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建设上，受封建礼教观念深刻影响，经济中心结构城市常借鉴政治中心结构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将它作为理想范本，然而城垣总是在经济最活跃的方位被突破。经济中心结构城市空间设计十分灵活，道路空间随街巷建筑性质不同灵活变化，或开或合、或收或放。城镇主空间围绕该城标志性地段展开，空间开放。一些商业及生活设施以小品形式出现于街头巷尾，成为地段重心，如井台、街亭。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
在陵墓建设方面，随着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诸皇帝陵墓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推崇皇权，恢复了预造寿陵的制度，并且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陵墓形制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便于雨水下流不致浸润墓穴。所以，这一时期非常讲究棺椁的密封和防腐措施，墓中的尸体一般都保存得比较好。其次，陵园建筑取消了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展了谒拜祭奠的上宫建筑，相应也取消了陵寝中留居宫女以侍奉亡灵起居的制度。这是对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它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陵寝中原始迷信的方式逐渐废止，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仪式。
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在葬制上体现为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充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清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除末帝溥仪没有设陵外，其他九个皇帝都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和易县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由于两个陵园各距北京市区东、西一百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其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东陵和清西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代，所不同的是陵冢上增设了月牙城。另外，明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圣德神功碑”，而清东、西二陵中则有数通。陵园的布局与明代相比也发展到更成熟的阶段，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都由石像生、大牌楼、大小石桥、龙凤门、小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配殿、隆恩殿、琉璃门等大小建筑组成。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附有皇后和嫔妃的园寝。
明、清时期造园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明末出现了吴江人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这一著作是明代江南一带造园艺术的总结。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园林中的空间处理、叠山理水、园林建筑设计、树木花草的配置等许多具体的艺术手法。书中所提“因地制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主张和造园手法，为我国的造园艺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帝王苑囿与私家园林总体布局有的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有的则是靠人工开凿兴建，建筑宏伟浑厚、色彩丰富、豪华富丽，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造园高潮。皇家园林的鼎盛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所以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多与离宫相结合，建于郊外，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处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同时，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明清宫苑，特别是清朝的园林，除继承了历代苑园的特点外，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使用上的多功能，如听政、看戏、居住、休息、游园、读书、受贺、祈祷、念佛以及观赏和狩猎，栽植奇花异木等，如在著名的圆明园中，连做买卖的商业市街之景也设在其中，可以说是包罗了帝王的全部活动。还有一个特点是建造的数量大，特别是清朝，园林艺术装饰豪华、建筑尺度大、庄严，园林的布局多为园中有园。在有山有水的园林总体布局中，非常注重园林建筑起控制和主体作用，也注重景点的题名。
