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喜欢钻到被窝里来睡觉，赶也赶不走。翠青蛇要冬眠了，我在土箱里拨了个坑，还铺了层干枯的树叶，我把它放进去，可不一会它又溜出来了。我不再多管闲事，这必须由它自己决定。
中秋节后的一天，总部派了一辆车来，送来一捆报纸，一撂杂志，虽然它们已经过期了，但对没有看过的人而言它们仍然是新的。除了报纸和杂志，还给每个职工发了一斤月饼。整个矿区都飘荡着月饼的香味。我不是职工，月饼没有我的份，我得假装什么也没闻到，就像有些知识分子，做出一副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都能拒绝的样子。这种拒绝是痛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生命本身的痛苦。正当我酸不拉叽地咽口水的时候，祝伯伯来了，他说我：“嘿，去吃月饼啊，还要我来叫，自己不晓得去拿！”
祝伯伯的妻子和分队长的老婆搭车来探亲，祝伯妈带了一套理发工具，稍事休息后就给地质队的人理发，不分职工家属，要理发带上自己的毛巾去就行了。这是她的工作，工会安排的。在总部，她有一间经常宾客满座的理发室，她喜欢热闹。理发的动作非常快，别人叫她快三刀，她只会理一种发型，就是那种像用一个木碗扣在头上，把四周头发削干净，顶上却厚得像戴了一顶棉帽的发型。这种发型叫木碗丘。她说，“要什么式样，长几天就好看了。”只有那些上了岁数又不大讲究的人才找她理发。她对我应该说不错，可我对她有种莫名的生疏感，我去拿月饼，看见她正在给孙悟空理发，心想算了，一会再来。刚转身，她却一手叉腰，一手拿剃刀，用四川话骂起来：“马也，妈的个×，格老子人都不晓得喊嗦！”我硬着头皮喊了一声，声音在喉咙里打转。她笑了：“狗丘二的，像个姑娘一样！吃月饼不哇？”总共才五个，她拿了三个出来，我只取了上面一个，她大声说：“拿去吧拿去吧，晓得你娃儿喜欢吃。”
这位性格爽朗泼辣的伯妈，这天晚上却被吓破了胆。她半夜起来撒尿——也有人说祝同发半夜把她弄醒了，油毛毡房不隔音，他想干那事，只能让所有人都睡着了，发出鼾声了，才可以进行，而那些没有老婆的人想到他们即将演奏的进行曲，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熬睡着，已经是半夜了。也许她既不是撒尿也不是要干那事，而是忽然惊醒，是一种神秘的因素要她醒来，她那毛骨悚然的叫声划破黑夜，我离他们有七间屋，但听上去就像在隔壁。她说，她看见马晓元坐在箱子上，她说，晓元，这么晚了你不去睡觉，你在这里干什么？说完这话才想起马晓元早就死了，继而发现那不是马晓元，而是一个褐黄色的坛子。她问祝伯伯，坛子里装的是什么。祝伯伯说没装什么。她不信，要去揭开看，祝伯伯只好实话告诉她，那是马晓元的骨头。祝伯妈尖叫着跳起来，抱起衣服就往屋子外面跑。她的叫声把很多人都惊醒了，可她还不甘心，还在哭叫，不把所有的人惊醒不能表现她的胆小和温柔似的。高袁的妈妈来安慰她，她极快地扭了几下肩膀，然后才扑进她怀里。祝伯伯很尴尬，他要笑不笑地搓着手。他说，怕啥子嘛。然后再不知道说什么了。高袁的妈妈把祝伯妈安排到发报室，并且答应陪她，她才放心下来。
他们说，这是马晓元在找替身，他是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的人每隔七天就要再死一次，第一次是怎么死的，七天后再重复一次，不管他是否愿意或者多么痛苦，他是没有选择的，除非他找到替身，找到替身后他就可以转世了，而那个替身则要一死再死，直到找到下一个替身。好几个人都说他们看到过马晓元显身，看见后一定要调头，不要和他对脸，更不要和他说话，否则他就会找你做替身。他们说这些话时候都背着我，不敢当着我的面说，但好几次我都听见了。我想我不怕给父亲当替身，如果父亲需要到什么地方去而真要一个人顶替的话，我是非常乐意去充当的。
天亮后，祝伯妈嚷着要回遵义去，多留一刻都不行，任什么人来劝都没用，她已经铁了心了。祝伯伯去劝她，还没走过去她就尖叫起来，好像他是马晓元的化身。祝伯伯想生气又不敢生气，不知是因为心脏有病，还是因为长期在野外的缘故，他的脸很黑，此时那张脸黑里透红。他是个胆小怕事而又固执的知识分子，面对给他小鞋穿的领导如此，遇到不讲理的同事也是如此，在泼辣的女人面前还是如此。在这种时候他的思想像纷扰的水，不容易聚拢，等到聚拢之后，事情往往已经过去了。孙悟空看不下去，说了句实话：走个铲铲，车都没有，快三刀我给你说，除非你马上长出一对翅膀，否则今天哪里也去不成。
