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
中国的历史,在有信史可考之前,是一个伟大而又漫长的传说时代。在那段闪耀着灵性之光的远古岁月里,歌谣此起彼伏,先民们载歌载舞,一个个神乎其神的人物依次闪亮登场——夸父追过太阳,精卫填过大海,女娲用美丽的五色石补天——当然,还有一个与女娲息息相关的传说人物。
他就是伏羲。
显然,他是和精卫、夸父们同属于传说时代的人物。而这个传说时代,也就是有史可考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在三皇五帝当中,曾有不少历史学家对人物座次的排序有过喋喋不休的争论,但有一点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伏羲作为三皇五帝的首位人物的显赫位置,一直岿然不动。
事实上,伏羲甫一诞生,他的身上就弥散着一股浓重的神秘气息。相传,有一天,有一个名叫华胥氏的美丽女子,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一个正常人的好奇心,她将自己的双脚踏在大脚印上,立即就有一种浑身被蛇缠绕的感觉,于是她也就有了身孕——这个已经匪夷所思的传说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一次,她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怀孕之后,终于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他就是伏羲。至于他的整个一生,在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里是如此记载的:
太皞疱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
如此一个人物,究竟是传说,还是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成为人们的疑惑之一。尽管这种疑惑就像一根在心底里生根发芽的树,愈长愈盛,但并没有改变后来者对他的尊敬与仰慕——渐渐地,伏羲在人们心中更加饱满的形象形成了。他的大体样子,正如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所载,“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后,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百王为先。”而更为直观的形象则是远古时代一个优秀的部落首领,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
就伏羲而言,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已不单单是一个具体的部落首领,而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以伏羲为部落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也包括伏羲之后陆续出现的一统天下的其他一些部落联盟,他们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但他们都承袭了伏羲的名号。这一个时代——我暂且命名为伏羲时代的时间,可能持续了1200年左右。正是在如此漫长的年代里,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子民,在东起陇山、西至鸟鼠山、南至仇池、北至崆峒一带,以我的家乡天水为中心的辽阔范围内开始了远古的集体生活。随后,向东、向西、向北、向南不断迁徙,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又融合其他民族,直到后来,其势力相继发展到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平原、四川盆地、华东地区和云贵高原。至今,在这些地域所见到的零零星星的祭祀伏羲的庙宇,恰好是这一迁徙过程的证明。当然,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湖北、四川等地也能见到祭祀伏羲的庙宇。
伏羲部落的这个发展过程,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史学入门》里关于黄河流域氏族部落的迁徙规律出现了高度的契合:黄河中下游一带地方,土质好,雨量好,气候好,所有的古老氏族部落就从西边沿着黄河向东部发展,到了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区。
曾经,我一直深度怀疑伏羲究竟在历史上出现过没有。后来的事实却在不断地改变着我的看法。这些年,当我一次次在天水大地漫游时才发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还有一个很小且命名为风家湾的村庄,这又与“伏羲,风姓”的史料记载多么吻合——除此之外,在天水的秦安、甘谷、麦积等地,至今存在的伏家湾、伏家河、伏家峡、伏家洼、风家台、风都庙等等等等这些以伏字打头的沟、梁、塬、壑,总是让人加深着这样一种理解:这是一片伏羲曾经真实生活过的大地。更何况,伏羲是所有传说人物中唯一一个被描写得有鼻子有眼的人物,他的家史,他的婚姻,他的生活成长经历,似乎都能从一册册青史黄卷里找到可信的证据。至此,伏羲完成了他从神话传说到历史人物的演化过程,并一跃而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帝王。
所以,远古时代的伏羲,是传说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
二、妹妹;妻子
就像西方文明史册上一提到亚当就要说起夏娃一样,在中国,一提到伏羲,就要提到女娲。
关于女娲,有史载曰:
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
可见,伏羲与女娲,乃兄妹也。但传说中女娲的诞生之地,却在甘肃天水的陇城古镇一带,而且,传说中的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莹”,能够给这样一个有板有眼的传说平添史证意味的,除了一册《水经注》里关于“秦安县城北面,山上有女娲祠”的简短句子外,如今在陇城镇葆有以风姓命名的风沟、风台、风莹的地名以及娲皇、凤尾、龙泉等为名的村名,似乎都在集体证实着这里就是女娲的诞生之地。2009年的深秋,我踏访此镇,在镇之南就遇到了巍峨的女娲祠。整个建筑气宇轩昂,雕梁画栋,飞阁流丹,瓦檐耸峙。进入庙门,大殿娲皇宫里的女娲尊像,披发慈祥,肃穆祥和,系当代著名女雕塑家何鄂创作;两侧之壁画,生动再现了女娲“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的逼真情形。庙宇门口,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状若葫芦,赫然而立。旁有一通碑刻,简短地记有女娲祠的相关史料。所有这些,都使得陇城古镇的上空,弥漫着一股深重、远古的神秘气息。
如果说伏羲女娲乃兄妹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遥远传说,那么,这则传说里妇孺皆知的事实是他们兄妹成婚的美丽传说。这个令人半信半疑的传说,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却被讲述得鲜活生动、摇曳生姿。唐代李冗在《独异记》里,如此记载了他们的成婚情形: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这一次,他们的“咒”——也就是他们的祈祷,居然应验了。那两束原本各自燃起来的炊烟不谋而合地汇聚在了一起,就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个关于兄妹成婚的美丽传说从此定格在后来者的内心与记忆深处。
于是,一个女人从妹妹一跃而成为一个美丽的妻子。
于是,他们开始默默地承担起繁衍人类的伟大使命。
至今,在天水境内,有两处地方相传是他们的成亲之地。一处在葫芦河汇入渭河的中滩镇张白村附近的玉钟峡,一处在今秦安县郭嘉乡的玉钟峡——不同的峡谷,缘何都被命名为玉钟峡,我曾经考究并求教过这样一个峡谷之名的来历,但一直没有答案。但在我的踏访中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位于郭嘉乡玉钟峡,因为这个美丽的传说而被乡邻们亲切地誉为“显亲峡”——而且,在显亲峡一带至今还葆有这样的风俗:如果一个男人上了年纪被村人们嗤之为光棍的话,便会寻找吉日去显亲峡里走走,据说,很快就会碰到一桩好姻缘。
三、开天明道及其它
甘肃天水市西关,有伏羲庙——此处略去伏羲庙的相关叙述,因为我在后面还要详细叙写它的宏大与古旧——在伏羲庙肃穆的门楣上,有一块匾额,上书:开天明道。此手迹系西宁道湟中观察使杨应琚应李鋐之请首题于乾隆六年,嘉庆十二年申宁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立修葺时重署款。据考,王立实为王赐均,“王立”系“王公”之笔误。
我这里要说的是,如此寥寥四字,却大致总结概括了伏羲一生的伟大功绩!
伏羲诞生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干干,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伏羲诞生之后,“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再之后,伏羲带领着他的子民,在迁徙过程中把生产劳动技术、日常生活经验、社会管理办法不断发扬光大,并汲取各部族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我国人类早期社会摆脱蒙昧跨入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用一盏文明的灯火,引导先民摆脱了茹毛饮血、巢穴群居、鸿蒙未启的原始状态,跨入了文明社会阶段。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次跨越呀!
