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评论

    段崇轩

    地域文化与传统叙事

    读孙方友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的一面是浓郁的中原文化的地域色彩，一面是朴素的传统小说的叙事魅力，二者古朴凝重、相辅相成。尽管作者赋予了作品某种现代意识，也融合了多种现代表现手法，但它的特质和风格依然是本土的、民族的。就像从中原厚土层下发掘出来的一件青铜器，它自然属于那个已逝的时代，但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却与今天是相通的，甚至是很现代的。孙方友的小说不断发表、转载于全国一些重要刊物，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受到各个层面读者的欢迎，不断走出国门被翻译成英、法、日、捷克等文字，就说明这种地域文化和传统叙事，依然具有强劲的艺术生命和广阔前途。

    中国的现代小说已走过了90年的历程，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也有30年的历史了。回顾这长长的小说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面对丰富多样的小说传统，其中有继承、有融合、有创新，自然也有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我们恰恰忽视、扬弃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重视、强化的是“五四”新小说和西方文学的传统。这几十年来的长、中、短篇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多少源于本土的、民族的小说传统？还能看到几个致力于承传、发展中国小说传统的作家？这种传统的“缺失”现象，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俗话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变迁、文化传统等等，对于一个作家后来的文化性格、思想倾向、表现题材以及创作方法和手法等，几乎有着一种宿命般的关系。孙方友说过：“我的故乡淮阳为古陈州，那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那里不仅有人祖伏羲的陵墓、伏羲画八卦的八卦台、神农尝五谷的五谷台、龙山文化的遗址平粮台、孔圣人厄于陈蔡的弦歌台，还有曹子建的衣冠冢、包龙图下陈州怒铡四国舅的金龙桥，以及水波荡漾的万亩城湖。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建都之地。我从小就浸淫在这种古文化的环境中，不自觉地吸取着传统文化积淀中的精华。这些年，以发掘历代掌故、民俗、轶闻逸事、志怪传奇为能事；立创意于继承之中，化古朽为神奇，更是吾努力之处。我试以当今语流走向和现代意识：或沿袭其故事注入先锋意识，或创意于民间传说浇铸新的精神”。中国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政治变动异常剧烈、文化思想格外深厚和发达的地域。淮阳县处于中原文化地带的中东部，历史文化的积淀尤为厚实。生长于这样一块文化沃土上，孙方友能逃脱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吗？作为作家能不表现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吗？

    但孙方友并不是一个站在辉煌的传统面前晕头转向了的作家，他总是努力学习和借鉴着现代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去表现历史的、现实的、传说的生活，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某种现代性。他的题材领域较为宽广，写当下的农村生活、几十年来的农村变革，农村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但现实生活的背后又往往隐含着一个较大的地域文化背景。而他最擅长的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表现历史中的底层生活和普通百姓的文化精神风貌。他写古陈州（淮阳县）、颖河镇（大约是他出生的新站镇吧？）的历史传说、民情风俗、奇人奇事……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猎奇”和向读者“炫耀”，而是为了潜入历史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脉动和在今天的价值，触摸和发掘历史人物身上的文化精神，启迪人们如何汲取前人身上的传统文化。孙方友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属于他的一方文化地域，这一文化地域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依我有限的文化知识和对孙方友作品的有限阅读，我还不能完整、清晰地描述出这一方独特的文化地图，总的感受是：这是一种儒道兼有的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化，是一种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的人文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实用的、功利的、“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文化。

    表现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需要一定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孙方友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传统和叙事方法。正如著名学者杨义所说：“中国小说在其自古及今的漫长发展中，文体形态异常丰富和复杂。

    甚至令人感觉到，小说一门几乎成了文学领域众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拉杂文体的‘收容队’，它出入于典籍和民间，收容了志怪、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给人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感”。在众多作家拥挤在“五四”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道路上的时候，孙方友却回转身来，走向“海纳百川”般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从中选取了叙事方式、传奇手法、笔记文体等“十八般武器”，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格的小说文体。其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鬼谷子》《衙门口》《紫石街》，系列短篇小说《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等。两组系列短篇由于题材的独特、写法的精妙，被文学界称为新笔记体小说。孙方友在回归小说传统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子。

