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之谜

    1945年4月，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天，居住在托普利兹深水湖附近的居民们惊讶地发现，全副武装的纳粹德国党卫军封锁了托普利兹深水湖附近所有的交通要道，然后把一箱又一箱的神秘东西沉入湖中。知情者说，那些成箱的东西是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国掠夺来的黄金珠宝、文物宝藏和绝密文件。从那以后，托普利兹湖底隐埋着纳粹宝藏和秘密的传闻不胫而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寻宝探险家前占冒险。

    吸引世人瞩目的不光是神秘的历史传说，更主要的是发生在托普利兹深水湖真实的寻宝故事。

    在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托普利兹湖多次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焦点，其中最轰动的要数60年代托普利兹湖发现大量假英镑一事了。这些足可以假乱真的英镑是希特勒亲自策划的“伯恩哈特绝密行动”的产物。二战后期，在战场上日益吃紧的希特勒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制造假钞票，扰乱盟国的金融秩序，最后导致盟国经济全面崩溃。英镑成为希特勒造假钱的首选目标。“伯恩哈特行动”令下达后，党卫军从犹太死亡集中营里搜罗了顶尖级的造币专家，开始制造假英镑。这些假钱达到了足以乱真的程度。然而，“伯恩哈特行动”还来不及实施，第三帝国的末日就来临了，慌乱逃命的党卫军来不及彻底销毁证据，只得把成箱成箱的假英镑丢进托普利兹湖里。

    实际上，发给美国“海洋工程技术公司”的神秘传真中提到的4个湖中的3个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可信。在这半个世纪里，人们在托普利兹湖里发现过以下财物：50箱黄金、1本珍贵的集邮册、50公斤金首饰、5枚珍贵的钻戒、部分从匈牙利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艺术品、22箱珠宝、20箱金币和3箱沙里时代的金条。

    正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的故事，加上神秘的历史传说，世界各地的寻宝探险家们才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托普利兹深水湖中，许多人甚至因此丢了性命。为此，奥地利内政部下达了严禁在托普利兹湖寻宝探险的命令。外界纷纷猜测说，奥地利政府禁止别人寻宝是为了“肥水不外流”；更重要的是，沉入湖底的绝密文件可能会曝光奥地利政府二战期间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甚至会曝光奥地利现政府高官与纳粹的关系。

    实际上，托普利兹深水湖确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第三帝国”元凶之一赫尔曼·戈林曾在离托普利兹深水湖畔不远处建了一幢小别墅，他和不时造访此地的希特勒经常一起到附近一家酒吧和小餐馆闲坐。希特勒和戈林当年都认为，这里险峻的山势可以使德军拒盟军刊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门外，因此，他们甚至有过一旦柏林失守，就退到这里指挥德军负隅顽抗的计划。

    更鲜为人知的是，托普利兹深水湖曾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新式武器的绝密实验场之一。德国于1943年至1944年间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海军实验站，托普利兹深水湖的悬崖绝壁上的山洞群便是当年的新武器实验室。他们在这里先后进行过不同深度的水下爆炸实验，其中最大的水下炸弹重达4000公斤。纳粹德国潜艇的新型鱼雷实验也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德国甚至还在这里进行过水下火箭的发射实验，水下火箭曾成功击中了附近的托德山。幸运的是，绝大多数新式武器尚未被希特勒派上用场，第三帝国就灭亡了。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党卫军把实验室内的武器、弹药、实验文件通通沉人湖里。

    40年代末当地就传说，曾为德军做事的杰克·加斯图尔就在湖中找到过部分黄金，这些黄金成了他日后进行海洋寻宝探险的资本。1959年，德国的《明星》杂志曾派调查人员潜入托普利兹深水湖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整箱的假英镑和假身份证，还有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执行“伯恩哈特行动”的命令。1963年，3名潜水员也想到托普利兹深水湖碰碰运气，其中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为此，奥地利政府下令严禁到湖中寻宝探险，三百余名森林保护区工作人员封锁了托普利兹湖。并且全面搜寻湖区附近的山地。他们发现了18箱假英镑，以及火箭推进器、火箭控制部件、实验设备和武器弹药。

    这次代号为“假装内幕”的奥地利政府寻宝行动于1983年12月方告结束。在奥地利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宣布整个湖区及山地都已被搜遍，不会有任何东西了。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间奥地利潜水员仍然不时发现水雷和鱼雷。1087年有人甚至在湖边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不过里面空无一物。

    2000年6月的某一天，一名自称在南美某地看到过托普利兹深水湖纳粹藏宝图的神秘人物给美国的一家专业寻宝探险公司“海洋工程技术公司”发了一份传真。此人声称：纳粹分子在战前先后在奥地利4个湖中隐藏了大量的黄金宝贝，那些纳粹军人在湖边的岩石上炸开石洞，把无价之宝隐藏在洞中，然后原样封上，或者把财物装进特制的箱子，然后沉入百米深的湖底。至于他见到的藏宝图，现在都已经不见了。

    奥地利多数专家对这份神秘的传真都嗤之以鼻，就连美国“海洋技术工程公司”的发言人朱塔尔·费尔曼也给狂热者泼冷水说：“我们绝没把那份传真当回事。”    然而奥地利和美国的媒体却掀起了一阵寻宝狂潮。奥地利的小报7月5日纷纷打出醒目标题称：“不管怎样，肯定有纳粹神秘的黄金之说！”奥地利国家电视台也开始每天报道现场情况。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准备大干一场，打算推出一个大型纪录片。托普利兹神秘的历史传说再次被激活了。

    要想揭开托普利兹深水湖的历史秘密绝非易事，湖周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湖况都大大限制了探秘行动的开展。

    尽管托普利兹深水湖距离奥地利重镇萨尔茨堡只有一百二十多公里，但直到今天仍只能靠步行穿越一条崎岖的山路才能抵达湖边，要想把大型探测机械运到湖边是极为困难的。而托普利兹湖一年中有6个月处于冰冻状态，适合探宝的时间又十分有限。此外，托普利兹湖宽为250米，长1800米，水深达103米，三面悬崖绝壁，另地面则一上来就是上百米深的湖水，所以寻宝探秘活动只能在船上进行。更奇怪的是，湖面20米以上居然没有氧气，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湖底搜索工作的难度。

    赫赫有名的美国“海洋工程技术公司”不但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泰坦尼克号”沉船打捞工作，还参加过搜寻在海上坠机的小肯尼迪的行动，并且取得成功。为确保这次湖底寻宝行动的成功，“海洋工程技术公司”动用了最先进的水下探测、搜寻设备与技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蜂号”迷你型潜艇。这种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微型潜艇可以让潜水员在水下滞留数天，一旦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借助其机械手把它捞进潜艇一个特制的笼子内，然后带出水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法西斯对被侵略国的财宝大肆抢掠，贪得无厌。德国空军元帅戈林曾向他的部下指示：“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纳粹德国每占领一个国家，它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接着还向这些国家征收数目惊人的“占领费”，到战争结束时，单单“占领费”的收入就有600亿马克（约合150亿美元）。德国法西斯还用种种理由迫使占领国支付“罚金”、“贡金”。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统计，共榨取金额达1040亿马克（约合260亿美元）。