请允许我粗略地说出这些功绩的历史意义吧——
创八卦:这是伏羲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他把自己面对世界与大自然时的迷茫,简而化之为阴阳两极以及八爻、六十四卦,并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元素,去推演事物的变化以及预卜事物的发展,如同在深重的黑暗里找到了一束驱散黑暗的光。这个被誉为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据说,令17世纪的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至为叹惊”,并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由此而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时欧洲先进的计算机。
结绳罟网:结绳者,非结绳记事,而是用绳索编织成网,以网鱼虾,从而使原始先民的生活从自然采集逐渐转变到农耕和狩猎时代,并促进了原始畜牧业的形成与发展。
定嫁娶:一次,出门狩猎的伏羲,一箭射中了一只有孕的鹿,这让伏羲顿生愧疚之情。这次小小的意外,也让他闪电般地有了这样的想法:用这只无辜而死的鹿之皮,去为部下的一位忠心耿耿的小头目去娶回一位妻子吧。再往后,伏羲在某一天慎之又慎地对部落宣布:
“以后凡想得到女人的,要以鹿皮为礼,进行明媒正娶吧!只要两张鹿皮就够了!”两张鹿皮者,俪也。于是,人类由原始群婚杂居向对等婚制度开始了缓慢的转移。
造书契:这是继结绳记事之后人类用特定符号记事的又一进步——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已出现了最早的书契刻符,为最初的文字符号。
作历法:一部完整的历法,始创于夏商时代,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那么,伏羲时代的历法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它不是完备的历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二十四节气,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物候常识,如同《诗经》里所记载的“四月莠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降萚”一样,只是总结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最初的一些基本认识,而这些,已经显得十分伟大了。
作琴瑟:在那个且歌且舞的遥远年代里,乐与舞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伏羲灼土为埙,作琴瑟,造笙簧,以为立基之乐,使中国礼乐之邦的文明大幕徐徐拉开,并且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
其它:尝百药,制九针,开创了中华医药研究和针灸之先河;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实现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开始了社会分工;立占筮之法……伏羲作为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人们会习惯性地将一些集体的智慧统统归于他的名下,应该说这才是事实的真相。然而,这并非一种媚俗,而是文化与历史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习惯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却记录了整整一个时代在中华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类在文明的烛光下开始前行。
四、画卦台
在伏羲的皇皇功绩里,首屈一指的,当属始作八卦。
相传,他始作八卦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在那个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的年代里,伏羲虽为部落首领,但他和子民们一样,对刮风、下雨、闪电、打雷这些自然现象,既害怕,又困惑——伏羲与他的子民们不同的是,他始终想把这一切看似神秘莫测的现象洞悉清楚,这似乎也是一个部落首领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伏羲有事没事就去一个土台子上坐下来,仰观天上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对它们进行不懈的观察与思考。有一天,他又一次坐在土台子上,但见滔滔渭河哗哗东去,土台子以西的一个洞口,有一匹满身花斑、两翼扇动、神色飒然的龙马进入洞中。细心敏感富有才气的伏羲遂灵机一动,在这个土台子上画下了代表天、水、山、雷、风、火、地、泽等现象的八种符号。
此符号,遂曰八卦;
此土台子,遂曰卦台山;那个跃出龙马的山洞被人们称为龙马洞;渭水河中的那块大石就叫做分心石。
于是,这座位于天水渭南镇吴家庄后山腰的小小土台子,因为伏羲、更因为伏羲在这里始作八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名山。
我的老家杨家岘,离吴家庄不远,大约有十里多一点的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每年的正月十五,我们兄妹三人都要拉着母亲的衣襟去卦台山。这一天,卦台山上钟鼓齐鸣,人山人海,秦腔大戏,夜以继日。但我们都不是凑这份热闹去的。母亲的愿望就是去给伏羲爷磕个头,烧点香火,以一颗农村妇女的特有的谦卑之心换取一家人的平安健康。这也是她对我们早年进行的启蒙教育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倘若有一年她去不了,就会派我们去,临行前也少不了千嘱咐万嘱咐一番:
“磕头时不要讲话,作揖时要闭上双眼!”
这些让我们的耳朵都磨了一层茧的话,被母亲说得意义深远,不容丝毫的怠慢。当然,在我们光荣地完成这些工作任务之后,就会把怀揣在衣兜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零花钱非花完不可。然后,跑到古堡四周的城墙上,去看那平展展的三阳川。那时候的渭河不像现在,一派气息奄奄的样子,而是水势汹涌,有着一条河应当具有的力量与荣光。站在城墙上,就能看到从吴家庄通往卦台山的那条蜿蜒小路上攒动的人头。这些揣着干粮从方圆几十里的山路上纷纷而来的乡亲们,和我的母亲一样,都是为了心中的香火之事。
其实,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卦台山庙会的繁盛图景。
后来,我才知道,我当年跟随母亲朝拜过的那座庙宇,就是卦台山上的伏羲庙!这是一座远比现在声名远播的天水西关伏羲庙的历史更加久远古老的伏羲庙。根据画卦台上出土的《伏生墓志铭》里记载,早在隋代,这里就建有庙宇,并一度成为祭祀伏羲的重要场所,直到明朝正德十六年,因官祭不便,地方官员才上书朝廷将拟扩建于画卦台上的伏羲庙迁建于秦州城内——这也就是天水西关伏羲庙得已形成的历史原因。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让卦台山伏羲庙的地位由此下降,从而渐渐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一个场所,成为部分文人发出“岁远祠堂半草莱”之呼声的偏远之地。但是,因了那个瑰丽神奇的传说,卦台山却是一代代文人怀揣一腔仰慕之心拜谒的一座圣山。翻阅一册册散落在历史之河的书帙,就能于无意间找寻到古人们在登临卦台山时的情形:
明代成化十九年进士傅来诗曰:天下名山第一台,乘闲眺望好怀开。
乡贤胡缵宗诗曰:渭涌紫垣春湜湜,月浮青海秋盈盈。
明代宋贤诗曰:日暮乘駾过祠下,西风衰草野猿哀。
……
他们的登临,虽然成为一段遥远的记忆,但也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卦台山以及这段瑰丽传说,已经是横陈于人心的一道文化奇观。在天水乡贤、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的记忆里,卦台山的模样,是这样的:
自吴家庄攀沿曲径以至山巅,古木参天,河声盈耳。斯时外患方殷,民苦百役,兹山人迹罕至,满目萧条,而午门、牌楼、钟楼、鼓楼、戏楼、朝房,太昊宫等巍然犹存。仰望“先天下觉”、“与天地准”、“则古称先”诸匾,而继往开来之念油然以生,低徊流连者久之。
这既是抗战初期一代学子的遥远记忆,也从中约略提供出了当年卦台山的形制。如今,我所面对的这座庙宇,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全部被毁之后,基本上是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民间力量重建而成的。虽然只有30年的历史,但古旧如初,恢弘依旧:庙前,有午门,庙院里有八卦九宫柏,而且,先天殿、东西朝房,祭坛,钟鼓楼、戏楼一应俱全。其中,座北朝南的先天殿为歇山式仿古建筑,殿内供有伏羲圣像,左有龙马图像。当然,卦台山的兴建,并不仅仅因为伏羲曾在这里演绎八卦,更是地方子民求得一生平安风调雨顺的一种内心渴望。
这些年,我常常因公因私登临这座家乡山脚下的圣山。每次到达,都是一场自己与神话、传说、历史以及现实缠绕不清的纠葛。如果这是一段神话与传说,那无疑是生动烂漫的一章;如果这是一截历史,那么,在这人类从混沌迈往文明的历史途中,端坐其间的伏羲并不是坐拥丰功伟绩,而是心怀忧伤与迷茫。他每天枯坐在这个小小的土台子上,面对滔滔东去的渭河,没有春暖花开,只有视野茫然,茫然得他根本看不清世界的真实模样。伏羲——这个身处深度焦虑中的男人,他太想看清世界的真相与秘密了,然而这又是多么让人心急如焚的一段漫长时光呀!
从这个意义上讲,卦台山之于伏羲,简直就是他即将看到曙色与朝霞之前必须经历和面对的那一抹黑暗!
五、煌煌大庙
如果说《梦游天姥吟留别》是诗人李白对越中名山深情咏赞的长诗,那么,明代弘治六年进士秦文的《瞻拜太昊宫》则是写给天水伏羲庙的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短制。
其中两句曰:
瞻拜昊帝祠,昊帝不在兹。
乃在天皇池,跂余往从之。
为什么地处天水西关的伏羲庙会让一个南方人由衷地发出如此深情的歌唱呢?