    叙事方法与继承创新

    小说叙事学理论是西方人建构的，它几乎囊括了小说艺术的全部理论，并在过去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扩展。西方有小说叙事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也创建了本民族的小说叙事学体系。依我看，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比西方小说更为复杂一些，其原因就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总是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民间艺术家的俗文学创作，一个是正统（宫廷）文人的雅文学写作，前者的轨迹是由俗到雅，后者的发展是从雅向俗，雅俗的借鉴和融合，使中国的古代小说在文体形态上变得“异常丰富和复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面对这样一个叙事传统，多数作家修养甚浅，其实是想继承也力不从心的。而只有一部分作家，对传统小说有兴趣、较熟悉，能够深入堂奥，才有可能继承乃至发展的。孙方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农村，对底层社会有着深切的体验；他写过山东快书、相声小段，还在宣传队演过戏剧，这又使他熟悉民间文艺；他酷爱文学，读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古代小说，有着较厚实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他从1978年开始发表小说，一直追踪新时期文学，这又使他能够立足于文学前沿，反观古典小说传统，有助于他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他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大体上借鉴了古代小说的叙事角度与语言，传奇性、悬念式表现形式，笔记体、公案体小说表现方法等等，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下面作一些简要论述。

    叙事角度与语言。“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其叙述者的面孔越来越清晰，甚至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叙述者的“我”，“我”的叙述角度与语言也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而在孙方友的小说中，这个叙述者的身影既无处不在，又面目不清，隐而不显。在反映现实生活的《荒道》《幽您一“默”》《霸王别姬》中，作者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俨然是一位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家，揭露现实，解剖灵魂，激浊扬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谎释》《一九四八年的那桩奇案》等作品中，作者又似乎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说书人，全知视角中又有限知视角——设置一个曾经在场的见证人，而设立限知视角人物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画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全篇以讲述为主，但又不时停下来描述风景和一些细节。在故事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展示、悬念的设置上，大多运用的是古代说书人的方法。而在他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系列小说中，那个叙述者有时像一个古代的文人雅士，有时像一个洞察古今的现代作家，一律是全知视角，既是在讲述，又是在描写，态度客观，语言简洁。读着这些篇什，你真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空倒错感觉。孙方友的小说语言总是随着他的叙述身份的变化而不拘一格，一会显得朴素而土气，一会显得华丽而洋气，一会又显得凝重而雅致，但整体风格是质朴、简练、蕴藉的。

    “传奇性”故事与手法。孙方友的小说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他的小说故事的传奇性。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上有无数神奇的传说，这是生活的厚赐，同时他也有意识地调动艺术手段，把平常的故事讲述得“传奇”起来。马振方在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征时指出：“我国古典小说，情节大多很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中的故事性。一部《水浒》创造了多少生动的故事；一部《三国》呈现着何等错杂的纷争；就是短篇，情节也都曲曲折折，有很强的故事性”。短篇小说《罗汉床》本是一篇写官场心理的现实小说，但一张来历奇特又与官员升迁有着微妙关联的“罗汉床”，给一个现实故事平添了传奇色彩。中篇小说《虚幻构成》把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设置成两种可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初读感到匪夷所思，读完才觉得大有深意。短篇小说《蚊刑》中的特殊刑法——用蚊子叮人，《泥兴荷花壶》里陈家传人用弹奏之法挑壶的绝技等等，情节虽然不大也不复杂，但却神奇而微妙。我们在孙方友的每部每篇作品里，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或细节，它构成了小说中的“眼睛”，使作品充满了阅读的诱惑力。但这样的“眼睛”，看似容易成时难，不经过对生活的披沙拣金般的选取，对艺术表现手法的苦苦寻觅，是很难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效果的。

