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安·休鲁达和戈·德恩接受王命，并立即着手营建，于1709年完成。
“琥珀屋”庄严、俊美。面积约占55平方米。屋内板壁上全部用琥珀粘上，下面铺上银箔，整个室内闪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光辉。鲁道夫和他的大臣们看了都赞不绝口，决定对参与建筑的人员给予重赏。
哪知好景不长，没隔多久，板壁上的部分琥珀却脱落下来，摔得粉碎。国王得知，大发雷霆，于是把两位建筑师处以重罚：“琥珀屋”自此也从王宫里移了出来，搁在一边，再也无人过问。
普鲁士王国一直对瑞典的不断侵略感到头痛。1709年，当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了通过波罗的海，在波尔塔瓦一战打败号称劲敌的瑞典军队之后，普鲁士一面为之高兴，一面想和俄国结成同盟。
1716年彼得大帝亲自率领大臣来到柏林，受到普鲁士王国的隆重接待。为了向俄国表示友好，国王就将已搬回王宫的“琥珀屋”作为礼物赠给对方。彼得大帝一见，欣喜异常。他在给皇后的信中写道：“我将送给你一件独一无二的珍宝。”1717年，载着“琥珀屋”的大船，经过波罗的海运回彼得堡。
彼得大帝原想把“玻珀屋”安置在作为行宫的“小冬宫”里，但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与世长辞了。这样，“琥珀屋”再次被人们遗忘。
此后过了20年，还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女皇忽然想起了这个房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女皇对西欧文化颇感兴趣，并热心引进。1745年，她曾在察里斯科建成一座很豪华的夏宫，1751年，决定对夏宫进行全面改建。在改建过程中，女皇突然想起了那早被忘却的“琥珀屋”，就立即命人将它运到察里斯科。随后，在著名建筑家拉斯托里的监督下，用了一个月时间对“琥珀屋”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夏宫的一部分。改建工作相当出色，可说是巧夺天工，天衣无缝。女皇就将“琥珀屋”作为内阁议事室之用。
让我们超越两个世纪，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一个地方，就尽量掠夺那里的文物。1942年夏天，纳粹特务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要将察里斯科的“琥珀屋”转移到德国柯尼斯堡的琥珀博物馆。几天之后，“琥珀屋”全部被拆卸，并捆扎成包，用火车运走了。关于“琥珀屋”的情况，人们就只能了解这些。
1945年2月，苏军攻下柯尼斯堡后，由苏联科学家、建筑家、美术家、考古学家和将军组成的“琥珀屋”搜寻队曾去柯尼斯堡，对这里的城堡、庄园、昔日贵族的住宅、地下室以及塔顶上等可能隐藏“琥珀屋”的场所，都进行了搜寻，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搜寻队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后，发现罗德博士是个关键的人物。因为他曾是柯尼斯堡美术馆馆长，同时还负责柯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的管理工作。当纳粹分子把“琥珀屋”偷运到柯尼斯堡后，便是交给罗德博士的。听说还在小范围内进行展出过。柯尼斯堡解放时，这个德国人没有逃走，而是留了下来。但不久，突然暴病而亡。
就在这个时候，所说有个叫格格沙斯的立陶宛人知道“琥珀屋”的下落。搜寻队找到了这个人。据他说，从1938年他就住在柯尼斯堡了。1945年1月，有辆装载着好几个捆包的卡车向罗戈夫勒码头开来，后来就把捆包搬到舢船上，舢船冲出150米左右，放慢速度，然后把捆包抛入波罗的海。根据这一情况，搜寻队动用了两艘船在当时的现场进行打捞，捆包真的被打捞上来了，共有11件，但打开一看，并不是“琥珀屋”，而是轴承和汽车零件等物。
前民主德国有关方面对此也很关心。一家大众周刊曾刊登启事，希望读者对“琥珀屋”的去向提供线索。不久编辑部就收到一些来信，其中一封颇值得注意。信中写道：“我的父亲曾是中央国防军直属的特种部队的成员。1945年2月，柯尼斯堡失陷之后，父亲突然回到家里，我曾听他谈到“琥珀屋”和一些琥珀搜集品，还有军队的一些秘密文件都藏在第3地下室里。”1959年夏天，搜寻队和这位读者一起在该市的某些建筑物、街道和广场等处寻找过第3地下室，但仍然毫无结果。
搜寻队认为，虽然“琥珀屋”的去向至今下落不明，但估计不会转移出柯尼斯堡。它也许就在这个发生巨变的城市的地下室里沉睡着，以期待有朝一日能被人们意外地发现。但无论怎样说来，至今“琥珀屋”仍然是一个谜。
拿破仑的财宝去向不明
1812年5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率领50万大军对俄国进行远征，并于同年9月14日占领莫斯科。此时的莫斯科几乎是座空城了，大部分居民已随俄军撤退，近20万人口的城市剩下的还不到1万人。当天晚上，城内有几处起火，后又蔓延成大火，整整持续了6天6夜。
饥饿和严寒威胁着法军。由于战线拉得很长，交通运输常遭袭击，粮食和弹药供应不上，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又不接受和谈，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不得不放弃刚占领不久的莫斯科，于10月19日向西南缓慢后撤，撤退中，沿途曾不断受到俄军和农民游击队的阻击。就在这个时候，法军庞大的辎重队中有25辆装满了从莫斯科掠夺的战利品的马车突然失踪了。自那时起，一个半世纪以来，拿破仑的这批战利品究竟藏在哪儿，就成了鲜为人知之谜。
一位名叫尤·勃可莫罗夫的前苏联学者，他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阅读英国历史小说家瓦·斯戈特所著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生涯》一书时，对其中的一些情节很感兴趣： “11月1日，皇帝继续痛苦的退却。他在禁军的护卫下，踏上了向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由于担心途中会遭到俄军的阻截，所以应尽快往后撤。”“因感到目前处境的危险，拿破仑深知在莫斯科所掠夺的古代的武器、大炮、伊凡大帝雇用上的大十字架、克里姆林宫中的珍品、教堂的装饰品以及绘画和雕像等已无法带走，但又不甘心让俄军夺去，所以就命令将这些东西沉人萨姆廖玻的湖里。”瓦·斯戈特是一位注重史实的作家。他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是在1831年—1832年之间，离拿破仑远征莫斯科仅隔20天，时间不算很长。勃可莫罗夫由此而认为，对这件事在那些曾参加了这次远征的人手记或回忆录中应有所涉及，于是决定要查阅一下拿破仑同时代的人是否提到有关战利品的情况。
拿破仑在败退时，曾和两名亲信乘着雪橇往西疾驰。其中一人名叫阿仑·德·哥朗格尔。勃可莫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见到如下一段话：“月1日，拿破仑从比亚吾玛退走。11月2日，我们来到了萨姆廖玻。第三天，到达斯拉普柯布。在这里，我们遇到大雪的侵袭……”
哥朗格尔写道，拿破仑曾在萨姆廖玻。斯戈特说，拿破仑把战利品沉入萨姆廖玻的湖里。两者提供的日期和地点是完全相符的。
后来，勃可莫罗夫还参阅了一些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记述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一致认为拿破仑是1812年11月2日把从莫斯科掠夺的战利品扔进了萨姆廖玻的湖中。
但这样的事情，法国士兵会不会泄漏给俄国人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即使居民知道法国皇帝这个秘密，大概也只能望湖兴叹。试想，在因战争而荒芜的小村子里，又有什么工具能把湖底的东西打捞上来呢？所以，勃可莫罗夫深信，如果战利确确实沉人湖里，那它现在应还沉睡在不为人知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湖又在何处？勃可莫罗夫在列宁图书馆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查阅，几乎翻了所有的地图。但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在比亚吉玛、萨姆廖玻一带并没有什么湖。后来，他给苏联科学地理研究所去了信，对方答复说：“在比亚吉玛西南29公里的沼泽地有条叫萨姆廖夫卡的河。那块沼泽地也是以这个名字使用的。”离开比亚吉玛29公里的沼泽地，拿破仑11月1日在比亚吉玛，第二天来到萨姆廖玻……这样看来，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条湖有可能是变成沼泽地了。
那100多年来，是否有人对这块地方进行探索呢？勃可莫罗夫虽然查阅了许多资料，但收获甚微。后来，他给有关机构发了信，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大部分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只有斯摩棱斯克地方政府内政管理局记录保存室提供了一点材料：1835年，根据斯摩棱斯克地区长官的命令，由夏瓦列巴奇中校率领工兵部队曾对这个湖进行勘查。他们先测量了湖水的深度，在离水面5米左右深的地方，有堆像岩石般的堆积物，铅锥碰上去，似乎听到一种金属的声音。地区长官向国务大臣报告，国务大臣又呈报给沙皇。尼古拉一世拨款4000卢布，用来建立围堰，以便把水抽干。后来，围堰完成了，水也抽干了，但呈现在眼前的仅是一堆岩石，搜寻就此中止了。
在1911年，根据克勒托公主和比亚吉玛地方的一些志愿者的要求，也曾进行过探索，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拿破仑的战利品究竟到何方去了呢？
“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宝藏藏何处
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生性凶残、狡猾，惯于声东击西的伎俩。在北非的大沙漠上，他以力量悬殊的兵力与强大的英美联军交锋，出奇制胜，因而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称号。
这个“沙漠之狐”在北非的土地上疯狂地屠杀土著居民，掠夺他们的财富，尤其是当地无比富裕的阿拉伯酋长，只要他们稍稍表示拒绝支持纳粹事业，隆美尔即令格杀勿论。隆美尔用如此野蛮的血腥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里积聚起一批价格极为可观的珍宝。这批珍宝包括满装黄灿灿金币的各种珍奇古玩的90多只木箱及一只装满金刚钻、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的钢箱。
这批珍宝价值多少？谁也估算不出来。那只钢箱的财宝太迷人了，可谓价值连城，隆美尔自己本人也清楚这批珍宝的价值究竟是多少？这批珍宝，除供隆美尔大肆挥霍外，还用以收买少数阿拉伯统治者。
隆美尔怎么挥霍，也仅仅动用了这批珍宝的极少一部分。随着战局的进展，隆美尔自吹所向无敌的非洲军团全线崩溃。为了不让这批珍宝落人英美联军之手，隆美尔秘密调动了一支亲信部队将这批珍宝藏埋在世界上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1944年，法西斯德国日暮途穷，德军一批高级军官谋刺希特勒，事涉隆美尔。10月14日，希特勒派人至隆美尔住所，要隆美尔考虑决定接受审判还是服毒自杀。隆美尔选择了后者。15分钟后，隆美尔便离开了人世。
隆美尔一死，唯一知道这批珍宝埋藏地点、方位、标志的线索便中断了。
对于隆美尔这批珍宝，西方的一些冒险家们垂涎三尺，朝思墓想，希望有朝一日发掘这批珍宝，成为珍宝的主人。他们不惜重金，派专家们南来北往，查阅有关密档，又千方百计地寻找所有可能知情的人。调查的结果，各种传说都有，但均不甚确凿，弄得冒险家们抓耳挠腮，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一种传说是这样讲的：在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崩溃前夕，“沙漠之狐”隆美尔曾调集了一支高速摩托快艇部队，命令将90余箱珍宝装于艇中，由突尼斯横渡地中海运抵意大利南部某地密藏。某日晚，快艇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秘密出航，按预定计划行动。不料在天将拂晓时，快艇部队为英国空军发现：原来英军情报部门早就密切注视着这批珍宝的去向。英军情报部门除派出大批地面特工人员外，又动用飞机与舰艇，在空中和海上昼夜侦察，随时准备拦截。“沙漠之狐”老谋深算，竟也有失算的时候。
英军发现鬼鬼崇德军摩托快艇后，料定珍宝即在其中，下令从空中和海上不惜一切代价截获。当摩托快艇行至科西嘉附近海面时，德军深知已无望冲出英军密织的罗网。当此绝望之时，隆美尔竟下令炸沉所有快艇。这支满载着珍宝的德军摩托快艇部队就这样在科西嘉浅海区沉没了。
从那以后，不时有人用高价雇用潜水员一次一次在科西嘉海底搜寻，可是一无所获。是科西嘉的海面过于辽阔呢，还是沉船的具体位置并不在科西嘉岛？抑或是隆美尔并没有炸沉快艇，甚至艇上并未载有珍宝？谁也说不清。
1980年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二月号刊登了一篇令冒险家们十分感兴趣的文章俨“沙漠之狐”《隆美尔的珍宝之谜》，作者署名肯·克里皮恩。作者说，声东击西的“沙漠之狐”并未用快艇运珍宝。这批珍宝密藏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一座突尼斯沙漠小镇附近。小镇附近遍布形状相差无几的巨大沙丘。这批珍宝即埋藏于某座神秘的沙丘之下。
作者说，1942年11月，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次年年初，兵分两路从东西夹击德意军队，前锋逼近濒临地中海的突尼斯城。1943年3月8日清晨，居住在距突尼斯城不远的哈马迈特海滨别墅的隆美尔发觉英军已控制了海、空权，他的珍宝已无法由海路安全运出，决定就地藏宝。
3月8日深夜，在隆美尔与他的亲信严密监视下，这批珍宝被分装在15至20辆军用卡车上，车队在汉斯·奈德曼陆军上校的押运下，连夜向突尼斯城西南方向行驶，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的一座小镇——杜兹停下。汽车驶至杜兹后，前方即是大沙漠，无法行驶。汉斯·奈德曼购买了六七十匹骆驼，将珍宝分装在骆驼身上，于3月10日踏入撒哈拉大沙漠。
驼队在沙漠中跋涉两天，最后将珍宝按预定计划埋人数以万计的令人无法分辨的某座沙丘之下。负责押送、埋藏珍宝的德军小分队在返回杜兹途中，意外地遭到英军伏击，小分队全部丧生。藏宝人连同宝藏的秘密一起被撒哈拉大沙漠无情的黄沙埋葬了。撒哈拉大沙漠一望无垠，白天温度常在华氏百度以上，人称之为无情的地狱。谁敢贸然叩开这无情的地狱之门？隆美尔的大批珍宝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吗？有的人对以上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所谓隆美尔密藏珍宝云云。只不过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谁要是对它认起真来，谁就是一个傻瓜。看来，世界寻宝谜案史上又多了一笔。
