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浩遭受弹劾贬为平民以后,接替他职位的是王羲之同族的一个侄辈子弟王述。王羲之向来十分看不起这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小人,现在却要在他手下为官,这叫王羲之怎么忍受得了?两人虽同为王氏子弟,但因性情各方面很不投契,关系也处理得很不愉快。王羲之在官场上虽不是左右逢源,但他勤政爱民的声誉早已传开,成为朝廷标榜自身形象的楷模,其学识才华在社会上也享誉盛名,所以起初王述对王羲之还是十分容忍,甚至还想巴结、拉拢他。
王述做会稽郡太守,因为母亲过世,便住在本郡守孝。王羲之接替他做了会稽郡太守后,只是礼节性地去吊唁了一次,不再去第二回。守孝的王述每次听到号角的声音,总以为是王羲之前来拜访自己,都要做一番大扫除,以等待王羲之的到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王羲之一次也没有光顾王述住处。王述因此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对王羲之的高傲怀恨在心,逢人就说:“我身为他的长官,他至少应该礼貌性地拜访我一次呀!何况我每次听说他要经过,都郑重其事地准备着要招待他,他对我视而不见,简直就是蓄意侮辱嘛!”。
有人把这些话转告给王羲之,并劝王羲之说:“他既然如此地看重你,而且又是你的顶头上司,何不专程去拜访一下呢?至少也可以让他面子上好看些。”
王羲之十分不屑地说:“我才不愿和那‘痴儿’在一起呢,更不要说去拜访他了。我可不想因为要让他面子好看而失了我自己的面子。”
这话传到了王述的耳朵里,把王述气得咬牙切齿,他对朋友说:“这可恶的东西!仗着自己有一点名气,竟然敢这样蔑视我,要是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那我这个长官还怎么做得下去?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走着瞧,看到最后是谁失了面子!”
等到王述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上任之前,遍访郡内名流,就是不去王羲之家,只是临出发的时候匆匆道了个别。
此后,王述常常故意到王羲之管理的会稽郡去视察,说是视察,实际上就是故意找茬儿,鸡蛋里挑骨头,每次都要弄得主办人员焦头烂额、全郡鸡飞狗跳才罢休。
有一次,王述来到郡府官署借口检查储存的粮食,王羲之只好带着有关人员陪着王述到城北的粮仓去。一路上,王述指着道路说:“这条路怎么凹凸不平的,你们是怎么搞的?国家花了那么多经费,结果就修成这个样子,真不像话!下次我来时这种情形一定要改善,听到没有?”王羲之看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神情,心中真不是滋味,但又不能发作。
到了粮仓,管仓的人打开了仓门,请王述进去察看。王述大咧咧地走了进去,王羲之和其他大小官吏也跟随其后。只见王述用手在窗槛上抹了一下,马上大叫起来:“啊呀!这么厚的灰尘,像什么话!这里的管事整天都在干什么,光拿薪水不做事吗?你们这里也散漫得太不像话了!”然后又用手指着堆积如山的一包包米粮道:“这些米包是谁堆的?乱七八糟,下次一定要改进!”
王羲之和手下的大小官吏早已气得脸色发青,这哪里是视察,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嘛,长期下去可怎么受得了?但王述是长官,在这么多下属面前,王羲之也不好和他争辩,只好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
王羲之心想:“这个痴儿不会善罢甘休,只要在他的手下一天,就要受一天这样的气,干脆跟上面申请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只要脱离他的管辖就好了。”
下定决心以后,王羲之立刻上书请调越州。这份请调的公文自然要经过王述,王述看到了这份公文,冷笑了一声说道:“想走?没这么容易,谁让你当初那么骄横,装清高。现在知道怕了吧,哼!现在你就受不了,好戏还在后头呢!”
王述把公文压下来后,放出消息说:王羲之或许有些什么把柄,怕被王述抓到,想趁着事情尚未被揭发之前一走了之。这种谣言被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所利用,拿来攻击和讥笑王羲之,王羲之认为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自己一定会被弄得身败名裂。他时常对他的几个儿子说:“我一点儿不比王述差,但是职位却比他低很多,难道是因为你们不如他的儿子吗?”
