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步男性运动
支持女性运动的进步男性运动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没有出现；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之后才有了支持女性运动的男性运动。新时代自由男性运动的基本观点是：如果男女不平等，不仅是女性受压迫，男性更加受压迫。所谓男性受压迫是指，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男性必须工作挣钱养家，承受了重大的生存和竞争的压力；男性不能表现出内心温柔脆弱的一面，在人格的发展上受到压抑；由于压迫女性，男性也丧失了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进步的男性运动认为：老式的性别歧视低估了女性的无权经验，而新式的性别歧视低估了男性的无权经验。男权运动不是反女性主义的，而是真正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它主张男性通过对女性主义的了解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包括正面的身份和反面的身份。前者不搞性别歧视，后者是歧视女性的。这一进步运动认为，目前的性别体系既有男性特权，同时又是压迫男性的。“简言之，男性气质是来源于负罪感，由负罪感塑造，由负罪感来维持的。”（Nelson, etal., 114）这种压迫导致了男性的疾病、残疾和早夭。进步男性运动因此提出重建父性的主张，鼓励男性公开宣称他们拒绝男性气质的传统规则，转而分享温柔的感觉，表达更慈爱、更关怀、较少竞争性和攻击性的男性气质。一些女性主义者是这样理解男性运动的：也许他需要她甚于她需要他？大男子气概在美国奄奄一息：他们能够敏感脆弱、温柔多情、富有同情心；既然已经无熊可杀，他们就不必有大块的肌肉；他们可以承认他们害怕，他们甚至会哭泣——可他们仍旧是男人。（弗里丹，2000年，第145页）进步男性运动所倡导的新型男人、新型父亲要做传统男性不屑于做的事情，他们帮助女性购物、做饭、带孩子，晚上孩子睡觉之前不出门娱乐。改变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对照顾孩子的态度，分担家长责任。对于进步男性运动的支持程度有阶层的差异，越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越倾向于接受进步男性运动，而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观念越传统。197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来自最受压迫的底层的男人是唯一把注意力放在“获得成功”、挣更多的钱之上的群体。从18岁至49岁的被调查男子中，大多数人对“个人的成长”、“自我实现”、“爱”和“家庭生活”的重视要高于对挣更多的钱和“获得成功”的重视。男性像女性一样用一种于工作成功和个人生活满足之间获得更加平等的平衡方式建立自己的生活。即使在两性关系方面，进步男性运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即：同全无独立性的女人在一起耗人心血；和独立的女人有更多的乐趣。（弗里丹，2000年，第152-183页）进步男性运动所向往的男性形象一反传统男性的剽悍、粗犷，增加了温柔和细腻。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一个男人过于可爱以致不像（传统的）男人的故事，一反过去男性的粗犷形象。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同性恋恐惧症和娘娘腔恐惧症非常厉害，根本不能想象电影中会出现这种温柔可爱型的男性形象。女性运动的重要人物弗里丹感慨地说：似乎男女在背道而驰。女人似乎是要走出家庭，在男人的工作世界中实现她们的自我；而男人似乎是要解放自己，不再用工作领域的成功来定义自己，并趋向于在家庭和其他自我实现的新领域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义。（弗里丹，2000年，第148页）总之，女性关于“新好男人”的想法并不只是幻想。由于男性气质既非生理决定也非道德上不可改变，新型的而非传统的男性气质完全有可能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
二、保守男性运动
男性运动中的第二类是反对女性主义的保守的男性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立场和主张针锋相对，新右派的立场是：赞赏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反对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非传统家庭，反对青少年性活动，反对福利国家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女性主义和同性恋。到了80年代，在美国是保守的里根政府上台，在英国是保守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女性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退潮，回复到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女性运动在80年代以后进入低潮，西方各国出现反女性主义回潮。法卢迪（Susan Faludi）在1991年出版《回潮》（Backlash）一书，在《纽约时报》排行榜上连续数周位居榜首，为保守的男性运动点了题。这个保守的男性运动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是男性研究，在社会上的表现是男性觉悟群体的出现。保守的男性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越来越仇视女性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它将女性主义思想变成嘲笑的对象，说它是过时的（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已经结束了，女性现在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有心理问题的（歇斯底里，反应过度，没有幽默感），或者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它直接攻击女性主义，说它是反家庭的，无幽默感的，愤怒的，无趣的，憎恨男人的，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全都是女同性恋等等。