    “笔记体”手法。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一书中说：“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都是‘笔记’类文体，大体都是随笔杂录，坚持实录原则，篇幅略近尺寸短书。笔记小说以记短小故事为主，略偏重于文学价值，野史笔记以记历史琐闻为主，间杂以考据辨证之类的文字，略偏重于史学价值”。在孙方友的全部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作者用力也最勤，也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和艺术风貌。《陈州笔记》《小镇人物》两个系列中的300余篇作品，都属于笔记小说。古老的淮阳留下了那么多民间故事、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其实作者完全可以把它们拿来，或写成不加修饰的民间故事，或制成中规中矩的短篇小说，或变成长篇小说中的故事和情节。但作者却偏偏把它们用笔记体的种种写法写出，构成了古色古香的笔记小说。因为他熟读过大量古代笔记小说，精通这种文体的写法。得到一个精彩的故事或传奇人物，抓住其中的“眼睛”，然后精心构思，巧设悬念，突出主题，最后用简练、含蓄、实录的文笔描述出来，——这是孙方友惯用的笔记体手法。由于所写的人事都有一点记载或是传说，因此便有历史和野史的味道。由于经过了作者的苦心构思和创造，因此又都成了很纯正的小说和小小说。作者绝不仅仅是要“实录”这些故事和人物，他要潜入历史，把握生活的脉搏和人性的底蕴，因而又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打通古今、借古鉴今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新笔记小说。偏重写故事的《会文山房》《女票》《女匪》《蚊刑》《花杀》《泥兴荷花壶》等，偏重写人物的《安主任》《王洪文》《炮兵白社》《方鉴堂》《刘老克》等，都是孙方友笔记小说中的精品之作。

    “公案体”手法。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之一，它着重写官员的审案、断案故事，深受底层读者的欢迎。孙方友的《谎释》和《一九四八的那桩奇案》，就带有明显的公案小说韵味。前者写贫农团团长顾大壮，侦破大财主顾家（也是他的东家）的杀人抢劫案，这位贫农团团长明白地讲：小时候看过一些公案小说，不料这回破案派上了用场！故事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后者写颖河区政府刚刚成立，年轻的治安助理小马，如何通过蛛丝马迹，抓捕了隐藏在眼皮底下的匪首刘老虎，而他自己中了敌人的暗枪倒在血泊中。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悬念式”技巧。中国古代小说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中，十分讲究“悬念”的设置，甚而在每章每回的结尾，都要留下一个悬念，吸引读者。孙方友很好地继承了这一表现手段，在许多篇作品中都设置了不止一个悬念，不仅使作品好读、耐读，同时也扩展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前所述的《一九四八年的那桩奇案》中，究竟是谁向小马打了暗枪？疑窦重重，一直是个谜。再如《荒道》里，企业家贺广南和支书贺广田，利用金钱和权力逼迫村姑辉辉嫁给他们的儿子，辉辉坚定而聪明地两面拒婚，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她能逃出神通广大的二贺之手吗？作品留下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悬念。即便是在篇幅短小的笔记小说中，孙方友也要有意无意留下一些悬念，让读者去想象、补充，一读而再读。中国古代小说多用悬念，但到结尾时一般是大团圆的。孙方友的小说虽然都有结局，却并不一定是大团圆的，它往往是这一故事的延伸和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就是他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了。

    还原历史与现代意识、现代手法

    孙方友叙述的大抵是淮阳历史中的旧人旧事，运用的主要是古代小说里的传统写法，但我们并不感觉他的小说陈旧、落套，相反，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读出了历久弥新的思想内涵，读出了兼容并蓄的新的手法。新的思想促成了新的手法的使用，新的手法又突出了新思想的体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孙方友的小说具有现代意味。