送她们来的汽车已经回去了，回遵义只能徒步到旧盘去乘班车，班车逢单日才有，这天正好轮空。祝伯妈说，我到旧盘去住旅社。孙悟空说，要得，你去吧，旧盘的旅社舒服得很，疙蚤和虱子像芝麻一样多，你今晚上饿了顺便抓一把就可以吃个饱，又香又脆。祝伯妈恶心得捏了一下喉咙，吐了一泡口水，说，狗日的孙大胜你不要哄我。孙悟空说，我哄你干什么，你问矿上的人，哪个不知道！其他人见她犹豫不决，忙说，是的是的，旧盘的旅社住不得。有人故意以责备的口气叫祝伯伯把坛子拿去埋了。祝伯妈说，随便他埋不埋，我即使不走也不会住那屋，鬼森森的，把人的魂都吓落了。祝伯伯痛苦地笑了一下。
祝伯妈留了下来，但正如她所说，她没再进祝伯伯的屋，连吃饭也不和他一起。她叫他把脏衣服找出来，拿到澡堂去洗了，晾在操场坝的铁丝上，叫他自己别忘了收。祝伯伯看见谁都要笑不笑的，看得出，他心里非常别扭和难受，他被自己期望着的东西出卖了，但为了尊严，他不得不对这种出卖尽可能地表示轻蔑。这是往心上抹盐，他希望自己的心不要咸得难受，苦苦挣扎所显示的表情，是“来吧，我什么都不怕。”但堆砌在脸上的表情是犹豫不决的，值得同情的。不过，与其说这是祝伯伯的感受，不如说是我的感受，是我惯有的狭隘心理毫无根据的推测，是我的臆想。
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就想把那个坛子抱到我屋里来。这天放学后，祝伯伯的屋里没人。应该告诉他一声的，可我又不是太想告诉他，偷偷拿走，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以为很重，双臂猛地发力，才发现非常轻，轻得让我险些失去平衡，就像里面什么也没有似的。抱进屋后，我先把它放在地上，再去想把它放在哪里合适。要不要揭开看看呢？我犹豫不决。如果揭开，爸爸的魂会不会从里面飞出来？就像那个阿拉伯渔翁在海边捞起来的瓶子。黑猫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故意用身体撞我的脚，对我抱回来的坛子视而不见。我轻轻踢了它一下，它说了句什么，真的，它当时叽咕了句什么，但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我问它，它摇了一下尾巴，跑开了。好，我打开看看，盖子很滑，我双手捧着它，以免掉到地上摔坏。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心脏怦怦跳。我把盖子放在床上，把坛子抱到门边，歪斜着，让光线照到里面，这才看清了。骨头在坛子底部，像钢笔那么长，一头粗一头细，灰黑色，除此之外还有几颗指头大的脊椎骨。这些骨头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我找了块布把它们包起来。
几天后，大概十来天吧，祝伯伯在旧盘出事了。他在旅社和一个女人睡觉时被派出所民警捉住了。这个女人是他看电影的时候认识的，他买了一包瓜子请这个女人吃，电影演到精彩处，他把他的手放到了女人的大腿上，这个女人没什么反应，过了一会，他把汗津津的手往上往上移，当他移到女人大腿根时，这个女人咯咯笑起来，在场的人都以是电影惹得她发笑。当他们躺在小旅社的床上，她告诉他，他的手把她弄痒了，她是最怕痒的。但是当她脱开裤子，他再把手放到那里时，她不痒了，那种痒痒的不得不笑的感受被别的东西代替了。他们是被旅社的老板娘举报的，这个半老徐娘愤愤不平地说，哼，登记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我可不能为了几个房钱就让他们败坏我旅社的名声。可她是收了钱才去举报的。
地质队的人议论纷纷，说没想到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祝同发会干这种事。有的说他和那个女人干成了，有的说还没干成，有的说刚放进去半截，他们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快三刀胆小，让他放掉那泡准备了许久的尿水水，他哪会去干这种事情。我能感受到祝伯伯的尴尬，他肯定不想再回到甲定来，如果有一个地缝可以钻进去，永远活在那里面，他是不会犹豫的。矿区的人并没因此特别责备他，只是觉得他不够聪明。有一个大家不便说名字的人去过好多次，这人就一次也没出过事。祝伯伯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大家正在换班，他们全都看见他了，假装什么事也没有，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那些躲在屋子里的人则从墙缝里，从窗缝里盯着他，欣赏那个害臊的形象，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小声议论着，声音不大，是沙哑的，像沥青一样浓稠。他们都是些心肠不算坏的人，可此时他们活像狡黠之徒。
