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童话]

    1974年的暮冬，当我们这支劳改队要离开劳改矿山，迁移至一个不知去处的劳改驿站时，我对劳改队长请求说：“能不能把我那顶下了四年煤窑的塑壳安全帽，叫我带走？”

    “干啥？”

    “留个纪念。”我很坦诚，“如果不好开例，我买下它也行。”

    “劳动商店有新的卖，你为啥买一顶旧的？”他摇摇头，并怪异地望了望我。

    其实，我早把“留个纪念”说在前头了。一连多年的挖煤生活，是我生命年轮中印记最深邃的一环，我十分眷恋我头上戴过的那顶灰色的塑壳帽；从某种意义上去解释，它是我大难不死的象征。特别是在煤窑的后两年，我在矿井下的职务是瓦斯检查员，每次放炮员按响掘进和采煤的炮声之后，身背瓦斯检查仪的我，都要一个人顶着呛鼻的火药浓烟，像冲锋陷阵的王成（电影《英雄儿女》之主人公）一样，以敏捷迅猛之势，扑向放炮的掌子面，检查炮后瓦斯涌出的浓度，以避免下一声炮响，可能引起的瓦斯爆炸。这是最危险的瞬间，因为刚刚开过炮的巷道顶板，没有支护，因而每次“冲锋”之时，都有从顶板上被炮鸣震裂的煤石，像陨石雨一般坠落下来，保护我脖子上赖以生存的脑袋之物，即这顶留下斑驳伤痕的矿工帽——这不是任何一顶新塑壳帽可以代替的。

    我是被专政对象，劳改队长是专我政的顶头上司。既然人家不允许我带走这件我苦难的象征之物，我也就只好缄口无言了。“同类”中有人讥笑我痴愚呆傻，说我把那顶塑壳帽偷偷打进行李卷里就行了，请示劳改队长纯属“八擒孟获——多此一举”，老实人不得好报，结果反而把极想获得，并且可以获得的那顶帽子给弄丢了……也许是“同类”对我的揶揄启示了我的缘故，下矿井时系在腰间的那条皮带，我就悄悄地藏在我的包裹里，一直收藏并使用至今。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牛皮皮带，它上边的每个小小洞孔里，都留有我的一个个难忘的记忆。记得，我刚刚领到这条皮带时正是夏季，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腰围过细，不得不用铁钉在这条牛皮带上自钻新的洞眼，以勒紧我下井穿的工服。劳改队之所以发给井下劳役人员一条牛皮皮带，并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出于劳动之需。黑幽幽的井下需要矿灯照明，矿灯充电之电瓶（状似一个小黑匣子）就挎在皮带的后腰部位，因而皮带对于每个下井挖煤的煤黑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用品。

    我很珍惜这条皮带。70年代末返京华文坛之后，尽管我有了“金利来”等名牌皮带，无论从造型及美观上都远远胜过那条昔日沾满煤尘的皮带；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把那条外皮已然剥裂的“老伙伴”，系在我的腰间。记得，在80年代后期，我出访欧洲时，行前我又把这条皮带系在我的腰间；标致的西装、时潮的领带、高档的皮鞋虽与那条破旧皮带色泽明显失调，但我还是让它围在我的腰间，陪我一块儿出访。

    在德国、法国期间，虽然为此碰到过怪异的目光，我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心理上倒也逍遥自在。当我独自从奥地利重返德国途中，下榻于金发碧眼的燕珊（中国名字）女士家中时，我的怪异和有失体统终于被她不失礼貌地提了出来。她说她要送我一条皮带，以示友谊之纪念。我问她：“为什么不送别的，专门要送我一条皮带？”

    燕珊女士是个中国通。她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叫‘雪中送炭’吗？”

    我分明知晓她的用心，还是开玩笑地说：“这是维也纳温柔的夏夜，哪儿有雪？”