在当时,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酝酿着,那就是各大家族间的斗争将会越来越尖锐和明朗化,结果必将导致国家衰亡。腹背受敌的王羲之此时并没有看出。
原来东晋政治势力上拥有决定性力量的四大家族王、谢、袁、萧中的王氏一族,自从丞相王导、大将军王敦相继去世后,力量顿显单薄,而谢姓家族的力量却慢慢地崛起了,渐渐地有取代王氏的野心。一直以来王氏当初的势力太大,压得其他的各姓家族抬不起头来,现在力量减弱了,各姓正好乘机而起。因此,王氏家族的人渐渐地受到排斥和敌视,谢姓家族开始联合其他家族的势力,准备要取代王氏家族的地位了。
王羲之曾对族人说:“国家由谁来主持政治都无所谓,只要他确实有才能,能为国家百姓谋求福利,不管他姓什么,我都会拥护他。”
族人反驳王羲之说:“你别忘了你也姓王,如果有人想消灭我们,你的下场又会如何?难道你要站在敌人的阵营吗?”
王羲之很沉痛地回答说:“国家局势如此不安,国内政治又是如此地不稳,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大家太自私,动不动就分‘你们’‘我们’,一个国家还分这么多的派系,而且每个派系都想独大,想尽办法去消灭其他人,这样子下去,国家怎么能安定呢?”可是除王羲之之外,有这种眼光的人在当时似乎一个也看不到。
退隐山林
在战乱频仍、政治风气低靡的东晋,王羲之的政治道路非常不顺利。王羲之被逼无奈,只好辞官归隐。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腐败和黑暗,他的一番抱负不仅难以实现,反遭受多方打击,他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在这种消沉的意志下,王羲之唯有辞官退隐这一条路,他不想再置身于政治的旋涡中了。“退隐江湖”、“遨啸山林”,这种悠闲的岁月,哪个人不向往?何况是做个雅士比走仕途更出色、更合适的王羲之呢?
王羲之52岁那一年的初春时节,独自一人来到郊外,他顺着小径走到尽头,在一座墓前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轻轻擦拭着墓碑上的字。原来,这是王羲之父母的墓。跪立墓前,犹如又见到父母一般,年过半百的王羲之心中百感交集,幼时父亲教他习字、教他做人,母亲慈祥的笑容和温和的语调,一幕幕往事重新浮现,栩栩如生。良久,王羲之才把埋在双手中的头抬了起来,脸上早已泪痕斑斑了。
一想到今天来这儿的目的,王羲之的情绪又变得十分激动,声调也由刚刚的泣不成声变得坚定起来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对着父亲的墓说了起来,一如父亲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一般。
“父亲,孩儿不孝,本身没有才能,又不能继续接受您的训示教诲,却很侥幸地做了官,但是,即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来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又没能达到您对儿子的期望,每想到这里,心中就感到十分愧疚和恐惧,深怕这样下去会辱及父亲的名声,所以儿子准备辞官退隐,把职位让给更有能力的人。
“今天特地在您的面前发誓,以后孩儿若再存做官的念头,不但不配做您的儿子,更不为世人所容。我的决心就像天地日月般地恒久不变,我立誓再也不会出来做官了。”
就这样,王羲之毅然决定结束自己的政治前途,辞官退隐了。在回家的路上,他步履轻快,表情也放松了很多,似乎已抛却了沉重的包袱,即将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他的夫人正倚在家门口很担心地眺望着外面的天色,她早已觉察到这两天她的丈夫总眉头深锁,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这令她十分忧虑,但又不知该如何帮他。这时,她看到王羲之远远地走了回来,一度堆积在他脸上的阴霾也不见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意。她想,不管是什么困难,现在大概已解决了。于是她殷勤地迎了上去,侍候他更衣梳洗,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与王羲之结婚多年,郗璇很了解丈夫的个性,她心想:他作了什么大的决定,一定会告诉我的,我先不要问他,等一下他一定会忍不住要告诉我的。
果然,王羲之刚举起了筷子,便忍不住开口说道:“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一天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
郗璇听了抿着嘴笑了笑,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但她没有答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丈夫,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今天我去看望了父母,并向父亲立誓:从今天起,我不再做官了,我要退隐山林,过那悠闲的日子,好好地陪陪你和孩子们,再也不参与乌烟瘴气的朝政了。”
郗璇没有料到丈夫会辞官归隐,吃了一惊,但仍然不动声色地问道:“你现在不是做得好好的吗?官职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说辞官就辞官了呢?”
