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也是个守时的人。童霜威在准九时的时候，在二楼一间小会客室里握着汪精卫那白皙柔软女性似的右手。然后同他一起坐下来，在这间光线幽暗但是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小会客室里开始谈话。
天冷，小会客室里生着火炉，暖得童霜威进门就脱去了皮大衣和礼帽，挂在衣架上。雕花的板壁是赭色的，泛出红木的光泽；一套大小五件的沙发也是棕红的；配着蓝色龙凤花纹的地毯，色彩凝重。橙红色的窗帘里层配的是白色麻布绣花内帘。茶几上，有荷叶形的烟灰缸和罐头装的“三五牌”香烟。一张很大的下衬绿绒、上面覆盖着玻璃台面的办公桌，一张立式多层的公文柜和一只绿色的保险柜，都立在左侧，使人会想到这是银行特有的摆设。说不定原来是一间什么总经理的办公室。
一个穿藏青中山装的年轻副官，彬彬有礼地送来了两杯清茶。童霜威仔细打量着汪精卫。汪氏比四五个月前在南京见到时，显得似乎憔悴了。脸色略略苍白，两条倒八字眉挂得更下，略带女性风姿和表情的面部，似乎在眼角和额上平添了几条细小的皱纹。他精神不错，似乎体力很充沛。可是说话时，有点神情恍惚，好像心里在想着什么别的事。使童霜威高兴的是他的热情，虽然这种热情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真假难辨。这种热情与周到，使童霜威得到一种满足。
寒暄既罢，童霜威简单讲了一下自己从安徽涉险历苦来到武汉的经过。汪精卫和蔼地说：“知道了，我在报上看到你来了！很高兴啊，我们的同志来得越多越使人高兴啊！”
童霜威又开诚布公地说：“我在安徽住了一段，途中又经跋涉，刚到武汉不久，特来看望，希望听听汪先生对时局的高见，俾有所遵循。”
汪精卫微笑着，笑得带苦，说：“唉，其实，一些话我早说过了，并没有改变。我认为此次抗战，我们必须牢记能牺牲才能持久，能持久才能得到最后胜利。”
童霜威心想：咦，他的低调变高了吗？点头说：“先生说得很中肯啊！但不知先生以为敌人会怎么样？”
汪精卫忽而有些躁急冲动，滔滔地说：“照着敌人近来的举动及其宣传，其欲望之大，将尽占我们沿江的都市。看来，他是想自吴淞口到宜昌，每一都市都派驻重兵，都制造傀儡，凭借他们空军和海军的优势，以飞机及长江舰队为联络。吴头楚尾，连成一气。然后以其余力，慢慢地深入内地，将我们的东南半壁，一块块割碎下来。无论敌人是否做得到，他会这样做是无疑的。”
他讲得可怕。童霜威喝口茶，听了不禁又想：啊，看来汪精卫还是悲观的！讨教似的问：“那我们将怎样持久呢？”
会客室里很静，只有楼下马路上汽车驶过的喇叭声和轮子轧在柏油路上的咝咝声，隐约从紧闭着的玻璃窗外传进来。
汪精卫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叹口气说：“这取决于战斗力能否保存与扩大。战斗力之能否保护与扩大，除了军事以外，还有三件事：第一是经济。最近数十年来，中国的繁荣慢慢地移到了沿江沿海一带，人所共见。以这样幼稚的工商业做现代战争的基础，已嫌薄弱，如沿江沿海一旦失去，则以内地凋零疲敝的农业和工业来做现代战争的基础，那当然大成问题。”
童霜威想：说的倒是实话，但他只有失败的思想，并没有战胜的思想，怪不得神情憔悴如此了！
只听汪精卫继续说：“所以，我们在经济方面应以十二分的努力来维持，并谋其发达。不但沿江沿海必须尽其勿失，而于内地，尤当关切研究其凋零疲敝之来源。从来说得好：‘都市如花，乡村如根！’根不茂，则花之繁荣不过一时现象。我们应当努力。”他一口广东官话，说话时不断做着手势，眉毛乱跳。
童霜威仔细听着，不禁又想：唉，沿江沿海怎么能不失呢？你这说的不是空话吗？问：“那第二件事呢？”
汪精卫神志似乎很不安定，周身摆动，雍容和穆的风度因为话说得激动而丧失了，说：“第二是交通。近来时时听人提及军事上的所谓流动战游击战。但使用流动战，在环境上最需要的是交通不便，才可发挥效用。证之剿匪时代，当公路未开之时，此追彼窜，一方疲于奔命，一方飘忽无常，及至公路既开，这种战法便不适用了。”
童霜威听汪精卫居然还讲“剿匪”，心里不禁一怔，想：是呀，虽说是国共又合作了，虽然这里电影院也在放映《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汉口有了办事处，但在他们的心里共产党仍是“匪”，这是不变的呀！