蓝宝石带来的灾难之谜
“希望”蓝钻石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钻石之一。1947年，“希望”蓝钻石的标价为1500万美元，这是它的最后一次标价。而如今，“希望”蓝钻石的价格已远非如此了。自从1947年后，“希望”蓝钻石再也没有被拍卖过。1958年，“希望”蓝钻石被占有它的最后一个主人、美国珠宝商海里·温斯顿捐赠给了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在该院的珠宝大厅里，“希望”蓝钻石陈列在一个防弹玻璃柜里，与各国帝王加冕礼上用过的珠宝媲美。那幽幽的蓝光仿佛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诉说着它那神秘的历史。
“希望”蓝钻石问世于500年前。在鳊基伯那河畔的一座废弃的矿井里，一个路过的老人偶尔瞥见一块熠熠闪光的石头；经辨别，竟是一枚硕大的蓝钻石。老人请工匠将钻石进行粗加工，加工后的蓝钻石还有112.5克拉。老人去世后，他的3个儿子为这枚钻石大打出手，结果钻石被族长充公，下令镶嵌在神像的前额上。
一天深夜，一个抵不住钻石蓝光诱惑的年轻人偷走了钻石。但仅仅几个小时，他就被守护神像的婆罗门捕获，活活被打死，成为蓝钻石的第一个牺牲者。蓝钻石重新被镶嵌在神像的前额上。
17世纪初，一个法国传教士用斧头劈死两个婆罗门，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将蓝钻石攫为己有：传教士将蓝钻石带回了自己的故乡，可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他被割断了喉管，蓝钻石也不知去向。
40年后，蓝钻石落入巴黎珠宝商泰弗尼尔手中，他随即脱手，将钻石卖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数年后，琼·泰弗尼尔到俄国做生意，竟被一条野狗活活咬死。
路易十四对这枚蓝钻石爱不释手，经过琢磨，蓝钻石镶嵌在象征着王权的王杖上，取名为“法国蓝宝”。可是不久后的一天，他最宠爱的一个孙子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路易十四受此打击后，不久也撒手归天。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蓝宝”落入蓓丽公主之手。她将钻石从王杖上取下，作为装饰挂在她的项链上。1792年9月3日，在一次偶发的事情中，蓓丽公主被一群平民百姓殴打致死。
“法国蓝宝”由蓓丽公主的宠物变为路易十六的珍玩。可是一场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送上了断头台。“法国蓝宝”在这场大革命中被皇家侍卫雅各斯·凯洛蒂乘乱窃取。
法国临时政府在清点国库时，发现“法国蓝宝”失踪，于是贴出告示：凡私藏皇家珍宝者处以死刑。侍卫雅各斯·凯洛蒂闻讯后终日不安，精神发生错乱，最后自杀而死。
“法国蓝宝”40年后为俄国太子伊凡觅得。伊凡在寻花问柳时，为了讨得一个妓女的欢心，竟将“法国蓝宝”拱手相赠。一年后，伊凡别结新欢，对赠宝之事后悔不已，决定追索回来。可是，那个妓女死活不依，伊凡一剑刺死妓女，夺宝而归。然而时过未久，伊凡皇太子在宫中死于非命。
神秘的“法国蓝宝”给占有它的主人带来的厄运比巫师的诅咒还要灵验，人们视之为不祥之物。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许多贪婪的目光盯着它，希冀有朝一日成为拥有它的主人。
“法国蓝宝”从伊凡皇太子手里转移到女皇加德琳一世手里。女皇意欲将钻石镶在皇冠上，于是命人将“蓝宝”送至荷兰，交由堪称世界上一流手艺的威尔赫姆·佛尔斯进行精心加工。经过威尔赫姆，佛尔斯的精心雕琢，“法国蓝宝”被切割成现在见到的样子，它的每个面都闪着诱人的蓝光。加工后的钻石重44.4克拉。钻石加工好以后，钻石匠的儿子不辞而别，将钻石带到英国伦敦去了，无法交差的钻石匠服毒自杀，以谢女皇。而他的儿子后来在英国也自杀身亡，死因不明。
英国珠宝收藏家亨利·菲利浦在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手里以9万美元购得了这颗钻石，命名为“希望”。1839年，亨利·菲利浦暴死。他的侄子成为“希望”蓝钻石的主人。这位钻石的主人将钻石置于展厅公展，后来据说他寿终止寝。
本世纪初，一个叫杰奎斯·赛罗的商人购得了“希望”钻石。但不久莫名其妙地自杀了。
钻石又流落到一个俄国人康尼托夫斯基手中，此人不久遇刺而死。
后来，哈比布·贝购下了钻石，接着转卖给西蒙。传来消息说，哈比布·贝及其家人在直布罗陀附近的海中不幸淹死。西蒙则在一次车祸中全家丧生。
接着钻石辗转到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拉·哈密特二世手中，一个王妃为此丧生，苏丹本人于1909年被土耳其青年党人废黜。
“希望”蓝钻石的下一个主人是华盛顿的百万富翁沃尔斯·麦克林夫妇。自从拥有这颗钻石以后，灾难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们，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先后遭遇了不幸。
1947年，海里·温斯顿以1500万美元购进“希望”蓝钻石，成为钻石的最近一个主人。
“希望”蓝钻石自问世以来，历经沧桑，周游列国，其间，更易的主人有数十人之多。可是“希望”蓝钻石并没有给占有它的主人带来希望，相反，除少数几个人外，其余的主人屡遭厄运，甚至命丧黄泉。这是为什么呢？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人们尚未晓知的神奇的力量呢？也许有一天，“希望”蓝钻石能满足人们探究这个秘密的希望。
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传奇故事
珍藏在巴黎卢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伟大创作。数百年来，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使无数艺术爱好者之为倾倒。
据有关资料记载，蒙娜丽莎是佛罗伦萨一位富裕的皮货商的妻子，1503年，达·芬奇画她的时候，她年仅24岁。这位妇女刚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常常悲哀抑郁。画家画她的肖像时，为了让她面露微笑，想出种种办法，请乐师给她奏乐，唱歌或者说笑话，让欢快的气氛帮助她展现笑容。画上蒙娜丽莎呈现的笑容虽是微弱的，但可以从她的眉宇间看出内心的愉悦，一丝微笑似乎刚从她的脸上掠过。但她那安详的仪态，表明她的微笑是平静的，这是一种古代妇女的矜持的美。由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富有魅力，不少美术史家称它为“神秘的微笑”。
值得注意的还有蒙娜丽莎的一双手，这双柔嫩的手被画得那么精确、丰满，不仅展示了她的温柔的性格，更展示了她的身份和阶级地位；而袒露的胸部则显示了这位妇女健康、华贵和青春的美。在背景处理上，达’芬奇运用的是“空气透视法”，把后面的山崖、小径、石桥、树丛与潺潺的流水，都推向遥远的深处，仿佛这一切都笼罩在薄雾里，以此来加强画中人物的地位。这样一幅不大的肖像画（77×53厘米）竟用去达·芬奇4年时间。
然而，这件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在1911年的夏季却遭受了一次离奇的厄运。一时之间，竟不翼而飞了。等到有关单位获悉真情时，它已失踪72小时。博物院的代理院长向新闻汜者发布消息：“《蒙娜丽莎》失踪了。”侦察人员毫无线索，不知窃犯是谁。
巴黎各报竞相登出消息，惊呼：“《蒙娜丽莎》于罗浮宫失踪！”人们在咖啡馆、小酒店、店铺和公园里，纷纷议论此事。欧洲和美洲各国报纸也详细报道了这则消息。
关于《蒙娜丽莎》为什么被窃，当时有不少说法。有人猜想偷这名画的人，是想敲诈政府；有人认为窃犯准备将来送还一幅可以乱真的伪画；也有人认为是一个记者偷去的，借此造成一条大新闻。
灵魂学家也参加了搜寻。《晨报》悬赏5000法郎，奖给任何以“幽冥方法”协助寻获《蒙娜丽莎》的星象家、手相家或有敏感能力的人。巴黎那些谈神说鬼之士踊跃响应。巫婆和神妪、星象家、手相家、算纸牌的人都参加搜寻，然而全无用处。尽管警方费了很大力气，但法国最珍贵的名画仍无踪彤。
到了1912年的春季，多数巴黎人认为《蒙娜丽莎》已经永远遗失，不能复得。然而，次年的冬季却出现了奇迹。
1913年11月，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叫杰里的有名的古董商，收到了一封措辞粗俗的信，署名是“李欧纳德”。写信人说，举世名画《蒙娜丽莎》在他手中，他想把这幅在拿破仑时代从意大利抢去的画带回意大利，以此报效祖国。这封信的寄信人地址是巴黎的一个邮政信箱。
作为古董商的杰里当然知道《蒙娜丽莎》并不是拿破仑从意大利抢去的，而是达·芬奇自己卖给法兰西斯一世的。他原以为这封信是无知人乱开玩笑，想把它丢掉。但是，这幅画失踪己逾两年，它莫非真的是在这个神秘的“李欧纳德”手中？杰里把这封信给他的朋友波吉看。波吉是佛罗伦萨有名的乌菲齐美术馆馆长。波吉劝杰里不管这封信如何荒唐，应该跟着这条线索追下去，对“李欧纳德”说他当然必须看原画，然后才能作出决定。其后，巴黎和佛罗伦萨双方函电往还。到了12月9日，杰里收到一封电报，说“李欧纳德”即将启程到佛罗伦萨来。
12月10日星期三早晨，一位从北方来的旅客住进了佛罗伦萨一家叫“的黎波里意大利饭店”的小旅馆。这个人中等身材，身穿黑色大衣，肩上扛了一个小木箱。木箱原是漆成白色，此时却已褪色，而且污秽。
晚间，这个自称“李欧纳德”的人来到古董商家里与主人见面。陌生人吹嘘，这幅名画是他独自从卢浮宫盗窃来的。双方暂时议定收购价格为50万里拉，并约定次日下午再行会晤，届时杰里将请一位“艺术专家”到旅馆去鉴定这幅画。
星期四下午，“李欧纳德”在小旅馆他的房间里接待了杰里和波吉。他把房门关好之后，从床下拉出了那个白木箱，然后打开木箱，拿出一堆带有臭味的衣服、旧鞋、油漆刷和一把曼陀林琴，放在地板上，接着把夹层拿开，取出用红绒布包着的画在杨木板上的《蒙娜丽莎》。
他打开包袱，杰里和波吉被出现在面前的画惊得目瞪口呆。这确实是那幅神圣的《蒙娜丽莎》，全无损坏，保藏极佳。两位老人欢天喜地把它拿到窗口，和他们带去的一张照片细加比较。波吉祥加检视，说道：“没有疑问，确是真品。”“李欧纳德”在一旁得意的微笑着，就像是他自己画了那幅画一样。波吉对他说，他必须把这幅画带回他的办公室去，再行详细查核鉴定，于是三个人一同坐车来到乌菲齐美术馆。
波吉和杰里在陈列馆中详细检查这幅板画。一切都很对，面部和双手的裂纹正确，画板后面的标记正确。最后一点疑虑消失了。这确是失踪多年的达·芬奇名画。
波吉教授为了拖延时间，向“李欧纳德”说在作出决定之前，他必须先向罗马请示。“李欧纳德”请他们快点办，因为他很缺钱。那两人答应照办，和他热烈握手，再一次感谢他作出“爱国的表现”。“李欧纳德”回到了他住的“的黎波里意大利饭店”等待。
“李欧纳德”刚走，波吉和杰里立即打电报约意大利美术部部长里琪。里琪从罗马赶到佛罗伦萨，亲自处理此事。
第二天，里琪检视板面，同意波吉的结论，这幅画是真品。数小时后，“李欧纳德”在旅馆中被捕，罪名是偷窃《蒙娜丽莎》。沸罗伦萨警察局局长将“李欧纳德”押到穆拉特监狱监禁起来。
第二天，意大利各报纷纷登出惊人消息：《蒙娜丽莎》业经寻获。各方祝贺函电纷纷涌到佛罗伦萨。意大利宣布，这幅名画归还法国，“借以重申两国友好团结“，但请法方同意在归还之前于意大利展览一个时期。法国深怀感激，表示同意。
意大利方面也宣布，国画者是意大利国民，将不引渡法国，而在意大利接受审判。法国当局对此也表示谅解。
《蒙娜丽莎》先在乌菲齐博物馆展览若子曰，由大队宪兵和警察严加保护。然后又在罗马及米兰展览。处处都有大批观众前来观看。最后，1913年12月31日，这幅珍贵的达·芬奇名画运到法国，举国欢腾。”14年1月4日，在隆重的仪式中《蒙娜丽莎》重新悬挂在方室的墙上。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意大利，人们对国画者多表同情，大家都惊叹这个简单而未受教育的粗人竟能轻易地使欧洲最高明的警探束手无策。但在巴黎，警察搜查这位国画者的住室，找到了一本日记和两张名单。名单上有国画者潦草的笔迹，写着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美术品商人以及富有收藏家的姓名和地址。这两张名单完全推翻了国画者自称志不在钱的说法，他显然认为《蒙娜丽莎》是他的发财之道。
“李欧纳德”下狱后，受到佛罗伦萨警察当局巧妙而仔细的盘问，不久，他就招认了一切。
原来，他的真实姓名叫裴路加，是从意大利伦巴第的都猛萨来到巴黎谋生的油漆匠。起先，他力图做一个优良的油漆匠，而结果却落得穷困潦倒，久客异乡，每天只挣几个法郎。他曾被巴黎警察拘捕两次，一次是1908年6月被控图谋抢劫，一次是1909年2月被控非法持有利刀。以后，他曾经在卢浮宫博物院做过打杂工，尽管时间很短，但他对罗浮宫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1910年秋天，罗浮宫博物院的主管人员鉴于近来常有人毁坏院中的设备和陈列品，决定用玻璃框保护院中的一些宝物，包括《蒙娜丽莎》在内。院方将这项工作交由巴黎的戈比尔玻璃公司承造。裴路加又以玻璃工人的身份参加安装。
他在替《蒙娜丽莎》安装玻璃框的数小时中，凭自己的观察，知道博物院游客的来往情况、警卫人员的换班时间、员工出入门户的所在，以及哪些门是上锁的。
他也知道供画家存放绘画用具的那个小储藏室。卢浮宫和许多博物院一样，在某些陈列室内准许画家临摹和速写。但为防止伪造起见，所摹绘的画不得与原画的大小相同。那储藏室是一间狭窄的斗室，在都沙德室西墙的一间设计优美的密室后面，裴路加已经探知开闭秘门的办法。
裴路加深知《蒙娜丽莎》这幅名画的巨大价值。据他自己交待，在他安装玻璃时，便开始对这幅名画想入非非了，他指望靠它发笔大财，从此结束自己的贫穷生活。
1911年8月20日星期日，一个罪恶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下午2点30分左右，裴路加以游客的身份从博物院的德农门进来。他杂在游客之中，走上楼梯，来到绘画陈列室，肘部轻按住藏在衣内的一个小包。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他邀来的帮手——兰切洛提兄弟即文森佐和米凯列，从另一个人口进博物院。快到3点钟时，他们都在都沙德室的陈列室内聚会。
午后4时34分，院警纷纷高呼“关门了！”游客们渐渐走向各出口。不久之后，游客们全走了。
只有裴路加和兰切洛提兄弟躲在都沙德室内的小储藏室里，和一些画架、绘具匣、素描簿及未完成的油画挤在一起。
外面有脚步声。储藏室内的三个人一声不响，寂然不动。然后脚步声沿着大画廊的长廊渐渐消失。就这样，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上午6时半，三个躲在里面的人打开包袱，拿出白色的工作服穿在身上。7时零5分，他们溜出储藏室。在没有人的都沙德室内，墙边倚着一把长柄扫帚，文森佐拿起来用力扫地，米凯列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抹布，擦拭栏杆和画框。一会儿，裴路加和文森佐走进方室，走到《蒙娜丽莎》前面。米凯列站在前门口望风。
