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灭七色光

    记忆早已遥远，印象依然在心。

    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前，我在南京城南芦妃巷小学念书时，有位高个儿浓眉大眼的张老师教自然课。讲到太阳七色时，那天他带全班同学在阳光下吹肥皂泡。飞舞在空中的肥皂泡上反映出太阳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孩子们看到了都特别高兴。一会儿，起了风，皂泡刚吹出来就被风卷走，啪、啪地炸光了。有的同学大声叫嚷：“没法吹了！”“吹出来就没有了。”……张老师高声笑道：“别怕风大，吹吧！吹吧！干什么事都不要泄气！”那天，几十个蹦蹦跳跳的男孩女孩兴高采烈，被自己不断吹出来的大大小小的七色皂泡缠着身，是一种梦境似的、神话般的美妙场面，在我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不久以后，张老师不教我们了！不再见到他来上课了！听说他被宪兵抓走了。当时，年龄小，张老师叫什么名字也弄不清。但觉得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抓起来了呢？

    六年级时，我在大石桥畔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念书。学校对面是有名的“模范监狱”，关政治犯的。监狱有土红围墙，防止犯人逃跑，四面有护城河般的深水沟，沿河开辟了大片菜地。白天，常有脚戴铁镣的犯人被带枪的士兵押出来松土、浇水。什么是政治犯？不太明白。共产党人是政治犯，倒是知道。当时，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是杀人刑场。年复一年，总在那里枪毙、活埋共产党人。这些犯人就是共产党吗？带着好奇，放学时，我爱在校门口附近张望犯人们，呆呆看着他们脚踝上当啷作响的铁链，看着他们苍白严肃的面容，看着他们的灰色囚衣，看着吆喝他们的武装士兵，心里充满怜悯。

    一天，飘大雪，我又站在校门口附近凝望犯人们。突然，我看到劳动完毕被押回去的犯人中，有一个高个儿远远隔了深沟透过迷茫的雪帘在盯视着我！雪花纷纷扬扬，我忽然发现那张脸上两道浓眉、两只闪烁的大眼很熟悉。惊心动情，我几乎叫出声来：“张……老师！”但犯人一下子就被押走了！一切烟似的消失了！一连几天，我心头酸酸的，下课后总在校门的护城河边呆望。但再也没有发现那两道浓眉和两只大眼。会真是他吗？谁知道！谁能说！人生似乎有很多遗憾的事，也常多难以完全肯定或否定的事。

    以后，一过多年。这事快全忘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冬在上海，一次，有位地下党同志约我去偏僻的曹家渡工人区一个老工人家秘密会面。我们商定一个约会见面的标志，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吹肥皂泡：既醒目，也方便，不会引起注意。让老工人的小孙女在门口吹肥皂泡玩。她在，意味着安全；没有小女孩吹，赶快另换地点接头。那是个冬日的晴天，“飞行堡垒”的呼啸声时而驰过，那贫穷消瘦的小女孩蓬松着小辫在门口阳光下吹肥皂泡，使我蓦然又想起了那双浓眉和大眼，这时，我已接受党的教育，张老师成了我第一个接触的共产党人。他在何处？已不可知。但他曾将美种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遂会为对美的忆恋铭刻下对他的记忆。

    岁月将昨天抛向无边的天际，若干年后，又发生了一件依然是弄不清楚却又使我惊心动魄的事。60年代初，一个秋风秋雨的日子，我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冒雨凭吊雨花台。风摇树丫，雨扫窗棂，步入纪念馆，看到一张有点模糊的烈士照片，使我像瞥见了红旗与硝烟，想起了黑夜和黎明，生与死的搏斗……照片上的简介，是一位姓陈的烈士，30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南京、江西、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两次被捕，出狱后斗志更坚。1948年12月27日夜被敌人活埋于雨花台，时年四十岁，其具体事迹大半湮没，难以查考。这像他，又不像他。两人姓不同，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可是做秘密工作改名换姓是常事。如何探微发隐？谁能回答我？

    有使我感动的东西充溢胸口，眼皮酸涩，我心头倏然卷起萧萧的秋风秋雨……

    岁月如水，一切都流逝了。唯有真正的历史画面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记忆中的颜色也许已经斑驳，有光明的太阳在天空照耀，肥皂泡反映出的七色光彩始终新鲜、美丽。肥皂泡飘然会随风炸碎，只要有人继续不断地吹，它会重新在空中自由飞翔。这不也是生生不灭的信念和境界吗？教我吹肥皂泡叫我不要泄气的人早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启示始终与我的生活和斗争同在，留在我心头的美感与萧萧风雨的意境，永远不会消失。那么，这个美的故事是该写下来的，不是吗？