毫无疑问,这既是因为伏羲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盏灯,也因为这座俗称“人宗庙”的建筑群,能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深深地震撼每一个拜谒者的心灵。2009年2月10日,农历的正月十六,这是一个距离情人节并不遥远的日子,但在甘肃天水这座古老城市的上空,很难嗅到一丝洋节日特有的气息——除了在肯德基店面门前和步行街的一些三流酒吧的店面前。事实上,这一天的天水子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只思忖着一件事,一件一年一度的大事:去朝人宗爷。
他们会去哪里?
当然是去天水西关的伏羲庙!
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有规模的伏羲庙好像有三处,它们分别是天水西关的伏羲庙、河南淮阳的太昊陵以及河北新乐的伏羲台。其中,天水西关的伏羲庙以规模宏大、历史悠久而名闻神州。
如前所述,为了实现官祭的方便,原本扩建的卦台山伏羲庙因地方官员的一纸上书而改建于天水西关,于是,才有了开始于1483年的天水西关伏羲庙的建筑史。直到明成化二十年,在历经九次重修之后,西关伏羲庙终于形成了院落重重相套、四进四院、宏阔幽深、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就像中国的所有古老建筑都要在历史的长河经历兴建、毁坏、重建、再次被毁的魔咒一样,伏羲庙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幸运的是,相比较而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关伏羲庙在同时代的建筑里要算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建筑群了。庙内古建筑包括戏楼、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钟楼、鼓楼、来鹤厅共10座;新建筑有朝房、碑廊、展览厅等共6座,两者加起来共计76间。这座整体上坐北朝南的建筑群,早在1963年就被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时隔将近40年之后的2001年6月25日,作为明清古建筑的典范之作,又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你置身伏羲庙,哪怕你是一个建筑盲,也会不难发现这个鲜明的特点: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朝房、碑廊沿横轴线对称分布,严格安排在纵贯南北的主轴线两侧,对称而紧凑,疏密相宜而有致。应该说,这种将主体建筑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以彰显统领全局的宫殿式建筑模式,从建筑格局上充分体现了伏羲作为三皇之首的历史地位。这一建筑特征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极有可能成为唐代长安城建筑模式的参考范本。
而伏羲庙的中院,更像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
这几乎是一个最让人出奇不意的话题。作为伏羲庙的主体建筑,中院的后部正中是先天殿,此殿因踞高凌空而宏伟壮观,透溢着一股久远的庄重与威严。这座典型的明代风格建筑,殿顶上覆琉璃筒瓦,正脊两端亦施龙吻,垂脊、戗脊施螭兽仙人,正脊中有桥亭火珠,脊面上饰有缠枝的牡丹。宫殿的门窗雕饰工艺,是古代木雕的精品。门窗全系木质结构,上面镂刻雕饰有金钱、艾叶、仙鹤、孔雀、蝙蝠、蝴蝶,还有二龙戏珠、鹿宿松下等图案,花纹细密,栩栩如生。入大殿内,即见一中心四方形神龛,神龛之中,是高约3米有余的伏羲圣像,手托八卦,目光如炬,正襟危坐,灵气逼人。在古代的建筑格局里,都会依“前宫后寝”的惯例而建。伏羲庙也不例外,太极殿就在先天殿的后面,它单檐歇山式的建筑里,设有神龛,供奉着伏羲圣像。
我偶然地发现,在众多的游客里,当他们对伏羲庙的宏大建筑不解其中深奥、只会啧啧地发出几声由衷感叹之际,似乎不约而同地对这里高可参天浓荫蔽日的古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总会伸出一双被电脑键盘碰撞得有点惨白的小手抚摸一番。事实上,伏羲庙里遍布的古柏,系明代所植,原有64株,象征伏羲六十四卦之数,可惜现存37株。除了古柏,伏羲庙大门内侧东西墙角原有古槐两株,相向而立,现在,经鉴定为唐代所植的古槐,只有东边的一株存活于世,与那些古柏一起加深着伏羲庙的肃穆与宁静。
自伏羲庙建成,祭祀的香火就一直绵延不绝,这也正是天水民间祭祀伏羲中最为生动的一章。
这种民间自发的祭祀与官方祭祀既互有区别,又相得益彰。早在明代就由当地子民自发成立的上元会,就是专门负责民间祭祀的组织机构。农历正月十五上元之夜,天水老城几近万户空巷,纷纷来至伏羲庙内,自发祭拜伏羲,而发端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伏羲庙灯会,使得民间祭祀多了一份文化氛围。
自然,民间祭祀同样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仪规。
据史书记载,时间安排大致如下:每年正月十六日子时为民祭时间;正月十四日民众进香,十五日出榜,十六日正祭,十七日送神。其中,正祭程序为:一、行初献礼:1、上香明蜡,化表,跪行三叩首礼;2、击鼓鸣钟,鸣炮奏乐;3、领牲,献毛血;二、行亚献礼:1、敬酒、献酒、奠酒;2、献匙箸、献三牲、进祝文;3、献围盘,献糕点,献鲜果,分肴;三、行终献礼:1、上香化表,读祝文,焚祝文;2、献茶,奠茶,行三叩首;3、起立互拜,瞻仰圣容。
在这盛大的祭祀过程里,有两种风俗至今在天水大地流传,一种是点纸人,另一种是游百病。
在古柏森森的伏羲庙里,每一年,都会有一株古树承担起喜神树的光荣角色。早晨,早有阴阳道士于喜神树上挂红灯一盏,作为喜神树的标志。前来朝人宗的地方子民,在经过焚香化纸、三叩九拜之后,就会将事先剪好的纸人贴于喜神树上。然后,用香火炙病。自己病了,就为自己炙,亲友病了,就为亲友炙,但是,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炙病过程,则是头疼者炙纸人之头,脚疼炙纸人之脚——这个看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过程,却是天水子民关于伏羲尝百草治百病之传说的一种文化积淀。也许,它并不会成为真正的手到病除,但是作为一种至今葆有的民风习俗,却令人感念不已。
在潘荣陛的《帝京岁时记胜》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一种风俗:
“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
而在天水,却呼其为游百病。
在相传为伏羲诞辰之日的正月十六,人们成群结队,逛庙烧香——听一些老人们讲,天水五城相连的城墙尚在的时候,还要游城墙。这些随性的游走,不一定如潘荣陛所记的那样,要有人持香领路,但作为民间祭祀伏羲时的衍生之俗,流传了下来。与之大体相同的是,亦有人于天色微明之际,去摸城门钉、过桥。当然,这些都是祈福之举,如过桥者意谓度厄,据说不过桥者不能长寿,过桥之后则保一年腰腿不疼;而摸城门之钉,则因为钉状似小男孩之生殖器,故取意于益生男孩。
六、一座古老庙宇里的至尊祭祀
据考证,官方祭祀伏羲,始自元代,当时已有诏令明文规定祭祀,而且,卦台山的伏羲庙已是全国有名的祭祀之地;至明代,秦州西关伏羲庙已成全国祭祀伏羲的中心要地,并且,以朝廷的名义——即现在的国家级别——举行祭祀,祭祀费用列入州署财政预算,并由礼部制定相关祭文。至此,西关伏羲庙的祭祀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仪。这个繁复、盛大而至尊的仪式,分为六个部分,它们分别是:
1、出告文。告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似于今天的告示。作为祭祀的首起部分,它的作用是向民众告知祭礼日期,但重点则是以此昭示伏羲的功德。在天水典籍《直隶秦州新志·艺文》里,录有告文一篇,有可能的话,这应该是天水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告文了,系明朝刘尚义所作,其词洋洋洒洒,不失为一篇美文。全文曰:
嗟惟太古,时会洪荒。其风简略,文物未彰。如彼晦冥,昏()元沤。羲皇特起,配天为王。聪明神圣,灵异靡常。爰衍八卦,始制文章。男女有别,化机乃扬。人极爰立,开我周行。日月悬曜,光照无疆。往者绪绍,来者轨张。慨我黎庶,是用是将。惟木有本,枝叶其昌。于帝振迹,麟趾顾长。彼苍者天,可与类行。惟台小子,迁于是方。永念遗德,肃将不忘。陈彼腐荄,只荐于旁。明灵昭格,奕其来洋。
2、出榜文。所谓榜文,就是祈祷之文,意在告慰伏羲神灵,场面比出告文更加庄重严肃,且有“迎神出榜,送神烧榜”之说。
3、迎神。迎神是整个祭祀过程的主体仪程之一。此刻,鼓乐齐鸣,载歌载舞。根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记载,明代乐舞规模,“乐器三十有六,乐生四十有四人,冠服一百四十有四。舞器百有三十,舞生六十有六人,冠服二百六十有四。”并且,“召工制器,按八音以为乐,准八佾以为舞。盖琴、瑟、笙、镛之属必调;龠翟、冠、袍之属必绝致;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见明胡缵宗《太昊庙乐记》)。现存明代《迎神曲》有两章,一章为当时的陕西监察御史山西沁州人张鹏巡察秦州时所撰,一章为当时陕西秦安(今天水市秦安县)人胡缵宗所撰。
