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自悦篇]

    人，能读吗？答曰：能。

    人世间最不耐读的是婴儿，皮球般的脸蛋，花生般胖胖的五指……但即使是婴儿，也能使我读出几分味道来，大音乐家贝多芬就曾把婴儿啼哭比作为“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那么，婴儿的笑靥，就可以比喻为无一丝云影的万里晴空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使人变得越来越耐读起来。尽管人们面额上没印有文字，但仍然可读，特别是到了成熟的中老年，每个人都是一部辞典、一部历史、一部经卷。摄影艺术家，为了展现人的成熟，常常把镜头焦距对准中老年人的目光和眉梢的扇形鱼尾纹，那一条条深如沟壑的褶皱，仿佛深藏着采掘不尽的“乌拉尔金玉”一般——社会学家从中寻觅历史，文学家从中透视深埋其中的哀乐人生，哲学家从中剖析人性善恶，医学家从中判断健康状况，心理学家从中管窥性格！

    不是吗？

    人是一部大百科全书，而这部集大成之作，只有到了中老年，才由社会雕琢编撰而成。世界吉尼斯之“最”纪录中，偏偏视物而不见人，这不能不说是编撰者出于猎奇而产生的视觉的偏斜；忽略了人是一部大书，造成“纪录大全”之不全，实在是件憾事。

    我喜欢读人，也愿意被人阅读。

    读人时，我能透过温文尔雅的各色面纱的网罩，像看马戏一样欣赏一条条变色龙在季风中的蜕变表演。我还善于在道貌岸然的文场某些官吏中，嗅觅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花独放百花杀”的血腥杀机。因而，我读人时就有了大肚欢喜佛深悉人世千奇百妙之乐！

    当我被人阅读时，也颇为逍遥。今年春日，曾有机缘去觐见黄河。河南电台一位叫刘红的记者，在三门峡采访我时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我之所以请您谈黄河，因为您额头上刻着黄河历史中的某些沧桑。”捕猎的对象很准，这说明我时刻也在被人阅读。

    前不久，我和张抗抗、梁晓声、刘心武、莫言以及王朔，被人邀请到西安去签名售书。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老者，手拿一本昔日他买的《走向混沌》一书，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端详该书扉页上的照片；如此这般地读我读了好一阵子，才确信我不是张三李四，而是该书作者，便走过来对我说：“怎么回事？几年前的照片，你额头皱纹这么深，你现在反而显得比过去年轻了？”我回答这位“上帝”（读者是上帝）说：“照片上是真实的我，今天为了不亵渎‘上帝’的盛情，我特意修理了一下门面。坐在您面前的，是‘演员’的我！”

    瞧！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阅读，都因为我额头嵌有深深的历史褶皱。

    读人与被人读，是灵犀的碰撞与融合，无论同向与逆向，都具有和读书一样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偏爱中老年人，因为人只有到了成熟季节，目光才具有X光射线的透视功能。用久经修炼的火眼金睛，去玩赏一下假面君子，实在是一种享受、一种快慰！当然，自己也要经受得住别人目光对你的辐射。如果你有磊落人生，非鸡零狗碎之徒，被人反复阅读，则更其乐无穷。

    [读己——自戒篇]

    读别人易，读自己难。

    即使是自己每日对镜匡正衣冠，也许只能净化其外表，而不能审正自己的灵魂。特别是文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已流传千古，因而似更需要不断阅读自己的人文行为。比如，当你我拿起笔，在填满稿纸的方格格前，是否掂量过即将播进稿纸里的种子，是一粒饱满的种子，还是一粒干瘪的霉种？当你我把中国汉字填满方格格之后，是否回眸过那一行行、一堆堆的文字，到底是附庸时尚之作，还是怀胎十月不得不生的产儿？

    文学来不得对自己的宽容，宽容就如同往酒里掺水，饮者沾唇，便知你有几分真诚、多少假意。所以，“只问耘耕，不问收获”之说，似乎不能成为行文者的方圆。

    其实，常常阅读自己是一种自诫自励的行为。使我常常感到寒窘的是，每次应出版社之约编选自己的集子时，都能发现自己的“少作”及“旧作”中，“酒”货绝非都属上乘；甚至发现有些作品——包括在历史新时期引起轰动效应和爆炸效能的获奖小说，其中也不乏可以避免出现的败笔之痕。

