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记得1947年初采访她时的情景。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采访过她，又在南京玄武区鱼市街卫巷她家中采访她。她的先生姓陆，约莫三十多岁，是一位朴实诚挚的中年人。那时，我初出茅庐，但采访是勤奋认真的。我多次同他们长谈南京大屠杀，又去实地勘查验证。李秀英大姐和她先生不厌其烦，支持协助。南京沦陷，日寇大肆奸污中国妇女，受害者有的侥幸活着，也羞于出头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为抵御鬼子兵，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她是以一位抗日女战士的身份屹立着的，她虽被敌人毁了容，但抗战胜利了，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那年年初，天气还极寒冷，她讲着1937年12月她本人独有的血腥恐怖经历时，我听了，觉得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时，我的心战栗，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12月13日下午，李秀英的丈夫因正当壮年全家让他到江北乡下逃难。当时十九岁的李秀英婚后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随父在城里未走，躲在国际难民区内一个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9点，来了六个鬼子兵，他们抓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来准备奸污，又要来抓李秀英，李秀英想：我宁死也不能受侮辱，她咬着牙一头撞向墙壁，顿时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鬼子只得丢下她走了。
我当时问过她：“你那时已经不怕死了是吗？”
她噙着泪点头，伤痕满面的脸上充满正气：“不怕！怎么样我也不能被鬼子侮辱！我恨死鬼子了！我宁可死！……”她的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天苏醒过来，李秀英经历了这场生死抉择后，想法变了，感到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与其自杀，不如同鬼子拼一拼。她自幼跟父亲学过点武术。她用布包扎了头上的伤口。中午时分，突然又来了三个鬼子兵，赶走了躲在地下室里的男性，一个鬼子上来要强暴李秀英，她一把就夺住这鬼子兵的军刀柄，同鬼子揪打起来，她咬鬼子的手，卡鬼子的脖子，扭成一团，同鬼子兵在地上翻滚，其他两个鬼子兵跑过来帮忙，用刺刀乱戳她，她脸上、腿上、背上都刺伤了，最后，见她顽强，一个鬼子一刺刀狠狠戳在她肚子上，她终于松开双手血淋淋地昏死了过去。
记得我当时问过她：“还有知觉吗？”
她摇头：“的确死了，三十七刀哪！鬼子走后，父亲他们回来了，他好伤心，同邻居一起打算刨个坑埋了我的尸体，谁知冷风一吹，我竟醒了，哼了一声，我父亲说，啊！秀英还活着！……于是，将我就近抬到难民区国际人士办的医院里治。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也流产了，经过七个月医治，才算活下来……”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采访李秀英时她的模样：语气坚强，神情严肃。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见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脸面都割损了。当时天气冷，她总是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着头遮着脸，但我却不忍心凝视她或多去看她的伤痕，我觉得那会是对她的一种不敬。当然，她的伤痕昭示的是鬼子兵欠的血债和深仇！只要看过她一眼，印象就消失不了。
以后，过了不少年，我见到了登在报纸上的她的照片，她脸上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消磨逐渐平复了，尽管这样，伤痕总是伤痕，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我发现：几十年来，凡是我见到她在报刊、电视上的形象时，从未见过她的笑容，这足以说明，同残暴的敌人作生死搏斗侥幸活下来的她受的摧残和心灵的创伤是多么深重，当然，她在照片上的面容那种坚定、严肃总使我记起1947年2月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防部军事法庭上她出来做证的情景。当时审判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屠夫”——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谷寿夫是个光头结实个儿矮小但凶悍的日本武士道军人，后来判死刑了！李秀英和其他一些证人的做证指控使他畏缩得低头无语。
多少年来，李秀英年岁越来越大，但她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每当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遇难周年祭的时候，她都会和许多幸存者一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凭吊并参加活动，红领巾都亲切地叫她李奶奶，听她讲难忘的往事。自从采访过她后，我就从未忘记过她。现在祖国强大起来了！我如果能看到她的笑容该多好！我真想见见她。可是我长年累月地忙碌，竟总是无缘去到南京。1991年，我到了南京，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见到小平同志题写的“居安思危”四个字，感到这四个字真是含意深远，我心灵震动。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孙芷丽同志告诉我：李秀英还记得我，也想念我。我本想去看望她，但那次她刚好不在南京，我又急着要去上海检查身体，遂失之交臂。今夏，我大概会去南京，想不到她竟已病故。人每每要实现一个愿望有时并不容易，实在令人遗憾。
更遗憾的事当然还有。日本右翼分子无耻地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竟说是“虚构”的云云，并对见证者进行诋毁，李秀英十分愤怒。从1994年起，为了向侵略者讨回公道，她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先后以“身体损害”，“名誉损害”为由，将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及日本出版社展转社发行人相泽宏明告上法庭。一年复一年，一审二审虽然胜诉，但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却迟在李秀英逝世一个多月后——今年1月20日才到达。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异田二郎等五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李秀英的二审判决，上诉费用及申诉费由上告兼申诉人承担。
知道了这消息我既激动也悲伤。激动的是许多年来，这还是诉告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胜诉第一案！这个案件是承认还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较量，它是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努力下取得的胜诉，是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击。但我悲痛的是去年已经八十六岁的李秀英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病故了！她的子女说：“等拿到判决书，我们兄妹会一起去看望妈妈，安慰她的在天之灵！”我悲伤地想，如果这位爱国而有骨气的李秀英老人生前能看到这判决，一定会走得更从容坦然。为什么判决来得这么迟呢？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者、幸存者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凋零。1997年寻访到的两千几百人目前只有四百多人在世，大多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不少都体弱多病生活困难。这充分说明做好这些老人的调研工作和保护他们的重要。这些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在做许多收集史料、开放展览、关心支持幸存者等工作，很有成绩。去年8月，在纪念馆倡议下，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关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海外团体及个人，在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来自美国纽约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会、加拿大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会和日本神户华侨总会等七个国家的和平友好团体及一批幸存者个人加入了该会，协会宗旨是“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协会成立后，已对李秀英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施了援助，我为这感到欣慰。