王羲之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许久才开口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就不清楚了。”王羲之看了看妻子,长叹了一声,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似乎又陷入了深深的无奈和苦闷之中。因为决定辞官退隐的原因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他也不忍心让妻子为他担心,于是便以身体老迈、很多事情力不从心等为由,遮掩了过去。
当年,王羲之便称病告老归田。退隐山林之后,就不再参与政事,常常跟三五好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希望可以享享人间的清福。可是忧国忧民的王羲之怎么会就此放弃他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呢。他仍然十分关心国事,由于已经退出政治圈,更能以“旁观者清”的态度来审视着政治的发展和演变。退隐山林后,他曾设法调停了谢、王两大家族和桓温之间的冲突,硬是把国家从毁灭性的内战边缘拉了回来。
这时东晋国内的政治危机又加深了,桓温自从打垮了政敌殷浩之后,声势大振,手上又掌有兵权,因此越来越骄悍,又渐渐地暴露出了反叛的迹象。这时东晋的政权已差不多掌握在谢氏家族的手中,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得来不易的势力,便把素来刚愎自用的谢万外调,出任河南领军,准备用他来牵制桓温,在这种情势下,“内战”一触即发,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这种政局变动使仍热切关心国事的王羲之非常焦虑忧急,他曾对人说:“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几年的太平日子,眼下又要引起一场内战。同为朝臣,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难道不能彼此消除仇视,共同为国家朝廷效忠吗?”
友人劝道:“你现在已经退隐了,何不喝喝酒、赏赏花,却非要操这份心。”
王羲之苦笑道:“你这话说得容易,国家动荡不安,你我能够悠闲地喝酒赏花吗?何况,如果政治上有了斗争,王氏家族一定也会插一脚,到时我也难免会被殃及。”
王羲之首先写了一封信给桓温,希望能尽一己之力来消弭这场迫在眉睫的灾祸,他在信中写道:
谢万此次外调河南,统领军事,谢氏家族的目的在于利用他来牵制阁下。但是,依在下的意见,阁下大可不必急着对付他而扩军备战,原因很简单,以在下的了解,谢万的个性十分刚愎自用,不肯听信他人的劝告,凡事一意孤行,这种人根本不必畏惧。而且谢万的哥哥谢安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想办法劝劝谢安,凡事要顾大体,或许可以挽回他们的心意,所以请阁下不要扩军备战,以免又触发一次内乱,使得生灵涂炭。
这封信写得非常得体,而且分析得也很到位,桓温看了以后顿时戒心消除了大半,也因而避免了一次内战的危机。
另一方面,王羲之也写信给谢万,对他的这次外调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大材小用,劝他随遇而安,暂且忍耐一阵,等国家有事时必会再征召他回朝廷。又勉励谢万要与部下同甘共苦,节约经费,这实则是要他抑制骄侈的个性,不要轻举妄动、发动战争,免于招致祸乱。谢万因为王羲之的缘故,也很勉强地接受了暂不动兵的建议。这一场几乎爆发的内乱就这样平息了下来,但其中可以看出处在政治夹缝中的王羲之为了获得敌对双方的谅解是如何地苦心积虑。王羲之不明白的是,这些争权夺势的人难道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一旦内乱发生,外族必会趁机入侵,那时国家灭亡了,夺权成功的一方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好不容易逃过了这一次的政治斗争后,王羲之更加忘情于山水了,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游览了各地名胜,全国各地无不印下了他的足迹。他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谢万,大谈游山玩水、植桑种麻、含饴弄孙的乐趣,表示自己年岁已大,不愿再侧身于政治中了。最后又郑重声明:“老夫志愿,尽于此矣。”王羲之想借谢万来向那些当权和争权的大族表明自己的心迹,以免在暮年还要被卷入政治的斗争中。
王羲之年纪已大,与世无争,但他热切关心国事的心情仍和年轻时一样,真是心系天下。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到南京郊外去游玩,这时的谢安已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他们两人登上高城,向远处眺望,东晋的锦绣河山尽在眼前。
谢安以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悠然地翘首远望,感慨地说:“唉!这么美丽的山川,如果我也能做个与世无争的隐士,像你一样,终日在山水间悠游,不问世事,那该有多好啊!”