    希特勒政府在征服波兰后，戈林下令掠夺波兰文物。半午后，他得到这样的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已经被接受了。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计有4174箱，21903件，单单绘画就有10890幅，其中不乏名家杰作。纳粹头日们借机扩充“私人”收藏，仅戈林一个人昕收藏的文物，据他自己估计就达5000万德国马克。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有5000幅世界名画，167件珠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名贵家具，其中1500件属于世界稀宝。上面的财宝都是有案可查的，那些不在案的恐怕没有人搞得清楚。

    纳粹分子掠夺的大量财富，经过瓜分形成了令人垂涎的八大宝藏，即希特勒金库、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勒色林财宝、福斯希加潜艇藏宝、南太罗的三处宝藏。纳粹法西斯灭亡后，人们只见到极小一部分。1945年4月20日，戈林离开希特勒，坐着他的装甲“梅塞施密特”汽车飞快地开往巴伐利亚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后面紧跟着装满财宝的卡车护送队。最后一批在运送途中被美国部队截获，其中有27箱绝了版的书，4箱贵重玻璃器皿。8箱金银器，无价的东方地毯等。希特勒自杀后，在其宅邸里发现了一些油画和为数不多的资金，纳粹大量财宝藏在什么地方呢？谁也不知道。

    战后，寻找这笔财宝的不乏其人，盟军曾组织一支寻宝队。作家们根据这些寻宝事件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第四帝国行动》就是由福斯希加潜艇藏宝的传说演化而来的。故事围绕着寻找一只金虎展开，这只金虎内部藏着一份纳粹分子复兴第四帝国的总计划，计划内包括20艘潜艇藏宝的所在地点等，而金虎又被纳粹分子的阴谋被粉碎而告终。小说所表达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这样大笔的财宝至今未发现一份。盟军所派遣的寻宝队只找到一部分，他们在一个盐矿里发现一批黄金、银器、宝石、瓷器、雕像、名画，总共装了2600辆卡车。

    尽管法西斯德国长年穷兵黩武，最后彻底灭亡，但人们仍认为他们有许多财宝藏在世界各地。传闻最多的是纳粹有相当一部分宝藏在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寻宝队严密搜寻了那个地方，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在那里还是发现了一些线索。1945年，一位瑞士向导宣称，在山中见到一架纳粹飞机和驾驶员的遗骸，人们马上想起，1943年墨索里尼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为了维持这个独裁者苟延残喘的危境，希特勒下一密令用飞机运去相当于1亿美元的黄金，那架飞机在阿尔卑斯山阿丹墨罗峰触山失事，当这位向导带着一群人前往时，发现一条移动的冰河掩盖了这个地方，飞机、驾驶员、黄金荡然无存。

    1949年，奥地利警察在美国占领区拘捕了一个名叫兰兹的嫌疑犯，发现他的外衣里缝着一张奇怪的单子，上面开列有瑞士法郎、美钞、黄金、钻石、鸦片等总值约1亿多美元的东西，签署这张单子的是原纳粹德国少年先锋队的将军史坦弗·佛罗列屈。但是这些珍宝藏在何处，兰兹守口如瓶。1950年5月17日，美国驻奥地利占领军拘捕了一个名叫希姆尔的人，他当时正在一座寺院里埋藏一个箱子，箱中有五百多万美元现钞及金条。据说也是史坦弗·佛罗列屈叫他保管的。史坦弗·佛罗列屈被拘捕审讯时，承认希特勒命令他保管战时掠来的财宝，但拒不说出这些财宝藏在何处。

    1954年，一位名叫佛兰克的德国人在奥地利度假，偶然发现了阿尔卑斯山脱落峰上纳粹藏宝的地方。他利用过去曾是纳粹党员和被希特勒授勋的身份，设法打进了掩护宝藏的组织，最终看到了那严密守护下的窖藏，每一个地穴上都清楚地标明了50万、70万的字样。佛兰克从看管这些财宝的人员口中听到许多以度假为名来寻宝的人被杀的事，当这件事公之于世时，震动了欧洲。

    纳粹宝藏，听起来有点玄乎，有人怀疑这些珍宝真实性。但是从已经发现的资料看，肯定不是无稽之谈，即使没有传闻中的八大财宝，至少也有几笔可贵的宝藏。

    传说中的希特勒“狼穴之宝”

    “狼穴之宝”是一笔推测性的藏宝，因而也更令人难。以捉摸。

    在波兰的格鲁贝尔河畔有一座小城名叫凯特尔赞，以前它又叫拉施坦尔。该城的地理位置大约是跟巴黎在同一条子午线上。1938年，希特勒曾在这里兴建了一座日后被作为大本营的地下基地“狼穴”。“狼穴”建在地下二十多米深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钢筋混凝土城堡，四周有80处野外防御工事和犬牙交错的地雷网与死亡带。在战争期间，拉施坦尔是一个禁区。从1939年到1944年，“狼穴”是希特勒的参谋部，一系列秘密的军事攻击计划都是在这里拟定的，在欧洲各占领国推行的许多社会施政方案也是从这里出笼的。为了确保“狼穴”的绝对秘密，1万名修建“狼穴”的工人在工程结束后都被枪杀了。制定“狼穴”工程方案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也被送上一架飞机载往德国西部。但是，就在降落的刹那里，飞机突然爆炸了。关于“狼穴”的传说有许多，无论传闻有多么神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确实存在着一个“狼穴”。在这个一直延伸到地下50米深处的“狼穴”里，有办公室、套间、图书馆、档案室、宿舍、兵营、食堂、娱乐室和健身房、游泳池，以及一座负责照明、取暖和空调的发电站，一座跟科尼格斯贝格里格铁路线相连接的地下铁道网车站，一座地下降落场，一座医院和一条高速公路。在“狼穴”里还有一座造币厂（历史上从托普利兹湖里捞上来的假美元和假英镑可能也是在这里印制出笼的）和一座银行。据传，纳粹分子在这座神秘的地下金库里存放着数量相当惊人的黄金、白银和各种珍宝。据说这笔财产是为一个神秘的政治目的而准备、的，也就是说，是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按照希特勒的设计，为使大德意志帝国在20世纪未能重新崛起而准备的。战后10多年来，无论是苏联人还是波兰人，都没有能找到这座令人难以捉摸的地下金库。很可能有一些秘密通道，其出口处大概在离“狼穴”20公里或更远一些的地方。不过无论传说中的“狼穴之宝”多么惊人，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这笔财产的编制清单。因此，可能完全是凭估计，如果确实存在“狼穴之宝”的话，其价值可能将高达几十亿法郎。

    下落不明的“大德意志之宝”

    1944年底，当纳粹德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联合攻击下即将彻底崩溃前夕，希特勒已在考虑把德国政府的财产隐藏到安全地方去，以便日后东山再起。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战败民族第一次隐藏自己的财富。

