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心得

    孙方友 孙青瑜

    青瑜：文学作为另一种历史记载，需要一定的篇幅来容纳它的历史性想象。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笔记体小说越来越趋向于精短化，缺少了传统笔记体小说的篇幅优势，这不仅需要从语言到细节的多重浓缩才可达到中、长篇的艺术含量、更需要作家有丰沛的想象力方能将历史思考嵌入有限的文本，从而达到“文小而指大”的审美效果。您的笔记体创作就一直面临着这种审美考验。如果把您的笔记体小说浓缩为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复杂的，我们不仅能在语义学的层面上感受到它的层次和张力，还能从结构与形式上找到它的多元性。从《陈州笔记》到《小镇人物》大多的篇章都具备了一个“绝”字：人物绝，题材绝，结构绝，立意绝。这“四绝合一绝”算是你创作的一大特点。能否谈一下，您是如何以“绝”字致胜的？

    孙方友：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笔记体小说也越来越趋于精短化。作为一种文体，新笔记体小说必应承载起中篇、短篇、仍至长篇一样的文化和思想内涵。这就是说，篇幅的短小对于“新笔记体小说”创作来说，担负了比其它小说文体更大的难度。它需要一种从故事到思想的高度浓缩，才能达到其它小说门类同等的艺术效果。这就摆在作家面前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艺术想象能力。你以前曾在写我的评论中说道“一个好的艺术思考可将理性表达拉上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境，甚至可以闭合一个母体。”这句话说得很好。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将艺术想象力与理性表达形成完美的统一，这是我多年来创作的努力方向。在故事高度浓缩的基础上寻找理想的细节，利用故事的走向推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发展和理性的挖掘，是我创作“陈州笔记”的一个基点。但在“小镇人物”的系列中，我却有意淡化了小说的故事性，用一种淡淡的叙述语言来讲家乡小镇上的熟人熟事，但这样并不代表我避开了文学的想象力将作品滑向庸常的经验制复，相反，作品中每一个重要的细节都倾注着我苦思冥想的心血。比如《打手》里对那根钉子的处理，比如《大洋马》中，老毛戴着“绿帽子”游街，《方殿堂》中对那个“墨疙瘩”的构置……细节如果没有理性爆发点，我是不会轻易下笔的。《蚊刑》在我脑海里酝酿了二十多年，《雷老昆》《打手》都是在我脑海里酝酿几十年的东西……我个人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来都是双向度的，它需要用强劲的想象力和成熟的叙事构置出具有双重审美倾向的故事，从而向读者放射一种强大的理性力度。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总怀有一种期待，他们的这种期待不单单是对故事本身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想迎接一场理性上的震撼。当然理性的震撼是需要绝的题材和绝的细节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小说的震撼力不仅需要绝的题材为依托，更需要绝的细节去推动！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说过：“小说不死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存在细节，塑造别人没有塑造的精神景象……”只有让读者在阅读中永远揣抹不到创作者的笔锋走向，读者才会喜欢，只有“理”和“趣”浑然一体，读者才会看得有味。

    青瑜：的确，从你的笔记体小说来看，这一文体发展到今天，的确需要很强的想象力。你小说里的故事处处都彰显着丰富想象力，有些具有很强的荒诞性，您怎么理解文学的想象力？又怎么样理解故事与文学的关系？

    孙方友：不光是笔记体小说或短篇小说需要想象力，整个小说史的存在都是由想象力在支撑。想象力的问题归结到实处，其实也就是你说的故事与文学的关系。有很多人把故事分为几个层次。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的这种分划看似很明晰，其实又是含混的，我觉得还是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妙悟”的习惯，来创造一个词汇，叫“故事的含金量”，为最好。故事的含金量，其实就是故事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将艺术想象力与理性表达形成完美的统一？靠的就是故事的力量。

    “陈州笔记”是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个阶段我对“想象”有了从感情到理性的认识，开始从无意识的追求上升到自觉追求。但是，这个自觉追求中又曾让我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我如何把“自为”和“人工”的追求，达到“无为”和“理趣浑然”的“自然”境界？后来想想，这其实还是故事含金量的问题，还是细节含金量的问题。故事与文学的关系，其实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理论中“诗画一律论”的范畴，也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借物引怀”的高境。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故事和艺术思考结合得理趣浑然一体，才能让“人工”和“自为”的主观努力达到“无为”和“自然”的高境。

    青瑜：您说过要写就写出让文坛震惊的小说。您觉得小说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让文坛震惊？

