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孩子快乐的童年]

    不知为什么，我看见他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节假日也匆匆奔赴于各种补课学校的时候，心中常常升腾起一种悲天悯人的苦涩之情。

    不记得是在哪张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典故了。某省一位日理万机的省委书记，有感而发地说：“我觉得我够忙的了，但我的孙女比我还忙。”这话不是孟浪之词，而是套在孩子们身心上实实在在的枷锁。英语必须上五级，钢琴或者别的什么乐器至少也要到六级……否则，孩子考学没有附加分，考高中时会吃亏的。待孩子费尽力气挤进中学之后，大学之关又横在他们面前了，本来学习很不错的孩子，还要在课余“加钢”，除了补习数、理、化之外，课余还要补充音、体、美，把孩子应当享受的美丽童年时光，撕成一个个时光的碎片，致使孩子不得不骑着一辆自行车，疲于奔命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更有甚者，家长为了孩子成材，把孩子匆匆送出国门，寄宿于外国人的家庭里，以便于更好地学习外语；致使孩子过早地背井离乡不说，还要去吞咽那些并不好吃的“三明治”或者是土豆加薯条……加上东西方生活习惯差之霄壤，孩子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那也只好眼泪往心里流了。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有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便卖空家当，让自己与孩子都去承受那份生命之重。

    面对这种时代感冒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人生一世能有几个童年？春天的花朵凋谢了，第二年春天还能重新开花，再次演绎春天的故事；而人生只有一次童真，岁月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人的童年是无法追回的。“梅开二度，童颜再染”是文人的孟浪之词，因而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人生之初，是会让娃儿们留下终生遗憾的。童年的含义是什么？是花，是草，是青青的河边；像云在天空那么无拘无束，去编织他们心中的梦想；像水花流淌于田野，去享受浪花般的快乐。不然的话，孩子活到了中年或晚年，回首娃儿时光时，是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的。不是吗？

    仅以我所住的居民楼为例，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竟然看不见孩子在楼下广场上玩耍。在电梯间里，却看见另外一幅画面：娃儿们背着书包，嘴里啃着面包夹火腿肠之类的食物，行色匆匆地去读什么补课学校。他们身旁无一例外，都站着相送的父母。其中，有一个在市级重点中学读初中的女孩，因为喜欢文学，曾与我有过交谈。我问她怎么这么早就戴上了眼镜，她的回答令我吃惊。她说：“爷爷，我们班三十九名同学，其中只有四名同学没戴上近视镜，可以叫‘眼镜班’。”此时，这位小女孩，又在暑假中去读综合补课学校了。我很想说两句什么，但是一看见孩子父母期盼的眼神，我的话只好咽下喉头。这天气温高达35℃，当一老一小走出电梯步入城市的街道时，那小女孩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向她招招手，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凉。那老人似乎并不懂孩儿的心，也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然后步履蹒跚地消失在暑热蒸烤的大街上。

    诚然，孩子们面临的是一个优胜劣汰竞争激烈的社会。但是人从出生起，便各有各的禀赋，父母染色体的遗传将影响到孩子的许多方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挣脱的内在界定。外在的环境以及个人努力，不是不能起到作用，但其作用无法与内在的硬件相比，永远是个负数。古代留下“三岁知老”的箴言，固然带有一定的巫术色泽，但是也有它一定的道理。汉时的孔融，三岁便知让梨，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大儒；那刘备的儿子，年幼时就带着痴呆之相，尽管有聪明绝世的诸葛亮调教，到头来还是扶不上马的“刘阿斗”。因而，当我看见许多父母，对孩子拼命拔苗助长的时候，心头常升腾起另一种悲哀。这责任不在年少的娃儿，而在于家长。古人圣贤留下“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名言，任你把黄铜冶炼成金子的色泽，其外在倒是有了黄金的光泽，其内在还是黄铜，只不过在形象上具有了金子的外表罢了。西方也留下“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智慧之说，它隐喻人生不只是“华山一条路”，而是有无数条船和舟，让智者在大江大河中弄潮。

