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

    抗日战争中，普遍动员农民群众参加抗战，是太行抗日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也是人民军队之所以兵力雄厚，百战不殆，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扩大、巩固根据地，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从武乡县这块抗日老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来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从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以来，武乡经历了16次大的“扫荡”，尤其以1940年的3次“扫荡”和1942年的2月“清剿”、5月与10月两次抢粮“扫荡”，直到1943年围困蟠龙斗争，都是群众配合部队战胜了敌寇的。

    1937年11月，八路军、决死队来到我县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一批又一批工农子弟踊跃参加了八路军。不仅县上成立了武装自卫队、牺盟游击队和武华游击队、名扬游击队、清河子弟兵等地方武装，而且县以下各区都建立了基干队，村村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队（1940年8月改称民兵）。从各个城镇到山庄窝铺，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当时13万人口的武乡县（包括武西）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民兵、自卫队和儿童团等各种抗日团体。广大农民拿起了土枪、土炮和大刀长矛，配合八路军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武乡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是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的。1939年日军侵占白晋线上的南关、权店、南沟、故城；1940年又由白晋线东进，在段村镇扎下大据点，把武乡分割为武东、武西两块，1943年又侵占武东重镇蟠龙。这样，敌人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在反复“扫荡”中，大肆施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加速对根据地的“蚕食”。

    如1941年4月10日，日军在峪口村一次屠杀90多人，1942年10月23日血洗山交沟，一次杀死25人、伤13人，抓走60多人，烧房60余间。面临这种险恶的斗争局面，我县广大民兵、自卫队，配合转战当地的主力部队七六九团、十四团、决九团，和武乡、武西两县的独立营，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真正做到了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联防为战，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不但动员群众抢种抢收，空室清野，拆桥破路，断绝交通，挖掘窑洞，加强了战备工作，还建立了“男人挑一担，女人提一篮”的野外生活，组织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游击生产。

    在频繁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和攻心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麻雀战即各地民兵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出没无常，飘忽不定，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法，使拥有飞机大炮的日本侵略军，也望而生畏，无法应付。1942年9月，上广志民兵高贵堂，在保卫村庄的麻雀战中三枪击毙三敌，获得了“太行民兵神枪手”的英雄称号。敌人到树辛村抢粮，路经栗家沟，被该村民兵一个排子枪打得颗粮未获，改道而逃。转头，栗家沟民兵又发现敌运粮队100多人马，在背庄梁上休息，民兵送了他几枪，敌扔掉粮袋，牵马慌忙西逃，转而另一个山头又打来冷枪，敌人爬下隐蔽，马惊跑了也不敢去追，最后拖着四、五具尸体跑了。

    1943年7月，胡峦岭敌人拂晓出据点挑水，突然被冷枪打倒两个，后来只好另挖交通沟转他处担水。窑上沟民兵在炮楼边锄地，敌兵朝他们这边走来，民兵们机灵趴倒在地堰边，从草丛中伸出五、六个锄柄，敌人以为五、六个枪口对准了他们，扭头拔腿跑回碉堡里。从1942年到1943年5月的反“扫荡”中，武东民兵广泛开展麻雀战，总共歼灭敌人852名，使敌人无法按一般战术原则作战，反而在“扫荡”中常常付出很高的代价，搞得四出奔袭之敌“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

    民兵的另一种最普通的战法是遍布全县的地雷战。依靠地雷、石雷这一杀敌制胜的土武器，封锁道路、村落和敌据点，使偷袭之敌寸步难行，全国民兵英雄王来法，从1941年至1943年带领李峪民兵群众，横据蟠（龙）武（乡）线，大摆地雷阵，先后炸死炸伤敌人121名，荣获“太行地雷大王”的光荣称号。那时，各村民兵都编有爆炸小组，敌到雷到，甚至敌未到雷先到。

    敌占柳沟时，当地民兵协同兵工厂工人自卫队，从马岚头到河不凌布下了5里长的地雷阵，使“清剿”之敌，没捞到军火弹药，却挨了一场“痛炸”，牲口驮了几十具尸首返跑了。敌人过路在蟠龙河滩的梨树荫下乘凉，刚刚要坐在石凳上，接连踏响了民兵的“连环雷”，炸得敌官兵血肉横飞。峰垴村民兵在村口大道上布好地雷阵，发现敌人要避开大道绕小路，几声稀落的“冷枪”，诱得妄图活捉“土八路”的敌人陷进了地雷区，民兵们得意地说：“这叫地雷加冷枪，老鼠转风箱。”敌人包围范家岭，一颗地雷炸死敌6名，气恼了的敌人要烧房报复，一开门又碰响了吊着的手榴弹，崩死了2个，敌人不敢在村里乱动了，都集中在打谷场上，正要把谷草烧火取暖，又被草堆中的手榴弹炸倒十几个敌人。敌人无奈只好扫兴地离开。