王羲之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大禹操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茧子;周文王处理机要,忙到半夜还觉时间不够。国家时值多事之秋,这是士大夫的耻辱!此时,每个人都应想着为国出力,对国事应该更加关心才对,怎么可以说出‘不问世事’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家都想逃避责任,只为个人打算,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国土陷落了,你我去哪里退隐?哪里还有什么山水可供我们遨游?你这种浮华的说辞,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有的风气啊!”
谢安被王羲之这么一训,脸上很挂不住,心想:我毕竟还是一朝的宰相,你这么训我,岂不是当面给我难堪!于是不情愿地反驳说:“难道是空谈浮华的作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吗。我身为宰相,这种道理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王羲之看了他一眼,说道:“就因为你是宰相,更应该想到这一点,国家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你更不能有这种空谈的想法,你应该学一学夏禹、文王那样地勤政爱民,对国家和百姓负起责任来才对。”
谢安已算得上是东晋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了,但仍然不免受到“清谈”这种虚妄而不切时宜的思想所影响,也常常会有这种偶然的情感抒发。王羲之对谢安这位朋友抱有很高的期望,他知道以谢安的才识对东晋必能有更大的贡献。谢安偶尔产生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王羲之便会疾言厉色地劝诫他,而谢安通常也都能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王羲之鼓励了谢安肩负起匡时救国的重大责任,这也使谢安能够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冷静从容,这也可算是王羲之对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吧。
王羲之在公元361年去世,享年58岁。王羲之死后,朝廷感念他一生忧于国事,特别追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但是他的子孙遵奉王羲之“永不做官”的遗命,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王羲之的一生际遇极为坎坷,出身于豪强大族,却一直很不得意;有治事的长才,却无法一展抱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却无人赏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却为人所猜忌,结果只落得一个“书圣”之名。
在东晋这一动荡不安、没落腐化的朝廷中,王羲之实在是整个王朝的中流砥柱,他的操守、见识和雄才大略,在当世无人能及,而这一切,却被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所掩盖了。事实上,王羲之的成就除了书法以外,在政治见解和治世才能上都不逊于谢安等人,但这些却极少为后人所知,人们仅仅以“书法家”、“艺术家”、“书圣”等文人的雅号来称呼他,不免低估了他的才能,也低估了他对东晋王朝的贡献,实在有欠公允。
王羲之共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七个儿子中有五人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而其中又以徽之、献之两兄弟最为出名。王献之幼年随父亲王羲之学习书法,但不为父亲的成就所束缚,敢于创新,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兰亭真迹
王羲之生前将所作《兰亭集序》视若珍藏,临死之前,他把子女叫到床前吩咐道:“孩儿啊!为父一生落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你们,但是这《兰亭集序》是父亲一生作品中的精华,凝聚了我的心血,看到它你们会想起我这个做父亲的。希望你们能永远地保存它,把它当做我们王家的传家之宝,千万不能让它落到旁人的手中,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的,你们要千万牢记。”