    （本文刊于2010年1月《深圳警察》）

    最后一面总难忘

    ——怀念中大实校的老师们

    《春蚕颂·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事迹》编委会来信，要我为这本献给教师的书写一段话。我写的话中有这样两句：“每当我想起往日我的老师们，就心怀感激和尊敬。他们多数早已谢世，但却活在我的作品中。”

    这两句话发自内心。我是常想起当年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时的老师们的，而且每每想起我同其中一些老师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时光流逝，一晃半个世纪左右，旧事却历历在目，总是难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5日，日寇飞机就猛炸南京。父亲决定带我到安徽芜湖转往南陵友人处暂避轰炸威胁。行前那个傍晚我匆匆带着告别的心情急忙骑自行车到大石桥学校里看看。正值暑假，校园里人很少，冷落凄凉，操场周围绿草丛生。在杜威院与望钟楼间，碰见了张箴华老师。在小学时，我一直喜欢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他浓眉下两只眼睛严肃而亲切，自然课教得极好，常带我们到北极阁、鸡鸣寺捉昆虫做标本；上课时爱讲格言，像“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日事今日毕”，等等，使我终身受益。有一次，一个同学欺我，我虽比他小但同他打起架来。张老师经过，处理问题公正，使我心服。见到了他，我告诉张老师我要离开南京了。他点点头，说：“躲一躲轰炸也好。”对抗战他很兴奋，说：“中国人受鬼子的欺侮太多了！牺牲再大也要打到底！”正要分别，瘦削精干的刘克刚老师快步走过来了！他教过我童子军课，带我们野营，训练我们的机智、勇敢和敏捷。每次学校开运动会，总能听到他清脆响亮而威武的口令声：“立正！”“稍息！”……他那天好像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了他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就匆匆走了。其他老师和同学都未见到，我感到寂寞。后来骑车在学校里兜了一圈，怀着一种异样惆怅与惜别的情绪回家，想不到这就是同张、刘二位老师最后一次见面了！

    说来也巧。我随父亲在8月17日晚上到安徽芜湖去，夜里住在一家名叫“大安栈”的旅馆里，却遇到了胖胖高大的穿西装的丁孚九老师。他为什么住在那里，已记不清了。我将丁老师介绍给了父亲，他们谈了一会儿。印象深的是丁老师对父亲说：“王洪溥很聪明，就是有点顽皮。”事后，父亲还批评了我。给了老师这种印象并不偶然。他是江苏扬州人，乡音很重，同学们常好学他讲话，其实并无恶意。有次我正在“那块那块”地学他讲话，恰巧他走在我身后，拍拍我脑袋笑着说：“顽皮！”其实，他讲课生动，脾气好，待学生和气，我心里对他是很好的。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我由四川回到了南京，听说丁老师在公路总局任主任秘书，就特地到高楼门他单位里看望他。他正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办公，体态比以前更胖了。见面十分亲热，知我在复旦大学攻读，他很高兴。见他忙，我急着要走。他不让，坚决要我坐着多谈谈。谈起当年，我讲起自己的顽皮并诚心诚意地感谢他的教诲，他忽然动感情了，摸出白手帕来拭泪。我告辞时，他亲自从里边楼上陪同走出来送我出大门；告别时，我向他深深九十度鞠了一躬。走得很远了，回头看时，他仍伫立在门边依依凝望着我向我招手。但以后，一直也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那天，同丁老师谈起了何寿斋老师。小学时我是寿斋班级的学生。胖胖的剃平头的何老师，个儿不高，常穿着半新的藏青中山装和黑布鞋，无锡口音，一直给我忧郁、严厉、孤僻的印象。那时，他教数学课喜欢带一块狭长的板子来代替教杆。传说他很凶，有时要用这板子打学生手心，所以有学生背地里叫他“何老板”。其实，他并不打学生手心，教学勤恳而有耐心。极少笑容，是性格使然，对学生是很关心的。一次，我参加运动会跑百米时，猛摔了一跤，跑道上的煤渣嵌进了右臂的肉里，出了很多血。他马上扶我去医务室，关切地抚慰，等校医将煤屑从我伤口里夹出，包扎好后，又安慰了我半晌才走。我发现他不但不“凶”，而且十分可亲。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打算从敌伪统治下的“孤岛”上海去安徽偷渡敌人封锁线到大后方去。一天，雨后的傍晚，我走在上海跑马厅附近，突然看到迎面走来了何老师。地上积着雨水，人流拥挤，他穿一双破布鞋，一件旧长衫脱下挽在手臂里，卷着裤脚，一手拿着把旧油布伞。我马上热情地迎上去叫了一声：“何老师！”发现他瘦了，头发已白了不少，黄黄的脸上皮肤松弛，眉眼间那种忧悒、孤僻的神色更浓。见到了我他仍无笑容，仅告诉我：他在给人家做家庭教师。好像有急事，匆匆分别，他飘忽在人流中消失了踪影。事后，我每每遗憾与自责，我委实当时太不懂事，懵懵懂懂就让老师走了。他似是给生活重压摧毁了。我怎么不问问他的地址呢？我当时虽也生活困难，但为什么却未曾想到应当怎样尽一个学生对老师应尽的一点心意呢？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何老师！以后，再也不知他的音信，只是每每使我想起就感到心酸和歉疚。亲爱的何老师，原谅我吧！