    重要的是，赶鸭子上架是以让孩子牺牲童年为代价的。时代中出了那么多患了网瘾症的少年，探其主要成因，是当代的孩子没有童年。试想一下，如果娃儿们，能不断有与大自然相融相聚的机缘，享受那份应该属于他或她的童年之乐，他们还有心绪挤进那人头攒动、空气混浊的网吧，并沉溺其中而乐不思归吗？时下许多医治少年网瘾症的心理专家，对家长们提出了许多高招，唯独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还孩子们应有的快乐童年。这才是治本的良药！

    “以人为本”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只让孩子们沿着时尚的车辙走，不仅扼杀了孩子一生只有一次的童年；儿童自身具有的天赋，势必受到有形和无形的伤害不说，还可以视为对孩子的一种犯罪。因而我呼吁：还娃儿们一个快乐的童年吧！这不仅仅是人性的要求，也是高瞻远瞩的行径。给孩子创造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环境，他们才会因为有过快乐的童年，而对人生无怨无悔！

    2005年秋日于北京

    [淘宝趣话]

    太平盛世时兴淘宝。

    近日电视台播放了如下画面：一个南方打工起家的老板，买了一百六十根金条，藏在了保险柜里。这只是众多藏宝者中的一例，据传媒介绍，由于当前是太平盛世，藏宝之风遍及全国——中央电视台不是推出来一个鉴宝节目，让观众欣赏中国的各种宝物吗？！

    我书斋外的阳台上，也藏有我的人生四宝：一把铁锹，一根扁担，一把镰刀，还有一个当煤黑子时下井挖煤使用过的（钅郎）头。铁锹、扁担和镰刀，没有什么新奇的，是我修理地球和收割稻谷时用过的工具；那把（钅郎）头可与众不同，上面安着长长的木棒，一头镶嵌着尖尖的铁锥，另一头镶嵌着圆圆的铁锤，它是我在劳改煤矿改造时的护身之物；当我走在大山之腹时，看看煤巷顶板哪儿龇牙咧嘴，为了安全，便用那木棒上的铁钩子，把那危及生命的煤石钩下来，以防砸死自己或其他挖煤的“煤黑子”；木棒上的那一头，也有它的用途，我登山或下矿井时，是握在掌心拄着当拐棍用的——两头各有各的用处，是我当年挖煤时从不离身的宝贝。

    过去它是宝贝，今天也还是我的珍爱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体躯里铭刻着中国的风云历史。记得，当我家装修房子过后，装修工人撤离我家时，我忽然发现过去修理地球的铁锹不见了。恍惚记得是他们装修时用它搅拌过灰浆，我便放下行文的电脑，追踪到他们新的装修地点，去寻找我那把铁锹。去的路很远，要从朝阳区到石景山区老山附近，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工人们见我为一把铁锹，跑这么远的路，觉得不可思议。工头对我道歉后，半开玩笑地说：“您来回打的的车钱，能买两把新铁锹了！”其弦外之音则是：何必为一把铁锹，跑这么远的路？我不想，也没有时间告诉他们这把铁锹，是从黄河之畔劳改队带回到北京来的——那不仅太花时间，而且说不清楚。扛着铁锹归来时，又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从西城开往朝阳区的公交车很挤，我身带一把铁锹是难以上车的，即使挤上公交车，也是对乘客的失敬，因为那硬硬的木棒，会碰撞身旁的乘客，因而还是决定打的归巢。

    有意思的是，当出租车司机把我的铁锹，放进汽车的后备厢，车子驶离老山地界之后，他先是从后视镜里，对我扫描了一阵，然后话匣子就打开了：

    “你老……这是去种树了？”

    我说：“时令都到‘小雪’了，种什么树都得死。”

    “那你老扛着一把铁锨，干什么去了？”

    我看小司机挺有趣的，便自我调侃地说：“寻宝去了。”

    “噢！你老是考古工作者。”小司机笑了，“我是这地区的人，据说这地盘之下，埋着汉代的什么王爷墓，去年电视法制节目中，不是出现过擒拿盗墓贼的镜头吗？”

    看他那么投入，我不想戏弄小司机的感情，便把我来寻宝的原因，对他讲了。话还没说几句，他一听我曾经是个劳改犯，便哑然失声了。他年纪太小，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很可能是把过去大墙里的冤枉鬼和当前频发的杀人抢劫犯合二为一了，他很可能把我当成老盗墓贼了——这倒也好，省去我口干舌燥地倒叙几十年前风雪冰霜的历史了。