张鹏《迎神曲》曰:
山矗矗兮水悠悠,
风瑟瑟兮云倏倏。
殿阒旷兮鸟声柔,
天元冥兮树色幽。
谐鼓吹兮陈肴馐,
纷拜舞兮恭献酬。
神之来兮灵色周,
驾玉龙兮乘苍虬。
蛮锵锵兮旆皓皓,
宛在清虚烟上头。
胡缵宗《迎神曲》曰:
天生羲圣,
广大变通。
立极垂易,
列圣攸宗。
天子致祀,
仪文式崇。
神之鉴之,
昭格雍雍。
我在这里抄录它们的想法,只是想,这已是一种古老的遥远记忆了。
4、献供。据刘雁翔《伏羲庙志》记载,明代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沿袭金元两代卦台山伏羲庙规格,以太牢祭祀,即用牛、羊、猪三牲。祭祀时陈设的祭器有登、刑、笾豆、簋、鼎、俎、爵、尊等,分别盛肉类、羹、瓜果、菜肴、黍、稷、稻、粱、酒等祭品,另设玉帛等物。
5、恭读祭文。恭读祭文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中心活动之一,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秦州伏羲庙正式建成,祭祀活动渐次正规化、制度化。为了体现对先皇的崇敬,明廷礼部向秦州特别颁发《太昊伏羲庙祭文》作为官祭时的规范祭文,代表朝廷致祭。至此,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
现存礼部所颁祭文曰:
维年月日,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致祭于太昊伏羲氏:于维圣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道启百王。顾兹成纪之乡,实惟毓圣之地。爰承明命,建此新祠。用妥在天之灵,并慰斯灵之望。时惟仲春(秋),祀事陈式。神之格思,永言无羁。
6、送神。日欲暝兮月将晖,雾霭霭兮烟霏霏。这是祭祀活动的最后一项仪程,烧榜文亦在此时。
庄严的告文与榜文,肃穆的迎神曲与送神曲,精致的祭器以及繁复的祭品,联合起来,传达着一座老城无数子民们对伏羲的敬仰之情。想想,这是一场多么恢宏多么盛大的祭祀呀!余生不幸,没有生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无法亲眼目睹那一幕;余生也有幸,生活在这座将祭祀伏羲的传统传承下来的古城。尽管,这些年的祭祀礼仪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经济意义,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让这种文化传承了下来——至少可以说在这个物质的时代里,这也是文化的幸事。也许,这也是伏羲祭祀典礼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理由之一吧。
我记得,那一年获知伏羲祭祀典礼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我恰逢在报社工作,于是特意赶制了一期号外,以纪念这件文化大事。但于我个人而言,亦算是在宣介伏羲文化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2009-05-06初稿;2010-6-5二稿;2010-10-9三稿
秦州隐士草图
夫隐士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这是《后汉书》里关于隐士的简约定义。实在是太恰当了。而在秦州老城的漫长历史上,就有这样一道别致的风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人仰天一叹之际不免对那种修竹有加、高山流水,尽享花木之香、诗酒之娱的逍遥生活心向往之。
常常,我独自一人在漫漫深夜里,从一册册浩繁的典籍里寻访他们远去的背影,藉此而沐浴在一份古旧而高洁的气息当中。
东汉的天水,曾出现过三大隐士,他们分别是郭整、任棠、姜岐,其生活年代大致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初期。他们的隐而不仕,与东汉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东汉建国初期,刘秀以儒家思想为本原,掺合黄老无为思想,形成一种“柔术”。所谓“柔术”者,“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即在补充“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的基础之上,注重与民休息,不言兵事,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乃至文化心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次自我释放与缓解的机会。此外,王莽改制、相继爆发的绿林起义以及赤眉起义所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也在客观上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退身闾巷,以教书为乐。据史载,当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在天水的历史上,有“汉郭整,鄙缨簪”一说。这其实是郭整的一段轶事。“博洽多闻,抱道自重”的郭整,于汉安帝、顺帝之时,屡屡得到官府“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的优厚礼遇,而他始终闭门不仕,从而留下了“鄙缨簪”的美谈。
任棠隐居期间,汉阳太守庞参访之,而棠不与言,只在自己的窗前放了一束大头小蒜和一碗水,自己抱着孙儿伏于户下。庞参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任棠的心思——“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庞参遂叹息而还。而隐居着的姜岐,以研究书经、易经而名闻陇右。在他拒绝太守的盛情之邀后,“事母至孝,母死后,尽让水田于兄,自己到山中以驯化、蓄养野蜂兼猪畜为生,堪称养蜂的祖师爷,教授者满于天下”——这是我的小说家朋友薛林荣的简介叙述,但我不知他是从哪本书里读到这样的情节。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家王嘉和杨轲,几乎是秦州历史上最有名气的隐士。
王嘉,字子年,东晋陇西安阳人,生年不详。作为一名方士,初隐东阳谷,后隐终南山,最后迁隐于倒鲁山。其在隐居其间,著书立说,虽然《牵三歌》已不存,但《拾遗记》却名昭史册,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同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小说集。其《拾遗记》10卷,结构完整,故事动人,是志怪小说的典范之作。现代文学大师曾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如此评价:“文笔颇糜丽,而事实皆诞漫无实”,这其实恰恰是志怪小说的本质。仅凭这一点,称他为甘肃小说史的开山之祖,一点也不为过。
西晋之后,秦州隐士,首推杨轲。
他也是在《晋书》里留下了隐逸之名的一位隐士。可惜,最终死于327年的一场秦州兵乱,真是欲隐而不能。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立誓不仕。也许,这与他经历了晋代的“八王之乱”以及其后十六国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息息相关吧。据说,后赵建国时,他正隐居于陇山之际。皇帝石虎派专使衣甲持刀,从陇山带杨轲到长安,每语不合。使美女诱之,兵士吓之,不为所动。杨轲的隐逸之心,惹怒了“虽不能令木石屈膝”,却乘舆所向、天沸地涌的石虎。他生气地说:
“小小一介书生,凭什么如此孤傲?”
“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有人如此劝诫石虎。
这个石虎也真是不经劝,很快,就同意了,并遗十家供给之。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想起了苏武牧羊的一些旧事来。
据我的朋友薛林荣撰文,杨轲之后,秦州隐士尚有东晋的郭荷、明代的周蕙,惜我孤陋而寡闻,均不知,故略去。
不过,我在读杜甫的诗时发现,他辞官西行流亡天水期间,多少也是动了隐居之心的。“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栗,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这是杜甫为东柯谷写下的诗句,其间对东柯谷饱含的一汪深情里,多多少少也有点想在此终老的意思。可惜的是,“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他最终还是怅然地离开了天水,一路踉跄南下,我不知道,面对东柯谷顿生隐居之心的杜甫,算不算一位隐士呢?