    她笑了，只好指了指我的皮带：“我觉得，该把它留在维也纳的垃圾袋里了。我们是朋友，你不介意我的直言吧？！”

    “不行，我要把它系回到北京去呢！”我说，“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价值可以和拳王阿里腰上缠的金腰带相比。”

    “噢？”她耸耸肩，表示十分惊愕。

    “我很恋旧，就像你们维也纳人保留着许多古老艺术一样。”我继续与燕珊调侃地说，“比如，今天白天你带我去瞻仰年轻时贝多芬从德国波恩来维也纳后的几处故居，展窗里还保存着当年贝多芬作曲的乐谱——尽管那爬满‘蝌蚪’的纸片，已然褪色发黄了。当然，我这条皮带不是艺术品，可是它可以比喻为中国历史的圆弧，圆弧中藏有我个人的生命年轮的深邃记忆。”

    她关闭了电唱机，又冲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要听我讲这条皮带与我的内在关系。我想了想，只选择故事中之一说给她听：在劳改矿井的某个夜班，我又在炮击声响过之后，钻进了龇牙咧嘴的工作面，去检查开炮之后工作面的瓦斯浓度。当我半弓着身腰，把吸气导管伸向炮后的煤堆之中时，“叭”的一声，一块如碗口大小的煤石从顶板上坠落下来，不偏不斜，正好砸在了我皮带后面别着的电瓶盒盒上，我那顶矿灯顿时死了，我是用伸向工作面的运输车的两条铁轨为指南爬出黑幽幽的工作面的。这要感谢皮带后方拴系着的电瓶盒子，没有它当作缓冲，我的腰骨早就折了，还能在维也纳来结识燕珊？！当然由于我腰后的充电盒子被石头砸烂了，充电用的硫酸流溢出来，我的工作服被焚蚀成一片乱布，但我活了下来，我的这条皮带存留了下来。我强忍着疼痛，在矿井坑道积水中打了个滚，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得轻松自如，她听得却十分吃力，因为对一个欧洲女子来说，这个地壳之下的底层故事，离她毕竟太陌生而遥远了。她曾来“北大”学习过几年汉语，只了解地表之上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昔日在地表之下知识分子所承受的蒸煮煎熬，她知之甚少。但是，她还是慢慢地消化了我的每一句话，听懂了我和这条皮带的内在情结。

    “真对不起。”她带有歉意地说，“但愿我刚才的话，没有亵渎了你珍贵的往事。”

    “往事已如青烟飘逝而去，何以谈到亵渎二字？”我指指我面前的一团烟雾——当时我在吸烟。

    我能腰系一条破旧皮带，云游十分讲究穿着打扮的欧洲，在北京我和那条皮带，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了。由于年代久远，它变得比刚刚系它下矿井时要柔软，特别是随着我年龄增长和身体不断发胖，那环扣留在上边的一道道印记，刻着我曾有过的苦涩的生命年轮。

    它无时无刻不在告诫我：不能少了当年那种在矿井下苦斗之锐勇，多了安逸生活中容易感染上的惰性。今年是我的本命鸡年，在癸酉年正月初一清晨，我写下唐朝诗人韩愈两句名言志于面前：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富而后工”这句时尚名词，固然能成其方圆，而对于我“穷而后工”之警示，则更为贴切——这是我腰间系着这条皮带给我的永恒启迪……

    1993年3月24日

    [析梦——京城雪夜遇巴金]

    昨夜京城落雪，早晨起来凭窗外望，见窗外街市一片银装素裹。汽车、自行车、平板车等在雪街上踽踽而行，车轮下辗出一条条轮带的痕迹。

    尽管城市的人潮在流动，我的心田却像无痕之雪那么平静。我在回忆着昨夜一个十分凌乱而又十分清晰的梦；不知何故，在天将黎明时分，我梦见了祥和而又充满童稚般真诚的巴金老人……