    孙方友：我说过吗？我大概不会说出这么口满话吧？（大笑）。其实能让文坛震惊的小说就是中国古典文艺论上所讲的“至文”。所谓至文，不但要具有“至真、至美、至法”的高品格，还要达到道艺论所提倡“精艺合道”、“以天合天”的境界。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不但讲究“精艺合道”、讲究“以天合天”，方法论上讲究“理趣浑然”，“肇于自然”“造乎自然”。创作经验上又特别注重“天机”、“天籁”，“自然”这三种“神明之中，巧力之外”的东西同时降临，方能达到“诗之至也”的境界……文学的方法论很多，但所有的方法论都高不过“无法乃至法”这一条！文学的标准也一样，也属于“无法乃至法”范畴！什么是让文坛震惊的小说？看似有标准的，其实又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也就是说，至文的判断若套用“无法乃至法”，就是“无标”乃“至标”也。

    青瑜：有一位作家说：“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历史、文化这些历时性的因子一直是您所投向的视野。你的作品里除去浓烈的文化气息外，连语言也渗透着“一石三鸟”的古仆遗风。在文学日益朝“单向度”滑落的当下，你的笔记体小说却犹如一片原始森林，蕴藏着层层叠出的艺术内涵。这与明清时期以离奇怪事、立传于个人为主的笔记体小说相比，多出了由情节到理性、由个人到社会的幅射能力。这种幅射力又多是以你“翻三番”的情节“爆炸”为依托的。您在前面说了“……利用故事的走向推动作品中的思想和理性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故事走向”是否就是你“翻三番”的结尾策略？文章结尾的“爆炸”是不是更适合于短篇文本的创作？由于篇幅的限制，这种“爆炸点”来得会更集中更火爆更能给读者带去脊骨的一震？你作品中具有“爆炸力”的细节往往又是以一种非常态的、超越庸常生活经验的姿态出现，比如《打手》中你对“钉帽子”的处理，比如《雷老昆》中，雷老昆以自虐对抗恐惧的非常态手段，再比如《大洋马》中你对大洋马丈夫带着“绿帽子”自已游街这一细节的构置……这些非常态的细节在揭示常态生活背后的历史问题时，的确达到了我曾经所说“一个好的艺术思考可将理性表达拉上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境，甚至可以闭合一个母体。”可在传统笔记体小说里似乎找不到由情节推动理性“爆炸”的典范之作，包括浦松龄的《聊斋》系列。你是如何对此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在你创作风格形成的过程中你得益于哪些作家？

    孙方友：我喜欢读精品，说起得益，也可以说是广泛阅读，广泛吸收，广泛受益吧！

    对传统思想的偏爱，主要与我生长的环境有关，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在语言和思想上我都喜欢“一石三鸟”。“一石三鸟”叙事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汉语的张力就不是其他语言所能企及的。它字字可以卓然独立，句句可以含义无穷。如孔孟、老庄、周易，短者数千，长者两三万字，便可包罗万象，成为经典学说。这些传统经典不但是精神传承的基石，而且还留给我们一种“浓缩”的思维方式：寥寥数语，便有泰山压顶之险，雷霆万钧之势。但“浓缩”并不等于“简化”！我不喜欢将精神内涵剥落残尽跌落到故事行列的“小说”。小说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载体，它需要有足够多的意义来支撑。要想在浓缩的篇幅里注入足够多的精神内涵，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我个人觉得就是回归传统，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回归，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作家莎伦·斯达科说：“小说结尾时柔和的震撼，应该像是两扇对称的翅膀在蒙胧中展开时那最后的一颤。”重视小说结尾的爆发性不只是笔记小说，各种小说都是如此。“一个好的结局能使我们经历一种典礼式的缓释，使我们在掩卷之后反思故事给予我们的启迪。”寻找理想的细节，利用故事的走向推动作品中的思想和理性的发展，这是文学的内在理想。刘庆邦说短篇小说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毕飞宇说是“烤”出来的。我偏向于毕飞宇的这个“烤”字。好的小说必须来来回回地“烤”，方能达到震撼之效果。有一个词叫作“炉火纯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烤到一定的火候，才能把“自为”烤成“无为”，才能达到炉火纯青。我的《蚊刑》前前后后共有十多年才写出来，若是从听到传说算起，几乎用了二十多年。那么多年为什么不动笔？就是没“烤”出内涵和结尾，没有找到理性依托的那个最后的爆发点，没有这爆发点就不可能让读者产生最后的一颤。如何将“烤”出来的思想巧妙的融入故事的情节中，从而达到刘庆邦所说的“自然生成”的“最终的艺术真实”。这是一个难题，不但是短篇小说的难题，中、长篇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将具有多重所指的形而上思维纳入形而下的生活，我觉得还是靠细节。由于我的笔记体小说篇幅都很短，细节的理性爆发只能聚集在结尾上。把理性自然融入故事，需要技术的支持。而这“技术性”，要靠长期积累，化入笔下。就像武林高手，将“技术”含在灵魂深处，方能出神入化。结尾艺术也是如此。刻意去追求，就是露了你的“技术性”之弱，反而捉襟见肘了。