补记:在我动意写这本书时,关于历史人物这一辑,在具体人物的选择上踌踌再三。先后列过几个名单,都没定下来。标准稍不同,人物就大相径庭。不得已,我就只挑自己偏爱的写。记得我的写作顺序好像是《乡贤吴西川》、《绣佛头陀》、《杜甫梦李白》、《陇溪九逸》、《伏羲草图》、《大达法师》、《苏惠:前秦的小资》。当我完成这7篇之后正为即将出场的第八个人物犯愁时,偶然读到的一册闲书,让我决定写写天水历史上的隐士。书曰《空谷幽兰》,作者:比尔·彼特。他是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的汉学家。
但是,对于曾经隐居秦州的隐士,因是古人,所知者自然是一鳞半爪,所以,知趣地名曰《秦州隐士草图》。2009-9-26
苏蕙:前秦的小资
苏蕙,《晋书·列女传》所载如下: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惠,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剌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
短短百字,才女苏惠的丰满形象跃然纸上——之所以称其为才女,在于她在丈夫远徙他乡的清苦岁月里,用五彩丝线,织成一幅8寸见方的回文锦。
回文锦纵横各29行,841字,无论左右,上下,里外,旋回,参差诵读,皆成文章。就是这样一方手帕,多少年来,却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心中的一座高山。一方面,历代画家皆喜画苏蕙:另一方面,历代文人皆喜破译该图诗句。古往今来,吟诵苏蕙的诗作,屡见不鲜。名气较大的诗人,有唐代的李白和宋代的苏轼,他们都曾经为此写过诗。
李白做诗两首,分别是《闺情》和《乌夜啼》。《闺情》曰:
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
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
他在另一首《乌夜啼》里写道:
黄云城边乌欲栖, 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州女, 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 独宿孤房泪如雨。
苏轼写了三首七绝诗,分别如下:
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目晚庭空。
红笺短写空深恨,锦句新翻欲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戍边回雁寄情郎。
羞云敛惨伤春暮,细镂诗成织意深。
头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尘暗玉窗琴。
读这样的诗句,会让人不禁想到,一位远至前秦年代的美丽女人,在一座梧桐深深的庭院里,在一盏昏暗不断加深孤单的青灯之下,一针一线地织就回文锦的情形。尽管她的内心是悲苦的,悲苦得像是杜鹃啼血,但她还是让人果敢地想到一个词:红袖添香。红袖添香乃人生的一大美境。我想,添香之人若是苏惠,或者如苏蕙这般,具有一个透明的心灵的话,那么,即便在青灯之下,读书至天亮,亦不累吧。是的,苏惠在我的心中就像是清代才子沈复的妻子陈芸。她和陈芸一样,是可爱的女人,是一个将伉俪之情传达得含情脉脉且风流蕴藉的女人,是一个“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俞平伯赞陈芸语)的女人。
至今,在天水市西关的务农小巷,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据传是苏惠织锦的旧地。我曾拜访过,但无意去探究是否属实。每次走进那座小小院落,总能想起清代诗人杨榕裳当年吟诵此地的诗句:“莺花古巷秦州陌,云是苏娘旧时宅。”可惜的是,时光流转,现在的这所小院,早没有花花草草了,已经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里,像一个无处可逃苟且偷生的失败者。
唉,时光的流逝真快,回想起来,时代的变迁几乎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的。以我30余年的人生经历论,从小时候梦想一部电话的电信时代到手机时代,再到网络时代,直到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小资时代,仿佛是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媒体上,都能让我们看到,崇尚小资,不只是大势所趋,也是流行的元素之一。所谓小资,他们不外乎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喜欢化妆、看碟、旅行、看《瑞丽》之类的时尚杂志。
我以为,如果有小资一说的话,那么,它的本质,就是懂得享受生活。照这样理解,张岱、袁宏道是明代的小资,李渔、袁枚是清代的小资——再往远一些,客居天水老城的苏蕙,就是前秦时代的小资。
大达法师
几年前,因公干去街亭古镇,留恋于一方被古镇遗弃在断垣残壁下的石碑。游玩半天后,返回时顺路去了一下半山腰的崇福寺。一看寺门,就有些不喜欢,以为无非是当地村民这几年富起来后为了招财进宝而修建翻新的。进去一看,果真修葺一新,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唯独一进门迎面撞上的一口老钟,真是老态龙钟了,字迹斑驳,令人心生喜欢。此外,似乎再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今年春天,一次偶尔的机缘,我才知道就是那座如今等同于众多天水民间寺庙的崇福寺,居然有着显赫的过去——早在唐代已是方圆百里名噪一时的寺庙。而且,唐代高僧大达法师早年就在这里出家修行。
大达法师,是唐代继玄奘之后的另一位高僧。他又名端甫,生于天水,父赵氏,生母张夫人。其他的详细经历,可以宋释赞宁所撰的《端甫传》为据:
端甫俗姓赵,十岁依崇福寺道悟惮师为沙弥,年十七正度为比丘后,隶安国寺。历德宗、顺宗三朝,崇极一时。德宗时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侍皇太子于东朝。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亲之若兄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数临其寺,待之若宾友,掌内殿法仪。元和二年始设左右街僧录,即以其为左街僧录(总主持——笔者注)。开成元年卒,赐谥“大达”,灵骨塔赐史“玄秘”。
据此,年仅10岁的端甫从街亭古镇的崇福寺开始了他的佛家之旅。
据说,他于唐文宗开成元年二月圆寂时,面向西方,这既是朝圣的方向,也是面向他的家乡——甘肃天水。时年86岁。
其实,说到大达法师,就不能不说《玄秘塔碑》,就像说到玄奘,就得提到他的西天取经一样。前面提到的宋释赞宁所撰的《端甫传》,也是依《玄秘塔碑》而写就的。《玄秘塔碑》只是简称,它的全称很长,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我想,一定是实在不好记,就简记为《唐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再简单些,就是《玄秘塔碑》了。而在清代,为了避康熙(玄烨)之讳,就一度名为《元秘塔碑》。
《玄秘塔碑》是于唐会昌元年(841年)勒石,由江南西道都团结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休撰文、由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兼判院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楷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石,共1200多字。碑386×120厘米,凡18行,行54字。
天水虽有“书、诗”皆妙的二妙轩,但《玄秘塔碑》则堪称为撰文、书丹、镌刻的“三绝”。颂功德碑文由唐朝宰相裴休撰,著名大书法家柳公权写,则是书、文、刻三优,更甚于二妙轩。其文不仅详细记叙了大达法师端甫的经历,也言及了灵骨塔号“玄秘”之由来。而且,从文字里,也约略知道大达法师的一些历史光影。
大法玄秘塔者,大法师端甫灵骨之所归也……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端甫)天水赵氏,世为秦人。初母张夫人梦梵僧……始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正度为比丘……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常承顾问注纳偏厚而和尚符彩超迈,词理响捷,迎合上旨……”
依此碑文可以看出,大达法师无论在家还是出家,都是身体力行“儒教”和弘扬“佛教”,辅天子“扶世导俗”、“阐教利生”,真是“和尚其出家之雄乎”!而且,由时任宰辅的裴休撰写,规格之高也足以窥见大达大师的声望与地位!
