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章要写得有意义
1945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墓前》，拟投稿。这故事是从同学中听来的：一个下江来的流亡学生，爱上了一个四川绅粮家的女儿，两人都是复旦同学。但女同学的父亲和后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后来索性将女儿囚禁在家中不准她上学了。那男同学常在女同学家屋外徘徊，想见一面而不可能。女同学终于病倒了，病重时提出要求，希望死后能葬在夏坝复旦校园后的一座小山上。她病故了，家里按她的遗愿为她立了碑建了坟。可是，有一天夜里，原来的墓碑被砸断了，竖了一块新碑，上面有一首悼念的小诗，署名是那位男同学。接着，男同学失踪了，是到一个遥远的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去了。这向往的地方当然我暗指的是延安。
这传说在复旦同学中流传颇广。那后山上的有诗碑的坟墓我也去看过。我把这个短篇小说送给望道老师看，他看完把稿子还我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写得有意义些！”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感到有些不受用了。我认为我写《墓前》是寓含反封建的意义在内的，我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谁看了都会一洒同情之泪，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这篇小说只是重复了“五四”以后早被许多人写烂了、写够了的主题，毫无新意；而且，我把笔墨过多地放在爱情的渲染上，而且归结为失恋之后才去延安，也是一种失败。实际上这个题材可发掘出的意义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去发掘出来而已。就这样一句批评式的意见“要写得有意义些”，体现了望道老师和我之间水平的高低差距。他这么一句话就够我用一辈子的！
直到1948年，我毕业留校给望道老师做助教时，才又把另一个短篇送给他看。这个短篇当时发表在上海《万象》杂志上，题目为《缙云坝上的鬼屋》，也是根据北碚夏坝复旦同学间的传说加工写成的。我们学校附近有幢洋房临江矗立，传说是个凶宅，闹鬼。屋主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我赋予这题材一个反迷信的主题，但望道老师看了后，摇着头又是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猎奇！”
这贬得很厉害。他那么忙，我把这种短篇小说请他看他肯看已经很不容易，在我是缺乏自知之明，在他是实事求是。但他的真实评语当时却使我不大愉快。事后，我冷静下来想想，才体悟到他确实是位严师，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的，他何必要为了使我高兴就廉价地给点鼓励呢？他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真诚的！他是向学生指出一条创作的正道。
几十年来，望道老师送我的这两句警句：“要写得有意义些！”“不要猎奇！”常常铿锵有声地呼响在我的耳边，使我警惕，使我自勉。我把它们永远铭记在心头。
五、做望道夫子的助教
1948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望道老师要我留校做他的助教。同望道老师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谈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只可惜我的日记和信件照片等早就在“文革”中损失，除了印象深刻的一些话外，多数都已记不真切了。
我同望道老师谈过鲁迅，望道老师告诉我说，鲁迅先生1928年曾在复旦大学作过演讲。那时，上海大学停办，望道老师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很猖狂，仇视白话文，鲁迅的演讲是指责当时黑暗势力的。题目已不记得，也许并没有题目。讲到得意处，鲁迅就仰天大笑，听讲者也都跟着笑。
望道老师说：鲁迅先生的功劳并不局限于文艺方面，当然文艺方面功劳成绩最大。所以纪念鲁迅，不应该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或范围，在一切文化教育方面都留有鲁迅先生的功绩。望道老师还特别提到他办的实践大众语的《太白》半月刊，就是得到鲁迅支持才创刊的。
1948年我问起过望道老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他说：我1919年5月从日本回国，随即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语文。当时，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旧道德，遭到反动势力攻击，牵涉到我，酿成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我离职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当时手头有一本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在这个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即戴季陶）供给我的。我译成中文后，出版了，有不少地方翻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还随军散发过。现在我手边反倒一本也没有了。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望道老师在30年代初写就的，这本书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望道老师对这本书的宠爱体现在不断修订上。他总希望每再版一次就能有新的修改和补充。他平时很注意收集例证，有点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思索一些与这本书有关的问题。我做新闻系助教的一年中，望道老师从来没有找我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任何一点私事，但他让我帮他收集修辞学上的例证。在我的感觉上，望道老师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项贡献。他想把这本书精益求精地改得更好，这是一种对读者极负责任的态度。他写这本书和改这本书都出以公心。
望道老师在那个阶段，话不多，比较稳健，但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爱憎是分明的，对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是全心支持不遗余力的。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49年上海面临解放，解放军在4月20日晚已飞渡长江天堑，占领荻港，国民党长江防线被拦腰斩断。这时，望道老师已经“失踪”一些日子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他秘密躲藏在虹口区一个友人家中。可能是4月22日或23日，我与新闻系另一同学一同去看望望道老师。望道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急忙告诉我们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共电台广播，播的是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连说：“快了！快了！”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可能是出于对修辞的关心，他一连说了两遍：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用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词句。他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四个词不是乱用的，用在一起，真是一字千钧！”说着，他开心地笑了。我们告辞时，望道老师一再叮嘱，不要把地址和他的行踪告诉别人，也不要再去看望他。