    青瑜：蒲松龄有一篇小说叫《好快刀》：（刽子手）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你有一篇小说叫《狱卒》，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与《好快刀》有些表现像似，但细看之后，却又是迥然不同的。从这两篇小说的细节背后所承载的东西，无疑是映证着笔记体小说从“蒲松龄时代”到“孙方友时代”的发展轨迹，同时，又似乎反映小说艺术从整体到局部的某种说不清楚的发展玄机？孙方友：说实话，我一真没读过蒲松龄的《好快刀》，直到前一段有个记者采访我，提及这篇百字小说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你说的不错，我的《狱卒》里的一个细节的确与《好快刀》有点表象类似，但内在却是有很大区别的。

    孙方友：说起《聊斋志异》，还要说一说薄伽丘《十日谈》，这部小说集和中国的《西游记》《聊斋志异》一样，都是取材于传说轶闻，历史故事，都来自民间思考。三位大师都具有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不但能别出心裁地以框架结构把这些散乱的故事有机地组成一个严谨、和谐的叙事系统，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把民间故事升华。本来没有什么艺术含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经过他们这道工序之后，就成了世界经典。你说“从整体到局部的某种说不清楚的发展痕迹？”，这句话说得很好。这三部小说除了结构和来源相似之后，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它们的价值都不在局部，而在于整体。他们不是用情节载“道”，而是在用整体的故事，载着沉沉的“道思”。尤其是《聊斋志异》最典型，如果单抽出一篇来读，并不比一般的鬼怪故事丰厚，但是它的力量在于整体，分开，它是一般故事，整合在一起，它放射的艺术思考就如同原子弹一般威力四射。这就是说，理性的爆炸点，可以依靠故事的局部，也可以依靠故事的整体。从世界文学的大路子来看，依靠故事整体凝聚力的经典例子比比皆是，而依靠故事局部引发“理性爆炸”的文学个案就比较少了，《项链》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说罢世界名著之后，再说说我这篇名气不大的笔记体小说《狱卒》。

    《狱卒》中狱卒的名字叫贺老二，专看死囚，这一天号子来了一个小土匪，小土匪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就不吃不喝，天天泪流满面。贺老二为让阳寿不多的少年小土匪余生过得快乐点，就冒充匪首王老五写了一封密信，让老伴送入狱中。白娃接到“大哥”的密信，便开始猛吃猛喝，精神大变，专等秋后问斩时，兄弟们勇劫杀场的快乐时刻。人一快乐时间就像抹了润滑油，转眼间就到了秋后，拉出白娃问斩的时候，白娃精神昂扬，满面含笑地跪在刑场中央，双目充满希望，在人群中扫来扫去……直到白娃的人头倔强地离开身子，在刑场中滚动一周——充满希望的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扫来扫去……这个细节和《好快刀》中人头落地喊一声“好快刀”是有内在区别的。蒲松龄的一声“好快刀”，还属于奇闻奇事的原生态范畴，这个细节的含金量不是太大，如果用“理趣浑然”来评论，此细节只有“趣”，却没有多少“理”镶嵌其中。我小说中的贺老二为了让白娃忘记死亡恐惧，以一种博爱的情怀关爱着这个“可怜”的小土匪，为了让白娃的余生过得快乐，他好心地设置了一场骗局，让年轻的白娃充满了强大的生的希望。由于求生的欲望，白娃在头颅落地之后，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扫来扫去……这个细节的出现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凄凉而美丽的画面之外，还构建了一个更具人性的真实世界。两个表象类似的细节，可以说直接代表着笔记体小说内在的发展轨迹，从奇闻奇事的记述到有意识的加入艺术思考。