祝伯伯已经喝过酒了，还拎了半瓶，在快到甲定的时候把这半瓶也喝掉了，尴尬和害臊没有全部驱跑，但脸皮毕竟比没喝酒的时候厚多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在旧盘喝的，走到甲定酒劲早就过了，醉态是装出来的，故意摇摇晃晃，走两步退一步，踉踉跄跄，假装满不在乎。这是失败者惯用的最为可怜的伎俩。他走进屋就睡了，晚饭也没吃，第二天快到中午了才从屋里出来。他没到食堂打饭，自己熬了锅白粥。
高袁悄悄问我，曾萝卜有没有工资。我说我怎么知道。他说，如果他有工资，他就可以去干那事了。李元强说，他给人家当徒弟，不收他学费就算好的了，哪会给他工资。我害怕别人因为我和祝伯伯父子般的关系拿这事来嘲笑我，我忐忑不安，处处小心，没事就躲在屋子里看书或者画猫。从古至今，画猫的人不多，虽然徐悲鸿、刘奎龄这些大师都画过，但那不是他们的专功，是为了增加些闲趣。我没有更多的前人画稿供临摹，只好自己照猫写生，我发现以前画猫只画出了外形，对它的喜、怒、哀、乐并不十分了解，而这比画好坐、卧、窜、跳要难得多。小猫好动，不会安安静静地等我写生，我只能抓住重点快速地画下来，一旦没有画完猫已改变了姿势，那就只有等到下次，它有那样的姿势时再接着画。每天就这样反复练习，猫的一举一动存到脑海里，再画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说应付自如，画面比以前更加生动。
祝伯伯出事后，我没到他屋里去过，在外面碰到了，我轻轻叫一声“伯伯”，他回应的时候和以前似乎没什么区别，关心我的饭票够不够，学习怎么样。但我感觉出来了，我们都在提防出现尴尬。他更加爱喝酒了，连早餐也喝。但酒量却越来越小了，喝一口就显出醉意了，可他喝上大半瓶，醉态并没加深，说话做事也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祝伯伯没有酒友，一个人喝，他平时爱和孙悟空一起，孙悟空是干杂活的工人，也没什么朋友，祝伯伯常跟孙悟空上山去捕鸟，一到山上，两人都变了，祝伯伯变得既智慧又灵活，孙悟空则比平时温驯多了，甘愿听祝伯伯的指挥。他们常常空手而归，但非常快活。
华老师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全部心思用在我们的学习上，对矿上发生的事毫不关心，更不参与议论。每次看到她的身影，我都会不知缘故地忽然想起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孤零零的、苗条的、长在高山上的白杨。她从外面搞来十几套试卷，除了英语，所有的科目都有，因为甲定没有复印机，旧盘也没有，只有抄在黑板上。物理化学不是她教，她也抄在黑板上叫我们做。在她的坚持下，我们增加了早读和晚自习，接着取消了周末和星期天。高袁故态复萌了，他抱怨说这样下去会把他累死的。他不是装病就是在教室里捣蛋。华老师管不了他，特许他可以不做题，只要不影响其他人就行。别的人也感到厌烦，因为基础太差，试卷上的很多题我们都做不起。题目的难度让我们对高考提前感到了绝望。虽然每道题都有答案，但我们面对它们的时候，却像在黑暗的坑道里瞎转，总也找不到出路。华老师在咬牙坚持，她说，除了这样，我们没的第二条路可以走。当我们做累了，她就唱歌给我们听。她的歌声实在太美了，可以消解一切烦恼和疲劳。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被她认真地、优美地唱出来，让你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和向上的热望，你的灵魂响应着这样的呼唤，不得不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好好做点什么。
许多年后，当我倍感孤独的时候，想要颓废的时候，满怀沮丧的时候，或者因为被人欺骗，被人诋毁，受了恶浊之气，总之是心情极端烦躁和难受的时候，我便去想她的歌声，有时候一下就想起来，这时犹如痛饮甘露。而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想起来，和她有关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有时候就要在大脑里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不当的动作，或者意外的声响，她的声音和形象就会一下子消灭，无影无踪。这时我对她的思念就会杂乱无章，心头一团乱麻，看什么都不顺眼，脾气暴躁，无意中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可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记住她的声音，记住她的一颦一笑是多么重要，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在我生命中永不再现。