    1945年4月，人们发现，有近1000辆卡车在负责转移德国银行的财产。这笔财产按当时的估价相当于3500亿法郎。此外，还有一大批首饰、金条、宝石、稀世艺术珍品，以及纳粹头子们的私人财产，教会财产，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和捷克等国犹太人身上掠夺来的财产等。这就是“大德意志之宝”，其总价值估计可达7000亿法郎。这是在执行希特勒于1945年大决战前夕下达的把当时还留在德国的所有财宝以“国家财产”名义隐藏起来的命令。

    这批财宝有一部分已经找到和收回，其中主要是1945年5月隐藏在上奥斯一座盐井底下的财宝，价值达100亿法郎。随后又找回了秘密警察头子卡顿布伦纳隐藏在奥斯克里加别墅花园里价值10亿法郎的财产，以及1946年埋藏在萨尔茨堡的总主教府邸地窖里的赫尔穆特·冯·希梅尔子爵的财产。后来，在纽伦堡附近韦尔顿斯坦别墅的钢筋水泥地窖里还找到了戈林元帅的部分私人财产：36只大金烛台、一个银浴缸、一批大画家的名画和极其罕见的白兰地酒等。

    1960年成了以色列入阶下囚的、曾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阿道尔夫·埃兴曼，在布拉亚·阿尔默的高山牧场区就埋藏了价值190亿法郎的财宝。人们在富斯施克城堡附近的一个谷仓里找到了1945年纳粹党卫队头子萨瓦德埋藏的两只大箱子。在一个今天已成了屠宰场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发现了当年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的一个藏有黄金、外币和珍宝的小藏物处。

    1946年的一天，有一个曾经参加隐藏财产行动的前中尉弗朗兹·戈德利奇透露说：有一笔相当大的财宝埋藏在奥地利伦德附近。他说：“我知道此事，因为我参加了那次行动。有30只货物箱被俄国战俘们埋藏了起来。不过，活干完了之后，他们再也不会讲话了，因为他们已经命归黄泉！”以后，又有几十人为了寻找这些巨宝而死于非命。

    1946年，两名寻找藏宝者赫尔穆特·迈尔和路德维格·皮切尔带着精确的平面图走进了奥地利山区。可是不久，人们就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在离两具尸体不远的地方，人们找到了几处已经空空如也的埋藏财宝的秘密地点。这表明，被寻找的财宝已经被谨慎地转移到其他地方埋藏起来了。1952年，有一个叫约瑟夫·马泰的野营者，在里弗莱科普山区神秘地失踪了，只有他的野营帐篷被遗弃在一片空旷的山谷里。1953年5月，在里弗莱科普山区还发现过另一具尸体和8个已经空空洞洞的藏宝处。

    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暗杀和失踪事件明显地表明，隐藏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财宝是被一些秘密的突击队严密控制和守卫着。这肯定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宝，因为，人们从一个当年被美国人逮住的德国嫌疑犯身上，找到了一份有纳粹德国党卫队将军弗罗利奇正式批示和签名的如下清单：66亿瑞士法郎；99亿美元；13.5吨金条；294颗钻石和数万件艺术品。

    美国的武装部队和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奥地利托普利兹湖区寻找着希特勒德国的藏宝，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找到。1959年7月，德国技术人员带着超声波探测器和水下摄像机，在托普利兹湖下70米到80米深处的湖底确定了16只货物箱位置。许多货物箱已被打捞上来。人们在货物箱里发现了伪造得和真的完全一样的假英镑。其价值达100亿法郎。这批假英镑出自当年被德国人关押在萨克森集中营里的伪币制造能手。当年，这批假英镑是纳粹德国用来扰乱盟国经济的“伯恩哈特行动”的主要措施。

    人们认为，海拔2000米的托普利兹湖里至少沉放着二十多只密封箱，其中除已经找到的假英镑外，还有首饰、黄金、人造宝石和样机原始图纸。有人认为，真正的金条埋藏在湖区假英镑附近的地方。

    也有人认为，“大德意志之宝”的主要财宝已经多次转移，其主要藏宝处分散在山区，主要是在奥地利加施泰因、萨尔茨堡、萨尔茨卡梅尔克附近地区。这些藏宝受到非常严密的监控，非熟悉内情的人看来是不大可能找到它们的。有人认为，主要藏宝点是在奥斯小城周围。该城离萨尔茨堡的直线距离约六十公里，处在两个长10公里的湖的西南尽头。奥斯在战争期间是纳粹德国最后顽抗的据点之一，是希特勒在1945年拟定的一个方案中的主要战略点。在纽伦堡审讯期间，人们估计有价值两亿多马克的财产被隐藏在奥斯地区。

    原联邦德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都在竭力寻找这批财宝。法国、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的秘密机构也曾窥视这批藏宝。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各方几乎都可以有权要求得到这笔财产。不过，谁也无法知道，这批神秘的“大德意志之宝”最后究竟会落到谁家之手。

    “纳粹黄金中转站”之谜

    第三帝国军队通过各种手段聚敛的巨额财富仅黄金就达三四百吨。除去法西斯党魁埋藏的部分黄金外，余下的巨额财富的流向仍然是个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后，这个历史之谜才为瑞士《二十四点钟报》等报刊所披露。据报道：1941-1944年，总计有350吨纳粹黄金悄悄地流人瑞士国民银行，折合17亿瑞士法郎，其中70％的黄金（约12亿瑞士法郎）由瑞士国民银行买进。

    这笔巨额黄金在战争期间为纳粹德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向葡萄牙购买战略贵重物资——钨，它是军火工业，尤其是飞机制造工业必不可少的材料。当时，出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葡萄牙政府不愿接受纳粹德国这笔不义之财，除非通过瑞士银行转手成交。这是当时瑞士国民银行副董事长罗西在秘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后所拟的内部通知中承认的。二是纳粹用于支付从瑞士购买的工业设备。瑞士历史学家韦尔纳·兰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当时，80％的瑞士精密仪器工业，70％的电力工业，60％的军火工业都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克莱斯也揭露，由于当时瑞士向德国的设备、能源输出非常重要，以致纳粹曾计划为瑞士提供专门用于军事安全的保护措施。鉴于这些理由，有人把瑞士称为“第三帝国黄金的中转站”。

    战争爆发前，1938年德国的黄金储备不超过1.22亿瑞士法郎。然而，在战争期间纳粹黄金却源源不断地流向瑞士，引起盟国的高度警惕。它们怀疑德国的黄金是从被占领国波兰、比利时等掠夺来的，有些黄金还可能是来自纳粹集中营的被害者遗物。于是，盟国向中立国瑞士、葡萄牙发出警告，但当时盟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此事，同时纳粹黄金的流动又非常保密，几乎无人知晓。战争结束后，盟国经过与瑞士的谈判，达成了华盛顿协议，瑞士同意拿出2.5亿法郎的黄金补偿盟国，美、英、法盟国则明确表示不再追究瑞士战时购买纳粹黄金一事。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瑞士国民银行为首的金融界要购进这批沾满被占领国人民鲜血的“不义之财”？有人猜想这或许纯属业务交易，无政治动机，或许还有人认为瑞士银行对购进德国黄金有自己的辩解，他们轻易地相信了纳粹德国的“保证”，但这些看法难以服人。