    马家庄民兵杀敌英雄马应元和赵炎云，一次埋下24颗地雷和4颗石雷，炸死敌14名，炸伤10名。敌占蟠龙后马庄补给线上先后用地雷杀敌97名，使敌人的运输线变成了死亡线。小西沟民兵李牛孩发现蟠龙之敌常来村边偷西瓜吃，他灵机一动，在瓜地里埋了4颗地雷，一个班的伪军跑去连瓜秧拉起，瓜还未摘下，哪知雷线连着瓜秧，一响一大片，敌兵一个个血头血脸倒在瓜园中，后来再不敢去偷吃他的西瓜了。由于韩家垴民兵韩竹春等巧用地雷封锁村四周路口，敌人几次偷袭均未顺利进村。后来敌人找到熟悉该村地形的一个特务带路，可没防住民兵突然重换地点设下雷阵，半夜特务领着鬼子绕小路包围民兵，正好绕到雷窝里，一家伙死伤15个。

    事后，全村家家打石雷，人人学埋雷，韩家垴成为对敌斗争前哨的一块坚强阵地。敌人轻易不敢出来闯民兵的地雷阵，窑上沟民兵伺机把四、五个地雷和手榴弹埋进侯家垴敌据点，次日一早敌人兵一动柴草，轰隆、轰隆连人带碉堡炸了个粉碎。战争年代的爆炸运动，在武乡各地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窑洞战是武乡人民群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对敌斗争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战法。当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结合丘陵山地的地形地物，村村打窑洞，山山挖工事，把一座座山头和断崖变成了一座座消灭侵略者的战斗堡垒。抗战初期，我县各地新挖的窑洞，多数用于埋藏粮食和财物。后来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越来越频繁，窑洞由村里发展到野外，不仅藏物，而且还能让跟民兵自卫队一起转山头、打游击的老弱妇孺都利用窑洞藏身。这样一来使一般群众的伤亡大大减少。到1942年，窑洞又演变成民兵作战的特殊阵地之一。这种窑洞的特点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洞道多岔，层层叠叠。

    每个拐弯处与攀登处都设有障碍物，如圪针刺，刀枪关和陷阱等等。正如民谣所传：“拐三弯，设三关，楼上楼，天外天。”其优点是：一、找不见——洞口秘密隐蔽；二、熏不死——除进口外，还在不同方向的崖壁上有一处或数处通气孔；三、进不来——敌人即使发现了也因洞内各个关口上都有民兵把守，或设施杀伤性的障碍物而难以进入；四、住得久——洞内贮藏有粮食、柴、水、锅、碗，甚至有厨房、厕所以及纺车、线拐等生产工具，可以坚持十天半月；五、跑得脱——必要时洞长可以指挥洞内群众由几个出口乘夜转移他乡。

    自从县、区、村抗日政府组织发动各村开展了窑洞斗争，民兵甩掉家庭拖累解除了后顾之忧，配合部队作战更加顽强机动。据不完全统计，武乡全县挖大小窑洞在7500眼以上。如当时120户人家的西堡村在敌占蟠龙斗争最残酷时，全村在3道圪梁5条沟里挖了107眼窑洞。树辛村的窑洞大的可容500人，小的可供3家藏身。韩壁、东庄和监漳南庄等村，在抗战初期被敌熏死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血的教训中，也认真选择地形，挖下了隐藏和战斗相结合的“保险洞”。

    着名的漆树坡窑洞保卫战中，我民兵以窑洞为阵地，和敌人激战3小时，拖住敌人，掩护了村东南住满了县、区干部和机关人员的窑洞，使几百人安全转移出去。1943年5月上旬，日军“驻剿”柳沟，洞内300多农民和工人，据险斗敌，用石头和沙子击退了搜剿的坂本中队。大陌村边树丛中，有一个窑洞未赶上收口，被突袭之敌发现了。日军的4个兵，都被洞中投出的手榴弹炸死，接着敌人又改用火烧，但因洞口朝天，烟火直往外冒，呛的敌人受不了只好失败而去。民兵保卫了该洞内70多名乡亲。敌人侵占胡峦岭后，在第三天的搜山中，发现了木瓜沟的窑洞在崖头上，搬来云梯上去“劝降”，窑洞内的妇女和民兵们以农具为武器，把几个敌兵打得掉下梯子。