从艺术风格上讲，清代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建筑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乃至园路的铺设都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颐和园堪称清代皇家园林之首，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其真实的自然山水、宏阔的空间构图手法、娴熟的园林艺术技巧，和曲蜿的园林景观设计，成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与艺术的珍贵遗产。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他境之感受。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一时间，蒙、藏、甘、青等地广建喇嘛庙，仅承德一地就建有十一座。这些庙宇规模宏大，制作精美，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了的装饰手法，从而出现一些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鎏金装饰，或用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一批藏传佛教寺庙为典型代表。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窗户棂条的组合多使用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多种装饰的综合使用，形成了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在装饰手法上，明清建筑在装饰上走向了成熟与程序化。出檐趋缩小，使出檐的深度，比实际出檐感觉略深，从而继续保持中国建筑屋顶部分的飘浮感。房屋的台座十分规范而精美，皇家建筑及寺庙建筑中，多用汉白玉台座与栏杆，辅以精美的雕刻，显得十分华美。屋顶的形式也趋于严谨而程序化，唐宋时期风格飘逸潇洒的厦两头造（类似于清代的歇山式）的屋顶形式，变成了规矩严谨的歇山屋顶，庑殿屋顶的曲线处理也更加柔和，硬山屋的大量建造顶，是明清时代砖石结构大量应用的结果，也丰富了建筑的造型形式。琉璃瓦件的规格与式样趋于程序化。琉璃瓦按规格分为“十样”，与不同的建筑规格与体量相配。在色彩上，除了简单的黄琉璃瓦、绿琉璃瓦外，还出现了黄瓦绿边，或绿瓦黄边，及在黄瓦上配绿心，绿瓦上配黄心等处理手法。还有蓝琉璃瓦、黑琉璃瓦等不同色彩的瓦件，使建筑物在外观上更趋多样。
概括起来说，由于明初立国南京，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也以南方工匠为主，因此明代建筑严谨、工丽、清秀、典雅，顿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官式建筑高度标准化、定型化。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房屋的主体部分，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则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
中国建筑在清朝形成最后一种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的成熟风格，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
明中都皇陵
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方向。陵冢南有丘陵绵亘数百里，北临准河滔滔东流去，东西二隅地势逐渐降低。皇陵头枕山峰，足登淮水，犹如仰卧在巨大的躺椅之中。
朱元璋的父母是安徽凤阳人，家境赤贫，没有土地，后来这个地区瘟疫流行，不到二十天，朱元璋的父母相继死去。因家贫没有钱买棺椁，所以朱元璋和他的兄长抬着父母的尸体草葬山莽。传说两人快到山麓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只好放下尸体避雨村寺。第二天拂晓，朱元璋与兄往视，见父母尸骸之上已是土堆高耸。朱元璋称帝的第二年，就在他父母坟墓上修建皇陵，历时十年。
皇陵陵园前的神道石像雕体形高大，雕工精美，都是用巨大的青石细细雕琢而成的。其中的石马是群雕中的佳作，石马背负锦鞍，昂首嘶鸣，鬃毛飘动，形态逼真。据说，南来北往的马匹，远远望去总是挣脱缰绳跑到石马前欢跳，真可以以假乱真！
陵园里的石碑仅剩下“皇陵碑”和“无字碑”两通，都是龙首龟趺，气势壮观。皇陵碑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无字碑寓意朱元璋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语词表达。今碑以断为三截。
明中都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其豪华侈丽的规制继续了汉唐两宋的传统，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陵园内建筑大部分已经毁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脚下。
明太祖孝陵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陵，位于江苏南京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紫金山巍峨峻秀，从六朝以来就有“虎踞龙盘”之说。玩珠峰下泉壑幽深，紫气蒸腾，云气山色，朝夕多变。朱元璋登基不久，就选中这个风水宝地为陵址。