    还是文化人认知我这几件历史遗物的价值。两年前的夏秋之交，香港凤凰卫视来我家采访，还没有切入主题之前，那摄像师就对我阳台上这四件有悖时尚的东西，发生了兴趣，没用我多说什么，他们便将其排列整齐摄入镜头，然后才把镜头对准书房里的我。我怕他们误认为我是有悖时尚的老朽，便告诉他们我也喜欢时尚文物，比如大画家尹瘦石、娄师白、韩美林送给我的画儿，还有老北京人送给我的紫砂壶、古钱币之类的文物。但是那些艺术品，与我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二十年的劳改生涯，我是依靠这几件宝物存活下来的，进入历史新时期，我能有几十本著作出炉，其中也有它们的功劳。它们能让我想起我干过的许多工种——农工、园艺工、车工、铣工、烧窑工、挖煤工，以及当时的苍凉感受。当我恢复了拿笔的权利之后，每当我笔耕累了的时候，它们还能激起我战胜疲惫的精气神儿——因为笔耕再累，也比劳改时轻松——这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不同的劳动。

    “请问，它们除去给了你写作营养之外，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难忘的故事？”

    我举起左手弯曲的中指，告诉他们：“这是我割草时，镰刀砍断了中指的筋骨。这个永远不能再伸直的手指，让我记起知识分子低头认罪的年代；正因如此，进入历史新时期我死而复生之后，习惯于逆向思维的我，懂得要挺直身腰来做人。此外，它们提示我眼睛要向下看，因为社会底层蕴藏着政治的清明与混浊，以使自己的笔耕永不背离生活的真实。”

    这就是这一直珍藏的几件人生之宝，给我上的人生大课。

    2010年初整理于北京

    [阅读麦克阿瑟]

    近读世界史书，读到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留下这样几句妙语，引起笔者浮想翩翩。他说：“我既要人才，也要奴才。人才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因而我的用人之道，是人才加奴才。”

    麦克阿瑟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军界的传奇人物：他十九岁进入西点军校，很快成为西点军校的精英，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磨砺后，重返西点军校并成为该军校最年轻的校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总统驻菲律宾的军事顾问，这几句关于人才与奴才的论述，就诞生在这个东南亚岛国。当时，一个名叫艾森豪威尔的军人，是他手下的爱将；在艾森豪威尔要被调走时，他舍不得让他走，但军令如山，又不得不服从——感慨之余，便与妻子说出他的用人之道。

    妙！所以我为这几句话拍手叫好，深感天才和奴才这个话题，似乎不分国界和人种，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人才、奴才的变异与混合型的“二尾子”，以及在权力的刀锋之下，人才与奴才之间嬗变的群体。之所以产生这种嬗变，是因为在权威人物眼里，人才虽好但不好使用，需要使其增加几分奴性，使用起来才能服服帖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则是人才自身的变形瘦身，为了生存并追求仕途，自觉增加其奴性的因素。

    这不仅为人的智商分类，更为重要的是他一语破解了人世间沉浮的定律：不管你是蠢材还是人才，乌鸡与凤凰之间，是可以相互变化的——凤凰因为不听使唤，可以坠地成鸡；乌鸡百依百顺，也可以飞天成仙。在人世间，演绎这个沉浮定律的，是能够呼风唤雨的尚方宝剑。我想：任何权贵都喜欢使用人才和奴才的混合体，因为这种类型的人物，才智过人，能呼风唤雨；人才出于生存和向上高攀之需要，又具备像巴儿狗那般俯首帖耳的本能。不是吗？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是人才的帝王，才会赏识人才。比如唐代有李世民，尽管在他的贞观之治年代，重用了奇才魏征为相。即使如此，李世民有时也烦魏征不断上书奏本，而称他为“多事之吏”。但是当魏征死后，他痛心疾首地哀叹“失一明镜矣”。这属于人才对人才的悲悯，在历史中极为罕见。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历史谚语，如此界定人才的命运：“才能盖世者多舛，功能震主者身危。”这两句话，经典地概括了人才生存之艰难。比如自投汨罗江的才子屈原，给中华留下端午佳话，是一曲人才的生命咏叹。受到严酷宫刑后，写出巨著《史记》的司马迁，笔锋下留下众多大才的血色传记——连同他自己在内，都是人才的命运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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