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在指挥红军时“忽视阵地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随手端过一只板凳坐在剧院门口，并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的生涯中亲密合作、同舟共济50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他们最早相识是在2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理事、代理理事长。周恩来先是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北伐的共同事业中，他们之间有了来往。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商讨时局。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结果未被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采纳。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第二年4月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会师，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后又兼军事部部长，实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但周恩来了解并且佩服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多次代表党中央肯定和支持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

    1929年6月，红军第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四军领导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被与会多数同志接受。最后在选举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随红军行动。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于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军事会议，并向周恩来等汇报了四军内部的争论问题。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强调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他还审定了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让陈毅带回根据地。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同年11月毛泽东回到了前委工作，他报告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随即，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并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毛泽东还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30年2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这可以看出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在指挥红军时“忽视阵地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旋又被解除了军权，仅保留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2年年初，中央又决定毛泽东离职养病。在红军受挫后，又是了解毛泽东的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收拾危局。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领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在到达中央苏区后，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毛泽东的分析，致电临时中央，表示目前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坚持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城市攻打。在苏区中央局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持反对意见。但最后还是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定。结果城未攻克，伤亡很大。经过这次教训，周恩来更加深信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军事行动上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不满，尤其严厉批评毛泽东。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朝夕相处，推心置腹，彼此敬重，合作融洽。7月25日，周恩来不赞成中央局要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指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中央局，力主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指出“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受到批评。中央局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作检讨的同时，坚决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其一：“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中央局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周恩来看到离职的战友，想到红军的前途，心境难以诉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不久，由于指挥失当，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之战，伤亡过半。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十分关心战友毛泽东的安危，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他立即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渡江。毛泽东也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每当临危关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首先想到了对方，他们都深深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需要对方。

    突出湘江重围后，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交换意见。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同意。在黎平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再一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原定计划，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使得中央红军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出面提出，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周恩来在会上作副报告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周恩来等人也先后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他曾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后来，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曾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

    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通力合作，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向胜利。1935年10月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遇相知的密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辛的开拓。他们在交往中仍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纪念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34周年，毛泽东特地参加了在庐山人民剧院举办的建军晚会。华灯初上时，毛泽东驱车来到剧院门口，一下车就问门卫：“总理来了没有？”当有人告诉毛泽东，周恩来总理正在路上散步，等一会儿就到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随手端过一只板凳坐在剧院门口，并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一天傍晚，周恩来外出开会。司机为节省时间，在前面没有车的情况下，加快行车速度，将总理很快送到会场门口。周恩来下车后，发现毛泽东的车子也随后赶到了。周恩来等候毛泽东进场后，才进入会场。散会后，他在行车途中，严肃地对司机说，以后我们行车特别是在夜间，要注意一下前后，如果发现主席的车子在后面来了，一定要主动让车。

    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了晚年更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1972年1月毛泽东患重病，周恩来得知后，心急如焚，亲临抢救现场，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同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患了膀胱癌。毛泽东看到会诊报告后，眉头紧锁，表情十分严肃，随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并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等负责医疗组的工作。周恩来生病住院后，毛泽东时刻关心和惦记他的病情。还曾派人给总理送去沙发。此时，毛泽东的身体也不好，并患有眼疾，但对总理的病情报告每次都十分注意地听，常让秘书打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起居、饮食等情况，并表示问候。周恩来也曾将自己的病情亲自写信报告毛泽东，好使主席放心。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关心着，度过了他们合作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仍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他们政治上相互信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对此十分不满。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所谓“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逼迫邓小平表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得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此时周恩来病重住院。10月18日，江青等人又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告周恩来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等。毛泽东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周恩来在医院得知后，找中央有关同志谈了话，并通过王海容、唐闻生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10月20日，毛泽东要陪同外宾到长沙的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也参加了汇报。毛泽东当面批评王洪文，并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邓小平为党的副主席。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单独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要周恩来告诉邓小平，由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由于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被挫败。

    这是两位老人50年交往中的最后一次单独交谈。

    （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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