I刘爱：他说他要画我
在峨岭的第二天，我们去收玉米。我从没有收过玉米。一大早，村里人大都来了。噼里啪啦，到处是人，到处欢声笑语，不到两个小时，德宏老人的玉米就全都收回家了。原以为玉米地里只有玉米，钻进去才知道非常丰富。我和马也提着篮子摘南瓜和红柿，偶尔还能找到黄瓜。这黄瓜我从没见过，瓜藤铺展在地上，瘦瘦的，可结出来的黄瓜非常粗壮，苍老的黄瓜是古铜色的，瓜皮皲裂，像冬天乡下小孩手上的冰口。嫩黄瓜白生生的，有一层薄薄的粉，非常光滑，不像菜市上卖的青黄瓜，浑身是刺。马也说这种黄瓜可以当水果吃。我用纸巾随便擦了一下，咔嚓一口，一股清香，一股淡淡的甜味，让人浑身爽快。我第一个念头是，呀，这么好吃，我妈妈能尝一尝就好了。这是水果市场和菜贩子那里都见不到的瓜。
马也一直在用相机拍照，收玉米的人，唱山歌的人。我提着篮子吃黄瓜也被他拍下来了，他说他要画一幅《吃黄瓜的女孩》。我心情像此时此地的天空：纯蓝、干净、辽远、空旷，这是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天空。虽然丰收的玉米不是我的，又重又大的南瓜不是我的，红得透亮的西红柿不是我的，但我心里的喜悦比这些粮食和瓜果的主人更浓郁。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对这样的丰收已经习以为常。我不一样，我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里，从没有参加过地里的劳动，也没有体验过丰收的滋味。开始我见到什么都去摘，像连旧鞋跟也往家里捡的普柳什金一样贪婪，可篮子还没满我就拎不动了。
杨德宏老人也提了一个篮子，不过他篮子里提的不是西红柿也不是南瓜，篮子里有一壶茶，一碗油炸过的黄焦焦的糯米团，熟鸡蛋，一袋花生。他跟在我和马也后面，像刚出道的推销员一样不停地推销篮子里的东西：“马老师，你吃一点，你不吃刘爱不好意思吃。”马也不吃又来劝我：“姑娘，你妈妈要是知道你不吃东西，要难过的哟。”其实我和马也的肚子都装不下了。马也叫他提回去，我们不想吃。老人嘴里答应，人却没离开，像小孩一样始终跟在我们后面。和同村的其他人不同，他的话我能听懂一些。马也说，他的普通话是跟孙女学的。
老人已经七十岁了，和不再干活的闲老汉比起来，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腰弯了，胡子白了，眼睛里还没失去光泽，但眼角总是挂着浑浊的泪水。他的处境我昨天就知道了。几年前，他的儿子从外地打工回来，偷偷摸摸到一个医院做了个手术，把结扎过的输精管重新接上。他和妻子生了三个女儿，一直想要个儿子。做手术花光了打工挣得的五千块钱，为了弥补损失，伤口还没好就和妻子同床，以便早点让妻子怀上后再去打工。结果他的伤口化脓了，花了几千块钱没治好，在家呆了半年就死了。老人的儿媳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要送三个孩子上学，还要挣钱还债，干活累，心里又急，有一次为了把一根原木扛到横坡去卖，累垮了，一病不起，也死了。那根原木远远超过她的体重，从没扛过那么重的东西，可为了卖几个钱，她咬牙扛到了横坡，丢下原木时吐了一口血。儿子儿媳都死了，本来已经交权的老人不得不重新挑起家庭的重担。马也到横坡支教的时候，老人的两个孙女已经辍学到外地打工去了，最小的孙女刚小学毕业。老人无力负担孙女的学费，叫她不要再上学了，回家帮他干活。马也苦口婆心劝慰，说学费由他来承担，假期来帮他干活，他才答应让孙女呆在学校。
马也悄悄告诉我，老人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涨洪水，老人到地里插秧，从独木桥上过的时候掉到河里去了，洪水把他冲出几十米远，幸亏被人发现，把他从水里捞了起来。另外一次是他病了，摔倒在玉米地里，马也来峨岭看他，他和村里人找到他后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再晚送来就没法救了。
“我答应每年来看他，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我许下的诺言。我希望我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有知识的人才会受到尊重。越是贫穷的地方，重男轻女的思想越重。我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帮助女生，对男生我管得比较少。因为这些女孩子是未来的母亲，只有提高她们的素质，才能提高下一代的素质。”马也的声音很平淡，但他的话让对我触动很大，我们这个社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
