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可能还会谈一些，但忽然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急匆匆来了似有什么事，我就起身告辞。谢兰郁女士当时属于社会名流，听人说，抗战时期她就热心妇女慈幼工作，是社会活动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师母，她仪表好，穿着也讲究，彬彬有礼。我同他们握手匆匆离开，但未想到这竟是见赵敏恒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的课堂里。那是1946年暑假后开学上课的时期，我选了赵先生的“时事研究”课。复旦大学新闻系用当时新闻系一位同学的话说，是“大招牌很多”、“招牌又大又亮”！例如：陈望道、萧乾、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等都是招引学生的大“招牌”。赵先生有过《伦敦来去》《新闻圈外》《外人在华新闻事业》《采访十五年》等著作。这本《采访十五年》，在学生中是影响很大的，我找来读后，增加了对他的了解，书中他采访的实例，使我很感兴趣，而且产生了一种崇拜感。
他来上课，每周三节课三小时都是排了一上午连续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总准时把他送来，从不迟到。因为总编辑要值夜班看稿审标题看版式和清样，熬了夜再来上课，他脸上总有疲劳的神色。他总穿西装，秋凉后外加大衣，领带雅丽。人健壮，常带笑容，身体是敦实的，仪表伟岸，极有教养。但由于疲劳，有时就突然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昨夜工作到天亮才结束，也不敢睡了，请允许我吸支烟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扁的金色烟盒取出支香烟含在嘴上用打火机“啪”地就点上了火！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对不起！”但烟只吸了大约三分之一，他就揿灭了！事实上，大家都很同情他。但在课堂上有吸烟这种事的教授也就他这么一个熬夜班做总编辑的人。正因为疲劳加上话谈多了，他有时候口中会有痰出现，影响讲课，这种时候，他就掏出袋中早准备下的小毛巾，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将痰吐在小毛巾上折叠后又收回袋中。
他是江苏南京人，说话带南京口音，但英语极好，他来上课，从不点名，但教室里却总是坐得满满的，外系来旁听的学生特多。同学们说他讲课是开“新闻发布会”。他1904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1924年赴美留学上密苏里新闻学院，1926年转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英文《北京导报》副总编，1929年受聘于英国路透社任驻南京特派员，后任南京分社社长。1938年起任路透社远东分社社长，1945年春辞去路透社职务，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1945年8月，在上海任《新闻报》总编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他既有广泛的深厚的学识和知识水平，又有新闻实践和新闻来源，所以他讲课深受好评。
赵敏恒先生出名在采访报道方面有五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报道“九一八”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南京藏本事件的人；第一个报道国联李顿调查团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秘密报告”的记者；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二战中“开罗会议”的记者。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敏恒先生都是一个有国际影响、世界影响的中国名记者，是一个爱国反侵略的中国名记者！
学生时代，我同赵敏恒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少，也偶有谈得较深的时候，他上完课，每每大家见他很疲劳却总不想就让他走。问他问题的，希望他多谈些的人都有。他虽不点名，但记性很好，你同他讲话或谈话，他问了你名字，以后就记得了，他说过：“做记者必须要有这种本事，见面就不忘，问了名字就记得你！”
我向他借书看，他答应了就不会忘记，下次上课准把书带来给我。他说：“做记者是应该讲信用的！”讲课时，有些话我至今记得（因为我从前有天天记日记习惯，直到“文革”中全部日记被毁而且日记中有些话被作为“反动言论”歪曲，我才改掉了天天记日记的习惯）。
例如他劝我：“要学好一门外文！”
他说：“做记者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要多读有用的好书，多看中外各种报刊，研究和比较。”
他说：“要练出一支不同寻常的又快又好的笔，笔是记者的武器！”
他说：“做记者要有善于同各种人交流的本领，但千万不要同坏人、特务交往！”
他说：“做记者要有所写有所不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些，其实在他的《采访十五年》一书中都有涉及。我有一本他签名的《采访十五年》，但毁于“文革”了！
他曾说：“我为什么会到英国路透社去干记者？那是因为我想不让当局（指国民党当局）来束缚我封锁我！”
他说过：“做记者不是为了想拿钱养家糊口，是为民喉舌，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做记者应当有‘格’，这种‘格’要求高于一般的‘人格’，有这种高度的记者的‘格’，才算是个好记者！有人把做记者当作敲门砖、垫脚石，是因为有的人靠做记者上政治舞台做了官，但有这种心的人是做不了好记者的！不好的记者做了官也不会是好官。”
当时，类似这些话都很使我们受到教育。
但我离开复旦大学到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非常忙。当时，我是个工作狂，工作忙了别的都顾不上了。看望老师一类的事就都放在一边了，我多年未回过母校，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工作，离复旦的老师们就更远了！