    何故？

    反复阅读自己，满面汗颜之后，答案则从朦胧变得清晰。我是从50年代文学的狭窄胡同走出来的，虽然历经风雪的洗礼，但仍难以摆脱这个历史年轮的胎记。除了这个强大的客体的缘由之外，主体上挣脱这种禁锢的力度不够，因而常常本能地扼杀严酷生活中赤裸裸的真实。近读巴老的《随想录》，使人肃然起敬的三个字就是“讲真话”。法国卢梭日记体小说的自剖自析，向读者亮出一个灵魂斑驳的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文品的臻美和完善。文学不是春夏秋冬的服装模特，可以用其华丽的霓裳，掩盖自身体躯上的霉痣。

    文学更需要展现生活和生命的底色，而不是时装模特染过的发、红粉以及粘贴在眼睑上毛葫芦一般茸茸的、楚楚动人的睫毛！这些，正是自己昔日没有感悟到或虽然有所觉悟但没有对之苦恋、苦耕的文学底蕴吧？！

    读人能丰富自己。

    读己能自律笔锋。

    去年夏日，我曾在《文汇报》写过《“张果老倒骑驴”新析》随笔一章。小文是用几句顺口溜收尾的：

    大步朝前走

    莫忘常回首

    温故自知新

    日行九百九

    文章发表后，收到江西婺源龙尾砚厂的金石书法家王涌华馈赠的大理石镇尺一具。他来信说他一贯是我作品的热心读者，感到这几句“诗”俗中藏雅、浅中藏深，颇有人生的哲理内涵，便将其雕刻于镇尺之上，寄赠给我。

    我很感动。除了回赠自己的新作两册求正之外，即刻将此墨绿色镇尺，置于写作的案头。使其成为审视灵魂的一面镜子，力戒向稿纸上播撒瘪种，收获无愧于良知的真诚……

    [永恒的情结]

    我是农民。

    我在方格格的稿纸上耕耘，播下我心田孕育的种子，把汗水和血水搅拌成肥料，希冀着秋天的收获。

    我确实是个农民。去年5月，我还陪着从台湾来省亲的姑姑，去过我的老家。那是一个北方小山村，我就落生在她怀抱中的土炕上。那九曲回肠的弯弯山路，那像燃着了簇簇火把的红高粱田，那条没有帆影却有着一条条小鱼嬉戏的河滩，那一片片支着绿伞的野麻地……这一切，多少年都和我梦魂萦绕，情丝难断。因而，我是陪伴姑姑一块寻梦去的，到那山魂深处，去倾听久远稚嫩童音的回声……

    我还当过农民。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同龄人，共同享有的荣誉。唯一不同的，我是一个从事过多种农田耕作的农民，因而我享有农民的特殊光荣。我赶过马车，而且我能把鞭子甩得山响；我挑灯夜战深翻过土地，至今我保留着那把铁锨头。我经营过园艺，带着十三四个弟兄，修整两千八百多棵桃树，品种从“五月鲜”到“晚黄金”，从桃树“出萌”到“冬剪”，不是老王卖瓜，我称得起货真价实的园艺师了。假如哪位农民兄弟，想种桃致富，寻找桃园伯乐请拍个电报来，我会扔下笔耕的文苑，到你们的桃园注册入户。我爱吃柴锅烙饼，爱喝棒子（米查）粥。有此家常便饭足矣！

    除此之外，我会在水田耙地，旱地锄草，杜鹃声中插秧，芦花飞时开镰。在我当农民的历史记载中，曾有过一天割一亩二分稻子的辉煌纪录。无论哪位个体承包户，如果因稻田丰产而又缺劳力收割，请来个口信啥的，我愿意和小型收割机展开劳动竞赛。