下午，我们在屋里剥玉米，不时有人来请马也去吃晚饭，这让老人很不高兴。来人和马也说话，老人假装没听见，两只手按住一个玉米棒子，像按住一头小猪仔，用力地撕扯着棒子皮。如果马也站起来，他就再也装不下去，立即丢下玉米，眼巴巴地看着马也，就像一个撅着嘴想要赶路的孩子。我认真打量老人，越看越觉得好笑，他耳朵薄薄的，亮亮的，如今，这是他全身最灵活的地方了。马也坐下，他才放心地坐下，重新把玉米棒子拨拉到双脚之间。有个人特别热情，来请了两次，这人一走，老人便对马也说：“哪家的饭都不要去吃，一客不犯二主，你是我家的客人。”他甚至把孙女搬出来：“她要知道你没在家里吃饭，会怪我哩，怪我没招待好你哩。”马也安抚他，逗他笑。老人说：春天他在玉米地里薅草，几只乌鸦在他头顶上盘旋。我以为它们是来报信的，我想你们不要忙嘛，等我把草薅完了再来嘛。马也说：“下次再看到乌鸦，你叫德奎用枪赶它们。”老人说，有一天他去拔黄豆，一只野兔突然从地里窜出来，他扑上去把它捉住了，他想马老师在就好了，在就打来煮给他吃，马老师不在，他把它放了。马也说：“不要打它，我不喜欢吃兔子肉。”
我们是第二天清早离开的。半夜里，我听见木门吱嘎一声，吓得心里咚咚跳，担心是强盗，不一会我便听见老人在和马也说话。老人要杀鸡，马也坚决阻止，他们的话断断续续，我听不清楚，但意思我听明白了。马也说，你再这样下次我就不来了。老人则强调，好不容易来，什么吃的都没有，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不知道谈判最后是如何结束的，他们的声音安静下来时，我已经进入梦乡。
告别时，老人给我们准备了两大包东西，有板栗、干辣椒、血豆腐，还有一卷又厚又粗糙的土布。我不想要老人的东西，同时也觉得拿这些东西回去没用。老人说：“姑娘，你拿着吧……下次再来，也许你就见不到我了……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等细燕（老人的孙女）毕业，阎王佬就要来叫我了，嘿嘿，乌鸦来送过好多次信了……不过，我即便还在，你也不会来的，条件太差了，猫爬狗舔，这两天让你遭罪了。”我说：“大爷，你说什么，我没有嫌弃呀。”老人的话让人难过，可他的声音，他的眼睛，却像在说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我很难受，也有些生气，他怎么能这样说我，难道我表现得不够好？但同时我明白，老人说的是客气话，他是在赌气，以为我和马也不会再来了，他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拿定主意，只要马也来，我就一定还要和他一起来。马也对我说：“拿着吧，这是老人的心意。我替你拿。”老人找了一根棍子，让马也把两袋东西挑在肩上。马也说，我们悄悄走，把别的人惊动了就走不成了。老人像孩子一样点了点头：“我没告诉他们。”老人把我们送到寨子外边，马也叫他回去，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我真想叫他和我们一起走。没走多远，他跟上来了。我们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我们走他也走。马也叫我先走，他要和老人再次告别。我边走边回头，看见马也放下肩上的担子，跑上前去，和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在心里悲叹：爷爷，亲爱的爷爷，孤独多病的爷爷……
我和马也默默地走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想了很多，但得出的结论很简单：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那么累，因为他们需要在真诚的边缘上跳舞。我开始懂得，任何人都可以将感动馈赠给我，即便是微小的感动。我上个月曾到肿瘤医院去采访，那里的人都害怕死去，都想让别人感觉自己是更善良的人。如果他们见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会不会得到些许真正的宁静？
走到一条水渠边，我想洗一下手，无意中抬头看见山脊上走着一个人，天啦，我们在沟下面走，老人沿着山脊送我们。我忙挥了一下手。老人说：“姑娘，明年再来呀，和马老师一起来。”我大声说：“大爷，你好好活着，我明年一定来看你！”“一定来呀！”“一定来！”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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