    我的“笔记小说”里像这样的推动理性爆炸的细节还有不少，像《壮丁》《瘫匪》、像《打手》《方鉴堂》《刘老克》……

    青瑜：从整个创作量来看，笔记体小说只占你作品总量的四分之一。你的中、短篇频频现身于各大刊物，当年的《虚幻构成》，今天读来，仍有一种穿透时空的震撼力。文章中，通过对命运这一主题的探索，时刻都有触怒意识形态的危险，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可事实上，这篇小说却因一场政治风暴，没达到应有的影响力。就在这次落寂之后，你的写作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历时性的空间里寻求突破的可能，《蚊刑》可是说就是你寻求突破的一个典型，也可以说是你创作的一个转型符号。这篇只有一千五百字的笔记体小说承载了对历史和人性的理性总结。成功地达到“文小而指大”的审美要求，可以说是中国笔记体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我看来，你的这种从故事到思想的高度浓缩，不但但是一种艺术追求，还应该有来自中、短篇构置的思维习惯？

    孙方友：的确有一种思维习惯。也可以说我把对中、短篇的艺术追求，运用到了“笔记体”的构思与创作中去了。

    青瑜：阅读你的作品，使读者一次次进入已经消失的历史场域，你在作品中对这种历史场域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隔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无力穿透时间与现实对话，或者将意义书写陷入苍白的尴尬。因此有些同行，甚至有些所谓的评论家，将你的“陈州笔记”随意地定位为“传奇”一列。这些对作品的的定义不但抹杀了你有意追求的“现代指向”，而且还抹杀了你作品里浓烈的艺术含量，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孙方友：真正的经典都是具有很浓的传奇因子。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看我的作品，或者怎样对我们的作品做什么样的评价，但我清楚我的写作是以人性为基点，表达我对社会的看法的，正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莫里森的《宠儿》……作家们正是出于对社会与人性的双重关照，才让这些历史小说具有了浓烈的当下意识。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透视着一个力度强弱的问题。时间的选择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自由的！环境的时间选择决不会造成艺术空间内的“时间差”，或者说“历史错位”，更不会将意义书写陷入苍白的尴尬。

    青瑜：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渐渐淡出集体记忆，像文物一样搁置在史料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专利之时，当我们面对有关文明的发问无从作答，从而陷入集体失语的尴尬境地时，你却从文学的角度开始了一场文化拯救，不惜笔墨，将文化大量溶入小说，在这些文化传播当中包含你对家乡一种怎样的感情？

    孙方友：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明不能只是一个随意可解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展示出符号所依托的内容和价值，这样才能使缄默不语的文明或城垣恢复它的体温，才能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符号背后的独特意义，展示出支撑这个区域存在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展示出岁月演变进程中渐次形成的区域个性和魅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身传统和文化的追寻与承袭。但是面对传统文化失利的当下，泊来文化几乎独撑了当下的文化框架，造成了传统的文化断层，而这种断层有可能是终结的危机信号。我的故乡淮阳为古陈州，那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那里不仅有人祖伏羲的陵墓、伏羲画八卦的八卦台、神农尝五谷的五谷台、龙山文化的遗址平粮台、孔圣人厄于陈蔡的弦歌台，还有曹子建的衣冠冢、包龙图下陈州怒铡四国舅的金龙桥，以及水波荡漾的万亩城湖。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建都之地！这些地区特有的文化瑰宝，无论是从历史学还是从文化学意义上，都是值得我们长久凝视的。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攻入，传统文化早就淡出了青年一代的耳目。他们除了知道有一座象征人类始源的伏羲坟墓之外，并不知道我们的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其它辉煌，甚至连承载文化记忆的民间传说也早在他们这一代中间消失了。我从小就浸淫在这种古文化的环境中，不自觉地吸取着传统文化积淀中的精华，并常常为那些数不尽的民间传说而惊叹不已。步入文学创作之后，便开始有意探索这些美丽传说中的神秘色彩，并极力将众多的民间传说和民俗文化融于作品之中，一是以报家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二是承担起一个文人应该承担的宣传传统文化一点儿责任。这些年，以发掘历代掌故、民俗、轶闻逸事、志怪传奇为能事：立创意于继承这中，化古朽为神奇，更是吾努力之处。

    青瑜：你的“小镇人物系列”与“陈州系列”已有很多的不同，这是否在进行探索与创新呢？对以后的创作有何展望？

    孙方友：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对于以后，我的任务仍然是读书和思考，在写作中表达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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