在毗邻的大画廊中，至少有十几个人忙于工作，换一块窗上的破玻璃，搬移陈列品以便泥水匠补涂墙壁，和擦亮铜栏杆及其他装置。完全没有人注意到三个穿白色外衣的工人悄然带着《蒙娜丽莎》从大画廊的一端出去。三人穿过“七米室”的一角，穿过一道门，到了员工楼梯的门口，裴路加把画板后面贴的厚胶布割破，把画板拿出，然后把雕刻画框和玻璃塞在楼梯旁的一个暗角里，挟着那幅珍贵板画，急步下楼。下楼之后，遇到了麻烦，底楼所有员工出入门户全部上了锁。裴路加取出一把专开这道门的钥匙，但因为事先没有试开，此时转动钥匙，全无效果。时间不能等，裴路加叫兰切洛提兄弟上楼望风，自己用一柄螺丝起子拆下门上的铜把手，放在外衣的口袋里。米凯列的脸伸过栏杆，大惊失色。
“小心！有人来了！”裴路加慌乱中把《蒙娜丽莎》塞在他的长大工作服下，用一只手臂挟住，转身靠墙。此时，博物院的水管匠梭维特提着工具匣下来。裴路加先发制人，叫道：“有个混蛋把门把偷去了。我们怎么出去？从钥匙孔爬出去？”梭维特慢腾腾地说：“别急。”他用他自己的钥匙把门打开。他说：“我去写一个条子，你最好不要把门关上，免得别人出不去。”三人似乎很不高兴地大步走出，到了叫做斯芬克司院的小院中。按照计划，他们穿过毗邻的陈列室，进人另一个叫维康提院的庭院。这个庭院的南边是一道门廊，有一扇门通到外面的街道。那里原来有个院警守在大门口。那天上午，清洁工人没有来，门警代替他洗门廊的地。这时他提起木桶，到工作室里去取水，三人赶快脱去白色的工作服。裴路加用他的工作服包好偷来的板画，从裤内抽出草帽戴在头上。上午8时前几分钟，三人脱身出来，走上大街。
他们右转弯走上卢浮路。裴路加嫌口袋中铜把手在袋里晃动不方便，拿了出来顺手抛过栏杆，落在沟内。一个路过的商店店员看到这一似乎是偶然的动作。在杜莱丽路口，三人搭上一辆汽车，扬长而去。
后来，据裴路加交代，他答应把画卖掉后给合伙者一笔钱。裴路加把兰切洛提兄弟打发走之后，就把这幅有名的板画拿回自己的家中，藏在衣橱的假墙后面。
根据裴路加的供词，巴黎警方逮捕了兰切洛提两兄弟。但他们没有出庭受审。因为远在意大利的裴路加的供词益见矛盾，且不可靠。此外，进行审判将会使法国更难堪。既然《蒙娜丽莎》已安然重返卢浮宫，博物院的安全措施已经大大改善，进行审判只会重揭疮疤，引起伤痛。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对于这个房屋油漆匠并非不具同情。他把达·芬奇的名画安全带到佛罗伦萨，使全世界再度认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荣伟大，他们实在无意严惩裴路加，也不想彻底弄清他的复杂动机。
法庭判处裴路加监禁1年又15天，上诉后改为监禁7个月。1914年7月29日；裴路加获得自由。
有人问他：“你现在预备到哪里去？”裴路加缩缩肩头答道：“回到都猛萨的老家去。”然而，名画失窃的经过并非如此简单。在这一特大盗窃案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裴路加的幕后还有一个神秘的牵线人。只是裴路加为了保持他的独特的爱国者的姿态，除了提过一次兰切洛提兄弟之后，他不再说有人同谋。他完全不提那位牵线人与案件有关，的事，独自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幻想之中。
1914年1月，在裴路加被捕后几个星期，美国记者德克尔在摩洛哥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他叫伐尔菲诺。这位自称“侯爵”的绅士，1850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西班牙裔富农的幼子。他向德克尔说出了关于骗局的全部事实，但要求德克尔在他有生之年不泄漏这个故事。德克尔完全照办。
窃案结束后19年，德克尔于伐尔菲诺死后发表文章，首次披露了此案的全部事实。
原来“侯爵”伐尔菲诺是一个大骗子。他最初依靠家中各位长辈历年赠给他的贵重珍品为生。但是历时不久，那些珍品和名画卖完了。这位“侯爵”没有真古董可卖，就决定自造并出售假古董。他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无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流人士，还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豪家巨宅，抑或暴发户商人和北美洲来的有钱旅客，他莫不与之交往。这些顾客对极有风采的伐尔菲诺卖给他们的“名贵”古董和稀世“珍品”，大为欣赏，并认为他不是个古董商人，而是个有义气的好朋友。
伐尔菲诺有一个十分可靠的合作者，叫肖德隆。这位先生擅长修补艺术晶，技术颇为高明。交际手腕灵活的“侯爵”出面与人接洽，技术高明的肖德隆在后面埋头苦干，真可谓“珠联璧合”。凡是他们出售的伪画，几乎可与原画媲美。
1908年，伐尔菲诺和肖德隆将他们的活动舞台迁往巴黎。1910年秋季，“侯爵”从报上看到卢浮宫陈列的各名画，包括《蒙娜丽莎》在内，将要加装玻璃框的消息，他策划作一次惊人的大窃案。
“侯爵”对肖德隆说：“我们必须物色一个内线人，他应该在罗浮宫做过事，而且深知院中的情况。” 他在巴黎市19区那些低级咖啡馆和餐馆，做了一些不着痕迹的询问，便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房屋油漆匠裴路加。他给了裴路加一笔钱，还答应给他更多的钱，只要把东西搞到手，保证这位油漆匠一夜之间成为他的故乡伦巴第最阔的人。“侯爵”还一再告诉裴路加及其同伙下手的时间、各陈列室及走廊门户的位置、底楼楼梯口大门的钥匙。
那个星期日晚间，“侯爵”在住所用餐，极力不去看表。他不必烦心，口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裴路加和另外两个意大利人此时已很安全地藏在储藏室内。
“侯爵”自己非常安全。纵使那三个人在卢浮宫内当场被捕，他也不会牵连在内。他们只知道他是“先生”，没有名字，也不知道他的真正的蒙娜丽莎计划。
事情果然如“侯爵”预料的那样十分顺利。裴路加将《蒙娜丽莎》偷了出来，开始藏在文森佐的情妇塞格诺的阁楼小室，地址在第十区的圣路易医院路。不久，“侯爵”自己也来了。他很得意地细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注意听取裴路加上午窃画的经过情况。文森佐用他情妇买的一块红绒布把那幅画包起来。“侯爵”掏出一个厚皮包，拿钱给他们，并且叫他们保守秘密。然后，他与裴路加出去散步，有重要的话说。
“先生”说：“我要出外旅行一个时期，小心保藏《蒙娜丽莎》等候指示。”“先生”指出，因为裴路加曾在罗浮宫工作，可能有警察来查问他。那一定是例行公事式的查问，他可以坦然“合作”。等到警方认为他清白无嫌之后，才能把板画拿回他自己的住室，最好藏在衣橱的假墙后面。
“侯爵”在回旅馆途中，到电报局发了几封电报到美国纽约市的几个地址。到了旅馆之后，他为自己订了美国的船票，然后回到他的套房，翻阅一叠晚报，静候消息。
几天之后的上午，伐尔菲诺等待的消息终于在欧洲和美洲各国报纸上出现了。《纽约时报》报道说：《蒙娜丽莎》在巴黎被窃看来似不可能，但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于昨日在卢浮宫被窃。此画在过去的5年中均陈列在有名的方室中。”这正是“侯爵”所企望的，他欣喜万分，以为时机到了，现在可以出售德隆绘制的6幅伪画。但是，他还要等几个星期，使买主们相信那幅名画确是法国私运出来。当然，在这等待的几个星期内，警方可能找到那幅画，并且逮捕裴路加。但一旦伪画卖出之后，他就可以用一套编造的说辞，向他的买主解释。而且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成为收买贼赃的共犯，不能开口。一切活动似乎正在顺利进行之中……事实上，肖德隆摹绘《蒙娜丽莎》，制造伪作的工作，早在《蒙娜丽莎》失窃前一年，即1901年冬季便开始了。与其说是对这幅世界名画的溺爱，不如说是受了伐尔菲诺那个大骗局计划的蛊惑。
那年冬季的某一日，伐尔菲诺和肖德隆一同到卢浮宫仔细观察《蒙娜丽莎》。
“侯爵”问：“你能照样仿制一幅吗？”肖德隆伸长头靠近画，仔细看了一番，说：“达·芬奇的细柔轮廓、和调色彩，很精致，很微妙，不容易捕捉。但是可以办得到。可以。”于是伐尔菲诺对他说他们可以采用老办法，略加改变，出售《蒙娜丽莎》而且不止出售一次，可以出售若干次。肖德隆傻看着他，不敢相信。
“侯爵”所谓的老办法，就是他先前惯用的诈骗手段。早在南美洲时，他就试过这一手。当时，他请买主到博物院里去看一幅穆立琉名画。在博物院院警的合作之下，乘陈列室中没有其他游客的时候，他请买主在画布后面作个记号，作为日后认货的证据，证明伐尔菲诺确实偷到这幅真迹，卖给买主。事实上，那买主的记号是贴在原画后面肖德隆绘的伪画上的：交货之后，伐尔菲诺还拿几份伪造的南美报纸剪报给买主看。报上说博物院中的一幅穆立琉名画被不知名的窃贼偷去。如果受骗的买主再到博物馆来，看见那幅画仍然挂在墙上，他会简单地对他说那是博物院弄来的一幅伪画以代替被窃的真迹。伐尔菲诺很会说话，对买主说：“他们的那幅画是假的，作得很好，可以乱真。可是，先生，你的那幅是真迹！”“侯爵”你说什么？巴黎不是南美洲！《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幅画，每天有成千上百的人到卢浮宫来看这一幅画。他们看到它挂在墙上，就在眼前。我们不能说假话，说是偷来了《蒙娜丽莎》！”肖德隆在一旁提醒“侯爵”。
伐尔菲诺点点头。“不错。我们不能说假话，不再假作被窃，不再伪造剪报。这次是真实的报纸报道，使买主相信我们的是真品。为此，我们首先要为这些买主每人准备一幅画！”于是，肖德隆的劲头被鼓动起来了。他依照博物院的规定完成了尺寸较小的摹绘之后，就把它移绘到与原画一样大小的旧木板上，肖德隆采用投影器，利用反光原理，把摹绘的画面放大。再用若干摄制精良的原迹照片来确定画中景物的大小及其他细节。
文艺复兴时代，名画家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等人，常用一层层颜料和薄彩釉，造成纵深感和光泽度，他们差不多以几十层这种着色手法堆砌成他们的绘画。肖德隆当然不会采用这种吃力的麻烦画法。首先，他尽可能使用人们已经知道的文艺复兴时代画师们所用的颜料，避免使用后世画师使用的钻蓝、镉黄和锌白等颜料；接着是仿制画面上因年久而出现的细微裂纹，为求速成400年来的画面变化，肖德隆在他的画面上涂了两层清漆。底下一层是慢干的，上面一层是快干的。然后他用扇子扇每一幅画面。两层清漆的干燥速度不同，在冷风直吹之下，不久就在画面上形成极为乱真的裂纹。为加强画的旧貌，他又用石墨粉点染成灰迹。这些伪制手法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时，没有科学方法可以查出，当时鉴定一幅古画的主要方法是依赖史籍的记载和专家的眼光。
肖德隆一共仿制了6幅《蒙娜丽莎》。到了1911年6月，这6幅伪画由伐尔菲诺藏在纽约。“侯爵”找了两个专家同谋行骗，拉拢买主。这两个人的姓名始终没有查明。他们3个人在美国寻找买主。经过若干星期的积极活动以后，他们找到了6个可能的买主。当报上登出《蒙娜丽莎》失窃消息的若干周以后，伐尔菲诺便带着6幅伪画进行计划中的交易。起先，他们极巧妙地和惴惴不安的买主接洽，小心地暗示由各报刊出的那条惊人的新闻；然后秘密会见，拿出紧密包扎的《蒙娜丽莎》；接着就是买主看画后的惊喜若狂；最后是交出巨额现款。每个买主都确信他拥有真的《蒙娜丽莎》当然他们也都不敢请专家来鉴定，因为他们收下买来的名画后，立即成为共犯，不敢声张。
“侯爵”从来没有泄露出售伪画所得的款项。但据接近他的人说，每个买主付出30万美元，这就是说一共有180万美元（1912年的货币）。照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约值1800万至2500万美元。
分赃时，伐尔菲诺拿了最多的一份，肖德隆也从“侯爵”那里得到了优厚的报酬。
然后，“侯爵”不见了。他在北非洲和中东的各名胜地区安度着相当长时期的奢侈偷快生活。他完全不管那个在巴黎苦苦等待他指示的裴路加。
对于窃贼裴路加来说，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盼望“先生”做成一笔大交易，口袋里装满了钱，回到巴黎来。其后，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对“先生”的看法渐渐有了改变。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竟会如此虚伪？这个人完全不见了。裴路加的钱也快没有了，赌钱，养女人，差不多花光了。
有一阵子，裴路加怀疑“先生”也许死掉了。他曾一度暗自害怕，因为偷画者就是他，他是警方搜捕的对象。但聊以自慰的是，这幅名贵的画仍在他裴路加的手中，安安稳稳地藏在木箱的夹层里。
于是，这个头脑简单的油漆匠开始胡思乱想，把自己想象成大窃案中的唯一主角，他把“先生”及兰切洛提兄弟都搁置一旁，只有他才是这出戏里的真正英雄，一个胸怀崇高具有爱国动机的意大利英雄。1913年将告结束时，裴路加自己有了关于《蒙娜丽莎》的决定，即先与佛罗伦萨有名的古董商杰里先生联系，然后将名画带回祖国意大利。事情的结局是，他本人反而被判处监禁7个月，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以后，裴路加回到故乡都猛萨，受到本乡人的热烈欢迎，视为英雄。他参加意大利陆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敌方俘虏。战后获释，溜到法国谋生，化名“彼特罗”。1921年10月，他回到都猛萨，与一个远房表妹结婚，并把她带回法国。1925年10月中，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如今《蒙娜丽莎》不挂在方室而挂在万国室，放在墙上一个特制的凹处，前面有块厚玻璃保护，湿度和温度均有调节。卢浮宫内的设备布置与过去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不同的是现在处处都有警卫。
丝绸之路上失窃的宝藏
西出玉门关，沿着断断续续的疏勒河前行，映入眼帘的是灰褐色的戈壁，以及稀稀拉拉的碱蒿子、骆驼刺和红柳。越过数百公里长廊般的罗布沙漠，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横亘在眼前。满目是黄色的沙粒与绛紫色的碱土，还夹杂着白物质。“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意即“进得去出不来”。这片长千余公里、宽约400公里的沙漠是世界上的几个大沙漠之一，面积32.4万平方公里，有9个台湾省大，是一块神秘莫测的地方。西方冒险家则称它为“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群山环抱，四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覆盖着积雪。夏日消融，雪水下注，汇合成一道道流人沙漠的小河。小河流经的地方，肥美的绿洲星罗棋布。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这些绿洲之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国，形成了沟通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那时，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由敦煌起又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经今天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到大宛（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原苏联撤马尔罕）、奄蔡（里海沿岸）诸国。中路经玉门关、楼兰，沿孔雀河到库车、喀什，在疏勒与南路汇合。南路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今天的于田、和田、叶城，至沙车，西逾葱岭到大月氏（今阿姆河中、上游）、安息（今伊朗）诸国，再往西行到大秦（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南中北三条干线之外，又有若干条支路。那时，丝绸之路上，商旅络绎，集市繁盛，河畔芦苇丛生，胡杨茂密。驮着丝帛、茶叶、陶器的驼队，载运珠宝、玉石和葡萄的马队不绝于道。由于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德国人里希霍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把这条商路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历经沧桑，时兴时衰。到明代，由于封建王朝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终于被废弃。沿途的绿洲被流沙所吞没，河流退缩、日益干涸，兴盛一时的城郭市镇遭湮没，埋葬在沙丘中间，为人遗忘。
