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沮丧。我是真心想养好这盆三色杜鹃花的，但是到头来还是无法摘去“百花杀手”的帽子。我久久无言地看着这盆回光返照的美丽花树，第一次产生了把它送人的意愿，之所以孕生了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一刻我想起了1957年，我作为花蕾初绽的青年作家，在“台风”眼里凋零的伤痛——将心比心，这株三色花树的内心一定正在落泪。因而，趁这棵花树也许还有可能起死回生，我搬着这盆花树，叩响了楼内养花老人的门。
门开了，我把花盆递给了他。
他说：“不行，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春节将至，算是邻里情吧！你要是不收，我将退回你送给我的两只冬天的蝈蝈和那两个装蝈蝈的葫芦。我写文章时，看窗外飞雪，听它在我身旁唱歌，是我冬天的一大乐事。”我告白我的心声说，“我能把冬天的蝈蝈养好，但我养不好花，为了摘掉‘百花杀手’的帽子，请你无论如何要帮我这个忙。”
老爷子笑了：“好！我先替你摘‘杀手’的帽子，等花儿养好了，我再给你搬回去！到时候，我教你怎么浇水施肥，帮你真正摘掉‘百花杀手’的铁帽。”言罢，我俩开心地大笑起来……
2014年1月中旬于北京
【文学织梦】
[穿越梦境]
[炮口上有一束红杜鹃——寄自海峡前沿的情思]
对于大海，我总有一种陌生感。记得，那是1982年的盛夏，我和邓友梅开完“黄海笔会”，乘一艘部队的舰艇从长山岛返回大连时，曾这样谈论过海：
“海挺暴戾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诗人赞美海呢？”
“因为它的外形是美丽的。”友梅回答。
“你想认识一下它的脾气秉性吗？”
“除非你我从甲板上跳下去。”
“用不着。”说着，我突然摘下友梅头上的遮阳草帽，还没容他反应过来，我就像投掷铅球似的掷向了大海。草帽顺着海风飞出老远，落在了碧波喧闹的海面上；它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又被埋进浪谷。我们紧紧地凝视着它，看它渐渐地被大海吞噬。
“甭心疼那顶草帽。”我开玩笑地说，“到大连我赔你一顶。”
友梅没有回答我，喃喃着：“如果它是你和我，鲨鱼就有了上档次的肉食品了。”很显然，他还沉浸在大海狂暴的遐想之中。
海是暴戾的。世界上哪一位海洋科学家能计算出它究竟有多大的蛮力呢？在电视屏幕上，我看见过它折断渔船的桅杆，掀起万吨海轮，冲塌过矗立在海面上的钻井台，席卷过海滩上的老树和楼阁……它常伴随着地壳的蠕动、台风的狂欢而疯狂跳舞，于是带来了海底火山的喷发、震撼陆地的海啸：海洋学家刚刚把一个浮上海面的无名岛屿画入海图，另一个有名字的岛屿又突然在海面上消失了。
海，是最原始的。
海，是最神奇的。
海，是最疯狂的。
这就是大海的一幅立体肖像。
也是在一年的仲夏，我和王蒙、谌容、刘心武从大连乘海轮取道天津返回北京。由于对大海的淡漠感情，行前我主张从陆上回家，怎奈提议以“三比一”被否决，我只好怏怏不快地登上了海轮。入夜，海轮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破浪而行，我只能看见天空的星星和一钩镰月，却看不见大海上的一线讯号灯光。从舷窗俯视大海，海仿佛是喝多了酒的醉汉，黑色的波浪疯疯癫癫，就像一只无限大的秃雕，扇动着它巨大的墨色羽翼。
两次海上航行之后，海距离我更遥远了。但不知为什么，在今年的5月时节，我和邵燕祥来南海前沿访问时，对海的感情有了回升。当汽车开出福州沿着海峡公路向厦门疾驰的时候，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寻找海的波光掠影了，怎奈无数的翠岛和高大的龙眼树、榕树遮目，我望眼欲穿也没能望见海的影子。
燕祥问我：“你不是不喜欢海吗？在你的《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小说里，你把海写得那么冷酷！”
“是的。”
“那你又为什么急于看到海？”燕祥盘问着我。
“……”我解释不清我内心的感情。
“醉翁之意不在酒。”燕祥以其细密过人的敏锐思维，把我当成了推理小说中的研究对象，“而在于海峡的对岸，有我们一千多万骨肉同胞！因而冷酷的海也被心中相思之火煮沸了。对吗，老兄？”