想不到赵敏恒老师1955年7月，竟突然因莫须有的“国际特嫌”罪被捕。捕后送到江西新余一个矿山里去劳改，长期患病，到“三年困难饥饿时期”病死在狱中，那年他才五十七岁！
一个杰出的有国际影响的新闻活动家赵敏恒教授像一颗流星似的陨灭了！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自从赵先生被捕后一再为赵先生的冤枉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反而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两人的冤屈到80年代初终于彻底平反。我很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几十年来，始终肯定我为校友，从不中断地同我保持着联系，赠送我各种校报、校刊，在校庆一百周年庆祝时出版的《日月光华同灿烂》一书中，还放上了写我的一篇长文。但我更重视和感谢的是教育过我的那些可敬的老师，尤其是蒙受冤屈的如赵敏恒、萧乾、曹亨闻、舒宗侨、陈子展等各位先生，我看到他们都在校刊上得到公开的平反和追念，刊登了他们光辉的事迹和贡献，发表了悼念他们的文章。但年代久远，他们的学生我今年也九十岁了！我了解他们应该是比较多的，虽然我这篇追忆写得晚了，但也应当是有价值的吧！？我是含着泪水写这篇文字的！
赵先生！您和谢兰郁师母安息吧！请接受学生诚挚的敬礼！
（本文写于2013年9月）
忆复旦教授储安平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储安平教授比我大十五岁。按此推论，他生于1909年该是没有错的。如果他仍在人世，今年（1995年）该是八十六岁高龄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是教授，我是学生。那是1947年的上半年。他所创办并主编的《观察》周刊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在新闻系开一门课，名为“报刊评论写作”，与“中文新闻写作”及“英文新闻写作”同属于必修课，当时大学实行学分制，这门课占两个学分。我同系同班的同学读这门课的不少，大部都是慕名来求学的。
那年，储教授应是三十八岁。他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七至一米七八的个子，爱穿长袍，或灰或蓝，脚穿黑皮鞋，提一只鼓鼓囊囊的黑牛皮大公事皮包匆匆走来上课。他走路姿势潇洒有神，丰满略胖的脸很年轻，冬天时面部肤色常冻得白里泛红，总是带着笑容，一边将黑色大皮包放在桌上，从皮包里往外拿讲课提纲和大家写的评论作业，一边说：“好！上课！”他是江苏宜兴人，说的普通话尾音略带乡音。那时听说他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在“新月派”刊物上常写文章，到南京《中央日报》编过副刊，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去的时间大约两年。抗战爆发时他尚在英国。回国后，1939年至1940年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任教授，教文学与写作方面的课，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后来，又听说储教授在广西桂林和湖南给些不太出名的报纸做过主笔，以后并在重庆创办过一个杂志，是周刊，名叫《客观》，只是这杂志影响不大，命也不长。他的辉煌年代该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到上海才开始的。在上海他创办了《观察》周刊，自任社长兼主编。当时，《观察》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较为畅销，储教授又在复旦新闻系任教，他的名字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面也就扩大了。
复旦新闻系的同学们当时大部分都是思想进步的。在思想进步的学生看来，储教授过去在《中央日报》干过，在报人中可能是属于右的方面，但显然也感到储教授的思想是在起变化，由右在转化为中间偏左。比如他办《客观》杂志，取名《客观》显然是带有想不偏不倚有中间的味道，而《观察》的创办，从名字到内容也不像右的刊物，而是中间刊物。《观察》这本刊物，储教授不讲究装潢漂亮和纸张精美，封面的设计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用黑体字排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名流。而从这一大批特约撰稿人的名字看，左、中、右都有，但绝大部分是左和中的，仅胡适等极少数是右的。因此也有人说，《观察》起初的主旨是走第三条道路宣扬中间路线，只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观察》的态度后来渐渐向左向进步的方向转变。《观察》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每期那两三篇甚至一篇有分量的“帽子文章”（放在刊物最前面的文章）以及它的各地通讯和读者投书。“帽子文章”都出自名家之手，一般都能针对时局言之有物，吸引读者注意，认为可读和必读。各地通讯中的军事通讯较真实及时地报道战况为人所乐见，一些各地动态则为读者关心国内大势者所爱看。储教授态度起醒目变化的是在1947年至1948年间。当时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学运蓬勃。在学运高潮中，他亲自写了旗帜鲜明的长文——《学生高举义旗，历史正在创造》，放在那期《观察》的头一篇作为“帽子文章”发表，当时颇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动。文章是很有影响的，那期刊物迅即售完，听说又加印了许多，也很快售罄。而在复旦大学里，储教授态度的变化也在进步学生中引起了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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