    梦是心中思。我仔细回忆我昨天一天的行为：早晨起来伏案写作，临近11时去楼下值班室取报纸，下午有记者来访，天南地北地乱侃了一通，话题是文人下海与文人恪守稿纸与自律笔锋的问题，并没有一句话谈及文学前辈巴金。晚上，窗外开始飞雪——这是京城的第二场落雪，路灯下那漫天飞舞的白蝴蝶，也只是引发我对人生舞台的混浊与洁白的感悟，而无其他。那么，我何以在年底雪夜，梦见了巴老呢？！

    梦断于黎明之时，我打开台灯看了看，正是早晨6点。我一边回味着这个荒诞的梦，一边开始寻觅梦境的诱发因素。前者历历在目，后者没有找到渊源。梦境中的巴老，头发如十月芦花般在空中飘逸，他拄着一根手杖，时而行走在一条荒芜的小路上（这路很像是我昔日在劳改农场里，走过千百次的驿路），时而坐在路旁一块嶙峋的怪石上，喘气休息……忽然那块坐石，变形成了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那路成了一条潺潺而流的山溪；在溪水对面盛开着我能识别出来的郁金香、野玫瑰、紫罗兰和黄杜鹃。巴老神往地望着望着，突然扔开手杖，开始用颤巍巍的手脱鞋（那鞋不是城市人常穿的布鞋和皮鞋，而是我童年时在山村里看见山汉穿的“登倒山”）；脱掉鞋袜之后，巴老露出了那双青筋外露的脚。

    我说：“巴老，不行，您蹚不过这条河。”

    老人说：“我行，巴山蜀水是老家，怕是没有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更难行的路了。”

    我说：“您年纪大了，河水虽然很浅，可是许多河卵石，会弄坏您的脚。”

    老人说：“我的脚是船，会漂过去的。你看，对面的景致，还有那些花儿……”

    我低头看看，巴老的脚当真成了两叶小舟。“是不是我在做梦？”我在自问，“不然何以会出现魔幻场景？”梦呓之中，我似乎仍保留着梦外的清醒，又对老人说：“水太浅，船会搁浅的，巴老，我陪您就站在这儿隔岸观花吧！不知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走马观花比下马观花，更有朦胧的诗情。”

    老人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执着地向着溪水走去。我急忙从后边扯住了巴老的衣袖，还想规劝老人些什么——一声惊呼，我把自己呼喊醒了。

    妻子见我只是望着窗外雪街发呆，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向她讲述了我在咀嚼并回味着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梦。她是学医的，很快从心理学的角度，为我解析了孕生这个梦的原因。她说她昨天整理客厅时，曾用一块干净的湿布，擦过摆设在客厅里的那尊巴金的大理石雕像。我怕她擦得不净，曾像监工那般，站在巴老雕像之前，停留了片刻；夜梦巴金，是那一瞬间在睡梦中的回光返照……

    尽管我觉得她的析梦不无道理，但仍不能使我折服。人生一世有多少个大瞬间？一天24小时内又有多少个小瞬间？为什么偏偏在落雪之夜，神经中枢折射出我观赏巴老雕像这个瞬间？难道仅仅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就能把这个梦的来源剖析清楚吗？也许是我夜观漫天飞舞的白蝴蝶——那些从天而降的白衣天使，与我赏析巴老雕像的瞬间，产生的一种精神融合，因而出现梦中巴老涉水扑向对岸的花境吧！

    端坐在客厅中的雕像，命题为《受难中的巴金》，它是我儿子从众读了巴老最初发表的《随想录》，而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80年代中期，巴老因病住院，孩子便特意去上海陪了巴老一段时光，最后石膏雕像脱胎于巴老的宅院里。归京之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室，以石膏像为蓝本，精心雕琢成一尊大理石肖像。儿子把这尊雕塑与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理石雕像并放在一起，从此，我便每天有了与巴老心灵对话的机缘。这可能是我雪夜留下一个美丽梦幻的根本诱因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