燕祥说话从来是低声细语的。但正是他这些带有诗情的语言，使我朦朦胧胧的意念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开玩笑地称赞他说：“老兄不仅是个诗人，简直还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是的，南海是相思的海；不然的话，海滩背后山峦的石缝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相思树呢？！这种树的枝条和叶片虽然很像柳树，但弯弯曲曲的树干却和柳树迥然不同。它们长在岛屿的石缝里，彼此枝蔓相连，既像手臂相搭的驼背父老，又像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亲热姐妹，日日夜夜地眺望着烟波浩渺的相思之海。海风轻轻摇曳着一株株相思树，就像海峡这岸的父老兄弟，跷足张臂地迎接着海外游子的归来……是的！在这儿最受欢迎的是因躲避海上台风而登上故土的台湾渔民，或借助于潮汛起落只身渡过海峡来探望故里的台湾儿女，则更受到家乡人民的隆重接待。据昔日和我一起苦度牢房春秋的一个闽南友人告诉我，每遇到这种情况，整个乡里都沸腾起来，煎炒烹炸，醇酒飘香，比过年节搭台唱戏还要红火。友人的这番介绍，撩逗起我对台湾兄弟姐妹们的深切思情，盼望我能在南海前沿，有和台湾兄弟一见的幸运。
真是凑巧极了，当我们抵达厦门那一天，由于房间安排的阴差阳错，我正好和从台湾归来的白少帆住在同室。他体态结实，行动敏捷，最初我以为是从台湾归来的体操运动员，在一次酒会上，他和我们频频碰杯之际，我才从福建省老作家郭风同志的嘴里，得知白少帆同志原是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不久前才绕道法国毅然返回首都北京定居的。这次他来厦门是参加港台文学讨论会的。他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权威。有这样的一位同行为伴，我感到非常欣幸，曾几次想同他长长地攀谈，但他送往迎来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更深午夜才是属于他的时间。因此，当他子夜悄悄地回来躺在他的床上时，我倒不好意思打搅他短促的睡眠了。在灯下，他睡得十分酣畅，看一眼他蜷曲着身子的睡态，总是让我想起婴儿憩息在母亲身旁摇篮里的情景。不是吗？看看浮现在他黝黑脸膛上的笑容，犹如安息在母亲的襁褓之中。他确实非常疲惫了，台湾的军、警、宪、特发现他有思归念头之后，曾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白少帆每到周末都要到“保密处”去报到，听候他们的“政训”，他们威慑地带他参观拘留所和折磨犯人的各种刑具。他们以为凭借暴力，一个知识分子是难以穿越他们枪口控制下的海峡的。但正像白少帆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一样，虽然，少了一叶渡海的白帆，但他和思归的炎黄子孙一样，心里都有两把无形的心桨，海峡的波涛怎么能阻挡住游子的回归呢？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思议，为了离开台北，他和一位十分同情他处境的、在台湾学汉语的法国小姐——白世薇（译音），演出了一场假结婚的戏剧，才得以离开了台湾，从海峡彼岸驶向祖国怀抱来了——穿过海峡，只不过需要几个小时的航程，他却走了S形的漫漫长途。
熟悉他的同志曾告诉过我：古老的长城曾使他如痴如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曾使他感奋不已。因而在北京定居不久，他就自觉地挑起振兴中华的工作重任。他衣着简朴，生活平易近人，有关单位邀请他去研究工作，他总是谢绝轿车接送，而像平民百姓一样，挤公共汽车。他非常景仰宋代文学家范仲淹书写在《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天的相处，他身上毫无一丝“洋骚”，更激起我对这位炎黄子孙的崇高敬意。
那天，我和燕祥以及参加港台文学讨论会的学者，一起登上厦门市一个制高点眺望东海。在楼顶的平台上，我有机会和他攀谈起来。他指给我看海上几个有国民党驻军的岛屿说：“那是大担，那是二担，我到过这些岛屿。”
我神往地望着海上近在咫尺的“绿色宝石”，不无惊奇地问他：“你怎么能到这儿来呢？”