其镌刻者,也是一流的。
最值得一谈的,是其书法。
柳公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以均衡、遒劲以及结构的谨严而著称。然而,在其流传的作品中,具有较高临写意义的《神策军碑》,兼具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各体之长的《柳书金刚经》,都不及《玄秘塔碑》的意义深远。《玄秘塔碑》,是我国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它是我国书法艺术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楷书碑帖。一千多年以来,《玄秘塔碑》“体势劲媚”的风格,世称“柳体”,也是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书法必备必临的碑帖之一,而且备受历代书论的推崇。据我所知,《金石录》、《宝刻丛编》、《宝刻类编》等书界经典之作里,它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且享有 “此碑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的美誉。
明代孙鑛在他的书画绘画研究之作《书画题跋》里谈到此碑时,不无赞美之情地说道:
柳书唯此碑盛行。结体若甚苦者,然其实是纵笔,盖肆意出之,略不粘带,故不觉其锋棱太厉也。全是祖鲁公家庙碑来,久之熟而浑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工,并其运笔意俱刻出,纤毫无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笔法者,当以此为第一。
此碑今存于西安碑林——即便是在这个号称“中国书法的故乡”的西安碑林里,它也毫不逊色,熠熠而生辉。西安是距我不远的一座城市,几次去都行色匆匆,未及去心仪已久的西安碑林看看。至少,可以看看《玄秘塔碑》。他日若有机缘,一定要去看看。
当然,倘若在一个深秋的午后,专程去看,则更美。
杜甫梦李白
唐乾元二年一个秋风瑟瑟的黄昏,在长安往西的丝绸古道上,有一位瘦削的老人携妻将子,一路踉踉跄跄而来,踏入了一座老城的大地。
这座城,曰秦州;
这个人,是伟大诗人杜甫。
杜甫这次西行秦州,是他人生中一次大的选择。用我的作家朋友薛林荣的话说,就是想摆脱“书斋的围隔、园林的局限、廊庙的误区和门户的偏见”。况且,因为他在长安确实也呆不下去了。“无钱居帝里,居室在边疆”,虽有牢骚之嫌,但也确是他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记录。这个“边疆”,在杜甫看来,至少也是长安往西的地方。他这么想时,自然就会想起长安以西的第一个重镇:秦州。况且,这里既有他的族侄杜佐,也有他的老朋友赞公。所以,他在到达秦州后写下了“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诗句后,他被南坡好种瓜的田园美景彻底打动了,并且产生了“心折此淹留”的小小念头。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形势的秦州,也绝非乐土。在这座沧桑老城生活了不长的时间,早已疲惫的杜甫深深地感到,“生事不自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内心无奈的杜甫,最终在秦州呆了不足三个月的短暂时间,就取道同谷南下入蜀了。
但是,就在这短短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多多少少也洗去了他身心的困顿和疲倦。东柯谷的流水、秦州老城的朵朵云彩,堂皇富丽的隗嚣宫,南郭寺里的清冽泉水,更何况,这里毕竟还有梦可做。事实上,杜甫在秦州的夜晚,总能梦到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而且,他还写下了梦李白的诗,曰《梦李白二首》,全诗如下:
一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皎龙得!
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情之切,意之深,令人扼腕呀。
杜甫梦见李白的这一年,恰恰是李白报国蒙冤的时期。读史可知,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怀着一腔报国之心,慷慨从军于永王李璘幕府。然而,此时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却以叛乱之罪讨伐李璘,李白像投错主子的人,流放夜郎。他在759年流放的途中,被赦放回,流寓江南。身在他乡心为客的杜甫,远在西北的大地上,却对李白是惦念不已,这份惦念,让他们于梦中相见。
我敬佩和渴望如此伟大的友谊!像铁磕碰着铁的声音,在中国诗歌史上宏亮地浑厚地响着。
曾经,我对这份友谊有过小小的怀疑。且不提文人相轻的老毛病会不会在杜甫的身上有,至少,身处人生低谷的杜甫,真的就会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候梦见李白吗?但是,当我偶尔读到同样是唐代诗人元稹写给白居易的一首诗后,却对李杜之间的深厚友谊深信不疑了。元稹在一首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的诗中写到: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已经奄奄一息的元稹,当他得知朋友白居易被贬的消息后,惊而坐起。如果说,内心没有震撼,他是绝对不会惊而坐起的。难道这些都仅仅是巧合?所以,我也对杜甫惦念牵挂李白的那份真挚情愫深信不疑。再说,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他在人生的低谷处,会感慨万千,会现实地想到现实中的人,自然也会想到曾经结下深厚友谊的诗人李白。而李白呢,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梦不见杜甫的,除非他喝多酒说胡话。因为李白天生是浪漫的,他满脑子里装的全是明月和女人——细读过李白的人会发现,他的创作中关于明月和女人的诗,太多了。他的一生,纵酒高歌,神游天下,虽才华横溢却壮志难酬,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的人。
可见,杜甫梦见李白,是一件既合乎逻辑又有诗为证的事。
然而,就在他们于梦中相见的这一年,诗人杜甫在离别秦州时感叹道:大哉乾坤道,吾道长悠悠;这一年,他取道同谷,南下入蜀;这一年,离诗人李白离开人间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显然,在此之后,他们是再没有机会见面了。两颗唐代的诗星,在天水的梦中相见之后,各自走在风雨飘摇的唐朝国运的幽幽小径上。
但我想,他们肯定在梦中会再次相见。
2004—12—13
陇溪九逸
1539年的冬天,已过花甲之年的胡缵宗,因为任上的官府发生了一场大火,而且大火还烧掉了部分较为重要的文书——这次意外之灾对于胡缵宗一生清廉平稳的仕途生涯多少有一丝蒙羞的意味——于是他引咎自劾——当然,这其间也有着更加复杂更加隐秘的政治原因。辞了官的胡缵宗,坐上一架吱吱有声的马车,运载着他平生积攒下来的一箱箱故纸旧书,从遥远的开封沿黄河西行,回到了他的家乡:秦安县郊的邢泉村。
他决定在家乡度完余生。
这是一个前临河后依山的小村子,在秦安老县城的南郊三里处。这里鸟语花香,风景秀美,安静迷人,是他著述写作的绝妙之地。而且,这里还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每日得暇,他都会在这条小河边走一走,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这条小河了。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写道:“绿溪我圃,圃多花果,而三春争妍,有异于他溪者。”他正是在这条小溪后面的一间老房子里,一边追忆逝水年华,一边继续他那部后来成为明代重要著作的《愿学编》。
他隐逸的生活里自然迥异于当地村民,毕竟,这是一个做过大官见过大世面的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尽享花香之美、诗酒之娱的生活之余,时时不忘与自己官宦生涯中结识的旧友欢聚于此。在他们之间有有一个不成文的美好约定,那就是在每年或元夕或上巳或端午或中秋的一天,大家千里迢迢齐聚邢泉。这8个人分别是:杨进,河南临颖主簿;陈善,河南知州同知;蔡证,山东费县主簿;孙述先,山东登州通判;张惠,四川保宁府推官;李麟,四川顺庆府知事;王朝元,四川剑州知州;王正人,山西屯留知县。每每相聚,他们或品茗,或操缦,或论诗,或论道。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陇上九逸”!而雅集盛况,无疑成为当时享誉陇上的一道别样的风景,而且美名越传越远,不少其他旧友也纷纷闻讯加入进来。这些人,大多也是胡缵宗在山西、四川一带为官时结交的已退隐的官员。
但陇上九逸之名,却一直未曾改变。
事实上,如此雅致、富有情趣、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在胡缵宗早年的幕府生活里就常常出现。据明代“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回忆,胡缵宗官至苏州知府时,就常常与友人“多游行湖山园亭间,从诸名士一觞一咏,题墨淋漓,遍于壁石。”如果说这些经历仅仅是他官宦之余的一种点缀的话,那么,在他告老还乡之后以家乡邢泉村为圆心而展开的一次次雅集,就不仅仅体现了胡缵宗高洁清雅的人格魅力,更是天水历史上一次诗意盎然的文化事件。
胡缵宗晚年居于邢泉村的生活情景,让人能联想到江苏高邮的文游台。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文游台,是古代高邮的八景之一。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路过高邮,与本地先哲孙觉、秦观,寓贤王巩聚会于东山庙台载酒论文,从此,“四贤聚会”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文游台”于此而得名,并成为古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小小缩影。如果说国外的文学沙龙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大力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人的雅集,也同样为诗词文章乃至琴瑟弦乐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胡缵宗成为“陇溪九逸”之首的逍遥生活,如同他的诗歌不为人所知一样,也是明代文人生活里最为遮蔽的一段经历,寂寞身后。更加令人痛心的是,这段逍遥的时光在持续了十年之后,一桩诗狱之案打破了他宁静淡泊的晚年生活。他因受牵连而成为这桩公案里众多的受害人之一,不得不离开家乡,以71岁的高龄被迫一脚踏入了大明王朝黑暗无比的牢狱。2009-9-28
绣佛头陀
晚年的他,老病交加,数次路过佛光灿灿的甘谷大像山时,只能用含满霜雪的双眼瞅一阵而已,实在是无力登临了。但他尚有力气感慨,尚有力气伏在枕边写下一点文字。80岁的那一年,他写下了《忆往事》。
全文如下:
己丑正月,余年八十矣。当条风初布,勾萌欲达,缅想当亭路上,此际烟抹山腰,日临茅户,河畔杨柳摇金,崖边红杏吐艳,桃与李亦争相喷蕊。似此春色,收拾甚夥,不令仓庚先叫破春云也。四民为东君卖弄出无限精神。觉朱圉山前,气色不减江春。此等好景,徒使耕夫牧竖,相忘于土膏发动间,不亦可惜乎?
