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日行，美丽的三峡，留给我一个甜美而又神秘的梦境。但伴随着神奇梦境的，我似乎听到了母亲河的呻吟！
1997年7月22日
[春天的咏叹]
自古以来，在一年的四季歌中，赞美春天的诗文是最多的。但是京华之春，几场沙暴滚过天空之后，我手中那本应赞颂春色的笔锋，竟然峰回路转地谱写出一曲京华的咏叹！
这不是情愿的。在21世纪的第一个阳春时节，沙暴前后七次肆虐首都，其周期密度及含沙量都属空前。在沙暴袭击京华的日子，我于4月8日去邮局寄信，在逆风中弓身御风行走之时，头上戴的一顶帽子，突然被大风掀掉，旋即抛上了半空；几经旋转翻腾，被挂在了楼栏之上。没了帽子护头之后，风把我的头发吹得直立如鬃，加上黄沙点染，很快成了欧洲嬉皮士的“邦克”脑袋。我是从风雪中穿行过来的人。自觉对于严寒季节的凛冽大风无所畏惧，可是大地回春时的沙尘风暴，我还是第一次与之相遇。在风沙中穿行之际，也只能用“阿Q”精神，寻找自我的心理平衡：
“不错，二十年摘一次帽子！1979年是摘劳改犯的帽子，这回给我摘掉帽子的，不是政治风暴后的清明历史，而是清明节后的满天沙暴！‘邦克’头也不错，中国虽然没有进入西方工业化的‘后现代’，也许我应当向那些中国现代派的嬉皮士，学点什么超前的东西！”
在劳改队的时候，“阿Q”精神是我常用的苟且偷生的精神法宝。此时此刻它本能地涌上心头，让我在沙暴中自我平衡。想当年，鲁迅先生写下的一个活鬼，本是文学辞库里的贬义词汇，但在特定的时刻和场景，它还是能给无奈者医治心疾。这是我被风沙掀去了帽子之后，出于无奈而跃升于心的一点感慨。但是回到家里，洗净发肤的尘沙之后，一种不可言喻的悲凉，突然从心中升起——那是书桌上一张报纸给我的启迪：据该报“沙暴专版”披露，值此新世纪的2000年，北方沙漠正以每年两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魔速南侵，不断扩大覆盖中国的耕地面积。这个怕人的数字，已然让我瞠目结舌，文字的解说之外，配发的那幅照片，就更让我心灵为之战栗了：那幅照片拍摄下的，是一座被沙暴淹没的村镇房屋，黄沙淹没了房屋的墙壁，可怜兮兮地只残露出房瓦和房脊；而地点就在京北——隶属河北省版图上的丰宁。
可能出于我刚刚被风沙卷走了帽子、对沙暴有着切肤之痛的缘故，忙找来地图仔细地查看河北丰宁的地理位置。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它地处北京的正北方，北临内蒙古自治区，南邻北京郊区的边界。当我正在折算它和北京实际距离时，《北京晚报》第一版，以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为我解疑了——沙丘进逼首都，“离北京只有70公里”。
这是一条多么令人惊愕的消息！在这个信息的刺激之下，我又找来了中国有关沙暴的资料。据环保部门记载：50年代，中国沙暴天气年均五次；60年代，沙暴天气年均八次；70年代，沙暴天气年均十三次；80年代，沙暴天气年均十四次；进入90年代，沙暴天气年均突然增加到了二十三次；待到这个世纪之春，仅3月到4月9日，它已然暴虐北方城市七次。这种魔幻般的递增数字，使我想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改造荒沙以及栽种防护林多少万公顷的数字，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其内是否掺杂了谎报的水分？如果那些绿色屏障着实存在的话，沙漠南侵的速度，何以会如此之快？其二，随着大西北的开发，那里的工业化的进程速度加快，还会产生更大的生态破坏，我们将何以对之？如果这种恶性循环难以得到遏制，沙漠化土地肆意南侵，那么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城市，天常蓝、水常清、草常绿、花常红……是否会成为幻觉中的童话？当然，我们今天已然饱尝了昔日生态破坏的苦果，把保护自然生态提到了建设的日程，并赋予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并不是在国人自身的行为中，都真正认知其意义并自觉实践这项生命工程中的各项指标的。时下人的精神萎缩，物欲横流，要想众志成城，将沙暴窒息于胎盘，怕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妻子是个医生，去年夏天，她曾参加过去丰宁挖树坑的义务劳动。她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值得反刍回味的事情：那片沙荒本来已经贫穷至极，但令人费解的是，在那荒漠之地的山脚下和潮白河拐弯的河汊上，不知为何各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其中的一座已然耸立佛像，一座尚在施工之中。因而，当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挑来黄土，填进挖出的沙土坑，并遥望那座色彩炫目的“宫殿”时，都在猜测修建这两座庙宇的初衷。
有人说是一座镇沙庙。
有人说是一座盼水庙。
有人说是一座香火庙。
还有人说丰宁的地理位置，正在京城古代帝王宝殿的中轴线上，想必是有人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儿修庙是期盼着“生意通四海，财源达三江”。总之，种种猜想不一而足。
妻子的这番描述，也使我百思不得一解。我想，佛祖释迦牟尼当真在天有灵的话，首先是怜悯超度沙漠中艰难生存的芸芸众生，而不是寻求大漠中人的顶礼膜拜。如果以此解析大漠佛光并不亵渎禅佛教义的话，在这儿修建这座与沙荒遥相对立的豪华庙宇，不是有悖于禅佛的大慈大悲心肠了吗？再以无神论的高度去解析那两座神庙，无论修庙者出于何种动机，都无助于荒漠中苦度日月的农民——还不如将其资金花在栽种林木上，更具有现时意义和博爱的情怀呢！再仔细推敲一下，那儿的村舍民房，能被黄沙吞噬；那两座神庙，就能抵抗沙暴的袭击吗？
更让我为之动容的是：近日沙暴过后，妻子的同事去丰宁查看去年的劳动成果，却悲凉地发现：北来的沙暴，几乎覆盖了北京志愿者们在那儿挖下的一万多个树坑。要知道挖出那些树坑是非常艰难的，那儿没有土只有沙，志愿者要先用卡车从远处拉来黄土，然后运到那一个个挖去厚厚沙子的圆形穴坑中，使一个个沙坑成为能种树的土坑。那一万多个树坑，是几千名志愿者顶着夏日炎阳，在几个月的酷暑中，用汗滴凿出来的一个个圆坑。但沙暴无情，几场天昏地暗的沙暴滚过之后，那一万多个树坑已然残存无几！
奈何？一顶帽子飞天，不值几文；但从帽子引发的诸多感慨，却无法拂之而去。于是便在窗外沙暴的吼叫中，信笔记下此情、此景、此感、此绪。想来，它或许不是一篇时尚中风行——无病呻吟的文字吧！
2000年4月12日于北京
[穿越文明的盲区]
生态保护这个词汇，何时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在琉璃厂旧书店，曾买过五十四卷本各种史料，重十多公斤，运回家中拜读了一下，此书从古代的社会科学到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集中国各种资料之大成了。但仔细翻阅后，发现了一大缺憾，几千万字的记载中，唯独没有留下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对自然生态保护的历史资料。