汪精卫搓着他那两只白皙、绵软的手，他的手指长长的，手背上青筋缠结，说：“数年以来，公路网已经告成，善用之则以便于我之交通，不善用之则反以资敌。所以交通方面应十二分努力加以控制。”
童霜威暗想：他等于没有讲。似乎在出谋献策，实际是讲的泄气话。听了感到他泄气的话说得有劲，鼓气的话空空洞洞。就又问：“第三件事呢？”
火炉里有块劣质煤在爆炸，“哔哔剥剥”地炸得很响。
汪精卫请童霜威用茶，自己也喝口茶润润嘴说：“第三是民众。三百年前，满洲以五百万人宰割我四万万人之众，唯一秘诀是以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人。近来，敌人每到一处就急忙组织维持会、傀儡政府，即是偷此秘诀为其蓝本。”
童霜威忽然想到：唉，南陵县不知如何了？不知日寇如果到了南陵，王汉亭会不会干维持会？他奇怪自己为什么突然会这样想。
只听汪精卫在说：“颇闻有些左倾人士质问：‘为什么这次抗战，反不如北伐时之处处看见民众大会呢？’他们用共产党的腔调一直在叫嚷，说国民党未发动民众，其实，抗战与北伐不同。北伐之意义，重任在政治，故热烈宣传最为必要。此次抗战，意义人人知道。故沉着工作较之热烈宣传更为重要。乡村的民众，在中国占最多数。平日省吃俭用，勤劳生产，看似无知无识，实则一片天良。那些只唱高调不负责任的人，只晓得民众大会，不看见民众的埋头工作，所以会发此疑问，不值一辩。以上三桩大事，必要努力做到，此次抗战才能持久。”
童霜威觉得越听越糊涂不清了，心里想：人都说汪精卫的口才好，可是他现在说话颠三倒四，看来心口不一。他怕人骂他是亲日派卖国贼，就只能心里一套、嘴上一套，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不同，就只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了。听得不满足，因此又说：“看来，首都在最近之将来将要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是否要死守首都？”
汪精卫默默点头，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他这种态度，过去童霜威偶尔也见过。战前由谢元嵩牵线同他见面的那次，也间或见过。但今天他身摆手搓特别注目。看来，他内心是不安的。汪精卫先未作声，忽然又叹口气说：“唉，我这人呀，自己觉得有点像李鸿章。有些现实，应当清醒承认。‘蝮蛇在手，壮士折腕’，说话办事，不爱吞吞吐吐。只是有的人，心里未始不想做秦桧，脸上却要假装是岳飞，事情就不好办了！”
童霜威听了，心里一惊，明白汪精卫讲的“有的人”指的是老蒋，装作不介意，反问：“近日报载，德国大使陶德曼赴京，将向蒋先生提出中日休战条件，不知和平前途如何？”
汪精卫苦笑笑，先叹一口气，又叹一口气，搓着手，娓娓地说：“任何时候，和平总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的。蒋先生其实也有渴望和解的心情，这我是了解的。但任何事都有它的难处。仗已打到今天这种局面，要马上和下来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但这也不一定完全不可能……”说到这里，又叹一口气，反问道：“啸天兄，你对当前时局有何看法？”
童霜威想：不打会亡国，打则总要好一些。战局实在太坏，南京保卫战眼看要开始，我方寸已乱，哪谈得到有什么正确的看法？你的低调我不敢苟同，我也不想使你不快。因为不能不回答，就演戏似的说：“仗是已经在打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也已经表露出来了。汪先生刚才说的，能牺牲才能持久，能持久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话，我认为很有见地。如果日本人的条件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和；如果条件难以接受，那也只有战了！”