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冶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五月，孝陵建成。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
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占地长达22.5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十万株，养鹿千头，每头鹿颈间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五千到一万多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往谒陵，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若干。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现存建筑有神烈山碑、禁约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圣德碑、石像翁仲、御河桥，陵门、碑亭、孝陵殿、大石桥、宝城、墓及清末所建碑亭、享殿等。
孝陵的入口处即下马坊，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额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坊高约9米、中间宽约6米、额坊长约6米、高1.28米、厚约0.32米，曾毁坏成数块，倒置路旁，后来修复。坊旁有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立的禁约碑，重申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违者立即处死。
孝陵正门是大金门，然后到四方城，四周围墙形如壁垒。城内有一大石兽，昂首曳尾，宛然若生，背上驮“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正楷，长达2746字，字大如拳，历述了明太祖一生的功德，是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碑通高8.84米，碑身高4.78米，宽2.24米，厚0.83米，是南京地区地面现存最大石碑。
在四方城的西北，过霹雳洞上的御河桥是神道，神道的两侧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狮、獬豸、驼、象、麒麟、马，每种四只，两蹲两立，共十二对，逶迤绵延达一里多地。之后，神道又折向北，有华表一对在前，继而是巨大的石像四个，两武两文，威武雄壮，神态肃穆，线条粗率，简约生动，是明初石刻的重要作品。陵前还有四对石翁仲，体态高大，他们和石兽一起威然列队，长达一公里，象征着朱元璋生前拥有的仪仗和侍卫，有“石马嘶风翁仲立，犹疑子夜点朝班”之势。
孝陵殿位于御碑亭的后面，原来是重檐九楹，左右有庑，另有神宫监和具服殿、宰牲亭、燎炉、水井等设施，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现存的享殿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原址上重建的，但其规模大为缩小、殿中挂有明太祖的遗像。
孝陵的最后一重建筑是明楼，又称“方城”，全部用巨型的条石堆砌而成。明楼的楼顶已塌毁，现仅存四壁。其后为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土丘，上植松柏，下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墓穴。周围筑有高墙，条石基础，砖砌墙身。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县北十公里天寿山南麓，从明成祖朱棣选为陵址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历经二百余年，陵园经过不断修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建筑完美的明代最大的陵墓建筑群。陵区东、西、北三面群山耸立，重峦叠嶂，如拱似屏，南面为蟒山、虎峪山相峙扼守，气势磅礴的大宫门坐落在两山之间，为陵区的门户。整个陵区得天独厚，雄伟壮观，范围约四十多公里。
整个十三陵陵区共用一条神道为引导，以后又在大红门外约1300米处增建气势宏大的石牌坊一座，前推了陵区起点。石牌坊为六柱五间十一楼形式。“楼”就是屋顶，五间上各一座，各间之间及全坊外侧也各一座，大小相间，高低错落，轮廓丰富，通宽达30米，是中国最大的牌坊。
在十三陵中，明成祖朱棣与徐皇后合葬的长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布局合理，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朱棣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帝王。他曾命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负责召集天下文土三千人，编写了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这部举世空前的大部头类书，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的宝库。他还派太监郑和六次下西洋，遍历亚非大小三十余国，促进了明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陵园纵贯南北，由三个院落组成。第一院落从石碑坊到棱恩门。石碑坊位于十三陵神道最南端，为汉白玉雕刻而成，晶莹光洁，六根大柱排空屹立，上系蓝天，下接白云，远远望去犹如天地间浮沉的一朵彩云，又好似神话传说中的南天门。
石碑坊北是大红门，它是陵园的门户，坐北朝南，共三洞，丹壁黄瓦，单檐歇山顶，庄严雄伟，浑厚端庄。黄色的琉璃瓦顶与朱红色的门墙交相辉映，色彩协调，诱人遐想。