然而，多少年来，在丝绸之路的故道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居民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埋藏在沙丘中的古代财宝的种种传说轶闻。1875年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在罗布泊附近的盐碱沼泽地带从远处看见过一座被流沙湮没的城郭。城垣耸立在芦苇丛中，整个城市就隐藏在芦苇里边，四周环绕着泥塘，草丛中有毒虫和长虫。牧羊人没敢进去，因为所有进去过的人，大都死在里面。据说，废墟中的寺庙里摆满了光彩夺目的明珠、宝石、金银元宝，但谁也不敢从这儿拿走任何一件宝物。有一个卡尔迈克人，财迷心窍，禁受不住财宝的诱惑，偷了两个金元宝揣在怀里，没走多远，便感到疲倦乏力，躺下就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觉元宝不翼而飞。他转身回到庙里，打算再多拿几个。令人惊异的是，他偷走的两个元宝，仍放在原处。这个卡尔迈克人惊呆了，慌忙跪在神像前，磕头如捣蒜似的请求神灵宽恕。可能你以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但对罗布泊人来说，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19世纪末叶，沉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代财宝，引起了西方冒险家的垂涎。一伙伙道貌岸然的强盗，披着学者的外衣，打着考察、探险、旅游的幌子，粉墨登场，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地段（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甘肃省西部）成为盗宝者恣意肆虐的乐园，演出了一幕幕争夺丝绸之路财宝的闹剧，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盗宝之谜。
1895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夜空繁星密布，月色分外皎洁，在荒凉空寂、杳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离和田河不远的沙丘上，一个身材矮小、戴眼镜的年轻人匍匐在地，一寸寸地向前蠕动，行动异常缓慢，使人几乎觉察不出动弹。他便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四个同伴只剩下卡西姆一人了。他们已断水5天了，无力再前进了。只得白天躺在挖开的沙子里，晚间向前爬行。昨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人走过的脚印，离和田河不远了，但很快又发现，那是他们自己的脚印，他们绕着圈儿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当日拂晓，当两人失望地躺在沙子里的时候，赫定发现卡西姆嘴唇发青，双颊深陷，眼神呆滞无光，很像濒临死亡的样子。可是，当太阳跃出沙丘时，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道深绿色的线条，出现在地平线上。“树林！”赫定惊呼道：“和田河！水！”傍晚，赫定和卡西姆爬到树林边，又过了几个小时，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河水。极度的疲乏和连续6天的失水，使他们完全垮下来了。天黑时分，赫定的体力稍有恢复，他单独一人爬过树林，终于爬到了河边。没料到梦寐以求的和田河整个干涸了。一阵可怕的睡眠的欲望蓦地袭上脑际，赫定意识到，如果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觉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死在这里。赫定强打精神迫使自己沿着河床继续向前爬行。突然，响起了一阵水鸟拍打翅膀的声音，赫定的眼睛顿时一亮，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池映入眼帘。赫定来不及感谢上帝，用小水缸把舀出来的水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他喝，喝，喝，不住口地喝，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像海绵似的吮吸着给他以生命的流质，衰竭的脉搏恢复了正常，干瘪的手指显得膨胀起来，像经过烘烤的皮肤恢复了湿润与弹性……赫定得救了，卡西姆也得救了。当赫定提着两只装满水的皮靴，在月光下找寻了一夜，终于在黎明时找到卡西姆时，卡西姆只剩下一口气了。这是赫定头一次深入神秘莫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要不是这一池水，头一次几乎变成了最后的一次。赫定是在1895年2月17日他29岁的生日那天离开喀什，前往塔克拉玛干探宝的。和其他冒险者一样，赫定也听到不少关于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城市里奇珍异宝唾手可得的传说。赫定被这些奇异的传说迷住了，深信这些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他禁不住财宝的诱惑，不厌倦地注视着地平线边缘上连绵起伏的圆形沙丘，相信在那坟墓似的沉寂之中延伸着一块尚未发现的土地，有着前所未闻的宝藏，而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人。可是，赫定的首次塔克拉玛干之行一无所获，一行5人中，有3人失踪，两个幸存者于6月21日回到喀什。赫定不但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古城，反而损兵折将，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
挫折并没有动摇赫定的决心。他下定更大的决心要使自己成为揭开塔克拉玛干秘密的第一个欧洲人。1895年12月14日，赫定又一次从喀什出发了。这次他带着4个人，取道古丝绸之路，沿着沙漠西部边缘行程21天，走到和田。在这儿，赫定听说，可以从当地人的手中得到一些小件文物。每年夏季，当高山冰雪融化的时候，山洪往往把一些文物从黄土中冲刷出来，为当地人拾得？除金银外，他们把这些东西给孩子们玩。在和田以西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后来证明这是古都于田的遗址）里，赫定从村民中收买了手稿、钱币以及约500件小文物：这些并不显眼的文物为现今设在斯德哥尔摩的规模巨大的中亚文物收藏所奠定了基石。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中有赤陶佛像、人和骆驼的小塑像，还有一个铜十字架。
赫定听说在沙漠中心的东北，有一个几乎完全埋藏在沙丘中间的古城。他由当地的向导陪同，冒着隆冬的严寒，在沙漠里走了10天，终于找到了城市的废墟。几根木柱或者几堵颓垣残壁矗立在沙丘之中，乍一看令人失望，但在一堵墙壁上却有几个菩萨的画像，赫定大喜过望，那不是法显描绘过的佛教文化的遗址吗！赫定并非考古学者，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科学发掘的工具设备，只能对遗址进行粗略的发掘。经过一番挖掘，他不仅发现了古代的建筑物，而且发现了花园和林荫道的遗迹。在几间房屋里挖出了几个8英寸高的石膏人像，背部现了许多幅壁画，画中的女人，披着轻盈的衣服，黑发卷成一个结盘在头顶，眉毛细长，前额上点有一个吉祥痣，可能是模仿印度教徒的风俗习惯，刻画之精美，称得上巧夺天工。赫定不是艺术史学家，但他观察那些壁画却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能清楚地辨认出这些文物受到了印度、希腊、波斯艺术的影响。
离开古城的废墟，赫定到达凯利亚河，听说附近有一座被当地人叫做喀拉同（意即黑山）的古城遗址。赫定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发现这里的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壁画的风格，与前一个古城几乎没有两样。赫定沿着凯利亚河继续北进，越过塔克拉玛干，然后回到了和田，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探险。这次探险所获甚丰，使赫定一夜之间成为誉满西方世界的探险家。
1899年9月，赫定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下，再度离开欧洲，前往喀什，准备第三次进入塔克拉玛于盗宝。9月5日，赫定及其同伴向叶尔羌河的莱里克出发。这里是赫定乘坐小船穿过塔克拉玛干去进行一次著名的冒险的起点。此行的目的是首先测绘叶尔羌河，然后测绘塔里木河，最后的目的地是罗布泊，这个湖泊多年来一直在移动位置，赫定决心揭开这个谜。
小船从莱里克出发以后三个月，在距离目的地大约140英里的地方，由于河水结冰，他们无法乘船继续前进了。赫定决定把船留在这里，直到次年春暖解冻为止。他利用这段时间，改走陆路，在这个地区寻宝。赫定一行冒着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在沙漠上艰难地跋涉了20天，到达丝绸之路南道的羌绿洲，然后又转向东北，朝着塔克拉玛干最东头的罗布沙漠进发，走了22天以后，他们突然发现几所干裂而高耸的古旧木屋坐落在高约八九英尺的沙丘之上，好像悬在空中一样，四处皆无着落，令人叹奇。经过一番搜索，仅发现了几枚中国古钱、几把铁斧和几个雕像。赫定把这些东西装在骆驼身上，送往塔里木河那里的远征队驻地。海淀打算再一次南下进入西藏，最后到达拉萨。
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赫定获得了一次最丰盛的收获。他们离开木屋走了几小时以后，发现水不够喝，要在红柳丛中挖个水坑，这才发现同来的一个人疏忽大意，把唯一的一把铁锹丢在木屋旁了。赫定要他骑马回去找。当这个人带着铁锹回来时，中途遇上了沙暴，迷失了路途，偶然发现了几处未曾涉足的废墟，几件木雕露在沙子外面。赫定闻讯后又派了几个人和他一起回去，把这几件东西挖出来。当赫定看到这些木雕时，非常激动，爱不释手。他当即决定，尽快对这个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发掘。
次年，即1901年，在对西藏进行了一次毫不足道的探险之后，赫定把他的同伙拉回到罗布沙漠中的神秘遗址。一片城池的废墟拔地而起，一座佛塔高竖而古城呈正方形，城墙断断续续，用黏性很大的黄土筑成，城内的建筑物大都倒坍，木梁、檩子、椽子满目狼藉，陶片、毡片、古铜钱，随处可见。赫定悬赏奖励第一个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书写文稿”的人。不久，就有一个人找到了刻印着印度文字的木片，接着，又有一个人找到了一张写着中国文字的纸片。此后，越来越多的写有中文的断简残片被发掘出来了，总共有36件。此外，还找到了120件木刻文件和一条毯子的碎片，碎片色泽犹新，织有卡形图案。众多的文物经专家鉴定，证实此地就是灭迹1000多年的楼兰古城遗址，展示了这个卫戍城市的完整的生活图画。这些出土文物记录了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对于逃税者的惩罚一直到小学生涂写的九乘九等于几的笔迹，都记录在木简与纸片上。
赫定这次在楼兰所盗走的历史文件，连同在塔克拉玛干所盗走的古代文物，价值是可观的。许多西方国家为他的成就悬灯结彩，英国女皇赐给他爵士的称号，剑桥和牛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学会奖给他两枚金质奖章。这种强盗行径，至今尤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当斯文·赫定在楼兰盗取大量文物满载而归的时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另一端，又一个冒险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开始了劫掠财宝的行径。
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无比神往。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探察查访希腊人进人中亚细亚所走过的路程。匈牙利人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信念也把他吸引到中亚细亚来。斯坦因在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过东方语言，又在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攻读过东方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与赫定不同，他是东方学专家，因此他劫掠古代文物，远比他的对手赫定要内行得多。
1900年5月，37岁的斯坦因开始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第一次探险。比赫定晚了5年。他那时已放弃了自己的匈牙利国籍，是一个无国籍者。5月31日，斯坦因率领的远征队离开印度的斯利那加，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越过喀喇昆仑山，到达中国的喀什。当塔克拉玛干的炎热开始消退的时候，斯坦因的远征队离开喀什前往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和田绿洲。他吸取海淀的教训，把盗掘古城遗址的时间定在冬季。