汪精卫笑了一笑，笑容勉强，看得出对这番话并不赞赏，而且心神依然不宁，说：“是的，是的！”他那广东官话，把“是”念成“洗”，却挽袖看了看手上的表。
童霜威看着他那勉强装出的笑容，又见他看表，不禁想：我这话本想说得圆滑些，以免得罪他。看来，还是得罪他了。见他看表，觉得这无异是清朝时官场上的“端茶送客”，心里有点不快，却不愿白来一趟，因此转题说：“上次在南京时，多蒙关注，得在家乡当选国大代表。现在国难当头，正是党国用人之际，我从安徽间关来到武汉，赋闲时间不长，却已有髀肉复生之叹，深望汪先生继续予以关照。”说这番话时，他是用叙旧的语调，表达了谢意，又抑制了自尊心才开口的。说着说着，脸上一阵一阵发热。
汪精卫礼貌地微微笑了，谦逊地点着头，两眼里有一种疲乏而心不在焉的神色，说：“以后借重！以后借重！”他的广东官话把“借重”念得跟“甲虫”似的，也听不出他讲的是真心话还是应酬话，更听不出他讲的是客套话还是敷衍话，接着又听他说：“对了，我给你找于右任院长。于先生他应当借重你的。我一定找他！一定找他！”
童霜威心里发闷，想：我是找你的！你怎么又把皮球踢给于大胡子了？真是政客！心里后悔自己刚才不该草率向汪精卫提什么“提携”的请求，徒然讨个没趣，感到自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这样太无骨气，自尊心受到刺激，不禁一阵脸红。见汪精卫忽然又看了一下手表，知道该走了，决定告辞，说：“汪先生一定很忙！我就告辞了！”
汪精卫见他告辞，也不留客，解释说：“我十一点十分另有一个重要约会，就不留你多坐了！”他将“约会”念成了“鸭尾”，挺好笑的。
他一解释，童霜威心里舒服了一点。握手告别时，顺便问了一句：“谢元嵩不知现在是否也在武汉？”
汪精卫点头说：“本来在，最近他要出任两广监察使。他已经先到广州去了。”
童霜威心里羡慕地想：谢元嵩真有办法！自然，他能有这种活动能力，同汪精卫的支持肯定是分不开的呀！他有靠山，我呢？我能靠谁？他忽然感到今天来找汪精卫完全多余，毫无所得，徒然听汪精卫谈了一通低调。这些低调并未出乎他的意外。汪精卫这样的人，讲的必然是这样的话，无论他如何闪烁其词，无论他如何心口不一，无论他如何前后矛盾，实际上弹的总是低调。悲观的低调，汪精卫从南京谈到了武汉，有时以败军之将那种完全消极悲观的调子出现，有时又以赌徒式的那种极端的孤注一掷的姿态出现，使他极不受用。他心里同时也明白：今天自己的谈话并未取得汪精卫的欢喜。由于未曾一味附和汪精卫的论调，甚至会得罪了他。他见汪精卫虽然谦恭并不亲热，并没有想多送几步的意思，他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是正确的了。
终于下了楼，心情历落地走出了中央银行阴冷的甬道和穹形的厅室，出了有宪兵把守的大门，到了街上。
外边，是个阴冷的天气，寒风吹来刺脸，马路上有稀疏的行人和轿车、人力车。他心里懊糟：汪精卫是个精细周到的人，为什么想不到派个汽车送一送呢？当然，也许他疏忽，他想不到我在武汉连辆汽车也没有。但，又何尝不可能是故意冷落我呢？他知道我也是日本留学生，但为什么今天谈话时一句也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呢？是的，现在正同日本交战，他要避嫌，这是完全可能的。
想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再去看看监察院长于右任。汪精卫既然说他要代找于右任，自己为什么不能亲自去找于右任呢？自己同老于的交谊是不错的。双管齐下，也许会奏效的，于胡子既在武汉，去看望他听他谈谈也是必要的嘛！
心里滋味复杂，充塞着失意之感。他决定仍叫一辆黄包车回去，又觉得走一程也好。冷风吹来，他竖起獭皮领子匆匆迈步。走过一条街，转过一个弯，路边正在演抗日的街头剧，围着不少人在观看。他不想走上去看，径直向前走。谁知，出乎意外，听到了放警报的汽笛声。
紧急警报声，凄厉、悲惨，围着看演街头剧的人，潮水似的都跑散了。街上的行人纷纷奔跑，汽车、人力车也加快了速度各自窜行。
童霜威一听警报声，有些惊慌了。往哪里去呢？这里不是法租界，万一敌机来了乱扔炸弹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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