大红门北面是长陵碑亭，碑亭虽名为亭，体量却十分巨大，各面达26米，高22米。有一通龙首龟趺石碑，记叙了明成祖一生的经历，都是歌功颂德之词，这也是十三陵中唯一有文字可训的碑亭。碑亭四角各有一个华表，底座和表身浮雕蟠龙纹和流云纹，叫做“望天吼”，又叫“望君归”，意思是希望君王不要贪恋深宫，应该走出去了解了解民情，又盼望君王不要在外面流连忘返，早日归朝，免得国事无人处理。亭北石砌神道长1200米，两旁相向列石柱、石兽、石人共19对。神道北端以并列的三座石棂星门结束，门间有短墙。自此以北，长陵尚有4公里多再无设置，有如面中空白，以虚代实，更加含蓄。
第二院落是棱恩殿，是“藏衣冠几杖，起居荐藏物”的地方，也是十三陵中最雄伟的建筑。大殿全部建筑用珍贵的楠木建造，体量横长，而且都是白台红墙朱柱黄瓦，一派皇家气象，经过五百多年风雨剥蚀，尚未倾斜变形，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在院庭内外满植松柏，气势萧森，有很强的纪念性。
第三院落由内红门与明楼等组成。方城明楼为砖石结构，体量竖高，作城楼形式，与棱恩殿形成鲜明对比。内红门是棱恩殿和宝城之间的一座门楼，因为接近朱棣的陵墓，所以内红门的彩绘色调显得深沉、肃穆，使谒陵的官员走进门内即产生一种诚惶诚恐之感。
长陵建筑雄伟、肃穆幽深，以独特的建筑艺术反映了明代初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侧面。
清初三陵
清远祖的永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以及皇太极的昭陵，统称“清初三陵”。清初三陵既发扬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又有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格。与入关后的清东、西二陵不同，它突出地将陵区的自然风光和封建城堡式的建筑布局相结合，充溢着古朴、肃穆、神秘的气氛。
永陵是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父亲、叔父及其妻子的墓地，在清初三陵中规模最小，因为葬者生前都没有当过皇帝，也没有称过汗，只是祖以子显而已。永陵在辽宁新宾县内，背依启运山，前临苏子河，与烟囱山隔山相望。永陵陵园较小，但景深开阔，风光旖旎，犹如点缀在万山丛翠中的一片红叶。
陵园四周绕以红墙，南门内横排四座碑亭，碑石林立，碑文洋洋数千言，均是为祖先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碑亭往北是启运殿，即祭祀谒拜租先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黄琉璃瓦顶，殿内四壁嵌饰着五彩琉璃蟠龙，殿堂供没暖阁、宝床和神位，殿前还有焚楼。启运殿往北是宝城，城中陵冢环列，均为平地起封，封土下为地宫，其中多为拾骨迁葬，可能还有衣冠葬。
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高皇后的陵墓，又称“东陵”，位于辽宁沈阳东郊的丘陵地上，前临浑河，背依天柱山。万松耸翠，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掩映于松海葱郁、蓝天白云之间，巧妙地将山陵建筑融会于水光山色之中，极为优美和谐。
福陵面积达十九万多平方米。陵园两侧分布着下马碑、石狮、华表和石碑坊。进入陵门，地势逐渐升高，一条一百多级的石阶在苍松之间斗折蛇行，盘山而上，具有“山势峻拔，磴道层折，深邃高耸，幽冥莫测”之感。攀上台阶，穿过石桥，迎面便是碑楼。碑楼内竖立由康熙亲自撰文的“大清福陵圣德碑”。碑楼后是一座古城堡式的方城，为叩拜祭祀之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每年祭祀活动多达三十多次。祭祀分为大祭、旁祭、小祭和特祭四种。大祭在每年的清明、中秋、冬至和立春举行。旁祭是在努尔哈赤和高皇后的忌辰举行。小祭在每月阴历初一和十五举行。特祭是遇国家大典的临时祭祀。祭祀所用物品都有一定规格和数量。顺治年间规定，大祭用牛、羊、猪各一头，献果酒、点香烛、焚烧、祝词、行大礼。清中叶以后，流民起义不断，清朝统治者为了求救于祖先“在天之灵”，进一步扩大了祭祀的规模，大祭祭品增加到牛二头、羊四只、面八百斤、油四百斤。每年仅祭祀福陵就用银五万两。
昭陵是清初三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帝陵，是清皇太极的陵墓。昭陵陵山为人工堆造而成，号称隆业山，占地面积达十八万平方米。
整个陵区可分为三个部分，从下马碑到大红门是第一部分，下马碑在陵区的最前面，碑文用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文字镌刻着“亲王以下各等官员至此下马”，以显示陵区的神圣和庄严。
陵区的第二部分是大红门到方城。大红门上镶有五彩琉璃蟠龙，门里有石雕华表和六对石兽，雕刻非常精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石马“大白”和“小白”，据说是仿照皇太极生前心爱的两匹坐骑雕琢而成，英姿勃发，大可以和唐太宗昭陵六骏相媲美。
陵区第三部分是庞大的方城和后面的宝城，这是陵园全部建筑的主体。方城内的隆恩殿是供奉神牌和祭祀的地方，庄严肃穆。方城的四隅建有角楼，把清初城堡式建筑艺术和中国传统的陵园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宝城的中间有半月形的宝顶，是埋葬皇太极和皇后的地宫，气势壮观宏伟。
清东陵
清东陵在河北遵化县的昌瑞山下，是清朝最大的陵墓区。整个陵区划分为前圈和后龙两部分，前圈是陵园建筑区，后龙是衬托山陵建筑的北隅，范围很广。
据历史记载，这块地方是由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清入关之后，有一次顺治皇帝狩猎，偶然来到昌瑞山下，停辔四顾，惊叹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完就取出玉佩扔向远处，对侍臣说：“落处定为穴。”由此开辟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陵墓区。