儿女们早已泪流满面,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父亲您安心地去吧,孩儿们一定会好好地保存它,绝不会让它受到丝毫的损坏,更不会让它落到外人的手中。”
王羲之听了子女们的承诺,含笑而逝了。
王羲之的儿女们遵照父亲的遗言,谨慎地保存这篇《兰亭集序》,这本帖子就这样被王氏子孙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到了陈、隋年间,这本《兰亭集序》传到了王羲之的第七代子孙智永禅师手里。
智永为王羲之第五子王献之的后人,他皈依佛门,为山阴永欣寺的僧人。智永常年独居,在寺院阁楼中临摹先祖笔法,30年来,他所用过的毛笔有五篓筐之多。他当真不愧是王羲之的子孙,书法造诣颇深,笔法神妙有力,他书写的八百多本千字文分散在浙东各寺院,颇受后人赞扬。
智永禅师早年间便遁入空门,没有子女,而且多年的战乱使他和亲友流离失所,如今也无处找寻王家的其他后人。为此,智永十分发愁,难道《兰亭集序》要从我这辈落入外人之手吗?想到这里,智永禅师感到罪孽深重,他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经过反复思量,智永终于决定死前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辨才和尚。在临终前,他把弟子辨才叫来,对他说:“徒儿啊!为师大限将近,你静静地听我说,不许插嘴。为师手里这一本帖子就是有名的《兰亭集序》,它是我们王家的传家之宝,到了我的手上已经是传到第七代了。按照祖上的规矩,这本帖子本来应该由为师传给王家本族的子孙,但是为师是出家人,没有子女,而且早与家人离散多年,王家的子孙究竟流落何方已经无从打听。看情形,王家的这件传家之宝要在为师手中失落了。倘若它受到了损坏或是流落到外人的手里,为师死后,还有何颜面去见历代的祖宗?为师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你倒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你是为师的大弟子、得意门徒,说起来也不能算是外人;而且你本性善良,又忠实可靠,为师也信得过你;再者,你志趣高雅,又对文章、书法均有涉猎。这本帖子留给你,也算宝剑配英雄,你一定会体味到它不凡的价值而好好地珍藏。所以,为师准备把它留给你。希望你谨慎地保存,我也好向九泉之下的历代祖先有个交代,你愿不愿意接受为师的这个要求?”
辨才和尚跪在师父的床前诚恳地回答说:“弟子一定遵奉师父的指示,绝不会辜负了师父对弟子的期待。”于是这本稀世之珍《兰亭集序》在王家子孙中传了七代之后,流入了外人的手中。
虽然辨才和尚不是王家的子孙,但他对书法也很有研究,知道《兰亭集序》的价值,将它视为珍宝。他完全遵奉师父所嘱,不敢有丝毫疏忽。他怕这本帖子受到湿气的侵蚀,更担心它被人偷走,因此特地在自己卧室的屋梁上挖了一个洞,把帖子藏在了里面。
在这个时候,当政的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十分卓越的才能,在文学艺术上也很有研究,对于书画的收藏更有强烈的癖好,唐太宗所收藏的书画中,尤以王羲之的作品最多。他常常对臣下说:“天下人要谈书法,只有王右军,不提王右军,就根本没有办法谈书法。”
他曾花费很多心力去收集王羲之的字画,帝王之尊的身份也自然给他带来很多的方便。没多久,王羲之的作品只要稍有名气的几乎都已成为他的私人的收藏品了。尽管网罗了不少王羲之的字,但最令他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单单少了《兰亭集序》。他曾遗憾地说:“《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一生作品的精华,纵然朕收集了这么多他的作品,可少了《兰亭集序》也是枉然。朕不相信它已经失落,一定还被某位文人雅士所收藏,朕要通令全国官吏,密切注意,一定要查出它的下落。”经过一番劳师动众的明察暗访,总算打听出《兰亭集序》的下落了。原来这本字帖的真迹在一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太宗接到报告后,迫不及待地下令地方官请辨才和尚进京。
那一年辨才刚好70岁,自智永禅师圆寂之后,他已在永欣寺做了十几年的住持了。当接到圣旨时,他正在禅房中小憩。这突如其来的召见使辨才一时百思不得其解。辨才和尚实在想不通皇帝为什么特别要召见他,尽管有多番猜想,但皇命不可违,他还是硬着头皮去见皇帝了。
辨才和尚第一次面见君王,十分紧张,但见唐太宗神情和蔼亲切,心情便轻松了。
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之后,唐太宗开始进入正题。他似乎很不经意地说道:“我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武一文。武喜好围场射猎,文喜好研习书法。像秦代的李斯,汉代蔡邕,三国时的钟繇,我都非常喜欢。尤其对王右军的书法更是痴迷……大师,你可知道王右军吗?”
