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火辣辣地发热，真想上去热烈拥抱老师呀！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许多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美的人和事；侵略者能用铁蹄占领中国的土地，但他们想征服中国人的心那是妄想！
王老师要下课走了。他用粉笔擦去了他写的“新亭对泣”四字，但仍保留着黑板上的所有“最后一课”的字样，用一种依依不舍的声调说：“同学们，再见！下课。”
平时，老师来上下课，总是由班长喊：“一——二——三！”“一”是学生起立，“二”是向老师鞠躬，“三”是老师还礼后学生坐下。今天，班长没有来。上课时，没有人叫“一——二——三”，此刻，我忍不住忽然起立，代替了班长高叫：“一——二——三！”
所有学生，一同肃然起立，向老师恭敬地鞠躬，目送着王老师飘然走出教室。
我见王老师瘦削的背影已从教室门口消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课桌上的课本、练习本大步追了出去。
我在下楼梯的地方追上了衣衫褴褛的王老师。高叫：“老师！”快步走上去。王老师慢慢回过身来，瞅着我，立定了脚步，脸上似乎是问：“什么事？”
我鞠了一躬，将一本练习本翻到空白处，递了过去，恳求地说：“老师！请给我留几句话作纪念吧！”我本想告诉老师，我将来可能会离开“孤岛”到大后方去的。但话到嘴边，咽住没说。
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他插着的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流利的钢笔字写了两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写了“王洪溥同学留念”，在下边签上了名，转身下楼去了。
俞伯良从后面走过来，追问：“你在干什么？”
我将手里练习本上王老师写的两句话给俞伯良看了。
俞伯良一跺脚说：“唉，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也要找王老师写几句！”话音刚落，他已经“通通通”地下楼去追赶王老师了。
我独自下楼。走出慈淑大楼时，看到街口已有横枪站立、面目狰狞、穿黄军衣的日本陆军在放哨。街头上出现了刚张贴的“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铅印中文布告。围观的人很多。我挤上前去看，布告上说日军进驻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等等。这当然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鬼话。日本侵略者是攥着杀人的刀枪、戴上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攫取“孤岛”了。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但我所经历过的“最后一课”，印象始终新鲜。当年我所尊敬的老师一定早已作古，当年的同学也都不知在何处。但看到我们的祖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痛苦的往事时，就更有一种无比的欣慰充塞心头。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常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日寇海军陆战队在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情景我也始终印象鲜明，但日寇的军队后来很快又退出了租界，并且开放交通，恢复生产和市面，让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在表面上维持了日军占领前的状态。其原因是日军岗哨林立，租界人心惶惶，生产凋敝，市面衰落，日寇感到要一个死城一样的上海背上大包袱不合算，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外貌对日本有利，日寇是想用“王道乐土”的精神来麻醉上海人，免得以侵略者自居引起上海租界市民的反抗和反感。日寇司令部当时张贴布告说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日军可以进行封锁，可以拘捕人质。日本又查封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五大书店，派出大批鹰犬检查各级学校教科书，汪伪也根据敌伪需要重编教科书。为了节电，商店霓虹灯取消了，马路上的红绿灯取消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傍晚六点就停驶了……无论日寇用什么手段掩饰，上海也是在铁蹄践踏下的土地，是屠刀宰割下的俎上之肉。我上的东吴附中，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一批爱国的老师出面组织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可以继续攻读，不受奴化教育，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的王佐才老师，从那时就不知何处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许多年后，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当年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自然而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我将人名作了些改动，但写出来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受常常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不愿意在上海继续过那种铁蹄下的生活，终于在1942年7月，独自由上海出发，在安徽合肥过日寇的封锁线，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到达大后方重庆，去参加抗战，并继续去完成学业。
（本文刊于2004年1月《大家》杂志）
中学国文二老师
——忆程小青和范烟桥
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役中国军队西撤后，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我从1938年年底到1942年夏，在“孤岛”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攻读从初二到高一的课程。
东吴附中本在苏州，因为抗战苏州沦陷，才迁到上海租界上来的，先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虞洽卿路的慕尔堂里上课，后来高中部又在南京路慈淑大楼的四楼租了教室上课。在我上初中的这个阶段，教国文的老师有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先生。这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有名的作家。我们做学生的是怀着敬慕的心情听课的。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学他们做作家的打算，但后来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恐怕也不能说同得到这两位老师的启蒙没有关系。