清东陵的陵园布局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东边是康熙皇帝的景陵和同冶皇帝的惠陵，西边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和咸丰皇帝的定陵。陵园里一共葬有一百五十多人，包括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后，还有很多皇贵妃、贵人、常在、答应、格格、阿哥等。
孝陵在昌瑞山的主峰下，是顺治皇帝的陵墓，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陵园前矗立着一座石牌坊，全部由汉白玉制成，上面浮雕着“云龙戏珠”、“双狮滚球”和各种旋子大点金彩绘饰纹，刀法精湛，气势雄伟，堪称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紧靠石牌坊是大红门。大红门是孝陵也是整个清东陵的门户，红墙迤逦，肃穆典雅，门前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石碑。
穿过大红门，迎面是碑楼。碑楼中立有两通高大的“圣德神功碑”，碑上分别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镌刻着治皇帝一生的功绩。
神道中间即龙凤门，三门六柱三楼，彩色琉璃瓦盖，龙凤呈祥花纹装饰富丽多彩，显示了神道的悠远和风光的优美。
过龙凤门是七孔桥，它是东陵近百座石桥中最大的一座，也是最有趣的一座。桥身全部用汉白玉石拱砌而成，选料奇特，如果顺栏板敲击，就会听到五种音阶金玉般的声响，人称“五音桥”。
神道北端是巍峨的隆恩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为了推崇皇权，清朝统治者不惜工本，极力装修隆恩殿，金龙环绕，富丽堂皇。
清东陵中的地宫情况，以乾隆的裕陵最有代表性。裕陵地宫为拱券式结构，全部用雕刻或加工过的石块砌成，布满了与佛教有关的各种经文和图饰雕刻，犹如一座地下佛教艺术石雕馆。地官内尽管图文繁多，但是并不杂乱，相反给人一种相互衬托，浑然一体的感觉，充分反映了清代石雕工艺水平的高度发展。
慈禧的定东陵是我国现存规制豪华，体系比较完整的一座皇后陵寝建筑群。定东陵一直修建了十年，但慈禧总觉得不称心，不惜劳民伤财，拆除重建。重建后的隆恩殿气概非凡，金碧辉煌，使人仿佛进入黄金世界。殿内有六十四根金龙盘玉柱，用极为珍贵的黄花梨木构成。金龙用弹簧控制，龙头龙须可随风摇动，金光闪闪，似真龙凌空，扶摇直上。隆恩殿前有龙凤彩石，凤在上龙在下，构成一幅金凤戏龙的景象。
定东陵的地宫比乾隆更为奢华，珍宝不计其数，直到地宫封闭前夕，还不断往里面安放各种稀世珍宝，奢华之极，骇人听闻。其中慈禧口中所含的一颗夜明珠，能分开合拢，分开透明无光，合拢时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
清西陵
清西陵在河北易县的永宁山下，东距北京市一百二十多公里，是清朝的又一处规模较大的陵墓区，也是历代帝王陵园建筑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陵域北起奇峰岭，南到大雁桥，东自梁各庄，西至紫荆关，方圆八百平方公里。
陵区内共有帝陵四座：雍正帝泰陵、嘉庆帝昌陵、道光帝慕陵、光绪帝崇陵。还有不少后陵、妃陵、公主墓等。清西陵还有一座没有建成的帝陵，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陵墓。溥仪去世后，骨灰曾归葬八宝山公墓。1994年，溥仪的骨灰又葬入清西陵。
根据“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制度，雍正本应当随父葬，但雍正却另辟兆域，在距离东陵数百里以外的易县营建泰陵。传说他篡改康熙的遗诏，皇位得之不正，心怀内疚，因而不愿葬在其父之旁。
清西陵的核心部分，规模摄大的是泰陵，其建筑历时八年。泰陵前后有三座高大精美的石牌坊和一条宽达十多米、长五公里的神道，通贯陵区南北。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有石兽三对、文臣一对、武臣一对。石像生采用写意的手法，以浓重粗大的线条，勾画出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再用细如绣花的线刻，表现细节花纹，体现了清代石雕艺术独到的雕刻技法。神道北延，是泰陵神道碑亭。碑亭内矗立着一通用满、汉、蒙三种文字镌刻的雍正皇帝谥号的石碑。泰陵的主体建筑是隆恩殿。隆恩殿由东西配殿和正殿组成，东殿是放置祝板的地方，西殿为喇嘛念经的场所。正殿在正中的月台上，巍峨高大，殿内明柱贴金包裹，顶部有旋子彩画，梁坊装饰金线大点金，金碧辉煌。
清西陵中，形制别具一格的是最西的道光皇帝的慕陵。
根据清代规制，帝陵名一般是由唇代皇帝钦定的，但是慕陵的陵名据说是道光皇帝亲自拟定的。他临终前曾说：“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而后把谕旨存放在大殿的东暖阁。咸丰即位后，重读遗诏，见“其慕与慕也”一句，心领神会，于是命名为慕陵。
慕陵在清代帝陵中，规制最为简约，没有方城、明楼、地宫和神德神功碑、华表及石像生，但工程质量坚固精细。隆恩殿都是用金丝楠木构造，不施彩绘，以蜡涂搪，精美异常。整个天花板都用香气馥郁的楠木以高浮雕的手法，刻成向下俯视的龙头，众龙吞云喷雾，栩栩如生，使人们走进殿内仿佛置身于“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艺术境界。慕陵的围墙也不挂灰、不涂红，而是磨砖对缝，干摆灌浆，墙顶以黄琉璃瓦覆盖，灰黄相映。随山势起伏，把殿亭、宝顶环抱在陵墙内，显得清明、肃穆。
紫禁城