辨才和尚最担心也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整理了一下心绪坦然回答道:“王右军的名气太大,纵然老衲孤陋寡闻,但也知道他的名号,王右军便是一代书圣王羲之的别称。”
太宗边听边点头,见辨才已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才又开口道:“大师见识广博,怎么不知王羲之最有名的一幅作品呢,我听说他有一帖《兰亭集序》,行笔生动、气韵流畅,堪称书法史上的一绝,可惜不曾见过真迹。”说到这里,他看了眼辨才,继续说道:“这帖《兰亭集序》你可知下落何处?”
辨才和尚心头一紧,强作镇静地说道:“皇上圣明,这帖《兰亭集序》,老衲年轻时确实在师父智永禅师那里见过,而且据师父说,那便是王家世代相传的真迹。也正因为如此,师父十分地珍视它,根本不许旁人去碰它,所以是真是假也无从辨别。”
太宗一听,急忙地问道:“那这本《兰亭集序》到底在不在你手中?只要你说出它的下落,朕重重有赏。”
辨才和尚慢慢地开口说了:“老衲年轻时和师傅一起学习书法,那帖倒是有幸见到过几眼,但是后来,隋唐战乱,永欣寺几次毁于战火,那帖早已不知去向了。”
太宗也无计可施,只好将辨才送回永欣寺。
可是到了年末,太宗又派人将辨才招入宫中。辨才依旧守口如瓶,一口咬定那《兰亭集序》真迹是在隋末战乱中失落了。后来,太宗又第三次召见了他,这一次辨才和尚受到了更加优厚的待遇,不但日常生活上的照料较前两次不减,而且还让他主持宫中的法事,享受国师级的礼遇。对于二人心照不宣的《兰亭集序》真迹一事,太宗却只字未提。辨才和尚明白太宗的意图,但却仍装傻充愣。这一次从长安回到永欣寺,辨才和尚心中十分不安,赶忙登梯查看房梁上的《兰亭集序》是否安好。当他看到字帖好端端地藏在里面时,他才安心。
有一次,太宗向房玄龄发牢骚说:“朕贵为天子,天下江山都是朕的,朕想要什么,谁敢说个‘不’字,但辨才那个老秃驴竟敢睁着眼骗朕,看哪天朕不杀了他才怪!”
房玄龄一听这话,知道太宗又在为《兰亭集序》真迹的事情发火,便委婉地劝道:“陛下不可鲁莽,为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去杀一个年迈的出家人,这种事情若是传到民间,恐怕对陛下的英名有损。臣倒有一个法子陛下可以一试。”
太宗一听,立即睁大双眼问道:“什么法子?快说,如果朕真的得到那本真迹,一定重赏爱卿。”房玄龄不急不缓地说:“既然辨才和尚不肯献出来,强行夺取又有损陛下威名,何不使用一点计谋,把陛下的心爱之物骗到手呢?”
太宗一听用“骗”字,脸上便露出难色:“这不太好吧!毕竟朕是天子,这话传出去,会被人笑话朕不光明磊落。”
房玄龄回答说:“辨才和尚不肯献出来,他是个出家人,自然不能用金钱去打动他,杀了他也许可以取得,但对陛下的名声恐怕有不利的影响,依臣之见,‘骗’是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陛下再赐他一些名号和头衔,不是两全其美吗?”
太宗认为这话说得也合情合理,沉吟了半晌说:“好吧,就依你之计。不过,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朕不想张扬出去。”
房玄龄回禀道:“这个请陛下放心,臣心中有一个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相信一定不会使陛下失望的。”
太宗急忙道:“这个人是谁?叫来让朕看看。”
房玄龄果然领着一个人进来谒见太宗,他就是监察御史萧翼。
太宗看了来人,觉得很满意。便把任务派给了他。
第二天,萧翼一大早就悄悄地溜出京城,他乔装成一个中年书生来到辨才和尚所住的永欣寺。这一天中午,辨才和尚坐在回廊上晒着太阳,见廊上站着一位书生正在观赏回廊两边的字画。他见此人气度不凡,不像寻常百姓,便请入禅房与之攀谈起来。二人相谈甚欢,都觉得相见恨晚。此后,辨才便把萧翼留在寺中,日日与他叙谈,俨然成了忘年之交。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几天。一日,萧翼借机提起王羲之真迹一事,并与辨才谈论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萧翼故作神秘地对辨才说他家私藏了一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
辨才一听,惊异地问道:“你说你有《兰亭集序》的真迹,现在哪里?”