    敌兵在崖下守了3日，第4天深夜民兵配合军队，把100多名乡亲转移出去。还有许多村庄是洞内洞外配合战斗。一次冯家垴民兵中队长武大成带着6个民兵在山头上警戒敌人，突然望见敌人正使劲刨窑头村的藏人洞，他们架起老式机枪打了3梭子，挖洞之敌以为八路军大部队赶来了、扔下铁撅扭头就跑。马村民兵温凤鸣，发现40多个搜山敌人接近了村外最大的藏人洞口，眼瞧敌人根据洞边“新土”踪迹和新脚印，要动手掘洞口了，他们立即点燃了老土炮，震天动地打了3炮，敌人像疯狗一样扑上山梁，想活捉“土炮手”，哪知温凤鸣早已跑的无影无踪了。对当年的武（东）乡来说，民兵群众，在窑洞内外和敌人发生大小战斗570多次。

    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围攻”越来越频繁和残酷，我人民武装也相应的地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化整为零，加强了游击活动。从1940年到1943年，日军在每年破坏春节和春耕以及夏收抢粮的多次大“扫荡”中，共杀害民兵和老百姓23000多人。

    干部群众目睹日军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更加激起了大家复仇的怒火。所以，从1942年夏秋季反“清剿”到1943年5月的反“扫荡”，直至围困蟠龙敌人的8个半月的残酷斗争，全县规模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普遍地开展起来了，出现了山山枪声响，村村杀敌人的局面，不只干部、民兵等游击骨干，一般老百姓也动员起来了。从县到区、村建立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前方指挥部，利用树哨、高杆挂旗、点火冒烟、打响联络枪声等形式，沿村报告敌情，还从游击小组发展到民兵联防作战。在1943年到1944年的围困蟠龙斗争中，演出了一场有2万多军民参加的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这场围困战的斗争办法，就是分区派来的各个轮番小部队，配合广大民兵群众，对蟠龙镇大据点及其外围碉堡，实行严密的武力封锁，展开机动灵活的斗争。首先，在敌占之前，把蟠龙以及附近的30多个村庄群众转移出来，实行了全面的空室清野，使敌人所到之处，捞不到任何可利用的东西，连换房建碉都得伪军亲自干；其次，打击敌人外出骚扰。

    当时，在蟠龙周围组织了尖山顶、韩壁、窑上沟、韩家垴至上下北漳等4条军民联防围困线，对外出抢粮之敌，大股袭击，小股歼灭，有时乘敌空虚捣毁其老巢，造成敌人供应上的最大困难，把据点变为一座“孤岛”。第三，开展政治攻势。用喊话、秘密散发传单、夜间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分化瓦解敌人。在围困蟠龙斗争中，先后有近百个伪军个人或集体投诚我军。

    当时在敌占城镇，我占乡村的情况下，民兵就是这样配合正规军和独立营、游击队，把围困着的大小据点，逐步地一个一个拔掉，使根据地连成一大片。在除奸防特方面，民兵也做出了显着成绩。民兵除配合反特除奸运动、巡逻放哨之外，还镇压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斩断了日军的爪牙。

    如武西故城民兵队，在武委会主任程坦的带领下，到南沟据点内外，先后捕杀大汉奸7人，曾一连三次捣毁了日军在故城镇办起来的“维持会”，在反掠夺、反派夫、反抓丁等斗争中，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保护了群众利益，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根据地。南沟车站至南关镇60里铁路线上的各村民兵，先后杀汉奸、打火车、炸桥梁、割电线，开展了交通破击战，常常搞得敌人交通中断，联络失灵。1940年10月，武西三民兵装作苦力打入敌南沟车站，放火烧毁敌车厢124节、汽车8辆，共约价值百万之巨。岩庄、阳坡等村民兵游击小组先后打毁火车1列、烧站房5处、炸桥3座、拆回铁轨3万多斤。“电线王”乔猴儿一人在1943年至1945年割回敌电线7300多斤。

    这样，破袭战、攻心战、捕捉战成为武西民兵的战斗特色。

    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是不断取得新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县始终坚持做好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全县各区、村政权，根据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的《追悼英烈，表扬忠贞纪念办法》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荣誉军人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应享受之待遇的规定》等文件，号召根据地军民参加拥爱活动，对于安定民生，激励群众参军参战，坚持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44年拥军优属活动发展到了高潮。

    各村给抗属、烈属代耕土地，挑水担煤，过春节送对联，挂光荣灯，和当地驻军举行“拥政爱民”联欢会，给部队送慰问品，如猪、羊肉、鸡蛋、挂面、新鲜蔬菜等，八路军协助地方植树造林，春耕夏收，开渠打井。1940年清明节前，朱总司令等总部领导人带领部队在洪水、蟠龙至王家峪一线植树2万多株。

