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慢品浮生

    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文化有很多台阶，每一级都安顿着不同的项目。那么，最后一级是什么呢？

    当然，最后一级不是名校，不是博士，不是教授，不是学派，不是大奖，不是国粹，不是唐诗，不是罗浮宫，不是好莱坞……

    很多很多“不是”。但是，它们每一项，都有资格找到自己的文化台阶，拂衣整冠，自成气象。它们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最后目标、最高等级，但实际上都不是。而且，它们之间，也互不承认。

    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常常也在这么多文化项目间比轻重，说是非。意见总是吵吵嚷嚷，直到听到了一种声音，情况才发生一点变化。

    这种声音说，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

    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我可以再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人我说过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

    儒家对后世的遗嘱——做君子，不做小人，有没有传下来呢？

    传下来了。而且，传得众人皆知。只要是中国人，即使不通文墨，也乐于被人称为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看作小人。如此普及千年，如此深入人心，实在是一种文化奇迹。

    由此，儒家的遗嘱，也就变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

    一定有人不赞成，认为君子之道流传那么久，产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不能认为“有效”。

    这种观点，把理想人格的设计和引导当作了“应时配方”。其实，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设计，都不具备“即时打造、批量生产”的功能。君子之道也一样，这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人格动员，使多数社会成员经常发觉自己与君子的差距，然后产生“见贤思齐”、“景行行止”的向往，而不是在当下急着搭建一个所谓“君子国”。

    敬与让

    精神需要赋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态。这不仅仅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而且也能产生“从外到里”的反馈。那就是说，当外形一旦建立，长期身体力行，又可以反过来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对外来说，“君子之德风”，君子的品德需要传播。而在传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传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君子的礼仪，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使命。

    普普通通的人，有礼上身，就显出高贵。而这种高贵是有对象的，既尊敬人，又传染人。这个意思，就是《左传》上的一段话：

    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任何行为规范，都会表达某种意向。那么，究竟是什么意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礼仪中最常见、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让”。

    先说“敬”。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墨子说：“礼，敬也。”（《墨子·经上》）这就表明，一个有礼的君子，他的全部动作都会表达对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视。

    君子之敬，并不是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的附属品，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个君子，如果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么，这种尊敬也就独具价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间发现真君子。一旦发现，就会驻足良久，凝神注视：正是他们对陌生人的尊敬，换来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在这里，互敬成为一种互馈关系，双向流动。公共空间的无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这种互馈关系，孟子说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再说“让”。

    简单说来，那就是后退一步，让人先走；那就是让出佳位，留给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让；那就是分利不匀，率先放弃……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给人看，而是在内心就想处处谦让，由心赋形。

    还是孟子说的：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礼之端”，就是礼的起点。为什么辞让能成为起点？因为世界太拥挤，欲望太密集，纷争太容易。唯有后退一步，才会给他人留出空间。敬，也从后退一步开始。

    辞让，是对自己的节制。一人的节制也能做出榜样，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这是《礼记》说过的意思：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这个“坊”字，古时候与“防”相通。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

    什么是礼？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从而对民间做出防范性的示范。

    说得有点绕。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为什么要礼？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和。君子之责，无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行为上的“敬”“让”，构成个人之“礼”，然后达成人间之“和”。

    揭示了结论，我还要做一个重要补充：君子有了礼，才会有风度，才会有魅力，才会美。正是谦恭辞让之礼，使君子神采无限。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

    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在于锐目紧逼，在于气势凌人。其实，正好相反。

    为此，我很赞赏荀子把“礼”和“美”连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礼论》里为“礼”下了一个定义，说是“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设计“礼”的时候，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都必须文，必须美。

    至谊

    这是一个历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熟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初读时印象最深的碎片，勾勒几笔。

    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独自在江边弹琴，却被一个打柴的樵夫完全听懂，他们就成了朋友。一年后弹琴者再到那个地方寻樵夫，却听说樵夫已死。他悲痛地寻到山间坟墓，把那张琴摔碎在墓碑上。

    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一对朋友，不是靠别的一切，完全只以琴曲结下生死之交。弹琴者俞伯牙心在高山，听琴者钟子期立即听出来了；过一会儿俞伯牙转向流水，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因此，“高山流水”成了千古至谊的代称。

    有了这个代称，中国人心中的千古至谊，也就与山水呼应，由山水做证，如山水永恒了。

    《列子》按理应产生在战国时代，所写的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应发生在春秋时代，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有学者认为《列子·汤问》出于魏晋人之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故事的真实程度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一两千年间，无数中国人都以这个故事来建立友谊信仰。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阅读、谈论、企盼中，因此已经变成了一种“过程真实”，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有意义了。因此我坚信，既然有过“高山流水”这种友谊信仰，那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懂得友谊的族群。

    当然，也恰恰因为是“高山流水”，中国人也是在友谊问题上最谨慎、最期待、最悲观的族群。

    每个人，也许都有可能遇到那个“钟子期”，但机会太小了。那个地方，会在哪里？

    如果真是遇到了“钟子期”，那么，相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谓“极而不永”。很快，一方断命，一方断琴，两相足矣。至情至谊的可贵和可哀，本为一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向自己找。自己心中，究竟有没有“高山流水”？这是获得至谊的基础理由。没有这个基础理由，也就没有“钟子期”；有了这个基础理由，也未必遇得到他。这是一种茫然的等待，凄惶的寻找，其实都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

    一九七七年，人类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特殊的飞行物“旅行者一号”，向外星人送去了一系列自我介绍。介绍中国的，便是古琴曲《高山流水》。

    我读到这条新闻时心中一怔，半日无言。这就是说，我们把尚未谋面的外星人，也当作了“可能的钟子期”。只是希望，在茫茫宇宙间，有人懂得我们。

    不懂？不要紧，我们一直寻找着。边飞行边寻找，边寻找边飞行，直到没有尽头的尽头，也就是永恒。

    科学家霍金提醒大家：千万别去惹外星人。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他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我们。

    太高、太大的友谊企盼，必然会带来太高、太大的生存风险。人类的前景如何？实在不得而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苍天的时候，只需知道，在那里，不可想象的远处，有一支《高山流水》的琴曲，在找寻友谊。

    估计是找不到，但是，总算在找。这其实也像地球上的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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