余往年必跨蹇过之。或有消息初逞处,如隔山望美人,虽冷媒态未分明,而若掩若映,色笑因已女嫣然,必颈延佇娄刻而后去。至过此换景处,延伫亦复如皮。渐下永附言,则芳丛零乱,其吐之,炮口然倍蒌,灿若去蒸更不孝人疾直妪也。自今忆之,不过一时之微耳。非与造物争大福也。用造物者固以八为此拘拘。了不使余复淳目也。何造物之不仁哉!
为之伏枕一慨!
感慨,常常来自一次次的心碎。一个没有经历过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人,是不会轻易在漫漫长夜里发出如此深切的感叹的。他这么感叹了,心里一定有事,可他心里又有什么事呢?他的心,又是如何一点一点从浑沌走向澄明的呢?
1605年出生于陇西的他,取名家柱,有一弟,名家楹。少时,父母双亡,与弟相依为命。天质聪颖的他,18岁即考取秀才,39岁时仅仅因为以诗友的身份相送了一位离任巡抚而被谗有投降私通之嫌,受此牵连,打入大牢。这始料未及的蒙难并没有改变他在戴着镣铐做诗、喝酒,乃至改变长啸的性格,可谓活得还算逍遥;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涉嫌谋反罪按律当斩的他,遇到了大清王朝大赦天下的“好政策”,遂得出狱。亦有一说,他于狱中不改气节,奋笔激书,作《冤辨》一文以自辩,此文被巡按御史魏公阅此文之后感言曰:“狱中何地也?尚作此等语!其为人何如?怜才君子,自当别照!”由此而得释。不管出于何因,他踏出狱门的那一刻,用恍若隔世这个词来形容他刻骨的感受是最恰当不过了:入狱时还是明代的一个小官,而现在却成了清代的一介草民!这风流云散的人生履历让他感慨万千,也让他决计与自己的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告别,他甚至决定改名了。
这一次,他改名王予望,字荷泽——荷泽者,感恩之意也。他亦撰有《荷泽自叙》一文,其中写道:“文犹花也。花之开落荣枯因乎时,风雨阴晴任其遭,花固不能自主。且金谷平泉之植,穷岩僻径之生,花又不能自择。杜子美谓:‘文章憎命达’,与花之不能自主,不能自择者何异?然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惟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故花不问世之爱与不爱,而自为开之;惟人生终不可无文,故文亦不问人之喜与不喜,而自为存之……”
但是,他虽满怀感恩之情,实际上并没有沾上大清王朝的光。43岁时以岷庠拔贡的身份被荐至京城的国子监,念了几年书,得了个文林郎衔的名份;7年后,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令的任上,当了几年小官,虽“居官能有其声”,却碰上了京察大计——清朝的退休制度,好面子的他就主动辞官,一边游历名山大川,一边辗转北还,真是一举两得;65岁时,他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了。在家乡陇西,他潜心著作,还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别致的名字:风雅堂。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埋首风雅堂,但究竟写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他的《风雅堂诗文集》、《一笑册》、《小蚩冷集》等著作我都没看到。但从别处读了一首他题为《五竹山》的小诗,约略能揣摸出他当时的心境来。诗曰:
山行到处即为家,饭煮胡麻雪煮茶。
欲借白云以赠客,天风齐扫入松花。
应该说,这是他晚年隐居家乡的真实写照。其实,他在晚年所做《风雅堂漫话》中自叙道:“余有志而未逮,偶欲为同志者鼓此一段事,而性情之唱和殊少,笔墨之缠绕无已,愈知天下之有情者不多也。……”两年以后,他开始开始游历三陇一带,他当时的理想就是以家乡为圆心,再次开始他的游历生涯,好像他的人生趣味就是在路上——我甚至窃以为他就是一位清代的超级驴友。
甘肃天水是他的常游之地,因为他实在喜欢,且一住就是7年。他在《余自天水归》的一篇小文里写道:“因思七年来未作一正经事,而送四十二甲子于断崖绝壁间”。此断崖绝壁间,就是仙人崖。他隐居仙人崖的生活,除了观佛,就是写字,除了写字,就是游览周围的名胜古迹。他游玩之时,不像现在从道衣里掏出一枚手机打电话的僧人或者道士,他是既写诗,还作联。有一次,他从仙人崖大老远跑到秦州老城,登了一趟城南的南郭寺,还为之写了一首诗,诗写得极好。
出门有兴便贪山,老柏青苍护酒颜。
已是双株看不足,翩跹鹤影又飞还。
消沉人代几何传,欲问佛天谁后先?
只记少陵称尔老,于今沥落又千年。
除了写诗,他还作联。他在仙人崖时撰写的对联至今还藏在瑞莲寺里。联曰:
在何所在试参来青莲叶底谁拜月
音实无音聊说起碧海潮头作甚观
他在游南郭寺时,于写诗之外撰写的对联是:
谁拈起孤月寒潭好摹虚空作果位
偶皈依青莲慧照却分姓字好如来
他给麦积山瑞应寺撰写的对联是:
面背既无何复有名象分殊一缕香中观绀发
去来自在岂真为月潭掩映万缘患处见青莲
这些对联,富有禅机,我等俗人只是喜欢而已,只可远观,不可把玩。
而作为一名书法家的他,每游一处,他都要写点字儿,可谓游踪所至,翰墨亦至。他给麦积山的瑞应寺写了“是无等等”的匾额,至今还挂在麦积山的七佛阁。据说,他很喜欢给天水民间的老百姓写字,几乎有求必应,不像当代有名气的书法家,只知道装着一派风雅去给达官贵人们写字。有一次,他下馆子,店主一眼认出了他,就冒失地求他写字,如同现在的中学生在大街上认出某个歌星请求签个名似的。他没有当代明星的架子,从不拒绝,一气呵成,写下了“汉三杰闻香下马,周八士知味停车”的墨联。写完了,饭馆对面的一家理发店的老板看得眼红,就试探着也求字,他还是没有拒绝,写了一副“进门蓬头垢相,出门英俟才朗”的联墨。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不一定确有其事,但为什么这些故事就是关于他的传说,而不是别人的呢?所以,他活脱脱的性情跃然纸上,所以天水民间对他有着“予望王爷,神形鬼面”的好评。应该说,神形鬼面是一个书法家最高的荣誉吧。
他还喜欢长啸,这倒让我想起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老夫子在《归去来兮辞》里有这样两句话:登长皋以长啸,临清渊而赋诗。依诗推断,陶渊明爱长啸。而他亦喜欢长啸,莫非,这两个人有着相同之处?在天水的清水县,有一个叫金家棱巅的地方,据说是他的长啸之处——也是据说——他最终客死天水,葬在清水县陇东乡贾集村朱家庄东敦合嘴下的常家沟口。我曾寻访过此地,但站在那光秃秃的沟口,什么也看不到。唉,人已身死,夫复何求?不过,他有一方水晶石虎纽白文私印,存留天水,这好像是史实。
他,就是王了望,原名家柱,字胜用;后改名予望,字荷泽;70岁时,因受孔子获麟绝笔的启发而封笔不著,又更名了望,号绣佛头陀。
2009-9-26
乡贤吴西川
上小学时,下午放学,跑回家,扔下书包,就想出去玩。祖父看见了,总会停下手中的木活,劝我:
“二仔,要写字哩,要不咋比过吴西川呢?”