比如：与自然生态最有关系的江河湖海，在《中国水利史》的记载中，对中国海域的记载是没有的。在大禹治水的章节里，史料显示的也仅仅是描绘了他治水造福庶民之功；至于历史上几次人为的黄河之祸，如春秋战国时的秦始皇，掘黄河之水灭魏（今日开封）；北宋帝王为了保卫宋都开封的安全，责令水利官员改道黄河流向，酿成百万生灵毁于洪水等史实，史书作者也只是把笔锋指向帝王，而无自然与人有失和谐后在生态学上贻害的只字论述。掩卷思索，似乎也能为前人找到一些解脱的理由：中国几千年都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古人当时还无法知晓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历史的发展中，中国已进入了工业社会的萌芽时期，生态学理应纳入学者的视野了；但是我没有从这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生态”与“环保”的字样，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蒋介石强行在河南花园口决堤，妄图以黄河之水阻挡日军南下的史实，我们现代学者也只是将蒋氏行为纳入政治批判的范畴，没有一位学者，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对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有过精湛的研究——尽管我们从民国时期，各个高等学府，开始有了生物学这门学科。
一句话，从远古的老祖宗到20世纪中叶，我们从没有把环境与人生的关系纳入过视野。我们久久处于无知的愚昧状态之中，这种无知与中华文明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在几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儒学、理学包括其他人文科学的发明（如四大发明），先于欧洲几个世纪。生于18世纪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留下如是的自白：“当我们还在树林子里生存的时候，他们（指中国）已经有了小说、诗歌了呢！”歌德在这里所言及的，只是我们璀璨文明的一个方面——我们长久地躺在这张跛足的床上打呼噜，却对我们文明之蚀视而不见。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同是德国人的恩格斯，就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过如下的论述：“我们并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统治自然界；相反，我们的肉体、血液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对于这位思想家的人类生存格言，我们虽然读过，但并没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当我们回眸从远古到今天，不能不遗憾地认知，我们历代学者与科学家，虽然在其他学术门类中，有着超前的发明和成果，但在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专著，接近到零的程度。我翻阅了我国丰厚的各种史料，只发现了中国早期的学术著作《易经》中，涉及了天、地、人之间相依相存的文字，但是由于后来众多演绎其学说者，多从玄学和巫术入手加以诠释，致使其误入歧途，被阉割掉了天、地、人三者相依相存关系的精髓。因而，使我们从远古走到近代，生态循环的意识十分淡漠。直到20世纪末叶，自然生态以及环境保护的字眼，才开始见诸中国的报刊文字。该怎么说呢——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不应有的盲区。
近读《人生》杂志，读到柏立席写的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其文是从反思中国鸟类王国濒于灭绝，而切入环保工作的。最有意思的是，文章内写到毛泽东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逸事。在1948年9月北京解放的前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到晋西北五台山驻足，并在寺院住持大师的陪同下，视察了山西五台山寺庙文物。当时寺院的告示牌上，写有以下两句警示诗：“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驻足看过之后，连声赞叹道：“好啊，贵寺做得好！”他不仅赞叹其“好”，还转过身来对陪同他来的领导同志以及住持大师风趣地说道：“高僧是从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恳求莫打三春鸟，而我们是从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农业，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角度，规劝莫打三春鸟的。但咱们都是殊途同归，爱护生灵哟！”住持大师立刻双手合十：“美哉，您大慈大悲，恩及羽灵，定将福荫天下，苍生幸焉！”
作者披露这一鲜为人知的史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文章作者回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自然生态的种种破坏，而把当今生态恶化之责任，全然定位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有失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显然背离了中国的实际。诚然，毛泽东在五台山的那席话说得虽然很好，但可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言并没有纳入国策，形成政策条文，并得以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各大部委可谓五脏俱全。但并无一个环境保护部，挂牌行使其生态保护之职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草而牧，滨泽而渔，一直是自上而下、国民生存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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