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劫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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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管岳父岳母叫老丈人老丈母娘,管妻子的哥哥叫大舅子,管妻子的弟弟叫小舅子,大舅子也可以叫大舅哥儿。我没有大舅哥儿也没有小舅子,只有两个小姨子,她们是我妻子的妹妹。但据妻子说我本来应该有一个大舅哥儿,可惜他莫明其妙地死于一九六三年夏天,死因不详。

    关于我那未曾谋面的大舅哥儿的死因,我曾经问过我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但他们好像不太爱回答我,每次问,他们都闪烁其辞,而且每问一次他们都会伤心一次。两位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没有理由非要像审讯似的刨根问底。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跟我又有啥关系呢?没有大舅哥儿已经成了事实,就算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可能让他跨越几十年的岁月再活过来了。

    每年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在岳父母家过,等到初二两个小姨子和两个连襟来了后,再回我的父母家,年年如此,雷打不动。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怕两位老人过年太冷清了,因为他们没有儿子。

    每年,年夜饭的餐桌上都会多摆出一张椅子、一双筷子、一只碗。第一年时我不了解情况,擅自把椅子和碗筷撤了下去。后来我知道了,多出来的那套餐具和座位是给我那位大舅哥儿摆下的。正式开餐前,两位老人还会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把盘子里的每样菜都夹一些放到大舅哥儿的碗里,我老丈人还会倒一杯酒放在碗旁边。我老丈母娘冲着座位说:“锁住啊!吃吧!慢慢吃!”我老丈人也冲着座位说:“锁住啊!喝吧!慢慢喝!”说完了,挥挥手,年夜饭才算是正式开始了。锁住就是我的大舅哥儿。

    我女儿是我老丈母娘一手带大的,平时不管提出啥无理要求,她姥姥姥爷都会满足她。仗着有两位老人撑腰,一到姥姥家女儿就闹得不行。我和妻子谁说话她都不听。我们一说,两位老人还会冲着我俩发脾气。

    去年女儿八岁,春节时在餐桌上发起了小脾气。满桌子的菜她一样也不爱吃,开始是嚷着给她重做,后来更过分了,把一碗饺子倒在了地上。我刚想教训她,没想到她姥爷和姥姥同时发火了,使劲批评了她一顿。也就是这次,我终于知道了一九六三年夏天,我那位大舅哥儿的死因。

    一九六三年刚一开春,全村的人就开始挨饿。最先遭殃的是沟里刚长出的小草们,还没等它们把春天看明白,就稀里糊涂地进了人们的肚子里。接下来倒霉的是那些刚长出嫩叶的榆树们,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树叶都无影无踪了,比大风刮得还干净。不久,榆树皮成了奢侈品,每棵树都被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村子里到处可见这些树们的裸体。人们的眼睛都闪着蓝光,看到什么都合计着能不能吞进肚子里去。

    那一年,我大舅哥儿锁住刚刚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饿得像一根竹杆子似的,在村子里四处转着找吃的东西。他很走运,转到前街于文龙家门前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老于家要找人手打地基。锁住立刻推荐了自己,他知道打地基的人家一定会给干活儿的人供饭,说不定还会有一样炖菜。也就是说只要他干了这活儿,吃顿饱饭是不成问题了。

    在那时的农村,打地基的方法很原始,把石头磙子用粗绳子捆起来,绳子上穿一根木头杠子,两个人用肩膀把磙子抬起来,喊着“一二一”冲着挖好的地基槽子砸下去,直砸到地基里的土不再下陷了,地基就算打合格了。这活儿还有个名字叫砸夯,在农村属于一种重体力劳动。

    那个夏天,我的大舅哥儿锁住砸了半天的夯,终于盼来了那顿午饭。午饭比他想象的还要隆重,不仅有高梁米干饭,而且还有刚出锅的水豆腐。老于家的大儿子在城里上班,可以用钱买到粮食,打地基正是给他结婚预备房子。

    但老于家知道村里人如今都是饿鬼,水豆腐限量,每人两碗,干饭可以敞开量吃。锁住很快就把属于他的两碗水豆腐喝光了,接下来就一碗接一碗地吃饭,开始他还记着是吃到了第四碗,后来就吃忘了。再后来,他就“扑通”一声从坐着的炕上摔到了地下,抱着肚子不停地打滚。

    我老丈母娘说我大舅哥儿是在往医院抬的半道上没气的。但她坚持要把儿子送到医院去抢救,她认为她活蹦乱跳的儿子不可能说死就死了,八成是昏过去了。

    在医院里,医生打开了锁住的腹腔,竟然没找到他的胃,只看到了整粒整粒的高粱米饭和白花花的水豆腐。这些东西掏出来,装了满满的一洗脸盆。然后,医生总算是看到了锁住的胃,它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在腹腔里软沓沓地躺着。

    我老丈母娘指着女儿的鼻子说:“你大舅当年要是有饺子吃,就不会死了。”

    我终于知道了大舅哥儿的死因,在一九六三年的夏天,他吃饭时被撑死了。

    当天晚上躺在床时,女儿小声地对我和妻子说,她的大舅很可笑,吃饱了就不懂得不再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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