    1943年3月8日清晨，希特勒手下最精明而狡诈的将军之一、著名的陆军元帅隆美尔的末日到了。他的装甲部队残部已经向突尼斯城方向退却。

    在突尼斯城里存放着从意大利的基地运来的大批金币，还有隆美尔从阿拉伯人手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宝。

    在失败已不可挽回的情况下，隆美尔决心不让他的财宝落人英国人之手。他曾考虑到把财宝从突尼斯城海运到意大利的南部，但战局对他的想法是有力的回击，英国已完全控制了海、空权，德国已无法进行海上运输了。隆美尔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就在3月8日这天，有几个隆美尔的亲信负责将隆美尔的财宝偷偷运走并隐藏起来。当时有15辆到20辆军车，负责装运隆美尔的财物。这些财物中有大批举世珍宝，分别装满36个大金柜，每个大金柜重1吨以上。这些军车在半夜三更开车，消失在茫茫黑夜里，驶向一个秘密的沙漠目的地。隆美尔的亲信之一汉斯·奈德曼陆军上校负责押送这队军车，他们要把这批财宝埋藏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某个安全地点，不使它落人英军军队之手。隆美尔知道英国情报部门对他的黄金来。源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们竭力想搞到手。隆美尔为了迷惑敌人，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派出一支快艇舰队，装了部下从博物馆和宫殿里抢劫来的若干箱艺术品，运送到意大利沿岸的一个秘密目的地。同盟国军队早就等待着这一行动，他们的侦察机一发现这些快艇，就准备截获，如有必要就把它们击沉。

    隆美尔声东击西的策略完全奏效，当英国轰炸机和海军舰只竭力设法捕获这些满载财宝的快艇的时候，装运隆美尔大部分珍宝的车队正在另一个地方加快速度，沿着隐蔽的土路，朝西南方向驶向杜兹，那是突尼斯的一个沙漠小镇。按照计划，这批金银财宝要在这里用骆驼队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埋藏在遍布该地区的成百上千个沙丘当中的一个。至少，原计划是这样的。

    隆美尔的骆驼队可能就是在1943年3月10日左右离开杜兹的，在沙漠里走了1-2天。安全地埋藏一大批珍宝，是不需要走更多的路程的。可是埋藏在什么地点呢？这是一个无答案的谜。

    只是在几周以后，收听到的一则英国无线电新闻广播称：在杜兹附近沙漠边缘的一次战斗中，英军截击并歼灭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德军小分队，它显然是被派去一个边远地点执行任务后准备与所属部队会合的。据广播称；德军士兵全都战死了。

    实际情况是很清楚的：这支队伍在突尼斯的撒哈拉成功地埋藏了这批财宝以后，在返回杜兹途中遭到一支英国部队的伏击。在其后的战斗中，他们都战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隆美尔的金银财宝埋在何处，甚至隆美尔本人也不知道。

    战后，为了寻找和占有这些珍宝，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各种各样的公司、团体、冒险家，纷纷登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探宝闹剧，许多人还为此死于非命：其中最为甚者，大概要算围绕“弗莱格案件”所展开的隆美尔珍宝之争了。

    1948年6月的一天上午，法国驻德国什图特加特领事馆里，走进一个25岁的瘦高青年。他自称皮切尔·弗来格，前来申请去法国科西嘉旅游的签证。法国代办得知他曾是党卫军驻意大利潜水分队的司务长时，顿生疑窦，便说：“我可以考虑您的申请，但您必须讲出前往科西嘉的真实目的。注意，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蒙我！”弗莱格一怔，但他略加思索后，就讲出一段令人震惊的往事来：1942年至1943年，弗莱格曾在党卫军驻意大利某海港的潜水分队服役。1943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奉命带上潜水具前往科西嘉向党卫军中校路德维格·德里尔报到。9月17日，德里尔等四名军官，又带他出海来到巴斯提亚市外的圣弗罗伦海湾。弗莱格的任务是：在海底寻找一个能容纳六只铁箱的隐蔽处。经过几天下潜后，他终于在水深55米的海底峭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便用浮标做下记号。次日凌晨，四名军官又带弗莱格出海，这一次，艇上多了六只体积为80厘米×40厘米×40厘米的铁箱。来到浮标处后弗莱格开始做下潜准备。这时，一个军官用六分仪测下了这个点的坐标，并记在了纸上。弗莱格“无意”中瞟了那纸一眼，便牢牢记住了上面的数字。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根据几个可见的岸上地物（一幢被炸毁的房屋、一座灯塔、一小片树林），估算了沉物点的方位。

    但两天之后，弗莱格在科西嘉突然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审中他才知道，箱子中装满被那四个军官偷出来的金币、珠宝、首饰之类的贵重品。弗莱格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其他事一概不知，更说不出藏宝点的准确位置。后来他在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得知四个军官也没招供。最后，德里尔等军官被枪决，他也被罚往东方战线去打仗。

    当天，一份绝密电报飞向巴黎。紧接着，一个专门鉴定委员会成立了。专家们对弗莱格提供的情况做了仔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例如，党卫队军官们怎么会让一个素不相识的潜水员来干如此诡秘之事呢？如此重要的坐标会让弗莱格“瞟”去吗？弗莱格既然与犯罪毫无干系，事先又不知箱中何物，为什么不向盖世太保供出准确的藏宝点呢？总之，鉴定委员会对弗莱格的话充满怀疑，但法国政府还是决定利用弗莱格去寻找这批珍宝。而莱思伯格公司则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具体工作。

    在巴斯提亚，弗莱格显得非常自信，在同当局代表谈判时，他坚持要以得到三分之一珍宝为条件，才肯对探宝工作提供帮助。当局则要在找到珍宝后才谈报酬问题。双方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几天后，弗莱格手持藏宝点示意草图，领着莱恩伯格公司的全部船只，浩浩荡荡地向海上开去。但很快就出现了混乱：弗莱格图上的方位，同他“瞟”来的坐标对不上号，而且，沿岸数十公里内，根本就找不到他所说的地理标记。

    弗莱格显得手忙脚乱，不是抱怨岸上变化太大，就是咒骂那个军官根本不懂六分仪。最后，专家们只得根据弗莱格的草图和他那充满矛盾的解释，划定了一个大概搜索区。十名职业潜水员依次下潜，弗莱格也下了海。这时人们发现，这个前党卫军潜水员，对潜水却几乎是个门外汉。

    时间一天天过去。几个月后，探宝费用已达10t3万法朗，可连宝藏的影子也没见到。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上了当。最后，莱恩伯格公司总经理找到弗莱格，只说了一句话：“骗子手，你害得我破了产，但你这个恶棍也绝无好下场！”弗莱格见势不妙，便闭门不出，暗中筹划逃回德国。为了弄到路费，他企图偷偷卖掉配给他的潜水具和两个望远镜，结果事情败露，反被判了两个月监禁。就在弗莱格坐牢的时候，有关科西嘉藏着“隆美尔珍宝”的消息，传进了报界。一家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天方夜谭中的神奇财宝》，说隆美尔将军曾指挥部下在非洲各国抢了价值不下1000万英镑的金银财宝和艺术珍品。1943年，因非洲战局恶化，这批珍宝被运到意大利，后来便不知去向了。紧接着，法国报纸又登出一篇某记者采访前抵抗战士路易·布尔德的谈话纪要。这位曾在科西嘉一带打过游击的人说，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有一艘德军快艇往海里沉下了一些箱子。