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我忙于到上海总工会工作，复旦新闻系助教的任期虽然未满，也不得不离开。望道老师对我完全支持。只是从这以后，我也就失去了在望道老师身边的机会。1953年，我调北京工作，与他见面机会更少。只有他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我才有机会去看看他。“十年内乱”后，“四人帮”被粉碎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
光阴荏苒，望道老师逝世瞬忽已许多年。到现在才来写悼念他的文章未免过晚。他用“洪溥大弟”称呼写给我的信件和与我合影的一张照片也早在“文革”中失去。他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些难忘的记忆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我怕会变得模糊，现在赶快记下这位文化名人的点点滴滴，恐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刊于1989年第二期《人物》）
难忘萧乾先生
教过我的课程的教授，剩下的本来就越来越少！在1999年1月27日刚度过九十华诞的萧乾教授，2月11日就因病去世。这位几十年来常同我保持着联系和交往情深谊重的老师，从此就永别了。这不能不使我常陷在一种悲伤与怀念的情感之中。
6月里离北京来英国之前，我和起凤又到复外二十一楼老师住处去了一次，是为了对老师的去世再作一次凭吊。面对老师微笑的照片，我们默默鞠躬。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落泪。要我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
那天下雨，我和起凤同文洁若师母告别后出来，大雨倾盆，我们淋湿了衣服走了很多路才招到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哗哗的大雨，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我就是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第一次见到萧乾老师的。
一
1946年暑假开学以后，萧乾老师由英国回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外文系兼课任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的中国记者，是唯一亲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记者，在新闻系学生中很有声望。他在新闻系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主要是讲热爱记者工作，认为记者这种职业，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涉猎人生，能接触各种人，能到各种地方，是了解并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记者必须学好外文，要能说能写，“英文新闻写作”课就是教大家掌握用英文写作新闻的课，希望大家重视学好。这番话曾给我这样的新闻系学生不少鼓舞。那天，下课时正下着急雨，教室走廊的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哗哗响，他在藏青色西装外披着一件战地记者用的绿色军用风雨衣，冒着雨匆匆走了，步伐轻快敏捷，仿佛有什么重要事要去办。那个雨中远去的背影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以后上课，他选过一些英文新闻报道作教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题目是《赫斯吃鸡》。这是一篇用杂文笔法写的新闻报道，有英国人的那种幽默、讽刺和调侃。萧乾先生讲这一课时，谈到了他在西欧采访的旧事，谈《赫斯吃鸡》一文时，很强调语言技巧，要我们善于用文学语言写新闻。
作为一个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那时在受业于萧乾先生之前，就爱读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特写通讯，尤其是做随军记者写的英伦通讯及欧洲战场的报道。当时他在《大公报》上用“塔塔木林”笔名写的“红毛长谈”一系列的杂文也引起我的注意。因此，他的课我总是专心听讲并做笔记。萧乾先生没有想象中的“英国绅士”架子和派头，很朴实亲切，谦虚而又和蔼，脸上永远有那种使人感到容易接近的笑容。那时候，每个教授手中都有一本点名册，萧先生有时也带点名册来，但他从不点名，给学生一种宽松的印象。复旦新闻系当时有不少名教授，有的难以亲近。萧先生忙，但从不拒绝与同学接触。我不喜欢“高攀”，但他的亲切和笑容使我忍不住不去他的住处看望。记忆中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谈他的长篇《梦之谷》。我在图书馆借到了这部小说，读后感到喜爱。那时新闻系的同学石碚在编一家报纸的图书评论专栏。我有时应约写点书评去发表。读了《梦之谷》我去看望萧先生，我告诉他我想写书评的意图，他笑着说：你看了有什么想法就照你想的写好了。但后来，我怕评不好，结果未写。一次是谈新闻写作，他说：新闻每每写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他指的是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萧先生在《大公报》的事极忙，在我记忆中有两次课他都请了假。而且，家庭里出了些不幸的事。我同他久无接触。大约是1948年初，关于他要去办《新路》杂志的事在学生中有传播，说他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路线”。但他并没有向学生灌输或拉拢学生去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本没去主编《新路》。有一天，在校门口突然遇到他。我们是站着说话的。我无从安慰他什么，但把听到的舆论告诉了他，我的措辞自然是否定第三条道路的。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睛点头说：“我没打算去！”在我感觉上，他的思想当时是该属于进步范围的，无论如何不该“左”到把他推到“黑色”、“反动”的泥淖中去。
二
1948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但萧乾先生已不在复旦任教。我再见到萧先生时，已是1957年“反右”前夕了。
我是1953年为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的，住在东总布胡同十九号。当时的社会风气，人同人之间不大交往，我又不爱去串门，虽然知道有些老师和同学及熟人在北京，但从没有去看望谁的欲望。对萧先生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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