可以说,方圆几十里的三阳川,几乎家家都知道他。他的老家吴家庄——卦台山下的一个小小村庄——就在我的老家杨家岘的山脚下,站在村口一望,就能看见,走起来也就40分钟的路。稍长,我约略知道了一些吴西川的事:字写得好,会做诗,到京城做过大官——像一幅粗线条的画。在我贫穷而闭塞的童年时代,吴西川,几乎是和李白杜甫鲁迅们一起进入我的视野。李白杜甫鲁迅们是从课本上学来的:吴西川却是从大人口中听来的。后来,我客居天水小城,从农家子弟一跃而成了城里人,做起了半个读书人,也算是如父母所愿了。但是,我却发现,曾经在我心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吴西川却在天水这些年出版的五花八门的历史文化书籍里鲜有提及——除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简介和偶尔收录的几首零零星星的诗歌之外。
这样的事实,让我多少有点失落。
尽管,在天水历史的名人录里,有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石作蜀,有中国短篇小说之祖的王嘉,有五代才士王仁裕,还有更多。也许,从所谓的文化视角与历史意义上讲,他们都超越了吴西川,但于我而言,他毕竟是一个在我幼小心灵里就早早成为参照物的伟大人物,所以,总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萦绕心头。因此,我数次踏访吴家庄,并小住几日,是想寻找一点吴西川的旧闻轶事,可惜获之寥寥。
倒是在他的家乡听到了关于他的三种死法,这也是至少流传在吴家庄一带的民间轶事了。一种是他官居京城时成了政治集团尔虞我诈的斗争牺牲品;一种是因与宫内一妃子关系甚密而惨受他人谋害,属情杀;还有一种是死于返乡的归程当中。当然,我更希望他真的如同第三种死法一样,如同希望李白是醉酒之后掉于水中而死一样。当然,这个途中具体是哪里似乎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死于叶落归根的梦想里。一介书生,坐一驾马车,携几箱诗书,奔着故乡而来,即便死了,也算死而无憾,至少,他的灵魂是向着故乡的。
在我有限的阅读里,读了吴西川的两首诗,一首是《渭水秋声》,另一首是《卦台山禅院》。
渭水秋声是秦州十景之一,可惜现在徒有虚名——连渭河之水都快断流了,何来秋声?但在我小时候,渭河算不上滔滔洋洋,但至少是一条美丽的小河。那时,我们常去渭河边玩,河岸两侧,柳条披风,村落俨然,以致现在回忆起来都很美。依此推理,当吴西川面对这条家乡的河流,会倍感亲切,可是,他的渭水秋声,却让人能读出一份寒意来。
他的《渭水秋声》诗曰:
钓璜人已远,此水旧东流。
怒拥分心石,声吞古寺楼。
四时无不浪,一派总如秋。
咫尺吾家住,寒涛入枕头。
按理,客居京城,好不容易回到了老家,应该把酒话桑麻高高兴兴才对呀,可他为什么要“寒涛入枕”呢?我想,这肯定与他的心境有关。也许,他一定在京城里碰上了不开心的事,即使回到家乡,仍未释然,依有无限落寞时时袭上心头。
另一首《宿卦台山禅院》,写得极好。我以为,是五言律诗的精品,至少是清代律诗里的精品。全诗如下:
采药僧归晚,挑灯夜话禅。
寺门关夜月,山径锁秋烟。
竹影垂帘重,松声隔牖穿。
羲皇宫阙近,可许叩先天。
我不知道,这与《渭水秋声》是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诗中情绪大为不同。“寺门关夜月,山径锁秋烟”的句子,有点南唐后主李煜“寂寞深深锁梧桐”的味道。看来,人心里都是有着一层苦的,可吴西川的苦是什么呢?诗的结语似乎告诉我们了:虽然羲皇宫阙近在咫尺,不知我可否先问道于苍天呢?
一个游子关于命运的迷茫、失措乃至内心深处淡淡的忧伤,跃然于纸上了。
我还读过一篇他的序文,是写给天水城北的玉泉观。文为《名贤会序》,兹录于下:
好名,而后贤其贤,非真不贤而得名,其名不远。孔子曰:“见贤思齐焉”,非以市名也。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还以策贤也。玉泉之山有祠焉,而题曰“名贤”,奚为者?人有会于祠者焉。而号曰名贤,又奚为者?往者,荔裳宋公贤者。来巡吾秦,有惠政。士民爱之,建生祠焉将以名公也。公曰:“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琬不贤,其何以堪之?”乃肖唐李青莲杜少陵像其中,岁时合祀祀焉。名贤,宋牓,今宋公之去且二百年矣,秦之人传公名颂公之贤者,啧啧于口。名不名贤不贤,不系之乎词也亦谅矣哉!彼李杜者,异代逋播臣耳。虽或籍于斯或羁于斯,要非能有功德以及于斯之士庶者也,无端而建之祠,肖之像,歆之以俎豆,岂不诡哉!荐绅先生乃复于重阳之日,纠合朋侪,楚楚焉俱衣冠而拜之,奉馨香而荐之,犹低徊不忍去为,流连且竟日又何耶?得非读其诗想见其为人有所动于中而不能自己耶?!西川曰:“呜呼!以李杜之贤乃得仅仅以诗名,后世悲矣!使其遭逢明圣,感会风云,勿复遭谗被谤以抵斥,遂得尽其贤之用,以辅唐天子,名当更伟矣!宁止此乎?顾不能然,乃独羁身海角,落魄天涯,忠君爱国之忧曲盘郁结于其胸中而无所发,乃一以于诗、信可怜也!岂复计后之人之名之哉?今诸君子,诚喜以身后之名,欲继轨于古之贤者,则孔子之书具在,读焉精察而力行之,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在上者必有以知子之足用,俾得立名以垂不朽,彼李杜者,讵足羡哉?!故斯祠可名名贤,斯会亦可名名贤也。”皆曰:“诺”乃书。
亲不亲,故乡人。读故乡人的文字,如见其人,可亲,可近。天水三新阳,据我所知,在吴西川之后,有两位乡贤名动神州,一为霍松林,二为雷达,前为学者,后为文学评论家。霍老一直未曾见过,雷达先生曾在他回乡时叨陪末座。听说霍老先生已经很老了,若他日游历西安,真想登门拜访。至于吴西川,余生已晚,是见不上了。为表敬心诚意,某日闲居无事,就搜集了点闲书,给他做个略微详细的小传,以供他人编书时用吧!
小传如下,亦算此文之结尾:
吴西川(1831—1899)字蜀江,号梅龙,清秦州北乡卦台人,今天水市麦积区渭南镇吴家庄人。7岁能作杏花诗,9岁首应童子试。1851年,补博士弟子员,适丁父丧,三年服丧期未满,又遇丁母丧。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辛酉拔贡生,朝考后,未能见用,归里任州县书牍,其后纳赀为内阁中书,同治九年(1870年)中庚午科顺天乡试,同治十年(1871年)改庶吉士,同治十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亡。在家能安贫乐道,公暇则闭门读书,为文旨趣,造诣极深,书法超逸,名播京师。著有《沁芳吟馆文稿》、《沁芳吟馆诗草》、《沁芳吟馆外草》、《偶一吟草》、《雪鸿小草》各一卷。但多已散佚。现存稿中,诗有《麦积烟雨》、《渭水秋声》及《宿卦台山禅院》等几首,文有《名贤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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