    这样一来，弗莱格一出狱就成了新闻人物。他也趁机闪烁其词地向记者们透了点有关“隆美尔珍宝”的情况，但对藏宝地点却只字不提，只是暗示他这次参加探宝是被强迫的，所以“不可能有诚意”。

    在狱中，弗莱格结识了一个叫安德烈·莫蒂埃的职业潜水员，这人家住巴斯提亚附近的一个叫波列托的村庄。1949年，弗莱格到波列托去劝莫蒂埃参加探宝。但莫蒂埃一口就拒绝了，因为这时科西嘉黑手党已宣布这批财宝为己所有，所以，莫蒂埃不想送命。接着，去海边散步的弗莱格突然失踪了，报纸纷纷猜测他已被黑手党绑架并杀害。法国警方也忙乎了一阵，最后不了了之。弗莱格的失踪，无形中为“隆美尔珍宝”的存在做了个绝妙的广告。

    1952年6月23日，法国人安里·埃利雇了六名潜水专家，乘“年轻女明星”号快艇来到巴斯提亚。他打算把可能藏宝的海底都“篦”一遍。但第二天，一艘返港的游轮，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停在岸边的“年轻女明星”号撞坏。安里·埃利以为这不过是次偶然事故，就另外租了艘快艇出海。哪知还没开出多远；发动机却突然瘫痪。埃利这才明白，这一切绝非偶然，他自知斗不过黑手党，只好收兵。

    接踵而来的探宝人，是美国的一个女百万富翁。1952年8月，她雇用的一名原海军军官，驾船来到巴斯提亚。这位船长一到，立即用高薪在当地人中招收工人和潜水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到三天，人马招齐。谁知准备工作都还没完，这些人就纷纷托词不干了。原来，他们每人在同一天都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奉劝”他们赶紧毁约，否则将遭严惩。于是，这帮探宝人又识时务地快快离去。

    1954年，一艘叫“彗星”号的探宝船．在海上被一艘渔轮撞沉，一名水手丧命；法国报界立即报道了这次“偶然事故”，标题是：《谁是下一个？还有敢向黑手党挑战的勇士吗？》这以后，“隆美尔珍宝”似乎逐渐被人淡忘。但1961年8月15日，几家法国晚报同时登出安德烈·莫蒂埃被暗杀的消息。报上说，这位弗莱格的“患难之交”有次酒后失言，说要把弗莱格告诉他的藏宝点声张出去，结果，当他半夜一点离开酒吧间后，就被人用冲锋枪打死在城外一片灌木林里。而且一年后，杀害莫蒂埃的嫌疑犯，也被人以同样手段除掉了。

    这些悲剧，又使人们想起了“隆美尔珍宝”。1961年，仅在巴黎和马赛，警察就抓获了许多贩卖所谓“隆美尔珍宝”埋藏点示意图的骗子。寻找“隆美尔珍宝”热潮的再次兴起，引起了一个叫乔恩·戈德利的人的兴趣。他的参与，使“弗莱格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折。

    乔恩·戈德利是个爱尔兰记者兼旅行家。他仔细研究了有关弗莱格的全部材料，于1961年在《美国周报》上宣称：弗莱格所说的一切，纯属虚构！德国一家杂志立即转载了这篇文章，而戈德利本人，则突然收到一份来自西德的邀请信：弗莱格先生想同他见面。于是，“死”去13年的弗莱格，又突然活了。

    戈德利应邀飞往德国。弗莱格承认自己过去所谈的全是谎话，接着便向戈德利透露了“真情”：1943年，弗莱格在意大利某海军基地当上等水兵。9月17日，盖世太保突然往他们的快艇上运了六只铁箱，然后，又留下以德里尔为首的三名军官。他们艇奉命驶往科西嘉去加入一支护送物资回德国的舰队。起航前，德里尔对箱子里的东西做最后一次清点，在一旁帮助开箱的弗莱格大吃一惊：箱中装的竟全是金银财宝。9月18日，快艇驶达巴斯提亚港，正遇上联军对该港的猛烈空袭。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德里尔便下令将珍宝沉入海底。弗莱格记得沉宝地点离岸不远，正对着一座被炸毁的清真寺。

    对于自己这些年的失踪，弗莱格解释说，1949年，他在波列托村被黑手党绑架。匪徒在逼他画了张藏宝点示意图后，就将他放了，还给了他一点酬金；但他们警告说，如果今后他本人或通过别人再来探宝，定杀不饶。他吓坏了，所以一直躲到德国一个小镇上，隐姓埋名13年。

    对弗莱格的这些话，戈德利认为更不可信。于是，他决心查清这个弗莱格先生的真实面目。仅仅半年，戈德利的调查就有了重大突破。原来，这位弗莱格先生，不仅履历，连姓名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瓦尔特。真姓则是由字母K开头的一个词。在1948年以前，K从未涉足科西嘉，甚至连法国也没去过。1945年K因为是党卫军成员，被美军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在众多重要纳粹战犯中，他的罪行简直无足轻重，所以行动较自由。事有凑巧，同营中有个叫施密兹的纳粹骨干，他的长相、身高、肤色等，都几乎同K一模一样。施密兹在对K做了一番观察和交谈后，便决定收买和利用K。一天傍晚，施密兹在营房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告诉K，他曾是隆美尔手下一支特殊分队的指挥官，专门负责把各部队抢来的珍贵物品运往德国。1945年，他见帝国败局已定，便将许多来不及运走的珍宝分三处藏了起来——澳大利亚、意大利、科西嘉附近海底。施密兹提出，只要K同意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给他，他就把三个藏宝点的示意图给K。K答应了，于是便得到了三张草图。但施密兹当天半夜却被军事警察带走，从此便失踪了。K知道，要发财，只要得到一处珍宝就足够了，但首先必须得有自由。于是。他去求见集中营美军代表布雷坦巴赫大尉，说自己偶然知道两个纳粹的藏宝点，并画了在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两个点的示意图。

    两支美军特遣队立即向图上所给的地点奔去，结果满载而归：在澳大利亚，探出了许多艺术珍品；在意大利，找到了大量珠宝首饰和货币。于是，K被获释，而且当局还按他的要求，给了他一张写着皮切尔·弗莱格的身份证和一笔奖金。靠着这笔钱，弗莱格在过了两年舒心日子后，于1947年前往汉堡，参加了一个自费潜水训练班，开始为科西嘉之行做准备。

    戈德利在掌握了这些材料后，便确信施密兹讲的第三个藏宝点肯定存在。1962年，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好友、海底考古学家埃德温，林克，并出示了部分文件和地图。于是，两人开始做探宝准备。为了不走漏风声，所有雇佣人员都必须作出对该工作保密十年的承诺。林克很快就将“潜海者”号快艇改装成了一个设备齐全的浮游实验室。整个行动的基础，就是弗莱格在集中营时得到的示意图。