    同许恪士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春天，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一天，中大实校的老同学雷绍陵（1995年已在美病故）、钱燕文（原名钱北三，曾为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来找我，告诉我，中大实校原主任许恪士老师来到北碚了，住兼善公寓，约我过江去看望。我们一同去了。许恪士老师热情接待。当年在校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国耻纪念日，他在操场上用洪亮的嗓音给学生讲话，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总是慷慨激昂并常痛哭失声。于是，我们站着听讲也都热血澎湃跟着流泪。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确实很起作用。在校时，他戴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穿中山装，走路挺胸，特别精神；脸上虽严肃，对学生也常露笑容。这次见到我们，倒茶，让座，亲切谈心，对我们能上名牌大学表示高兴，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分别时热情握手，送我们到公寓大门外。当时，他在做教育部的督学，不久后，听说去台湾任教育厅长，以后病故。这在北碚兼善公寓的最后一面，情景至今仍新鲜得如在眼前。

    中国如此之大，几十年风风雨雨，天南海北，师生分散了每每难以再见面相会。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都已早离我远去。但中大实校的老师们在我心中始终是被岁月被情感挽留住的人！只要想起老师们，往事就汩汩从记忆的泉眼中涌出，早年的欢乐与悼亡悲伤俱来，让我好激动好激动。我就觉得心灵上和人生的感受上在这方面蕴含着的一切是说不尽也忘不掉的！

    （本文刊于1998年10月《作家报》）

    我经历的“最后一课”

    ——记东吴附中王佐才老师

    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法国小说家都德写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最后一课》。这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见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达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想不到，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次日，我在上海租界上的东吴附中读书，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那夜，我正熟睡着，夜色漆黑，忽然被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惊醒。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听到似是炮声，声音也不太远，仿佛来自东面黄浦江的方向。接着，听到了“轧轧”的飞机声。一种战争的恐怖感立刻攫住了我的心。

    对面楼上一些窗口里的灯盏，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恐怕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家都在杌陧不安吧？

    我开了灯看钟，钟上长短针正指着4点多。我想：会不会是租界外的日军在举行演习？又想：黄浦江里有英、美兵舰，会不会是日本与英、美交战了？这一向，外边老在传说日本要向英、美宣战呢！……

    隐约的飞机声仍在远处盘旋，炮声又隆隆传来。我同家人都起床了。大家心头波澜迭起，都非常不安。一种风云骤变的感觉侵袭而来。炮声又响几下，终于沉寂了。大家虽又都回到床上去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清早，我起身后决定仍去上学，顺便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外边，细雨蒙蒙，雨丝裹着寒意。天气阴霾，同人的心情一样。空中像笼罩着一层灰色的烟幕。弄堂里，东一簇人，西一撮人，互相在谈论传告着拂晓前后炮声、飞机声的事。表情既兴奋，又紧张，也有忧虑。谈的不外是日本向英美宣战了，黄浦江上打沉了一艘英国炮舰，另一艘美国炮舰投降了。有人在说：“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停驶！”也有人在预测：“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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