斯坦因一行到达叶尔羌后，沿着丝绸之路古道继续东行。他们所走的路，除了绿洲周围的肥田沃土外，绝大部分是寸草不生的沙漠。顶着灼热耀眼的太阳，他们在没脚的尘土里跋涉。其间，斯坦因多次离开丝绸之路古道，去察访从各种来源听到的那些遗址，可是无不失望而归。除了一些陶器的碎片外，昔日繁荣的村落市镇，经过几个世纪风沙的侵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斯坦因抵达和田后，用重金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了一批“半职业性觅宝者”，作为他的帮手。一天，一个名叫杜狄的觅宝者拿出几幅带有印度婆罗门文字的壁画、几块用灰泥浮雕的碎片和一张年代久远、写着婆罗门文字的纸片给斯坦因鉴赏：这个杜狄，干这行已有30年了，多次发现过文物。他告诉斯坦因，这些东西是在和田东北部一个叫丹丹乌利克的地方发现的，到那里大约有9至10天的路程。斯坦因确信，那个去处必定是赫定发现木雕的地方。赫定在那里仅发掘了一天，便发现了佛教文化的遗址，要是由他，一个考古学家，进行一次认真而从容不迫的发掘，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收获呢！骆驼队叮叮当当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上，沙漠里横着一道一道沙梁子，像一层一层海浪，浩浩荡荡。虽然已是冬天，但太阳火辣辣地照射，每到晚间，气温骤降，达零下10摄氏度左右。在一览无余的沙漠里艰难跋涉了11天之后，斯坦因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不高的沙丘里稀疏零落地耸立着几所建筑物遗址，体积不大，年代却久远。用枝条和灰泥砌成的间壁已显露在外，墙垣都用木柱支在流沙上。长约3／4公里、宽约3／8公里的遗址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阴森可怖的气氛，受人为破坏的痕迹触目皆是，俨然一座死城。
发掘遗址的进度尽管缓慢，但第一天就在几处小寺院遗址里发现许多佛教的壁画，拾得不少泥塑的小佛像、菩萨以及飞天像。次日，斯坦因转移阵地，对埋在沙底下2.5米深的一小群建筑物进行挖掘。在这里，同样找到了一些壁画，不过多数易碎，难以搬迁。与赫定一样，斯坦因最最渴望找到的是手写文稿。他以白银作为奖赏，鼓励第一个发现手稿的人。不到1小时，只听一声激动的欢呼声“卡特”（突厥语“文件”）。这份手稿是一张椭圆形的古老纸片，上面写着一种非印度语言的文字。此后，手稿不断有所发现，都是佛教的梵文经典。有些写于公元5至6世纪。斯坦因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发掘的这群建筑物很可能是一座寺庙，其中有一个藏书库。
在一群显然是庙宇却充斥了沙子的建筑物里，斯坦因也有重要的发现。首先找到的是画在木板上的两幅画像，把其中较大的一幅画像上面的沙土小心地剥掉之后，上面所画的是人的形象，但头却画成戴着王冠的鼠头。画的显然是曾经拯救过和田的圣鼠之王。其次发掘出来的是两张写有婆罗门文字的碎纸片。斯坦因用冻僵了的手打开弄皱了的纸片，后来发现是公元8世纪官方和私人的契约。
发现的另一份文件是中文的，是一份要求归还一头驴子的请求书。请求书上写着精确的日期——大历十六年二月六日，即公元781年（公元781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79年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疑当时不知道代宗继位更改年号之事。——注）。请求书上的地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音，但指的是丹丹乌利克的原始名称。
圣诞节那天傍晚时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一起步行返回营帐。在一个沙丘脚下，他捡到一枚中国的古代钱币。斯坦因流连忘返，想多找到一些。当他在苍茫暮色中独自一人返回时，迷了路。在黑暗中迷路有在夜间冻死的危险。斯坦因趁着还能辨认自己的脚印，立即往回走。突然，在营帐东北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从沙子中间露出来几天前他所见到的古墙遗迹。凭着记忆，他转向右方，沿着他所知道的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沙丘顶峰线，向前移动，直到听见有人喊他的喊叫声为止。
次日，斯坦因开始挖掘昨晚曾经救过他命的那些废墟。在一座小店的遗址，找到一些手写文稿的碎片，还获得许多壁画和画着图的木板。在第二所建筑物底层，挖出了一个小窖，其中充满着用中文写的手稿。一部分手稿已腐朽不堪，其余的保存得很好。其中有两份借据，一份是借粮，另一份是借钱，两份写着相同的年代，相当于公元782年。
在同一座建筑物里，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精美的木板，其中的一块上面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一个人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脸庞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结成一个疏松的抓髻，踏在马镫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靴，很像当时中国新疆有钱人仍然穿着的那种靴，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刀，式样很像早年在波斯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使用的那样，马具和服饰酷似公元8世纪土耳其斯坦流行的样式。
在丹丹乌利克发掘20天之后，斯坦因辞退了劳工，带着满载文物的骆驼队，越过沙漠，前往凯利亚河，意欲逆流而上，到凯利亚绿洲去，希冀获得邻近的其他废墟的情况。斯坦因在凯利亚绿洲停留了5天。在这里，斯坦因听说，在尼雅北面的沙漠中，有一个毁灭了的城市。当地一个老人说，大约10年前，他亲眼看见过这些半埋在沙丘中的古老废墟。
1901年1月18日，斯坦因出发前往尼雅。沿着结冰的尼雅河，向北走了5天，白雪覆盖的昆仑山巅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首先出现在斯坦因面前的是两所颓塌的房屋，看起来与丹丹乌利克那种幽灵似的建筑物无甚区别，但要比丹丹乌利克更古老一些。
第一天，斯坦因仅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就找到5块刻有文字的木简，随后在其他房屋里，发现了更多的木简，而且大部分都保存完好。这些木简大都是楔形的，长度7至15英寸，用线索成对地连在一起。还有一些木简，带着陶土的封印。这些东西可能是用早年印度的泼拉克力脱语言写的官方命令和信件。
其后几天，斯坦因雇用了邻近村落的村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到达这里时首先看到的两所颓塌了的房屋上。从这些房屋里，发掘出不少古代文物，包括一张雕刻精美的凳子、一只古代的捕鼠器、一个鞋楦、一根手杖、一张弓、一片地毯和许多家用器具。
接着，斯坦因把他的发掘工作转移到离他的营帐以北两英里的地方，那坦克至少有6座废弃的建筑物，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面上。在一座废墟的沙面上，斯坦因发现，散布着许多木简，上面雕刻的文字已经晒得脱了色。他决定在此地发掘，很快就找到一块上有中文的木片，原来这是一个垃圾堆，臭气冲天，尽是些破碎的陶器、稻草、皮革的碎片，也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木简，总共有200片。
2月23日，斯坦因的远征队越过沙漠朝着东边的安迪尔河进发。7天之后，他们越过结冰的安迪尔河，面前出现熟悉的景象，成排的木柱耸立在沙漠之中，显示着昔日的繁荣，巨大的土墙围绕着废弃的建筑群，墙的顶部矗立着用砖砌成的胸墙，显然是为了防卫而构筑的。在以后的7天里，斯坦因雇佣的村民进行了紧张的发掘。每天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在一座佛教庙宇的遗址，斯坦因发掘出一尊与活人同样大小的灰泥塑像，塑像上的文字是古老的藏文，而那些写在黄纸上的文字是佛教的经文。
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坐落在凯利亚河河口的喀拉同遗址。斯坦因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才到达这个湮没了的市镇。但是，连续挖掘了两天，几乎一无所获。
离开喀拉同，斯坦因来到位于和田以北沙漠中的拉瓦克。拉瓦克是大厦的意思。斯坦因的向导干脆把这个地方叫做“一所老房子”。但是，斯坦因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座巨塔，大部分埋没在约25英尺深的沙子里，其余部分露出地面。巨大的佛像头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斯坦因立即派人到最近的村子里雇佣帮工。在9天里，斯坦因的雇工们发掘出91尊巨大的佛陀与菩萨的塑像，还有许多较小的神像和一些小型的壁画：斯坦因感到万分遗憾的是，那些比活人还大的塑像，限于条件，无法撤走。他只好拍照，记录它们的位置，并把它们搬回原处，犹如一次真正的葬礼。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的第一次劫掠文物的活动，到此算是结束了。1901年4月，斯坦因带着他的驮带着从丝绸之路上劫掠来的珍稀文物的骆驼队和马队，从拉瓦克出发回国。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古城遗址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学者第13届国际会议上特地通过一项决议，祝贺斯坦因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伟大发现。迄今为止，西方的考古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集注于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见之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更没有想到在亚洲的腹地竟会有如此丰富、如此卓越的文化宝藏。
斯坦因的成功，使他从印度政府获得第二次远征的经费，也引起了巴黎、东京、纽约、柏林和圣彼得堡冒险家的兴趣。他们迫切要求政府派远征队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着他们须臾不可离弃的刺激。
1902年，德国和日本的文物强盗相继登场，投身于争夺丝绸之路财宝的激战。于是，一场劫掠中国文物的国际争夺战开始了。这场争夺战持续了25年，卷入的有英、法、美、俄、德、日等7个国家。这种劫掠异国文物的远征，有时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争夺对某个遗址的挖掘权时，德国人与俄国人各不相让，几乎动武，后者威胁要用武力把前者驱逐出去。
德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早就注视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猜测该地段可能是希腊古典艺术与亚洲佛教艺术的一个交汇点。不过，他们过分畏惧，在那会遇到的危险，不敢贸然前往。直到听说赫定平安归来、斯坦因弄到大量文物，才决定远征中国的西北地区，参加劫掠丝绸之路财宝的国际战争。这样，在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出现了斯坦因的第一批强大的竞争对手。以文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为首的德国远征队从柏林出发，前往中国。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是由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的，选定的目标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吐鲁番。德国人把这次远征看做是一场赌博。因此，他们选择的遗址，比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那些遥远的遗址，要容易接近得多，而且较少受到破坏与劫掠。5年前，一个名叫克莱门茨的俄国学者曾到过那里，带回许多珍稀文物。据他说，在那个地方他至少看到，在130座石窟里有保存良好的壁画。
吐鲁番犹如沧海中的绿岛，坐落在天然凹地之中，它的边缘不是为海水而是为沙漠所包围，不毛的沙漠与肥沃的田地之间的分界，像海岸与海洋一样分明。它的北面屹立着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人们从山上引进融化的雪水，经由深深的坎儿井，输送到田间，哺育着当地的居民。近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绿洲荒废湮没了，沙土里埋着不少文物。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基本上是勘察性的，在往返的路程上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而用在探索与挖掘上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但劫掠的文物仍装满了46箱，包括壁画、雕塑、手稿。第一次远征的收获在德国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注目。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筹措了一笔巨额经费，由克虏伯和威廉二世捐助，准备进行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远征。由于戈伦维德尔教授健康状况欠佳，委员会选择艾伯特·范莱考克临时接替他的职务。
范莱考克的远征队包括他自己与西奥多·巴塔思，取道俄国，前往乌鲁木齐，最后到达吐鲁番。范莱考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吐鲁番以东沙漠中的喀喇和卓，这里有一座古城废墟。戈伦维德尔曾经到达过这里，发现过许多壁画。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来到古城的中心去看一幅刚刚发现的壁画。这幅壁画画的是摩尼教创始人摩尼，头上围绕着光环，四周有男女教徒陪伴。摩尼是3世纪时的波斯人，约在25岁或30岁时，融合袄祆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形成新宗教信仰，以光明与黑暗象征善与恶，宣传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的对立，宣传善人死后可获幸福、恶人则须下地狱，自信力最后的先知。他被波斯王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神秘人物的画像以往从未发现过，弥足珍贵。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带着一批雇工，拼命地发掘，从日出，有时提前到凌晨，一直干到日落。当雇工们领取当日的工资时，他们还得忙着记录与包装这天的收获。使人窒息的尘土飞扬，每天晚上从支气管中往往咳出许多黏硬的黄尘，加上未曾遇到过的酷热、极其单调的饭食……尽管如此，德国人在喀喇和卓所获甚丰，盗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他们在这里的惊人发现是一座小型的景教教堂，其中有一幅塑画的残余，描绘的可能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祈祷仪式，参加的有一个僧侣与一些手持树枝杖者。但是，他们在喀喇和卓所劫掠的大部分是钱币、丝绸及其他织品的碎片，以及许多经书的碎片。