过了一会儿,萧翼重新回到房中来,怀中抱着一幅字帖,当萧翼把字帖展开后,辨才惊呼一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辨才看见的正是自己藏在房梁上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辨才一头雾水,为了弄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便把智永禅师留给他保管的《兰亭集序》从房梁上取了下来,与萧翼的那幅帖中的字逐一对比。萧翼见他拿出了那幅真迹,便马上伏在案上仔细观摩,忽然惊叫道:“大师,您的这幅是赝品!”
“不可能!”辨才和尚情绪激动地说:“这是王家的后人智永禅师圆寂前亲手交付与我的,哪里会是赝品?”
萧翼见状,便说:“这样吧,把这两幅字帖都留在这里,你可以好好比较一下,便知真伪。”辨才和尚只好同意。
等到萧翼一走,老辨才又命人点上几盏灯烛,伏在桌案上比了一个通宵,但也没分出个真假。第二天一早,有都督府的人来请辨才前往,辨才更不敢耽搁,到了府衙,辨才和尚见都督身旁坐着一个人,十分眼熟。
辨才和尚仔细一看,见这位身穿官服的人正是昨夜与他夜谈的萧翼,这一刻,他如梦方醒。萧翼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此次来的目的。
虽然萧翼说得十分挚恳,但辨才和尚充耳不闻,他一直在心中默默念叨:“师傅交代再三的事情,我竟这样儿戏,这件宝贝终归流落了,叫我怎么向九泉之下的师傅和王家祖先交代?”他又气又急之下,竟一下子就昏倒了。
太宗听说《兰亭集序》已然到手,心中十分快活。太宗又念及辨才和尚年迈,赏了他金银布匹无数。
辨才丢了《兰亭集序》真迹,心中不安,加上年事已高,终于抱恨而终了。
太宗喜获这一珍品后,立刻命宫中拓书人开始拓摹。他们将薄纸放在真迹上,极为细心地慢慢描摹,制成了许多拓摹本。太宗把这些拓摹本分赐给太子和几位近臣。
公元649年,太宗病危,他感到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便把皇太子李治找来,对他说:“我现在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我即使到另一个世界,仍想拥有它,它是我最为喜爱的东西,我要把它永远带在身边。”
对于唐太宗获取《兰亭集序》的经过,历史上众说纷纭,有的传说王羲之传给子孙的《兰亭集序》已在梁末战乱中失落,但是到了陈朝,僧永和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此帖,并献给陈献帝。后来隋军攻陈,有人在战乱中将《兰亭集序》呈奉给隋军的统帅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但杨广对《兰亭集序》的热情并不大,自从得到它后就不曾再去翻阅,后来被僧果和尚借去临摹,此后一直留在僧果身边。僧果死后,《兰亭集序》传到弟子僧辩的手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在没做皇帝时,一次见到《兰亭集序》的摹本便爱慕不已,千方百计想要寻求真迹,却始终未能如愿。后来打听到《兰亭集序》的真本被僧辩收藏,于是派萧翼前往越州去取真本。
根据上面的两个传说,可以推断僧永和僧辩很可能就是智永和辨才。又据宋代资料所载,奉派去越州取真迹的不是萧翼,而是大书法家欧阳询。虽然对主要人物的说法各色各样,但太宗醉心于王羲之的书法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太宗的心目中,偌大的江山与亿万的财富都不及一帖《兰亭集序》来得珍贵。生前费尽心机将书帖弄到手,死后仍要带在身边,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与《兰亭集序》同葬于昭陵。从此,《兰亭集序》的真迹便从人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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