虽然在社会现实中的确有许多女同性恋者是女性主义者，也有许多女性主义者是女同性恋者，但是有些女同性恋者不是女性主义者，有些女性主义者不是女同性恋者。保守的男性运动把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等同起来，只是表明它对女性主义的仇视。其次，保守的男性运动力争在现实生活中夺回女性已经争得的权利，如合法堕胎的权利；限制女性升迁，如“玻璃天花板”；推动以压制女性为目标的运动，如原教旨主义；对女性施暴；将女婴流产掉等等。在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回潮时代，很多女性以为已经永远获得的权利又重新受到攻击，比如合法堕胎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权利等。一时间，一种“女人回家”的思潮甚嚣尘上，希望女人能够回归传统女性角色。这种观点认为，女人在公领域与男人的竞争造成了双重的伤害：一方面她们把男人逼成了工作狂，以便能够留住自己的好工作，如脑力劳动的职位；另一方面使男人更容易接受坏工作，如体力劳动的职位。由于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运动的普遍展开，女人腾出了许多时间进入劳动市场，从而改变了男性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也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女人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男人了。女人不管怎样都是被人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女人能生育，而男人却没有这种不可或缺的功能。
然而，男人也需要被别人需要的感觉。保守的男性运动因此指责女人进入社会生产劳动是“使男人失业，给女人增加负担”。（Dench, 5）第三，保守的男性运动大搞男性权利游说活动，其男权制性质暴露无遗。男性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威特康（Roger Whitcomb）提出，要反击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维护男权制家庭，反对单亲母亲家庭，并且将社会的弊病全部归咎于单身母亲，抗议英国上院1991年批准的婚内强奸法案，反对“抚养儿童法案”，认为父亲成了没有权利的签署支票的机器。他们认为，离婚时母亲得到抚养权，男性支付抚养费，这是对男性的歧视。他们还提出了男性气质和男性权力的问题，争取由男性辅导员来辅导少年罪犯，特别是针对女性和儿童的犯罪当事人。1993年底，英国的男性运动不断在报刊上写文章，攻击女性主义。到了1997年，英国的男性运动变得更加有组织，他们攻击“平等权利委员会”，反对所有的平等权利立法，主张堕胎刑事化（非法化，认定为女性谋杀），对强奸危机救助中心发起直接的攻击。保守的男性运动抱怨所谓“颠倒的性别歧视”，专指那些保护女性的法律。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男性白人在总人口中只占39.2%，但是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拥有265，000，000美元以上财产者）的人当中却占到82.5%，在议会中占到77%，在州长中占到92%，在大学终身教授中占到70%，在日报编辑中占到90%，在电影新闻导播中占到77%。（Wood, 97）女性对男性不但谈不上有什么性别歧视，就连起码的平等地位也还远远没有争取到。第四，强调家庭价值，倡导回归家庭。布雷（Robert Bly）版本的“男性运动”具有极为强烈的本质主义倾向。保守观点认为：男性和男性气质从本质上不同于女性和女性气质。它依赖生理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希望恢复传统的男性统治的核心家庭，让女性重回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起反堕胎运动。这一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于1990年春天出现的所谓“承诺运动”，该运动由比尔•麦卡尼（Bill McCartney）发起，他是一位基督教保守派人士，他在运动中大声疾呼，号召那些主张回归家庭价值的男人们承诺作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社区成员。承诺运动在1991年有4300男性参加；1993年增加至5万人；1994年278000人；1995年727000人；1996年增至100万人以上。运动号召男人做虔诚的基督徒；反对男性不负责任，抛弃家庭和不忠。
美国全国女性组织批评这个运动中的人是“对男尊女卑感觉良好的人，是一股危险的政治潜流”。（Nelson, etal., 509）因为承诺运动始终在强调：男性是一家之主。当夫妻达不成共识时，男人要负起责任，而所谓“负起责任”被批评为压抑女性的声音和权利。这些新好男人还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坚决不能接受，因此他们被批评为保守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代表着社会的健康精神的运动。第五，提倡男性价值，表现形式之一是神话时代运动。以布雷为首的这个运动倡导回归神话时代的价值，重新去发现男性思维和感觉的深刻的神秘根源，认为这样会重塑男性的精神、情感和智力的健康肌体，使男性变得自信、强大，在情感方面既活跃又敏感。倡导男性价值的《钢铁约翰》一书在30周的时段名列美国出版物排行榜首。这些男性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活动，倡导男性与自然在一起，摆脱女性与文明，恢复他们的兄弟情谊，寻找男性的独特感觉，摆脱工业化和女性主义的压迫，在回归自然的活动中，男人们集体到森林里去击鼓、放歌，聆听诗歌和神话故事，接近狩猎祖先，宣泄男性想同另一男性建立深刻的精神联系的渴望。对保守的男性运动的批评是：它不能面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不愿意承认性别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希望保持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三、后女性主义