“我是在金门服兵役期间，登上它的。”他微笑地说，“从那儿看厦门简直像个山城花园，特别是厦门大学的红色屋脊，真是太漂亮了。在夏天，如果天气晴朗，站在二担岛上用肉眼就能看见鼓浪屿海滩上，那些穿着各色游泳衣晒太阳的兄弟姐妹们！”
“当时……”
“我还很年轻。”
“那时你就想要回来吗？”我坦率地提问。
“回归的信念，是从朦胧到坚定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感到真理在海峡的这一边。”白少帆沉思了片刻兴奋地说，“他们封锁大陆一切建设成就的消息，欺骗台湾的百姓，举个例子说吧，在他们叫嚣要反攻大陆的日子，说什么一炮轰平了厦门大学，这回到厦门大学才知道，当年打过来的炮弹，没有削平厦大。这真是个荒诞的笑话！”
我们被逗得放声大笑。
“你在台湾还有什么亲人？”我问。
“许多亲朋好友。”
“他们知道你已经到了海峡这边了吗？”
“会知道的。”他含蓄地笑笑说，“到了那一天，我将以先行者的身份，为那些朋友接风洗尘。”之后，他深情地凝看面前的大海。
海上渔帆片片——那是捕鱼归来的帆！
海上鸥影点点——那是南边飞回来的鸟！
我们深情地向南望着，望着……
我们静听着大海呢喃地说着情话。
为了把祖国的座座宝岛看得更清楚些，在一个风和日丽的5月之晨，我们驱车到了海防前沿。车子沿着海岸疾驶，逆时代大潮而动的噪声就传进了耳鼓：“共军官兵弟兄们……”
坐在我们身旁的向导，是一个入伍不久、来自湘潭的小战士。他操着湖南乡音鄙夷地笑道：“听！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他们还觉得蛮有趣的呢，你们看——”小战士指了指稻田里打水浇田的吊杆，“据老战士说，1958年8月23日那天，一架飞机飞向一家宅院，看见这遍地斜向天空的打水吊杆，他们误认为是一门门高射炮，扔下几颗炸弹，仓皇地飞跑了。这是传遍海防前沿的笑谈。”
谈笑声中，车子停在了海滩上的一个小渔村。小战士递给我们他脖子上的望远镜：“瞧吧！这儿能看见小金门岛海滩上的铁丝网！碰巧了还能看见他们的士兵。”用不着望远镜，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海上冲起高高的水柱，那是国民党军队在海上打靶。小战士回首望望，渔民修船的修船，补网的补网，不知是哪个姑娘的收录机，在播送着闽南戏剧《春草闯堂》，那铿锵铿锵的锣鼓点儿，和小金门打海靶的隆隆炮声交织在一起，把海峡两岸装点成两个世界。
“何必搞这种名堂呢！”我感到诧异。
燕祥淡淡地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节约下这些炮弹，把钢铁给金门岛耕田的百姓打成犁铧，给出海的渔轮打成锚钩！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中华民族分裂开的，无论他有多大的神通。我们都不是历史的预言家，但我们能看到这一天！”
我激动地对着大海抒怀。
来自小金门的炮声还在响着，像是为我们这些远方来客隆重送行。我们告别了喧闹的渔村，驶向了归程。在路过胡里山古炮台时，我们停车下来，瞻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遗留在这儿的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出产的巨炮。是天意，还是巧合？这门七米多长的古炮炮口，正好对着对岸有国民党驻军的二担岛。
游人们看见小战士脖子上挂着两架望远镜，立刻围拢上来，争抢着用望远镜观看海那边的二担岛：
“看见了！”
“海滩上还有荷枪士兵！”
“喂！弟兄们，你们好！”有的年轻人在对着大海呼唤，“到这边来探探亲吧！”
“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我和燕祥早已饱览了“海上宝石”的风姿，无心再眺望对岸的大小岛屿。我们俩抚摸着这门古炮转来转去，忽然间我们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尊巨炮炮口上插着一束火红的杜鹃花……“真是太有诗意了！”我脱口而出。“这儿没有子规。”燕祥说，“这束花儿正好代替啼归的杜鹃鸟……”
1984年5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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