柏孜克里克石窟创建于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末期，迄于元代（公元1271-1368年），是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公里处的著名石窟。其中大部分石窟采取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可谓匠心独具。当范莱考克与巴塔思来到这个遥远的荒漠地区时，虽已走到寺庙的跟前，却难以发现它的所在，一系列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佛堂构成一块狭长的台地，高耸在悬崖峭壁的正面。两个德国人爬上一条通往峭壁绝顶的盘旋小道，再沿着峭壁前进，一直走到陡峭的梯道，然后顺着梯道下去，才到达约30英尺以下的佛堂。只有从一个地方才可以看见这群蜂房似的石窟，但在那个地方却筑了一道墙，挡住了过往行人的视线。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把他们的宿营地设立在石窟南端的一座旧庙里，庙里的壁画被烟火熏坏了。范莱考克决定先从阶梯北端的那些石窟下手，它们并没有被流沙埋没。范莱考克沿着紧靠墙壁的沙堆摇摇晃晃地往上爬，沙土不时从他后边滚落下来，蓦然他看见左右两边的壁画，壁画是用各种颜色描绘的，光彩夺目。两个德国人仔细地观察壁画后，郑重其事地握手称庆。范莱考克后来说，“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壁画，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清除沙土之后，德国人在人口的两旁发现每边各有三幅比真人还高的壁画，画的是印度僧侣，身穿黄袍，还画着身穿紫袍的人，显然来自东亚。这些人像，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沿着走廊继续向前挖掘，在沙土底下又发现15尊巨大的佛像。
范莱考克大喜过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佛堂里的每一幅壁画都割切下来，运到柏林去。德国人先用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壁画的四周剖开，刀子一直穿到壁画的深处，然后在画的旁边岩石上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窟窿。当表层摇摇欲坠时，就叫雇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贴在将要切下的壁画上。被锯开的壁画连同木板从墙上移开，最后平放在木板上。在板上，先铺上一层于草，再铺上一层毛毡。最后再铺上棉絮，另外用一层棉絮铺画的背，大的壁画要先锯成数片，锯的时候尽量绕开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当你有幸浏览柏孜克里克石窟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劫掠壁画时所留下的刀痕及空白处，它们都无声地控诉着帝国主义强盗的卑劣行径。
德国文物强盗在另一处佛教庙宇遗址也进行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刺绣品，而且找到了更多的壁画。紧接着，德国远征队转移到吐峪沟，从村子沿河向上走，坍毁的庙宇几乎随处可见。在一座石窟庙堂，范莱考克发现了一间密室，藏有许多宗教经典。德国人足足装了两麻包。
这伙由德皇资助的强盗在敦煌劫掠了多少文物？据粗略统计，第一次远征盗得文物46箱。第二次远征劫掠文物100余箱：第三次远征所获得的文物总共达128箱，仅编目、公布、陈列这批文物，就用去了6年的时间。
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始于1906年夏季，时间预定为2年又7个月，主要目标是赫定发现的楼兰遗址。这次劫掠文物的活动，由英国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资助，盗取的文物由两家按出资的比例分配。
顶着烈日酷暑，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的南道，开始踏上漫长的旅程。沿途发掘了卡达里克、独木窟、拉瓦克、尼雅、米兰等5处遗迹之后，满载文物的运输队穿越罗布沙漠，前往楼兰。旅程崎岖难行，一天只能走14里路。走到第11天，还是不见楼兰遗址。别说运输队，就是斯坦因的助手，也渐渐泄气了。为了鼓劲，斯坦因悬赏奖励第一个看见楼兰遗址的人。于是，运输队加快步伐，不知又经过多少时间，一个爬上沙丘的驮夫指着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发出一阵欢呼声。斯坦因从望远镜里看出，那是一座废弃的印度塔。他们终于到达了楼兰遗址。到处是死亡、荒凉，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曾经“邑有城郭”。
斯坦因和他的雇工，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在被沙子埋没的废墟中，挖掘了12天。发掘是从一座倒塌的残败不堪的房屋开始的，还发掘了一座衙门的遗址和一个包罗万象的古代垃圾堆。发现是惊人的，除了发现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和其他有文字的纸张外，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怯卢文字书写的木简、纸片，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找到古代印度西北部通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公元4-5世纪为婆罗米文字取代。所发现的有年代的文书，大部分是公263-270年之间的东西，最晚的一件是公元330年。从发现的大量文物看，楼兰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卫戍城镇，为的是警卫中国的西陲，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匈奴曾切断了楼兰与遥远的京城之间的所有交通联系，但楼兰并没有立即消亡，在军队的把守下支撑了若干岁月。有一份文书是公元330年写的，就写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这个年号晋元帝仅用了两年。
这时，储存的冰块行将耗竭，又到了斯坦因转移的时候了。经过7天艰苦的跋涉，从冰封的塔里木河里补充到水源，最后回到若羌和磨朗。途中，斯坦因在米兰一座废弃的庙宇内发现了一系列壁画，有的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其中的一块护壁板上面着长有翅膀的安琪儿。斯坦因惊异得不知所措，西方的安琪儿怎么会出现在亚洲大地的心脏、荒凉寂寞的罗布泊边缘呢？在有的画上，签着台塔斯这样的名字，与公元79-81年间在位的罗马皇帝同名。斯坦因剥光了那些最优美的壁画，把它们连同以前所挖掘到的文物，包装在一起，用骆驼驮到喀什，然后运回英国。
1907年2月21日，斯坦因再次穿越冰冻的罗布沙漠，朝着东北方向的敦煌进发。
敦煌这个地方，远在两千多年前一本地理书《禹贡》上就有记载，不过那时不叫敦煌。汉武帝驱逐匈奴，经营河西，置敦煌郡，自此敦煌成为汉朝建置的河西四郡之一，成为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凡是跋涉丝绸之路的行旅，都把敦煌作为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停留站。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北道与南道的会合点，对所有经由陆路出人中国的旅客来说，这里是必经之路。
在敦煌县城东南20公里处，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一道陡峭的灰色崖壁上，从南到北，密密层层，像土蜂窝一样地排列着48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石窟里，四壁大幅的佛经图像，和窟顶的藻井彩绘，五彩缤纷。莫高窟始建于公元290年，续建于366年，到唐代，已拥有1000多个石窟，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不断遭受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但基本上保持着原状。不过，由于它地处沙漠的心脏，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有莫高窟这样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本世纪初叶以前，很多西方旅行家认为它连看都不值得一看。
1907年3月12日清晨，斯坦因迎着刺骨的寒风，进入莫高窟。这次是初步勘察，但这些石窟壁画艺术价值之丰富，已使斯坦因惊心动魄了。尽管损坏之状触目皆是，但大部分保存完好。
5月中旬，斯坦因再探莫高窟，正遇上每年旧历四月初八日纪念佛诞的香会，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蜂拥到莫高窟烧香拜佛。斯坦因见状，不敢有所举动，以为“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当斯坦因5月21日三探莫高窟时，香会已经散了。他扎下帐篷，准备长期留下来。那时，他已萌生劫掠敦煌古文物之念。初到敦煌，他就从一个土耳其商人那里听到传闻，说是几年前偶然之间在一座石窟寺里发现了秘密收藏在那里的许多古代写本。据说那些秘藏归一位道士保管。但这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凑巧出门化缘去了，私藏锁在石室里。只有一个小和尚住在那里。从他的口中，斯坦因得知，石室秘藏是王道士等人在清除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发现的。这个石窟是在崖壁的最底层，世世代代从山顶流泻下来的黄沙，已经把这个洞窟约7米长的甬道壅塞了：当这些流沙清除出去以后，两壁露出宋代壁画。忽进发巨响，甬道北壁中裂一缝。王道士用旱烟管在裂缝的壁上敲打了几下，墙壁发出咚咚咚的回音，像是空的。打开这面墙壁，出现一扇紧闭的小门。推开小门，是一个高约1.6米、宽约2.7米、略带长方形的密室，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文书、经卷、绣画、法器等。王道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以为是神的赐予，便取出几卷送给县令汪宗翰。甘学台叶昌炽通过汪宗翰，也得到不少私藏。他向藩台衙门建议，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保存起来，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结果，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只是得到一纸命令，叫他照旧封闭起来。从此就没人去过问了。
小和尚还把王道士借给他人的一卷手稿给斯坦因看过。那是一卷手写的中文佛经，高约0.3米，长约13.5米，无年代，但就纸张与字体看来，很了不起。这卷手稿刺激了斯坦因的贪欲，他急于窥探石室里的全部秘藏。无奈王道士仍未归来，只好暂时离开莫高窟，到附近的长城残迹去参观。
等到5月底，斯坦因重到莫高窟时，王道土已经在家里等候了。斯坦因对王圆篆的最初印象是：“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捉摸。”斯坦因对王道土只字不提石室秘藏，佯称来敦煌只是调查寺院庙宇和拍摄壁画照片。从此，斯坦因开始了“长时间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译员，起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正当斯坦因在王道士发现经卷文书的石窟旁的小神龛拍照时，他发现那间密室的门已经用砖块堵住了。同时，斯坦因听说，甘肃藩台衙门已经下令，将把整个书库迁往兰州。这使斯坦因大为失望，这样一来，连看一看的可能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搞到一些了。
斯坦因急忙打发蒋孝琬去找王道士探个究竟。过了很长一会儿，蒋才回来，并带来了多少令人放心的消息，原来王道士之所以封闭石室入口，只是为了不让好奇的善男信女们随便进人。至于藏书搬迁之事，也已作罢，决定留在原处保存，由王道土看管。
斯坦因如释重负，与蒋孝琬策划，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攻陷王道士把守的难关。他们认为，银子虽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尚不足以消除道士对神和人的畏惧，还要施以另一件法宝——玄奘。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对唐僧充满了敬意，便从这个薄弱环节向他进攻。斯坦因装出一副十分崇奉玄奘的模样，还说他是怎样循着唐僧当年的足迹，从印度跋涉万里，经历艰险，来到莫高窟。果然，经斯坦因一提，王道士的眼睛蓦地发光了，两人很快有了共同的语言。王道士把这个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的洋人看成传说中的一位神仙。这个矮小的道士当即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斯坦因到外边一处新近构筑的走廊，走廊两边画着西游记的传说。其中有一幅，画的是玄奘站在河边，满载经卷的白龙马站在身旁，一头巨龟向他游来，显然是想帮助他把经卷运过河。斯坦因想借题发挥，使王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从石室里拿出几部佛教经卷，带回佛教的老家印度去。但他又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只把蒋留在王那里，希望他能说服他的同胞：然而，斯坦因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只是答应以后再说。
当天深夜，事情突然有了转机。蒋孝琬悄悄地来到斯坦因的帐篷，激动地从衣服底下取出几卷手写经文。斯坦因一眼看出，这些经卷的年代十分久远。接着，蒋又溜回王道士的住处，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手写经卷，直到天亮。从题署看，这些佛经经卷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经典中翻译过来的。蒋连忙把这一发现告诉王，并使他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玄奘在天之灵选择这个神圣的时刻，把这些神圣的经卷显示给斯坦因看，为的是让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把它们送回原处去。无须蒋孝琬再强调，王道士慷慨地允许他进入密室。拆除堵门的砖墙，借着油灯的一丝毫光，斯坦因的眼前豁然开朗，文书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所占的空间，据后来的测量，约有14立方米。