在80年代末，西方媒体纷纷宣布了“女性主义之死”，以及“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到来”。这一宣告并没有反映真正的现实，女性主义仍然在为争取男女平等做斗争。但是，后女性主义思潮的确开始在西方国家开始登台表演。概括地说，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有三个关注点：一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一种“受害者”哲学；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三是认为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来。后女性主义拒绝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从而制造了一种“受害者”哲学。好象所有的男性都是压迫者，是强奸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压迫者，是强奸犯罪的受害者。后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真正冲突。女性只要愿意就可以为自己赋权。如果她们没有权力，那只能怪自己，虽然她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但那不是不可克服的。女性只要通过一个自愿的行为就可以战胜性剥削，那就是赞美性的快乐，不要抱怨阴茎的邪恶，其实阴茎是很奇妙的东西。男人强奸、虐待、殴打女人都是女性主义的夸张。男性所赋有的性攻击性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生理事实。80年代的“回潮”要求女性回归传统角色，要求母亲呆在家里，认为母亲出去工作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认为许多家庭问题都是女性到社会上就业导致的。
1996年格伦特（David Gelernter）发表了《母亲为什么应当呆在家里》一文。虽然有很多有思想的人都认为所谓“奇妙女性运动”和“完美女性运动”十分可笑，但是仅在美国就有超过40万女性参加了此类的付费学习班，学习如何使自己具有性的吸引力，如何服从丈夫。参加此类活动的女性大多是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的女性和支持保守价值观的女性。一位名叫斯克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的人劝告女性抵制女性主义，说女性主义会把女人变成男人，他劝女性回归家庭角色，做男人的贤内助和持家者、家庭主妇。他说，女性主义是想给女性添麻烦，而不是帮助女性。男女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女性主义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后女性主义的纯保守观点在家庭问题和性别问题上有着细微的区别，它认为传统的性别秩序毫无问题，是天然合理的秩序；而传统的家庭却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制度，是一种“压迫女人并摧毁了男人对女人的关爱、做女人的可爱伴侣的能力”的制度。它要求男性对传统家庭中的角色做出改变，要比传统男人多一些关爱，对女人更平等一些。后女性主义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不同的派别。自由派后女性主义致力于发现男女平衡的情况，认为男女双方本来是平等的，但被既存的性别观念所制约了。激进派后女性主义则把当代男性气质视为建立在有利于男性利益和特权的权力体系之上的男权制社会的副产品。她们认为，男性气质的特征是仇女和对女性的暴力，是对其他男性甚至是对其自身的仇视。（Nelson, etal., 113）就连女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开始检讨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误：“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它表现在我们自己极端反对那种妻子、母亲角色，那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这种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是那么安全了。”（弗里丹，2000年，第233页）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说过，“我怀疑，到2000年时，菲利斯•施拉弗莱或葛罗莉亚•斯坦尼姆、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争论将会成为令人怀旧的历史。”（弗里丹，2000年，第294页）总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后女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把性别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应当归属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传统的家务范畴。简言之，阿伦特认为，“女性问题”根本不是适合于进入政治领域经由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阿伦特拒绝基于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观念试图对抗的不仅是把政治空间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做法，还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的身份范畴的做法。她反对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的表述。在她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先验的、共有的和稳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闭政治空间，压制政治行动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或者将其同质化。取消多元性或多义性的企图，必然导致“废除政治领域本身”以及“对所有他者的强行统治”，或者是“把真实的世界换成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转引自王逢振，第176页）