    浏览孙方友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的现代以至当代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对于这段历史，已进入历史教科书，基本盖棺论定。孙方友没有亦步亦趋地去论证、补充历史内容，而是力图拂去厚厚的尘埃，捡拾散落在角落里的碎片，努力还原本真的历史，深入人物的精神和心理世界，去发现被忽视和遮蔽了的人情人性。他写过数篇关于土匪的小说，故事大都发生在动荡混乱的民国年间。如《女票》写一个土匪头带领众弟兄去财主家绑票，结果错绑了财主的三姨太，这位三姨太年轻漂亮，出身很苦。两人在以命作赌，轮流出枪的几分钟内，竟良心萌发，感情相通，三姨太说服了土匪头退出江湖，双双逃走去过他们的穷日子了。这反映了在动乱的年代里，有人会被逼上梁山当土匪，有人会被财主掠去当小妾，但每个善良的人都人心思定，渴望着一种平安和睦的生活。再如《匪婆》写一个老太太寻找儿子闯入土匪窝中，匪首以及他的老婆、孩子，都把老太太当作自家人看待，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展示了这些被“妖魔化”的土匪们正常的人情和人性。

    孙方友197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杨林集的狗肉》，就以独特的笔记体形式、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后若干年，他开始有意识地以陈州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故乡历史的、现实的生活为题材，构筑他的笔记小说，同时也写文坛上通行的那种长、中、短篇小说。在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曾有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创作“变轨”。而这几次“变轨”都是向现代小说靠拢的。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家不满足于拘囿在古代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的惯性路子上，企图有所突破和变化。另一种是他思维活跃，也想端一盘“洋菜”出来，炫耀一下：这“洋菜”咱家也会做，别以为我只会做陈州的“家乡菜”！不管是不甘心、凑热闹，还是怕落后、想“表现”，都反映了孙方友开阔的艺术思路、开放的创作心态和融会贯通的表现能力。

    1990年的中篇小说《虚幻构成》，是孙方友的第一次“变轨”。用老作家段荃法的话说：“从结构到语言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变得像先锋写作的老手，得到许多赞扬”。其实何止是结构和语言，连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哲理化了。小说写一位富裕人家的儿子张继续，在镇里上“洋学”。突然家遭土匪洗劫，房屋被烧，亲人被杀，他在万念俱灰中喝老鼠药自杀未遂，无目标地走进芦苇荡。从此开始了他截然不同的两条人生道路。或是遇到了打家劫舍的土匪，走上了聚啸山林、后又迷途知返的道路；或是遇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之路。两条“虚幻构成”的人生道路平行发展，时分时合，亦真亦假，创造了一种少见的艺术结构方式。在语言上也变得华美灵动，如诗如画，忽而描写，忽而抒情，忽而议论，一改那种质朴、写实、简练的笔调。而作品的主题呢？意在阐释两句名言，一句是一位老者的话：“有些机会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没能占有它，它将永不回归”。另一句是卡尔·波普的话：“因为他对于事情不可能弄错，就像不可能弄对一样”。其中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偶然性、必然性的领晤和一种深深的虚幻感。今天阅读16年前的这篇作品，我倒以为它只是作者的一次有意义的创作探索，并不是一篇多么出色的作品。作品的主题意蕴在西方小说中并不鲜见，而过分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冲淡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深度开掘。

    2003年发表的《幽您一“默”》，是孙方友创作的又一次“变轨”。上篇写村支书吕二毛，与村民形成的深刻隔阂和尖锐冲突；下篇写吕二毛逃往省城，一路上草木皆兵，总觉得那个寻衅报复的田文革在跟踪、追杀他。但结局却出人意料，田文革并没有追踪他，完全是他心里有鬼产生的幻觉。这是一个荒诞故事，这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写法。但在荒诞的情节中我们看到了那位内心发虚的村支书的心理真实，从作者幽默的笔法中感到了作者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忧虑，幽默中饱含着沉重。

    孙方友的小说创作总体上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但他不时跳出来，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拿来”现代表现手法，去观照他所表现的生活，去处理他的创作问题，使他的小说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更富有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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