    1963年4月19日，“潜海者”号快艇不声不响地驶达巴斯提亚港。尽管戈德利和林克用心良苦，“潜海者”一出海，还是被一艘渔轮盯上了。这渔轮像幽灵一般，不即不离，搞得探宝者们个个紧张万分，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没过多久，戈德利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我想就‘隆美尔珍宝’一事警告您几句：在这件事上，死的人已经不少了，劝您不要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这珍宝是我们的！”信的署名无法辨认。

    “潜海者”灰溜溜地走了。又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探宝行动。1975年，法国记者罗伯尔·沙鲁，曾就新纳粹组织是否卷入了“隆美尔珍宝”之争的问题，走访了新纳粹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头目先把弗莱格臭骂了一顿，说他是个江湖骗子，讲的全是谎话，其目的是想从天真人手中骗钱。他还威胁说要惩罚弗莱格，因为他侮辱了四个党卫队军官。最后，这个首领还是承认：“如果真有珍宝存在，我们早就找到了。我们才应该是第一批获宝者……我们组织内的几百个潜水员，曾在科西嘉从北向南、一米一米地搜遍了整个东海岸。那里没有任何珍宝！”这一访问记见报后，弗莱格吓坏了，赶紧在德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份声明：“的确，我撒了谎，而且一辈子都在撒谎，但珍宝确实存在，不过不是藏在科西嘉，而是藏在意大利的一座寺庙里。”折腾了几十年的“弗莱格案件”就这样结束了，而且，大；概是彻底结束了：可“隆美尔珍宝”之争却还没结束，而且，在那些被法西斯军队抢走的珍宝被全部发现之前，这场争夺是不会结束的：“隆美尔珍宝”最终成了千古之谜，但终究有一天，一位勇敢而智慧的英雄，会为人类找回这笔失落的财富。

    黑水城中的考古迷茫

    1907年3月17日，当英国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从新疆古道赶往敦煌，从而成为亲眼目睹王道士发现的敦煌秘宝的第一个欧洲人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两次”光荣的召见：临行时，他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他们对他的这次远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后科兹列夫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十分激动与神往……俄国学者并不否认当年列强从事此类探险“是在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探险所得当地地形测量及情况报告，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是作出了一定让步：”只是他们认为，在事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保存和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探险所获知是“最宝贵的贡献”。

    现在看来，在当时众多的外国探险家中，俄国人的鼻子最灵敏。有资料表明，在敦煌，当斯坦因用牛车把经卷抢回伦敦之前，俄国人奥勃鲁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骗换了两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两年；而对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他甚至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前，就从当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遗址，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据科兹洛夫回忆，他并非第一个觊觎黑水城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已有人多次跋涉前往，只是都未如愿以偿。因为当地蒙古族人不仅没有告诉他们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们引向了与黑水域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这一次，科兹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终于攻破了曾经守护了多年的防线，得到了王爷所遣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然而，“探查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个俄担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低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如果体会他5月27日日记中的话“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可以感到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

    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四十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五百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人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如今，全部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相关艺术品财藏于国家统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楼兰，位于新疆罗布泊附近，曾经是西域丝路明珠和著名绿洲，佛教文化鼎盛之邦。后来，由于环境和时势变迁，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淹没于自然和岁月的风尘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们的到来，它静谧的时空被打乱，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但同时也揭开了它被污辱的历史。

    中国史籍中最早关于楼兰王国的具体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根据记载，我们知道楼兰是一个西域小国，建国于盐泽边上，有城郭，然而“兵弱易击”。这里的“盐泽”，指的是罗布泊。到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汉书》时，楼兰王国有1570户人家，共14100口人，国都名“抒泥”。《汉书》进一步介绍了楼兰的生态环境：“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芦苇）、柽柳（红柳）、胡桐（胡杨）、白草（岌岌）。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骆驼。能作兵，与蜡羌同。”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伊循。昭帝便在伊循城置都尉，行屯田。从此楼兰便成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战略支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政府在楼兰大规模屯田，开发楼兰。此后直至魏晋累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楼兰便很少见于史载，逐渐地神秘失踪了。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位于亚洲中部、一向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不时地闪现出西方冒险家的匆匆身影。使得这片广袤数万里，一直湮没无闻的区域，一时间为世人所瞩目：沉寂在沙海之中千百年前的古代绿洲遗址，逐渐被这些探险者所发现，一队队行色匆匆的驼队，开始打破了沉寂千年的大漠，叮当作响，铃声不断地划过空旷的天幕。

    1895-189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沿克里雅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罗布泊地区，沿途进行了艰苦然而极富收获的地质学、生物学和古代文物遗迹的考察，初步摸清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重要古代遗址的大致情况。

    1899年9月，斯文‘赫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这次中亚探险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

    斯文·赫定在空寂而清冷的蜡羌县稍作停留，便继续向塔克拉玛干东端的罗布泊沙漠前进。1900年2月29日，一个戏剐性的情节，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城址的发现。赫定一行抵达罗布泊北岸后，来到一处看来可打出淡水的地方，决定掘井取水时，发现唯一的铁铲丢失了。随同的一名向导被派回原路去寻找。此时暮色迫近，饥肠辘辘的向导寻得铁铲后连夜返回，不料路上狂风大作，漫天的风沙使他无法前行，沙暴过后，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了高大的泥塔和层叠不断的房屋，一座古城奇迹般地显露出它的面容。向导将这一发现作了报告，斯文·赫定立刻来到这里，当他亲手从遗址中找出了几件精美的木雕时，他异常兴奋，断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古城遗址。赫定后来回忆说：“铲子是何等幸运，不然我决不会回到那古城，实现这好像有定数似的重要发现，使亚洲中部的古代史得到不曾预料的新光明！”1901年3月，斯文·赫定对这座古城进行了发掘，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了悬赏，若是有人能最先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文字，便重重有赏。发掘现场不断有小块毛毡、红布、棕色发辫、钱币、陶片等出土。随着发掘的不断展开，终于有大批的汉文、怯卢文木简、纸文书和一些粟特文书以及精美绝伦的丝、毛织品，别具风格的木雕饰件出土。古城遗址面积很大，比斯文·赫定以前到过的各个古城都更丰富，建有官署、寺庙、僧舍、瞭望塔、马棚和街币，在城外，与之相关联的遗址还相当多。最具兴味的是，在古城附近，还能清楚地看到一条东西向的官道，那显然就是张骞、班超路经的古丝绸之路。也许是建筑基址起了一个固沙作用，附近的土地都已被千年朔风切割得远低于地面达数米，仅有这个楼兰古城，仿佛建筑在一块雅丹的顶部。

    整整一个星期，斯文·赫定除了进行发掘外，还调查了古城的寺院遗址和居住遗址；他发现古城出土的怯卢文简牍上次出现"Kroraina”一词，根据在遗址内发现的汉文简牍将此城称为楼兰，因而推定楼兰是"Kroraina”的译音。