阿伦特把身体排斥在政治范畴之外，认为身体具有绝对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为其身体的需要所驱使，突然闯到现场。当人公开地为饥饿或贫穷的身体提出要求时，人类拥有的独立性和主动能力便被压抑下去了。阿伦特对人的身体及其需求的评价极低，认为政治不应当建立在这样低级的需求之上。她说，至于我们是“什么”，既无趣也无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无可称道。私人领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内脏器官，“毫无特异之处”。生理自我的特点在于：“如果这个内部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将是千人一面的。”（转引自王逢振，第165页）与单一、单义的身体不同，行动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阿伦特认为，斗争存在于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间。私人自我逃避风险，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领域里勇敢甚至是卤莽行事的行动者。日常生活的操劳的自然过程是可以预测的、重复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专制，使人成了牺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注定，不可能享受到与公共领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阿伦特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保持沉默，对任何声称“女性的经验”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的单一性都非常警觉。她会批评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如果它的基础是对普遍女性范畴的追求或暗示，并且掩盖了（或禁止、惩罚或压抑）这一范畴本身内部的差异和多元性。（以上阿伦特观点均见王逢振，第156-177页）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也持有与阿伦特类似的观点，她对女性解放运动非常反感。面对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异万岁。她所追求的是：“拒绝会籍，面对某种平等时选择差异。”她抵制住“难以抗拒”的女性运动的诱惑，以一己之力面对挑战，并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独特的、非同质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页）除了拒绝在政治上使用女性这一身份之外，她同时认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它就毫无可行动性。（王逢振，第2页）中国也有些人持有与上述观点相似的反对性别政治的后女性主义观点。中国的一些男性学者主张普适性人文主义，反对“性别化判断”。
他们认为，性别问题是文化界的“性别分子”制造出来的。性别差异或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本来并不存在，是性别差异的提法本身造成了问题，而人类的发展最终会消灭性别的差异。尽量少从性别差异判断事物是女性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和性关系问题的唯一途径。（Jaggar, etal., 116）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性别盲点。对于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虽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两性不平等现象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有意忽略的态度。后女性主义的第三种观点是用求和谐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主张，女人必须学会在强奸的威胁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击性的和强有力的。女人只能学会去适应它，而不要企图改变它或假装自己是更优越的。他们说，如果你被强奸，那也没办法，这是自由的代价。我们不能约束男人的性，男人的性具有不可控制的一面，而这正是它使性变得有趣的一部分。的确，它有时会导致强奸。但是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给男人去势。（Dunphy, 125）后女性主义者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说：男性气质的精力和天才、男性的性冲动创造了文明。“如果把文明交到女人手上，我们现在还住在小草棚里呢！”（Dunphy, 124）她还说，没有必要为男人去势，因为女人也可以有“蛋”，女人像男人一样能操人。有趣的是，正当艾滋病使一些男同性恋者放弃插入式性交之时，一些后女性主义者刚好开始赞美性的插入。一位后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喜剧演员说：并不是我不喜欢我心中的阴茎，我只是不喜欢像男人那样呆在阴茎的尾端。（Dunphy, 125）这种思想的潜台词是：放弃乌托邦，接受你的命运，通过用男人的规则与男人竞争来解放自己。