紫禁城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筹建于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9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规划师吴中具体负责。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这里居住过明代14位皇帝和清代10位皇帝，他们统治中国491年，将近五个世纪。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和独特风格。
故宫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72万多平方米，四周有高10米多的城墙围绕，城墙的外沿周长为3428米，城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是护卫紫禁城的重要设施。
故宫东西南北开有四座城门，南门为午门、北门为神武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城的四角各建有一座角楼。每座角楼各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结构复杂，式样奇特，为古建筑中罕见的杰作。整个故宫的建筑布局严谨规则，主次有序，并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使空间丰富多变。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在城墙墩台上建有一组建筑。正中是宽九间的庑殿预重檐大殿，殿高40米，是故宫的最高建筑。两侧有联檐通脊的殿阁伸展而出，四隅各有一个高大的角亭，这一组建筑称五凤楼，巍峨壮丽、气势浑厚。午门广场呈纵长矩形，午门屹立于广场尽端，平面继承隋唐以来如大明宫含元殿的传统，作向南敞开的凹字形。凹字平面有很强的表现力，当人距午门越来越近时，三面围合的巨大建筑、单调的红色城墙逼面而来，封闭、压抑而紧张的感受也愈来愈强，更显示出皇权的凛然不可侵犯。
进午门，经过一个大庭院，再过金水桥，入太和门，即是外朝的三大殿，太和殿在前，中和殿居中，保和殿在后，依次建筑在一个呈工字形的高大基台上。因为按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念，土居中央，最为尊贵。基台高8.13米，分三层，用汉白玉砌筑而成。每层当中都有石雕御路，边上装饰有栏板、望柱和龙头。据统计，共有透雕栏板1414块，刻有云龙翔凤图案的望柱1460根，龙头1138个。栏板下以及望柱上伸出的龙头口中，都刻有小洞口。每当下雨，水由龙头流出，恰似千龙喷水，蔚为大观。
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发布政令和举行大典的场所。殿高35.05米，宽63.96米，深37.20米，是故宫最大的建筑，也是全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太和殿用七十三根大木柱支承梁架形成重檐庑殿式屋顶，上檐斗拱出挑单翘三重昂九踩，下檐为单翘重昂七踩。整座建筑庄严雄伟，富丽堂皇。
木构即先在栓础上立木柱，柱上架大梁，梁上立小矮柱（瓜柱），再架上一层较短的梁；自大梁而上可以通过小柱重叠几层梁，逐层加高，每层的梁逐层缩短，形成重檐；在最上层立脊瓜柱，在两组构架之间横搭檩枋；在檩上铺木椽，椽上铺木板（望板），板上苫灰背瓷瓦；由于梁架逐层加高，小梁逐层缩短，从而形成斜坡式的屋面；屋檐出挑则采用斗拱承接，既可承重，又可增添装饰效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又一大特色。
太和殿的巨大体量，它和层台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立体构图，以及金黄色琉璃瓦，红墙和白台，使它显得异常庄重和稳定，强调区别君臣尊卑的等级秩序，渲染出天子的权威。建筑家通过本来毫无感情色彩的砖瓦木石，和在本质上不具有指事状物功能的建筑及其组合，既显现了天子的尊严，又体现出天子的“宽仁厚泽”，还通过壮阔和隆重彰示了被皇帝统治的伟大帝国的气概，如此复杂精微的思想意识，抽象地却十分明确地宣示出来，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骄傲。
与外朝的宏伟壮丽、庭院开阔明显不同，作为帝后生活居住区的内廷呈现深邃的特征。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两侧是供嫔妃居住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宫六院”。前院乾清宫大殿最大，中院坤宁宫较小，乾清、坤宁之间是方形平面的交泰殿，三殿共同坐落在一个一层高的工字形石台基上。
乾为阳，为男；坤为阴，为女；交泰则为阴阳和合。后寝三殿的命名包含着中国人关于宇宙的哲学认识。
后寝以后是御花园，虽为花园，但所有建筑、道路、小池甚至花坛和栽植，都规整对称，只在局部有些变化，与中国园林特别强调的自由格局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它是格局严格对称的皇宫内的花园，又位于中轴线上，局部须服从全体，以保持全局格调的完整。但其中古木参天，浓阴匝地，花香袭人，波底藏鱼，富于生活情趣。
御花园以北通过一个小广场为神武门，有高大的城楼，过门经护城河即达景山，是故宫的结束。景山筑于明代，约高50米，中高边低，略作向前环抱之势，清代沿山脊建造了五座亭子，正中万春亭最大，方形三重檐，以黄色为主；两旁二亭较小，八角重檐，黄绿相当；最外二亭最小，圆形重檐，以绿色为主。在体量、体形和色彩上呈现了富有韵律的变化，并分别与庄重的宫殿和宫外活泼的皇家园林在气氛上取得和谐。
整个故宫的布局，以午门至神武门作中轴，呈对称性排列。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天安门，向北延伸至景山，恰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相重合。登上景山，眺望故宫，飞檐重叠，琉璃连片，壮丽辉煌，气象万千，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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