    3月10日，斯文·赫定心满意足地带领满载包裹的驼队离开了古城。

    斯文·赫定后来在他的学术报告《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第二卷《罗布淖尔》中，曾这样抒写自己在罗布泊的感受：“这里的景物一片死寂，就像来到了月球。看不到一枚落叶，看不到一只动物的足迹，仿佛人类从未涉足于此。”

    在新疆探险史上，名声、影响、地位与斯文·赫定大致相称的是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

    1900年开始赴西域探险时，斯坦因正在印度旁遮普邦任学监。19世纪末正是地球大发现的余波——从事中亚探险的准备阶段，久在与新疆相邻的印度任职，使斯坦因在起步前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

    当斯坦因手不释卷地拜读了斯文·赫定几年前探索西域，并获得重要成果后出版的《穿越亚洲》后，立即产生了步斯文·赫定后尘，赴中国探险的冲动。

    1900年，斯坦因利用年假，自筹资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域探险之旅。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按照斯文·赫定，的探险记录，重走和考察斯文·赫定的发现，只不过他做得更细致、更彻底。但也有意外收获，就是他找到了尼雅的精绝故地，并发掘和窃取了大量的怯卢文字木简或木牍。

    当获悉斯文·赫定在他闯入尼雅古城的同时找到了楼兰古城时，斯坦因凭借直觉立刻断定楼兰古城附近还会有未被探访的其他遗址，于是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中亚探险。

    1906年4月，斯坦因开始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目的为调查“赫定1900年那次难忘的探险所发现的罗布淖尔北面的遗址。”此时，斯坦因还获知了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和法国探险队都将要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宝的消息，他认为罗布淖尔也是其他探险队瞄准的靶子，他要赶在其他人之前到达那里。

    在对喀什、和田、尼雅、安得悦等遗址进行考察窃取之后，他于当年12月初到达了蜡羌，随即开始了对楼兰遗址的探险。

    在凑齐了当地所能找到的所有骆驼之后，斯坦因带上50余名雇工，踏上了去楼兰的征途。

    12月17日，斯文·赫定在图上标注的楼兰遗址开始出现在斯坦因面前了。硕大的GB840堵坡遗址在瑟瑟的寒风中巍然矗立，使得空旷的沙漠更显得荒凉、安静。斯坦因在它的脚下扎下了帐篷，第二天即开始了发掘。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清理的一连串遗址所得到的，要比我据遗址的数量或保存完好程度所期望的还要多。地面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最沉重的大梁木也被破坏殆尽。这个甚至比尼雅遗址还小的古代居民点处于交通干线上，目睹了贸易的兴盛，所以构成主要遗址的一打左右房间中，每一间都出土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中就有200多件写在木头和纸上的汉文、怯卢文书，各个遗址中出土的怯卢文书足以决定性地证明，这里也像尼雅一样，当地的官方语言是一种古老的普拉克特语。公元3世纪印度影响到达如此远的东方是一个新的重要事实，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所有艺术晶和丝织品与尼雅发现物有着惊人的相似。犍陀罗风格在所有的木雕与浮雕中颇为流行。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一骆驼或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等等，但这点东西足以代表……”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距罗布泊约28公里，其地理坐标是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的四周大多是风蚀的“雅丹”地貌。遗址在两条古河道的中间，古河道是两条注入罗布泊的河流，古城中间有一条水渠与这两条古河道相连，从西北向东南斜穿古城遗址。

    楼兰古城的平面略呈长方形。若以复原的城墙计算，东城墙长约333.5米，南城墙长约329米，西城墙和北城墙均长约327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南城墙和北城墙因顺东北风势，故保存较长，而东城墙和西城墙因受东北风的强烈风蚀，保存很差。

    古城城墙用黏土与红柳枝或芦苇间杂建筑，红柳枝层约20-30厘米，粉土层则厚薄不一。

    楼兰城内的建筑遗迹，若以斜穿城址的水渠为界，可大。致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残留四座建筑遗迹：佛塔与三处房址。佛塔采用夯筑方法，呈八角形，用土坯砌筑，塔身内有木。

    比较集中的房址有三处：在佛塔东南约60米的台地上，尚可见有三间房室残迹，地表周围还可见到许多散布的木框构件，以及用红柳枝编织的涂泥的残墙。

    城内渠道之西遗迹较密集，在楼兰城中略西南处，建筑遗迹规模最大。这是一座大院落，残存房间六个。在西城墙下，亦有一组较大的建筑，是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在城西侧的北郊和南邻也有大量的建筑遗迹，可见，在楼兰城被废弃之前，城内建筑是非常密集的。

    斯坦因在城中发掘的一处范围近100平方米的垃圾堆，埋藏着大量汉文简牍和少量的卢文简牍，以及陶、铜、木器、漆器、丝、毛织品等。

    从出土的汉文简牍分析，城中西南的大院落为长史衙署遗址，其附近为长史衙署的附属建筑。建筑形式一部分具有内地建筑的特点，一部分则保持了当地的建筑形式。城内渠道之东的一组房屋建筑，规模宏伟，是高级官吏邸宅和客馆。散布在城内的其他建筑，可能是当地土著与汉族的寄居区，而南城似乎为军事驻地。

    斯坦因指挥民工和助手们在古城夜以继日地挖掘了10余天，获得了大批文书、简牍，仅在一个垃圾堆中就挖出200余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怯卢文文书，“其上面所记载的日期表明了这个神秘之城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至4世纪时就被废弃了。”    迎着晨风，站立在斯文·赫定发掘过的官署遗址内，斯坦因体验了一下这位瑞典人当时的心境。他甚至发现了斯文·赫定在1901年遗失的一把金属卷尺！后来，他在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将它还给了赫定。

    当斯坦因伫立在宰堵坡（佛塔）遗址的高处，打量这座异常荒凉而又至为珍贵的遗址时，仿佛是在体验着岁月的魔力所创造的悲凉。眼前的一切，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过去，这里曾孕育了一个充满生机和繁荣的社会。

    当发掘进入最后几日，处境逐渐艰难起来，从外面带来的雇工连续患病，淡水也越来越少，12月29日，斯坦因决定离开这里，向敦煌进发。这天早上，骆驼队装满了楼兰的“发掘品”，在寒冷的东北风中，离开了楼兰。

    米兰是一座早已失去繁华的古城，甚至连它那令人倾心的名字也已消失了。米兰古城在古代又称磨朗、密远，靠近今天的青新公路，南临米兰河，处在自敦煌沿疏勒河到楼兰、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古丝绸之路南道上，是著名的伊循屯垦古城遗址。

    米兰古城是楼兰国最早的王城。始建于东汉时期。公元5世纪中后期，因楼兰国为丁零（高车）所破，民众尽散，城池废弃，其地为吐谷浑所占。唐初，吐蕃势力进入西域，讨伐吐谷浑，随之占据了此地。