后女性主义者罗芙（Katie Roiphe）批评女性主义发明的“约会强奸”（daterape）一词，以及此前女性主义力争列入强奸法律的婚内强奸，说它只不过是一个神话，除非女性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受害是不会发生的。这就又回到了20年前，那时的社会和法律一般只承认陌生人强奸，婚内、亲属内或亲密关系内的强奸是根本不被承认的。女性主义因此批评帕格里亚“基本上是一位非常保守的50年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说她拒绝接受30年来的所有发展和变化。（Dunphy, 126）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大多数18至24岁的女性虽然认同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但是并不喜欢女性主义，往往还会憎恨女性主义这个词，认为它意味着愤怒、好斗精神和女同性恋；认为它意味着必须拒绝“正常女性”的性、母性、养育性、热情和非攻击性。她们虽然承认女性主义运动提高了女性地位，但是一般人都认为女性主义者是粗糙的，富于攻击性的，缺少个人魅力的，充满仇恨的，“害怕做女人”的。（Nadeau, 6）
正如一位英国女性主义者所抱怨的那样：许多女性似乎都抱着同样的态度——‘我不是女性主义者’——这种说法真让人厌烦。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有什么不妥的吗？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这是最好的一个传统。女性主义者是让人钦佩的。她们维护自己性别的利益，与不公平和不公正做斗争，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史蒂布，第107页）后女性主义认为女权运动有很多错误的做法。其中包括：精神控制，充当思想警察；信念的不合理、不适当；性变态，性无能，女性男性化；浪费研究经费；从政治上颠覆了关键的社会制度；加深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两性之间的仇恨原本不存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等等。（Nelson, etal., 501）有些后女性主义者仍自认为是女性运动中人，她们书写自身作为女人的经历。然而她们提出了“宁折不弯”的口号，声称要做个自由思想者，要摆脱女性主义的思想控制，认为女性主义是“极端的，自我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在中国，由于有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背景，反对性别对立、主张性别和谐的观点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观点主张，承认女性的特殊性和性别差异，重建自然平衡，反对将性别差异建立在劳动分工上面。两性的劳动分工越细，相互依赖性越强，两性就越趋向于和谐。两性虽然具有生理上的区别，但关系是和谐互补的。（Jaggar, etal., 116）这种观点认为，应当考虑阴阳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否有价值；是否有可能建立现代版本的合作与团结；应当注意新儒家对儒家学说的女性主义解释。（Jaggar, etal., 117）林春提出，在中国，女性主义一方面要面对西方思想（东方主义？），一方面要面对中国传统（封建落后？）。这就涉及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Jaggar, etal., 108-117）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中国女性主义处境最深刻的论述和提问。女性主义是西方的思想，它是从西方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文化背景、国情、历史与西方都有不同。性别问题在西方和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肯定会有不同，在社会心理中的位置也肯定会有不同，因此，正确处理两性关系的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一味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的思维逻辑，就可能犯东方主义的错误；而如果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有可能犯排斥现代化的错误。其实，这个矛盾在我看来也不难解决。我们可以一方面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和作法，另一方面认真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性别问题的中国式表现形式，用中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性别问题。好在双方的目标是明确而一致的，那就是争取男女平等。沃尔芙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整个世界。”（转引自Braidotti, 253）在性别属性与民族属性中，沃尔芙选择了性别属性，她是在强调，女性由于其性别所遭受的压迫是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阶级的。男权制的统治是跨越国界的，而女性的受压抑也是跨越国界的。因此，作为女性，我们没有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整个世界。她的说法没有错。我们全都生活在严重程度不同的男权制社会当中。当然，我们各自的男权制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我们不应当忽略了它们表现形式的差异。但是，全世界女性的处境肯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我们应当尊重彼此的差异，处境的差异，问题重心的差异，应对方法的差异，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争取男女平等。
四、新女性主义