王道士将经卷一捆又一捆地抱出来，允许斯坦因与蒋孝琬到佛堂细细展观，还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斯坦因仔细检查堆积如山的经卷和日本，没有发现一丝损坏。除了用汉文、梵文、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以及陌生的文字书写的手稿外，还有用画布作包裹的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但大多数已经被经卷压缩成一叠，难以分开。斯坦因与蒋孝琬日复一日地把经过挑选的手稿与绘画搬进斯坦因的帐篷里，经过他们开导与劝谕以后，王道士再也不反对了。不久，斯坦因暗中观察到王对这些文物“竟看得很不算什么”，他甚至很为“惊异”。以后，王甚至同意，允许将某种类型的手稿，打上标记转让给大不列颠的一所专门研究佛教经典的寺院，借以换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功德钱。斯坦因则一再无耻地表示自己对玄奘的真诚信奉，以免王道士反悔。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文物到了斯坦因的手里，其中包括以前拒不拿出的汉文佛经。仅这一次，斯坦因就骗得装满24只箱子的写本，另外还有5只箱子装满了美术品。
1914年，斯坦因率领探险队重到敦煌行骗。这次，斯坦因以500两银子的布施，从王道士手中骗得570余卷佛经，装满5大箱。据统计，斯坦因两次盗购图书、经卷、写本有650余卷。16年后，斯坦因还想来敦煌盗劫余宝，由于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才没有敢再来。
继斯坦因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与努奈特，而后是以古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日本探险队，第4个盗劫敦煌文物的是美国人华尔纳。伯希和盗购了文书经卷6千余卷，还有不少画卷；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那里骗得100多卷写经、两尊塑像；橘瑞超也得到360卷写经；华尔纳运用特殊的技术，剥离唐代壁画26方，还搬走了几尊最精美的唐代塑像。
西方冒险家在丝绸之路古道为所欲为、巧取豪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从赫定、斯坦因、范莱考克，到伯希和、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华尔纳等各国盗宝者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其中最大的一个谜是，那些被他们劫掠的古代文物、稀世珍宝，现今在何处？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财宝分布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最多的是在伦敦、柏林和德里。然而，很少有人看见过从丝绸之路盗取的壁画、塑像、手稿和其他古物。斯坦因盗取的大部分文物，深藏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箱子里。人们不能不感到，这些盗宝者在中国把文物发掘出来，只是为了把它们重新埋入地下。范莱考克窃取的丝绸之路财宝，有相当一部分毁于战火。德方估计，约有60％免于破坏，幸存的部分陈列在西柏林的艺术博物馆。普遍认为，范莱考克在中国劫掠的所有珍宝，在盟军轰炸柏林时已全部被毁。日本远征队把所掠夺的古代文物运到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之后，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也不知其下落。其中一部分的去向，至今仍是一个谜。来自敦煌密室的经卷和日本，大部分一直深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现已移交给英国图书馆。除了著名的金刚经之外，其余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
这便是那些被盗宝者从丝绸之路劫走的无价之宝的命运。依照国际公认的原则，那些被盗走的艺术瑰宝是中国人民的合法财产，理应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中国人民何时才能收回丝绸之路上被盗走的财宝呢！
东陵宝藏今何在
马兰峪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距北京仅120公里。那里有一处皇陵禁地。1635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最早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拟筑皇陵，时值战乱四起，终末筑成。清顺治皇帝死后。康熙就将他葬于此地，定名孝陵。其后有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等五座帝陵。此外，还有慈安、慈禧等4座后陵及5座妃嫔陵园，和一座公主墓。这大小不等的15座陵园，统称东陵。
这东陵气势果然不凡，层峦叠翠，白云缭绕的昌瑞山千姿百态，风采独具，从山顶俯视陵园，那270座金殿和牌楼熠熠生辉，方圆40余平方公里的马兰峪盆地恰似一只玲珑的翡翠盆。
清朝统治者生前耗费巨资修造工程浩大的地下宫殿，死后还将大批稀世珍宝一起陪葬：数百年来，这些被埋入地下的国宝令多少军阀豪绅、大盗巨匪垂涎欲滴、想入非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都是些爱财如命的人，尽管他们对东陵国宝窥视已久，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其根本原因就是怕激起公愤。招致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最后落得个“不肖子孙”的千古骂名。
然而，到了1928年6月，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皇陵被炸开，一只魔爪终于伸向慈禧的坟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肖子孙是谁？此人乃国民军第6兵团第13军军长孙殿英。
孙殿英在马兰峪驻防时，曾驱车去东陵一游。他身边的随员对他说：皇帝爷生前喜爱的玩物、珍宝，死后都陪葬了。这些陪葬品要算慈禧老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最多。孙殿英听了，顿时贼心为之一动。
掘墓工程首先在慈禧陵寝动手。动工前，孙殿英将三师师长张宝昌、五师师长谭温江、六师师长柴荣陛以及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叫去，在酒席上向他们布置了掘墓的任务。
第二天，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12军，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的布告，并限令演习范围之内的居民即日内必须迅速撤出。孙殿英还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
1928年6月某日晚间，颛孙子瑜带领工兵像耗子般地开始在寝陵各处挖洞，挖了两天才好不容易找到墓道。可是墓道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与石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制浆粘锢，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来打通石障，但无济于事。后来又架起大钢钻钻出个大窟窿，墓穴里一股阴凉霉气冲了出来，把伸头向里探望的士兵打了个趔趄。他们先让一个士兵下去。士兵腰上系好皮带，用粗麻绳慢慢地把他放下去。过了一会，只听得一声惨叫，再也没有动静了。上面的人大眼瞪小眼，不知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工兵营长说地穴封闭太久。可能产生某种毒气，把人熏昏过去了。于是，又过了一个时辰，让毒气跑得差不多了，才又往下面陆续放人。爬进洞里的人，凭借几支手电筒，摸到隧道口，把顶门的150多公斤重的石滚子挪到一旁，才把石门推开。
谭温江指着工兵营长说：“你带三个班进去，谁他妈的也不准乱来！”他自己手提短枪，站在人口处的一堆乱石上，命令一排短枪手堵在外面，谁敢携宝物潜逃，就向他开火。
颛孙子瑜与他那30多个工兵，手持电筒、火把一步步往里挪，越往里越阴森。走不远，在一道石门前，他们看到先前下来的一个士兵被压在大石滚子底下。原来，修墓时，事先为谨防盗墓，设下了机关，那个士兵摸黑往里走，撞动机关，被压死了。士兵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完一段甬道，又过了一道石门才到达寝宫。
寝宫上方有座汉白玉砌成的灵台，台上停放着一口巨大的檀木椁，围灵台一圈摆着大小样式不一的73只石、木制成的箱子。据说这73只箱子是慈禧生前亲自设计的：每活一岁做一只箱子，共活73岁，所以灵台周围才有73只箱子。木箱内装的大多是慈禧生前的衣裘冠履，衣冠上都有珍珠、宝石、金钱之类。石箱内尽是些金碗、金壶、金杯、金盆、翡翠如意、水晶如意、玛瑙如意、白玉如意、钻玉手镯、钻石戒指、钻石发针、钻石鞋拔，等等。这一箱又一箱珠宝古物被抬出墓穴，孙殿英亲手加封条，由三师师长张宝昌押车送回蓟县司令部去了。
然而，盗墓活动并未结束。在颛孙子瑜的指挥下，士兵们向慈禧的棺椁围去。盗墓者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擅木椁卸开，里面是陈年古檀香小棺，这棺身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棺盖终于劈开了，一股刺眼的寒光从棺内射出，等到认真细看时，人人惊得目瞪口呆，满棺宝物几乎掩盖了下面那具模模糊糊的女尸。
士兵们从棺内究竟取出多少珍宝呢？谁也说不清。但据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太监李莲英等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身人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绣花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多。棺头置放了一个玲珑剔透的翡翠荷叶，叶面上的筋络不是雕刻而成，均为天然生成，棺尾安放着一朵粉红色的玉石大莲花。慈禧尸身就置于荷叶、莲花之间。她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重达200克，是世所罕见的瑰宝，价值白银1000万两。慈禧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一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贯而成。她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翡翠雕像、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制成的西瓜1个、甜瓜4个、白菜2棵，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慈禧尸身左边放置一枝玉石莲花，三节白玉石藕，还有天然生成的灰色污泥，藕节处生出绿色荷叶，开出粉红色莲花。尸身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盘桃一枝，树顶处停落一只翠鸟。这些珍品，均系天然料雕成，雕琢之巧可夺天工。另外，棺内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罗汉18尊等700多种宝物。为填补空隙，棺内还倒入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多块。仅填空用的宝石和珍珠当时就价值白银223万两。慈禧口中含有一颗很大的夜明珠。这颗珠子分开是两块，合拢则是一个圆珠。分开时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半步之内可照见头发。这满满一棺奇珍异宝，当时人估计至少价值白银5000万两。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了。
孙殿英在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庆县，改编为步兵独立第二旅。在此之前，他们又用几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盗走了棺椁内的大量宝物。爱新觉罗·弘历的陪葬品大多是古玩字画及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具。金、铜质佛像数量之多惊人。按理这类古物价值连城，但孙殿英等无知之徒，以为不如慈禧墓内的金玉值钱，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将皇冠、凤冠、金佛、象牙先行抢出，字画文物只运走小部分。乾隆棺内有一部唐懿宗李？崔咸通3年（862）抄本《金刚经》，纸质暗黄。谭温江翻了翻，顺手扔到远远的角落。后来不知是谁又把它与字画一起装箱运出，这部绝世之作总算暂时交上好运，幸免被以后进去的散兵游勇扯毁。
这时，马兰峪满族人民发现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被挖掘，当即报告地方当局查办。这一特大消息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开去。
《申报》首先发难、揭开了东陵盗宝案的序幕。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报纸竞相呼应，纷纷派出干练记者搜集、采访有关盗宝的内幕秘闻，于是各种消息充斥版面。
消息同时传到了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末代皇帝溥仪顿时哭得昏厥过去。
溥仪醒来后，捶胸顿足，号啕不止，口中连连说着：“完了，完了。”祖坟对于封建的上层贵族无异于图腾，现在竟遭挖掘，有如天崩地塌般的灭顶之灾。
魏申恩奏道：“皇上，如今祖宗暴尸日下，有碍清室名声，需尽速收敛为好。”溥仪当即准奏，拿出私房钱两万元，派一班“大臣”速赴东陵补葬。