程小青（1893-1976），原籍安庆市，实际上可算是上海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上过私塾，小小年纪就到上海在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业余刻苦自学，并练笔写作，十六岁就给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写稿。由于自学了英语，他二十二岁开始就翻译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两年后迁居苏州，在东吴大学附中执教，并替世界书局编辑《侦探世界》等文艺刊物，又开始创作侦探小说《霍桑探案》。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孤岛”上海除在东吴附中教国文外，继续写他的《霍桑探案》。教我国文课时，他大约四十六七岁，头发虽稍稀疏，额头很大，但行动敏捷，精明强干，匆匆来上课，下课后提着他的黑色公事皮包匆匆又走了，显得整天忙忙碌碌。由于他写的《霍桑探案》当时我们都多多少少读过，所以有些同学背后都叫他“霍桑”。
东吴附中有位美国老师中文名字叫许安之，胖胖的，挺着大肚子，戴副眼镜，说一口洋腔洋调的苏州话，教我们英语课，用的课本是原版的《美国初期历史》。程小青那时还在向许安之学英语解决翻译上的难题。
范烟桥先生与程小青先生有极大的不同。范烟桥说一口道地的苏州活，程小青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范烟桥从不穿西装，程小青从不穿长袍。范烟桥当时专给电影厂写剧本，而且多数是古装剧，他的古文根基极好，古诗词出色；程小青主要兴趣在写作和翻译侦探小说上（虽然他后来也去写电影剧本了，并且写了《梅妃》《董小宛》等古装电影剧本，但只是他创作中的分支），未见他写什么精彩的古诗词。范烟桥上课时是看不到笑容的，程小青上课时则常露笑容。范烟桥年长，当时颇具老态，戴一副茶晶眼镜，视力不好；程小青显得年轻，两眼特别机灵……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都很想接近这两位老师，听他们讲讲作家的事。作家，对我们那些年轻学生来说，显得神秘，有吸引力。但偏偏这两位老师是忙人，在课堂上讲课时又从不爱涉及自己。范烟桥老师年岁大，那模样也好像不太容易接近，我们就多数愿意去接近程小青。他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告诉过我们他的原籍及在上海当学徒如何贫苦如何刻苦自学的往事。记得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写《霍桑探案》，他曾回答：我想提倡用科学的侦探方法破案，现在平民百姓中的冤案很多（大意如此）。那时，同学中传说程小青很有本事，捕房里遇到疑难案件也请他去做参谋，所以我也好奇地问过他这些情况，并问他：你是不是就是霍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笑着摇头，说：“呒没格种事（没有这种事）！”
程小青教课不是很精彩，只是称职而已。但他主持过一次全初中部的作文比赛，给我留下较深的记忆。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在‘孤岛’上的感想”。这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题目。我当时就把抗战同这题目联系起来写，抒发了在“孤岛”上的苦闷和对未来抗战必胜的向往。结果，得到了第二名，他发给我了一张奖状，使我对动笔写作更有了一些信心。
大约就是在那两年，我读遍了自己买的一套上海世界书局集印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好像有三十册，对程小青塑造的“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心而论，霍桑探案有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痕迹，不如柯南道尔作品的精彩、诡异，但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世态及人物。那一大套书早已失落，只是那六七十个侦探故事有的至今仍记得。这些小说在逻辑推理、机敏灵活、了解社会生活等方面都给过我营养。
1941年冬，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孤岛”这时也沦入日寇手中，日寇的部队虽然一度进了租界又撤出，但“孤岛”已在日寇掌心，形势险恶。这时，风闻日寇要控制学校并且派日文教师来上日文课进行奴化教育，东吴附中遂决定停办。但爱国的老师们既拒绝为日伪效力，不愿进行奴化教育，却也想到要使青少年继续有上学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就决定改头换面出来办一个“正养补习学校”。学生就是东吴附中的全体学生，教师也就是东吴附中的原班人马。教师们共推范烟桥为校长。这时，程小青仍做国文教师。因为他名气大，怕引起日伪注意，他改名为程辉斋。当时，教师们的这些做法，引起我莫大的钦敬。这个正养补习学校其实相当于正规中学，为何取名“正养”呢？是因为东吴大学和附中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将这两句校训的前句五个字中摘用了“正养”二字，寓含了爱国心，勉励大家要正气凛然。
我在正养补习学校上到1942年7月，读完了高一课程。当时东吴附中的美籍教师文乃博和许安之已被日寇送进集中营。“孤岛”像陷入了黑水洋中，生活水深火热。为了脱离沦陷区去到抗战大后方，我决定长途跋涉冒险去四川重庆。我的路线是从上海经由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过日寇封锁线到河南，再从河南去陕西，经过陕西入四川。曲曲弯弯西行，历经危难，秋天抵达重庆。从那以后，就不知程小青先生、范烟桥先生的情况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上海，打听到程先生和范先生都回到了苏州定居，并仍在东吴附中教书，程先生仍在从事他的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并主编侦探小说期刊《新侦探》。对于自己曾受教并尊重的老师，做学生的总是牢记在心的。那时，我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但兼了重庆《时事新报》等特派记者的名义，常在上海、南京采访。我去信苏州东吴附中请转信给程先生问好。不久，果然收到他亲切的回信，并赠我《新侦探》一本。我曾有心到苏州看望老师，可惜当时极忙未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送我的这本刊物后来遗失，他的信件也由于我萍踪漂泊而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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