在女性主义之后，在新的世纪，一种新女性主义悄然登场。新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几乎是非意识形态的。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它只讲策略，不讲战略；只讲具体，不讲抽象；只讲个人快乐，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如果一定要追究其理论背景，也许可以勉强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说、反对宏大叙事以及倡导局部理论的思潮。以新女性主义者沃特（Natasha Walter）为例，她根本不提男权制和男性权力的理论，非常实际。她的女性主义欢迎女性也欢迎男性，欢迎保守派也欢迎左派社会主义者。她将政治与个人分开，害怕争取政治平等要以个人的快乐为代价。她担心在否定了消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之后，女性主义会走向清教主义和对性的否定。她提出的五点行动计划是：第一，工作世界的革命化；第二，创建全国育儿网络；第三，鼓励年轻男性分担家务；第四，援助贫困女性；第五，援助面临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Dunphy, 129）新女性主义接受家庭和异性恋，拥护权力。她们说：“你可以得到一切，但你不可以在同一时间得到一切。”它倡导女性要搞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过去的女性主义那样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工作与家庭对立起来。曾任全美女性组织领袖的弗里丹将当初女性走出家庭的主张定位于“第一阶段”，提出了新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学说。她指出：女性在第一阶段外出工作（她称之为找回黑夜）；在第二阶段，女性须与男人一起找回白昼：坚决要求重新获得对曾被称为女性领域的家庭、孩子的人性支配；在工作、工会、公司、职业中加入男人的行列，获得对工作的新的人性的支配。（弗里丹，2000年，第299页）弗里丹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图景描绘为走出家庭和回归家庭这样两个阶段。她说，现代美国女性主义的第一阶段，家务劳动和住房仅仅被看成某种女性主义者想要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第二阶段应该聚焦于家庭内部及宽泛的、实际上应该说是家庭概念之内的家政革命。（弗里丹，2000年，第335页）著名女性主义科学家凯勒（Keller）也批评女性主义事事都要讲究政治正确性的作法，批评“冲突伦理”。她主张，不要总是要求人们“选对阵营”，而要注意到人们的差异。她认为，“我们不应当总是划分正确与错误。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幻象多于真实，对于完成政治或学术的任务毫无补益。”（转引自Hopkins, 301-302）
在新时期，女性主义应当怎么办？应当做什么来改变现状？新女性主义提出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下列内容：——揭露神话：神话之一是世界的男权制秩序一直如此，永远如此。反驳是：男权制有几千年历史，但在它之前有90%的历史是男女平等的历史。神话之二是任何改革的努力注定无效，男权制是如此巨大而强有力的，谁的力量也影响不了它。反驳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靠集体力量完全有可能改变现状。——做出打破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努力，包括正确性别平等机会立法；只有立法还不够，还要开展积极的包括具体定额与具体目标的活动；增加对性别问题敏感度。——探索其他同样被歧视的族群或个人的经验，比较它与女性处境的异同。例如比较反犹与憎女这两种情况。——平行思考，把强势者摆在弱势地位。例如尝试说“四海之内皆姐妹”、“张玛丽先生”、“我们天上的母”之类的话语。（斯坦能，第115页）——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关注男权制的问题，并且做点事来改变它：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信，发言。鼓励女性写作，为女性写作，写作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争取舆论的支持：对那些在公众场所遇到的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笑话说：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可笑。——敢于使人感到不舒服，敢于发问：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是男人？——公开选择制造另一种途径：要求男人分担家务。——改变男权制的价值观和男性特权。——支持男女同性恋者。——反对种族主义。——不怕做小事。——与其他弱势群体共同工作。——不遵守他人的标准。（Johnson, 251）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全世界女性主义思想阵营中大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新女性主义。它的基本目标是争取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差的女性参政问题；行政管理人员中女性偏少的问题；女童失学问题；大学女生比例偏低问题；女性就业机会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所反映出来的流产女婴、杀害女婴、遗弃女婴问题；女童营养较差的问题；婚后男居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男性不分担家务劳动和女性工作家务双重负担问题；社会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各类传媒中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等。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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