如果说，二战中欧洲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已经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保卫文明与和平的典型事例，那么，1948年的东京国际审判，理应已为南京大屠杀作了正式的结论，绞死了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等。南京大屠杀自然也应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为保卫文明与和平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要日本进行反省的重大事件。令人愤慨的是日本至今仍没有就其侵略罪行向中国正式认真道歉，一些右翼分子仍在挑战人类良知。同德国相比，日本表现显得很不光彩，德国在二战中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实施种族屠杀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使中国人的死伤人数多达三千五百万，其中仅南京大屠杀就有三十多万人遇难。但日本和德国对自己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后的理解和态度完全不同。德国能忏悔，道歉，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势力沉渣泛起，进行赔偿；日本却完全不正视历史，从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到篡改侵略历史，拒绝民间赔偿，甚至要修改宪法扩充军事实力，完全不能以史为鉴，我们岂可掉以轻心！小平同志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的“居安思危”四个字，我看了内心震撼，正在于此！
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今年12月，距1937年12月日寇南京大屠杀开始和进行也六十八周年了！好漫长而又匆匆的岁月啊！我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记者！我是从李秀英的实际出发对她做出应有评价的！李秀英不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是位可敬可歌的女战士！她生得伟大！她将不朽！写这样的一篇悼赞她的文字，在我是有始有终，尽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希望李秀英这样一位坚定不屈的“圣女”的事迹继续流传。
（本文刊于2005年12月《晚霞》）
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
1946年夏天，我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对日俘和日侨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采访。
当时，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湾，日侨被集中起来收容在虹口，都由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管理。我在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递了名片。这是一幢脏兮兮的灰色三层楼建筑物，据说原来做过日本的兵营。门口有第三方面军的荷枪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里边一些显得陈旧的房屋用铁丝网拦着，有些场地连铁丝网也未拦。
几棵大杨树上的鸣蝉，在烈日下单调地鼓噪“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烦。这里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种创造，目的大约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议论，弄不清为什么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
那天上午我去访问时，由管理处长王光汉出来接见。那是位少将，架子挺大，让我整整等了一个小时才露面。他矮矮胖胖的个儿，说话好龇牙，河南口音，性格倒直率。听他介绍：“有二十七万多日本徒手官兵归我们管。现在集中在江湾、南通、苏州、南京等地的营地里，全都缴了械，正陆续遣送回国。”
我问：“在江湾的这些日本官兵表现如何？”
王光汉龇着牙说：“日本军人养成了不可一世以征服者自居的性格。他们很多人认为投降是天皇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显国威。”
我问：“还有些什么思想状况呢？”
王光汉坐在那儿，拿起桌上的一叠报纸当扇子扇着风说：“当然害怕中国人民报复。他们大多有罪恶，现在说话变得低声下气、点头鞠躬。但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来报仇的！”我不由得心里一惊，天正热，心里更火辣辣了。我问：“要多少时间遣送完？”
回答出乎意料：“七年的事我们打算十个月干完。现在送走的已经很多了！”
“送走多少人了？”我问。
“无可奉告！”王光汉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他正在擦汗。
我又问：“听说有的战俘还有留声机，晚上还可以跳舞？”
“有过！人道主义嘛！”
“听说大量留用了日本战犯，也征用了日本战俘，是否确有此事？”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王光汉弹着眼珠，似乎触到了什么隐私。
“日本宪兵有多少人，目前怎么样了？”我问。因为日本宪兵逮捕杀害中国人极多。
“上海区就有一千多人吧。都是解除武装了，有的已经遣返！”
“日本宪兵个个手上都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我问。
“这不属我回答的范围！我还有事，就谈到这里吧！”王光汉说着，站起身来，甩下当扇子用的那叠报纸。
我说：“我能否采访一下战俘，参观一下？”
王光汉摇头：“以前可以，现在为防止引起日本徒手官兵的思想波动，给工作带来麻烦，我们谢绝参观采访。等我们下次举办招待会时再请你来吧。”
我说：“是否同意我简短地采访一下？我想弄清楚些问题。比如‘八一三’之前，从上海到南京去，铁路沿线每个站的墙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广告，有大有小。当时并不太介意，只以为是日本倾销商品。等到抗战爆发，才知道这是日寇为侵略战争而预先布置下的指路牌，日军只要看到这广告，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规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边也有暗示。现在，这些广告大部分早已铲除，但还有剩余的可以见到。不知这事得到过印证没有？”
王光汉马而虎之地说：“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国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数，对中国的地貌地象等等，了解得比我们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清楚得多。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别的事顾不得太多了。”他拭着汗把军帽朝额上一推，说：“我忙，话也说得不少，对不起，你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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