想独树一帜，屡屡与周矛盾。周佛海提拔了一批实力派作宗派，加上特工头子李士群也与梅思平不睦，梅思平生活腐化、名声很臭，于是又同周佛海修补感情，十分接近。周逆佛海留下的日记中，自1940年至日寇投降五六年中，记载与梅思平交往、谈话及商量问题、开会的地方有五百次左右，可见梅有多么重要。

    梅逆在汪伪政府中任工商部长肥缺达五年之久，其间又一度兼任伪浙江省省长，直到日本投降前一年，才调任伪内政部长，他的兼职如伪清乡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更多。他一直参与伪政权政策制订与人事更迭的机密。

    日寇败降，梅逆于1945年10月间在南京被捕，押入宁海路看守所。1946年5月初在刑庭公审。这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汉奸，可能就是由于他在汪伪政权中地位特殊的缘故，同年5月9日，就被宣判死刑。

    1946年9月间，梅逆思平被枪毙。大约在9月间，我曾在采访中，见到了梅思平生前写的一份“抗告”。写于何时记不清了，估计应是在他被判死刑之时。

    何谓“抗告”？这是梅逆对判决不服的“抗议”。如此大汉奸，还有如此恶抗告，实在令我大开眼界。

    他自知罪行严重，必死无疑，却仍死硬地写了“抗告”递给法院。这充分说明他卖了国也无悔意。在“抗告”中，他肆意挑拨国共关系，挖空心思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解，大意是说汉奸们无罪有功，因为“与日本谈和谋求全面和平”，是为了“免得百姓再受战争祸害”，“对重庆政府并非敌对行为”。他更别有用心地说：伪南京政权的国土是从日本人处夺回来的，延安方面的土地则是从重庆政府处占去的（其实当时的敌后解放区才真正都是用血肉从日寇铁蹄下保卫和解放来的，梅逆反动，一派胡言。——作者），而现在，延安方面的人士飞来飞去成为上宾，而我们却成为阶下之囚，太不公平云云……

    他反共既是本性，更是迎合国民党蒋介石之流的反共的心理。不过，当时人民要求严惩汉奸，也反对内战，这份“抗告”，只博得看到的人一笑，并未公布。我则在看到这份“抗告”后，在上海《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揭露汉奸无耻的“回马枪”》发表。只是前几年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寻找当时的《大公报》，由于报纸不全，未曾找到为憾。

    梅思平被枪毙后，其弟梅祖芳是个律师，到南京收尸。当时，为了修补梅思平右鼻梢的那个枪洞，用了五十万元“法币”。盖棺时，其弟居然在棺木上盖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并作挽联凭吊，有“绝代聪明，掩棺尚待百年评”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莫此为甚。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四）

    “忠”字监囚禁梁鸿志

    1946年秋天，我在上海采访肃奸案件时，注意到梁鸿志的情况，因为他是个老牌汉奸，是原汉奸“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又是汪伪政权的“监察院长”、“立法院长”，在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汉奸中，数他“地位”最高。

    因此，我采访了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杜保祺。据说杜保祺亲自管梁逆的案子。杜保祺高个儿，灰黑皮肤，脸很凶，不苟言笑，穿件灰长衫，给人“灰溜溜”的感觉。

    我说：“梁逆算不算重要的王牌汉奸？”

    他答：“那是个老贼！已判死刑，但他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了，申请复判。”

    我说：“听说孔祥熙给他写了亲笔信，帮他辩解，有这事吗？”

    他冷冷地看我，不回答，两只眼很凶，至今我仍记得，听说他也不乏受贿卖案的事，但看得出他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国民政府审汉奸是没有什么透明度的，因为见不得人的事太多，所以如此。但孔祥熙给梁鸿志亲笔写信作证，说梁鸿志抗战期间曾通过地下工作者向重庆提供了情报的事，后来人所共知；梁鸿志在狱中时曾写过信给孔祥熙表示感激，也是人所共知的。由于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中，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或因包庇，或因受贿，或因私交，都可以出具“证明”，变戏法似的将汉奸说成是“地下工作者”，已成人们见怪不怪的话题和“手法”。见杜保祺不答，我也不问了。

    我又问：“梁逆被捕后，最初关在上海福履理路‘楚园’，特别优待，独住单间，有年轻的小老婆陪伴，带着厨子办鸡鸭鱼肉吃，吟诗下棋，还学佛说法，外边反响强烈，你怎么看？”

    他答：“那时尚未开庭侦讯并公诉，后来移到提篮桥监狱，就不一样了！他住的牢房也是三个人在一起。”

    我说：“听说在提篮桥，小汉奸要剃光头穿囚衣，梁鸿志仍是优待的，他在牢里还作诗呢？”

    他答：“死刑判决如果上边核准，他的上诉被驳回的话，剃头穿衣的问题也就无所谓了！”

    年月久远，以上的话只是今天大致作出的回忆。后来，我向杜保祺要求，到提篮桥监狱里看一看梁鸿志是什么模样。同大汉奸交谈采访是被禁止的，但仅仅去看一看，杜保祺答应了，说：“我写个条子，你到高院办个手续吧！”

    那是个落着秋雨的下午，我拿了杜保祺的条子，在高院办了手续，实际就是一封介绍信，但注明是仅仅在“忠”字监看一看汉奸犯梁鸿志狱中情况，不许与犯人交谈，时间限五分钟。

    提篮桥监狱很大，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区分监区。梁鸿志等一批汉奸关在“忠”字监里。汉奸卖国贼关“忠”字监，是明显的讽刺，很叫人觉得有趣，也不知这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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