    在上北漳修筑防洪坝300多米，在砖壁小松山开荒200多亩，挖池塘1个，水井3眼，旱井11眼。

    朱总、彭总多次参加总部机关和驻地群众的联欢会、座谈会，当地群众深受鼓舞，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在全县出现了许多为部队缝军装、做军鞋、看护伤病员等拥军模范。如窑湾编村柳树烟胡春花，带领全村妇女组织了义务救护队，从前线抬回伤员120多个，她和50多名妇女，在部队医院看护伤员4个多月。胡春花成为太行区着名的拥军模范，后又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沁（县）武（乡）战役中，部队医院住禄村时，村妇救会主席暴莲子带领全家当看护，并把全部家屋和粮食都献给了八路军伤病员，战士们称她为“八路军的好妈妈”。

    同时，对荣退军人，进行妥善安置，帮助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等困难。据1945年全县统计，抗战中先后在武乡安了家的荣军达1106人，共拨给土地3649亩，人均3亩多，每年每人2.6石，再加上政府的供给和手工副业等收入，大部达到自给自足，其中有32人还达到了耕三余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村村为烈士举行追悼会，并挂了“抗战功臣”金字大匾，建立了烈士纪念碑，1941年秋黄崖洞大捷后，武乡群众纷纷捐助、运送砖瓦，协助部队和兵工厂筹建纪念塔，宣传先烈们的丰功伟绩，鼓励后人把革命进行到底。据统计全县各村建立烈士碑325座。

    因为做好了拥军优属和减租减息工作，武乡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热潮。

    仅就参军工作而言，武乡从1937年至1947年10年间，先后共参军14246人。日本投降后，我县半月有2300人自告奋勇参加八路军，为保卫胜利果实，未换过便衣，便奔赴上党战场、英勇杀敌。1947年为支援刘邓大军南下，武乡又有2000青年民兵奋勇参军。并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局面。韩壁村老农会主席韩国栋先后送独生儿子和两个亲侄儿走上杀敌前线。同时，全县还有5400多名干部为解放全中国，随军南下北上，驰骋在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为武乡老区争来了更大的光荣。

    再从支援参战方面来说，从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到1940年“百团大战”的胜利，全县人民为八路军抬担架，运军粮，带路送信，站岗放哨，筹粮筹款，担负了重大的战勤任务。在着名的长乐战斗中，我县从东段村至马庄、里庄、型村、峪口、长乐等村庄近千人为部队当向导，转送伤员，帮助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当时凤台坪村的32名青年农民当即补充了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七七二团。

    1939年八路军总部进驻砖壁、王家峪等地，我县48个抗日编村，超额完成了“六万石公粮”的囤积任务，迅速解决了部队的吃粮问题。1940年5月，我县5000多民工配合军队，参加了白晋北段的大破击，破敌铁路百余里，还为我兵工厂抢回铁轨10万余斤。秋天，为支援“百团大战”，我县上万名民兵自卫队和群众，分头奔赴白晋、正太、榆（社）辽（县）诸线，运弹药、抬云梯，帮助部队取得了破路拔碉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1940年10月31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的、拥有4个旅兵力的关家垴大战中，我武（乡）东山区70多个自然村的3200名群众踏着泥泞山道，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几千担饭送到前线上，又把近千名伤员抢救下来，运到野战医院。1943年7月18日蟠武战役中，从洪水至下北漳，周围50多个村庄的民兵群众，支援部队与敌激战两昼夜，歼敌500多名，拔掉了胡峦岭据点。尤其是到了1945年春夏的局部反攻，以至随后的全面大反攻中，武乡人民群众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成为生产、战勤、围歼城镇与交通沿线之敌、随军远征参战的雄厚的后备力量。

    1945年8月下旬解放段村战斗中，武（东）乡、武西就动员了4000多男女民兵和民工奔赴前线，配合太行西进部队7个团，取得了沁（县）武（乡）战役的胜利。紧接着，又成连成营地参加了上党战役，支援了长治解放。1946年2月白晋战役中，全县民兵群众冒着雨雪随军参战，送上粮食、弹药，抬回伤员和大批铁轨，支援部队解放了白晋全线。最后到了1947年至1948年的晋中战役中，我县民兵群众参战50天到4个月，往前线运粮120万斤。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八年抗战中，我县人民群众配合军队作战6368次，歼敌28830人。其中民兵、自卫队单独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4445次，歼敌2500余人，俘敌22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等军用品3520件。民兵和民工随军参战共约85万人次，运送军粮720万斤。

    妇女为部队做军鞋155200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县涌现出全国民兵英雄、地雷大王王来法和太行杀敌英雄高贵堂、关二如、马应元、程坦、乔猴儿和窑上沟民兵张家班、铁锹杀敌的李家俩弟兄、母子杀敌英雄、拥军模范胡春花、暴莲子和儿童英雄李爱民等等。武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的牺牲，被日伪顽杀害的干部群众21000多人，其中正式载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的3200多名。

    武乡被评为抗日模范县，这块誉满太行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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