    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国内发生事变，汉王朝册封的新王因久不在国内，担心继位后统治国家力不从心，于是，请求汉兵到伊循城（米兰）屯垦戍边，米兰自此繁荣起来。而楼兰城便日渐衰败。据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有关文书记载，楼兰周围有军事扰乱和战争的威胁，而驻守楼兰的官兵却忠于职守，拼死保城，兵士们照常给朋友们写信，丝毫不为即将到来的危险所惊扰。赫定感叹道：“这些中国人用这样大的毅力和勇气竭尽他们的责任，真令人感慨不已。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奇异的民族是怎样统治半壁亚洲的。这并不是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事实。”直到后来他还“高兴地梦想着它的伟大”，并自问：“我很奇怪，我们瑞典怎么就没有一块比我在楼兰发现的竹简和纸片更古老的石头？”就在楼兰彻底荒芜之时，米兰屯田戍堡则空前强盛，不仅富庶而且安全，于是近在咫尺的楼兰与米兰，就成了逃离点和接纳点。这或许可以为探索楼兰消灭之谜打开一个窗口。

    1907年新年伊始。斯坦因在去敦煌之前，发现了“从未报道过、完全出乎意外”的米兰壁画。后来他记述道，他在去米兰的路上感到神秘和荒凉，其神秘就在于它与世隔绝，数个世纪以来从来没人去打扰。更令他激动的是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里出土的。”早些时候，他曾中止挖掘奔向楼兰，现在他回来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绘了米兰丰饶的文物，“比藏文书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一打一打的藏族漆皮鱼鳞战甲残片。各种残片都有，他也许能制成一套战甲……”“我一直认为堡垒附近一些宝塔和寺院建得更早些，我所希望的事被一种使人眼睛一亮的发现所证实。从一座破坏严重的寺院里，我找到了几个完好的涂垩粉的头像，与热瓦克发现物相比一样好或更好些。其中一些体积庞大，运输不安全，但我希望另一些能完整地运到你那里。同一寺院还出土了约公元300年的贝叶书，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书写材料。”他一口气挖掘出的一件又一件稀世珍宝，足以使斯坦因富甲天下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更大的幸运像天使船向他飞来。

    这天，他来到一座大佛寺，在长方形的基座走廊上，发现了一个呈穹顶的圆形建筑。在这里他意外地看见了美丽的壁画一带翼天使的头像。其绘画时间，斯坦因断定不会早于亚历山大之前。他认为：“在我看来，壁画的整个构思和眼睛等等表现，纯粹是西方式的。残存的带有怯卢文的题记的祷文绸带，高度可信地说明，这里的寺院废弃于3至4世纪。”他终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与尼雅同时期的绘画作品。

    “此外，还找到了从上面墙上滑落下来的大片壁画残片。移动这些壁画残片中最精美的一些天使像墙成了很棘手的问题。我整天忙于包装这些又松又脆的壁画。幸运的是树林很近足以供应木头做箱子，还有芦苇等做填充材料。”2月5日，斯坦因在另一个围绕宝塔的穹顶寺庙的墙上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其外侧已变成一堆不成形状的残骸。只是部分上部板片和下面的护墙板没遭破坏，但这些均堪列入最好的犍陀罗雕刻品之列。持花的蒲蒂和周围装饰的快乐的男青年和其间的女郎头像，看起来是希腊——罗马式的，这是一幅多么好的中国边疆佛教寺院里的喜悦的生活场景。”他还以轻松顽皮的语调描述了这个场面：“这些漂亮的女郎从哪里得到玫瑰花冠？这些男青年哪来的酒杯和酒碗？这一切奇怪得像是用魔法在卡尔顿周围创造出了沙漠及其滚滚的沙丘，而一伙迟到的饮宴者正在为之惊奇。”    斯坦因原计划在米兰挖掘4天或5天，但实际却呆了18天。盗取的文物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带翼天使”的发现令他激动不已：“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米兰壁画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古老的壁画之一，这里的“带翼天使”可以说是古罗马艺术向东方传播的最远点。

    驱赶着六峰装载着米兰文物的骆驼，斯坦因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里。

    1914年1月，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的斯坦因再次来到米兰，他对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神秘古城仍心存幻想，幻想着攫取更丰富的、令人痴迷的文物。

    2月10日，斯坦因率领大批驼队在天黑时抵达米兰遗址。此刻，这位身材矮小的探险家，由于前两次塔里木盆地探险“功绩卓著”，而在1912年夏季被印度的英国总督授予印度帝国高级骑士头衔。授爵仪式于10月12日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举行，也是在此地，斯坦因将前两次考察的情况整理出来，并将报告定名为《西域》，与第一次探险时相比，斯坦因此时颇有功成名就的得意感。

    当功成名就的斯坦因开始他的第三次考察时，他已完全受到了一种与以往历次考察完全不同的意识观念和心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纯粹出于个人立场，即他对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合理性的充分信服。在女皇王冠上最灿烂的宝石——印度度过的岁月，使他坚信英国的统治有利于次大陆的福祉，真心实意地赞扬由此而给印度带来的利益。对于他来说，英国事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尺。这种文明当然是西方文明，它就好像一只绵羊角，满盛着由其创造的科学和技术。沿西北边境的旅行更加强了这种信念，他亲眼看到威胁英国统治秩序的部落相继臣服，部族仇杀被制止，卫生、教育和贸易得到发展。他的思想被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支配，那就是西方学术的无比优越，一切都应以此来加以衡量。

    斯坦因在做好各种考察探险准备后，便向英印政府打报告，要求批准他的这次在中亚、主要是在中国新疆境内的考古和地理考察旅行，并列出了44500卢比的资助经费，还提出政府需要获得中、俄两国签证，并且彬彬有礼地要求尽快答复，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对外国人在这个地区考察古代遗存设置障碍。但这种有利的形势能延续多久都无法预测。”为了给自己辩护，他宣称中国新疆是“印度完全可以宣布拥有主要兴趣”的地方，根据是“佛教及其文献在中亚的传播和流人远东是个最大的成就。借此，印度过去曾长期影响着亚洲的历史。”在接近米兰遗址的沙漠中，斯坦因又找到了几处古代遗址。城墙由树枝和泥土混合筑成，他们在那里清理出了许多建筑木构件和其他铜铁之物。在另一处比较小的堡垒附近，斯氏又发现了一些用卢文、婆罗谜文及汉文书写的简牍，他认为这几处遗址大都是公元4世纪初叶以前的建筑。

    斯氏在米兰遗址清理了一段时间后，将工作重点转移至距米兰遗址4英里的一处孤立的台地上，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一批古代墓葬。各种随葬器皿及丝织物，令斯坦因眼花缭乱：花纹繁缛的各种丝、毛织物和铜镜、汉文文书等，清楚地表明是属于汉代的遗物。织有“韩仁绣”字样的汉代织锦，色彩斑斓，艳丽如新。毛织物的风格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西方的交往标志，在一片毛毡残片上，织有典型的罗马风格的人物头像，斯坦因认为是赫密士。

    在孤台的东北，斯坦因找到一个城堡，他认为是汉代的卫戍所，城堡的建筑方式与沿途所见的堡垒相同：在北墙附近，发现了有纪年的汉文文书，年代在3世纪以后。在这个堡垒附近，他们又找到了另一处墓葬，发现了干尸，“从饰有羽毛和其他猎获物件的毡帽、旁边的箭杆、粗纬的毛衣织物、织得很干净的盛食品的小篮之类看来，都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半游猎的种族。”这是斯氏后来作出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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