正在这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来访溥仪。寒暄过后，他知道溥仪已知道东陵事件的轮廓，又添油加醋地做了一番渲染，并建议溥仪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控诉，追回那批被盗去的宝物。
土肥原贤二的这番话，正合溥仪的心思，便连夜派郑孝胥等去北京交涉。
载泽一行在天津置办了衣裘等物，次日即赶到马兰峪，只见山秃谷空，满目荒凉。他们先到裕陵，乾隆墓已塌一大窟，内储满污水，无法进入。最后，请当地居民用抽水机抽干积水，将两后三妃的尸骨装入一棺盛殓，乾隆尸骨另收一棺。慈禧墓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扔在地官的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反转尸身可见尸身已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被人撕破。这位“老祖宗”的尸骨也只是草草收殓了事。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女独裁者，当她在位时，御衣库为之预备的春夏秋冬各式衣服逾两千余套，死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北平京津卫戍司令部代总司令朱授光将军开始调查这一事件。
清皇室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严惩掘墓元凶；二、追回被盗文物；三、派兵保护东西陵寝，以防出现乾隆、慈禧墓类似事件。
朱授光态度十分明朗，对于孙殿英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答应迅速查明严惩；对于请求保护陵寝一事，也满口承诺，并即刻指派军长丰玉玺保护东陵，张荫梧军长保护西陵；至于追回赃物，俟查清事实才能处理。
遗老们对这位“京畿大臣”办事的速度和对清室的关怀，感激得五体投地。第二天，还给朱授光送来了一分损失宝物的清单，希望他照清单追回原物。
其实，当报纸上刊出东陵盗宝的消息后，朱授光便觉得此事发生在他所负责治安的京畿地区，事情的性质十分严重。倘事态进一步扩大，群情激愤，使南京政府觉得下不了台，他这个伐理总司令的乌纱帽非丢掉不可。因此，只有拿孙殿英开刀，好好将他整治一下，才能将高涨的社会舆论慢慢地平息下去。
然而，大流氓出身、现在仍握有实权的军级长官孙殿英，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决不会轻易就范的。为此，朱授光迅速派出两路人马，一面了解盗墓实况与舆论反映，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一面命令京津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刘清林，亲自带人去天津、青岛、上海等商埠口岸，与商界接触，以便在那里阻止孙殿英派人秘密出售赃物，并趁机予以截获。
果然不出所料，刘清林在青岛逮住了在那里出售赃物的孙殿英手下的一名随从兵张歧厚。朱授光电令刘清林火速将张歧厚押解北京。
不久，北平侦缉队向朱授光报告，孙殿英派他的心腹师长谭温江携带部分珠宝翠钻到琉璃厂秘密出售，正当谭温江与尊古斋古玩店老板黄百川进行交易的时候，侦缉队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
东陵被盗后不到一个月，谭温江、张歧厚这两个孙殿英手下的大将小卒相继被官方逮捕，报纸披露详情，盗宝案大白于天下，社会上又引起轩然大波。
东陵事件经新闻界一鼓噪，整个社会舆论顿时喧嚣起来，要求国民政府务必迅速查明真相，惩办犯罪者。
孙殿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陷入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境地。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谭温江、张歧厚的相继被捕，使孙殿英意识到情势严重。“上头真的较真儿，怎么办？”他思忖着这个可怕的问题，夜不能寐。必须尽快摆脱困境，他想出了一条见效最快的办法，自信有绝对的把握。
孙殿英与蒋介石的头号亲信、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堪称是臭味相投，非同一般。孙殿英曾说过：“我孙魁元一生无真正的知己，也没有真正走上正道，只是遇到了戴雨农才得到了知己，才把我引人正道。这里所谓“正道”，是要打差别号的。孙殿英一生翻云覆雨，只要找到一个新的靠山，对己有利，就是他所谓的找到了“正道”的含义。孙殿英与戴笠首次见面时，因戴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孙殿英使出流氓帮会的手段，一照面倒地便拜，连说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弟兄，今后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做个纪念。孙殿英还鬼头鬼脑地对戴笠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很痛快地答应收下，回南京后亲手交给蒋介石，并夸赞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可以拢用。
东陵事发以后，孙殿英当然首先考虑求助于戴笠来摆脱危机。关于这段盗墓后的活动情况，孙殿英在1943年率部盘踞太行山，伺机投降日寇期间，曾与人谈到过，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18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着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或何部长（何应钦）了，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半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是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变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物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是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孙殿英的自我表白，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所谓“中央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秉公审理”这块招牌之后的肮脏交易。据当时传闻，慈禧口含的那颗可一分为二的无价之宝夜明珠，落到宋美龄手中后，便缀在这位“第一夫人”的拖鞋上。
“九·一八”事变后，蓝衣社头目戴笠随何应钦到达北平，开展特务活动。当时，孙殿英与戴笠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接触往来愈发频繁，并且拈香结拜，成为兄弟。而后戴笠还将孙殿英引见给蒋介石。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那次到武汉（1938年夏）得而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我坐下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而视。委员长开口向我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为国出力，我已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瞧了一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出：“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话没说完，委员长赶忙命一个侍从参谋将我扶起来，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容，含笑地连说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丁何部长，果然发表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这一番叙述，将蒋介石的汉奸手段与孙殿英的奴才嘴脸，道了个惟妙惟肖。至于孙殿英包括盗东陵墓在内的“不太清白的历史”，都在这尔虞我诈的相互利用中被“洗刷”掉了。
其实，早在东陵盗宝案发生后不久，孙殿英还未勾结利用戴笠穿针引线、广为贿赂之前，就已经打通“关节”，向能够左右局势、握有生杀大权的“上峰”送去“厚礼”了。这个“上峰”就是“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
盗陵事发后，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曾在南京发出通缉令，并委任北方革命军长官阎锡山将军为最高军事法庭庭长，对盗陵罪犯进行严厉审讯。阎锡山表面上一口应允，一本正经地对各路的呼吁、恳请一一回电，并将原件呈报南京政府，还当真按照蒋介石的意旨，组织了军事会审，派河北省主席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骨子里，他却另有打算。
钱铺少掌柜出身的阎锡山，与蒋介石勾结，1928年4月起兵“讨伐”张作霖。他抢在蒋介石之前“捷足先登”，轻而易举地进入北平，取代张作霖，割据晋、冀、察、绥、京、津六省市，一跃成为军阀中的暴发户。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原来就有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明里，阎、蒋依然称兄道弟，暗里却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决一雌雄。
为了麻痹蒋介石，阎锡山将“平津卫戍总司令”职交参谋长朱授光代理，自己则返回老巢山西，终日不理“朝政”，沉溺于游山玩水，寄踪于名山古刹之中，其实他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当阎锡山看到孙殿英因盗陵事发成了过街的老鼠，便期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
于是，某日阎锡山将孙殿英召进府中。他劈头就问道：“殿英兄，你胆子也忒大了，啥事都可干，为什么偏偏去捣皇陵？”“奶奶的，清朝杀了我祖宗三代，我得报仇！孙中山革清朝的命，冯焕章（冯玉祥）逼宫，我崩他八辈祖坟就犯法吗？我对得起大汉同胞！我这是革命！阎总，您说呢！”阎锡山没有吭声，他吸了一口烟，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你扒出来的那批古董呢？” “这……”孙殿英一时慌乱，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总座非常重视此事啊！”阎锡山趁机向孙殿英施加了压力。接着，他把蒋介石要他组织军事会审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这番话可激怒了土匪出身的孙殿英，他竟愤愤地骂了起来。
“他蒋介石既然不把非嫡系当人看，我们也没有他这个总司令！奶奶的，逼急了，老于……哼……”“好了，好了，不谈这些头痛的事了。”阎锡山把手一挥，叫人把机要秘书叫来，他当着孙殿英的面口授辞呈：“蒋总司令勋鉴：伯川承蒙信爱，委以重任，感激之至。但因身体不适，恐误国事，祈望准假疗治。军法会审一事，望另委贤能……”阎锡山略施小技，便使孙殿英感动得几乎涕泪俱下，他朝阎锡山一揖到地：“请受弟一拜，如有用着孙某之处，敬请吩咐，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就这样，阎锡山轻易地收服了孙殿英，他们绑在一辆战车上了。由于受到阎总司令的庇护，被关押在北平铁狮胡同旧陆军部内的谭温江，自然得到了有关当局的特别优待，吃香喝辣，穿绫着缎，名为阶下囚，实为座上客，根本不像一个盗宝贩赃的罪犯。而作为军事法庭审判长的商震，也早已知道“最高当局”的意旨，而且与谭温江又是旧识，朋友关系，因此在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反而敷衍了事，应付过场，竟然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这样，堂堂正正的军法会审竟成了逢场作戏的一幕丑剧。就这样，这些古物古宝重新回到了盗墓者的手中。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不久，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干脆将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自送谭到车站。从此，轰动全国、喧闹一时的补殿英东陵盗宝案，遂不了了之。
那么，孙殿英盗走的东陵宝物的命运又如何呢？这些国宝，除了一部分归人蒋、宋、孔等“名门”外，一部分在北平秘密出售时被侦缉队拿获扣留，余下的有很大一部分交给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往上海出售，想要卖给洋人，以获暴利，结果被英国人抢走（一说孙殿英派李德禄携宝去托青洪帮头子黄金荣，卖给英国人，获款数百万，中间还叫英国人和黄金荣敲了竹杠）。李德禄怕回去不好交代，便将中介人全家杀死。孙殿英知道后，竟说什么：“总算出了口气，反正宝物来得不明，丢了也够本。”1933年春，孙殿英驻河北沙城的时候，又成了蒋介石、冯玉祥双方争取的对象。冯玉祥希望他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则不要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孙殴英对冯、蒋采取既不得罪又不加人的策略，并利用他们的矛盾，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退往西北开垦青海的职务，弄了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率部西进，在攻打宁夏时，将自己收存的宝物拿出一部分，由部下畅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出海泉代为保管。后来出海泉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孙也没再追索；究竟是否丢失，除田海泉外无人知晓。
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向王行贿，并拿出盗陵所得的乾隆皇帝的白玉扳指儿、白玉连环簪和周代铜鼎等宝物奉送。还有一部分宝物据说孙派人送到其大老婆家藏起来，至今下落不明。
总之，这大批国宝被孙殿英行贿的行贿，送人的送人，卖的卖，丢的丢，藏的藏，弄得七零八落，不知去向，至今无影无踪，难以寻觅，令国人扼腕痛惜，愤恨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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