    我是农民。我当过合格的农民。我更崇敬我们的农民弟兄。记得，在1958年，我和我的“同类”第一次耪棒子地时，那位黑脸膛的生产队长竟不忌讳当时风向，对我们说：“掏心窝子说，你们这些五七年的‘右派’，大都是敢讲大实话的人，大都是深爱我们国家的人！”当时，我脸上无泪心却哭了。

    1973年，我浪迹山西晋东南地区，住在南坪村一个姓王的农民大哥家里。他对我说：“俺也觉得奇怪，像你这号老实人，咋就能叫‘那个’称呼哩？俺们一家子背地评议过，都猜不透这个谜。俺农民讲天理良心，俺们坚信你有一天会返回‘朝廷’。奸臣多了，国家就要遭殃，俺看你们这些‘那个’……多数都和俺农民心贴心，是忧国忧民的忠良。”尽管这话说得十分原始古老，但它曾使我坚强，并把这些情话牢记终生。

    其实，始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折跟头、打把式、“大跃进”、大炼钢铁、卫星田、深翻土地，“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吃苦受累最多的是农民，大伤元气的还是农民。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民才得以休养生息，舔合伤口，汉子般直挺挺地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旋风中，经受的磨难虽然也伤痕累累，但比起农民所受到的“内伤”来说，真是凤毛麟角，微不足道了。

    我是一个笔耕的农民，与在田野里耕作的农民心心相连。我当过农民，和农民兄弟的情结永恒，如磐石般难以割裂。

    [鸡年自勉]

    我属相为鸡。据古书《相鸡经》中说，十二生肖中的鸡为“德禽”。其五德曰：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瞧，属相为鸡的人，多么光彩照人！因而在少年时，我曾为我是在鸡年落生的男娃子，而感到得意。

    当时我还不到读古书的年纪，这些都是我祖父对我说起的。他是清朝最末一茬秀才中的一员，可谓满腹经纶。他曾如数家珍那般，对我说起过落生于鸡年的古代帝王。时隔半个多世纪，许多落生于鸡年帝王的名字，在我的记忆库存中，早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记住了唐明皇李隆基。之所以单单记住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好记，而是因为他与杨贵妃留下的风流历史——小时候县里城隍庙的大戏台上，草台班子曾在那儿唱过《玉环醉酒》，杨贵妃酒后那种千娇百嗔的姿态，让小小年纪的我，先记住了杨贵妃，顺便把风流成性的唐明皇也记住了。原因之二，在历代鸡年落生的帝王中，没有像他那么敬重公鸡的了。我在爷爷书房内的古书上看到过，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在长安的皇宫里专门开设“鸡坊”，养了一千只大公鸡；由选进宫的多名童男，对其进行喂养。此举到底是炫耀帝王的威风，还是把他的属相视若生命图腾，书中没有说明，因而其缘由不得而知。笔者知道的则是，他们定期在宫中举行斗鸡比赛，最后的胜者披红挂彩，被视为鸡中之王；凡赢得这种殊荣的公鸡，不仅免去了成为盘中餐的厄运，而且要被供奉起来，被当作禽中之神。因而，我这个落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鸡”，从懂事之后就充满了对生命属相的好奇。

    但是，我母亲对我的属相是只“公鸡”，似乎并没有祖父那么兴奋。记得每当夜晚到来，油灯闪亮之后，母亲哄我入睡时，经常哼唱起那首民间流传下来的儿歌：

    大公鸡

    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经过观看，我才发现鸡群的生活模式，所有鸡群都是一只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在房前屋后觅食，真是有点妻妾成群的味道。难怪母亲在哄我入睡时，不断吟唱“大公鸡，尾巴长……”的歌谣呢！大概是怕我长大之后，成为一个花花公子吧！多少年后，我得了个文坛孝子之名，当然不是因为儿歌的警示，而是来自中国文化的陶冶；母亲一边哼唱着民歌，一边在油灯下为我缝衣补裤的形象，从儿时起就铭刻在我的心扉，至今记忆仍清晰如初。

    儿时，每天清晨，听大公鸡在窗下的窝里报晓时，觉得那就是我的化身。爷爷对我说过，在家禽世界中只有公鸡是“晨官”，要我长大成人后不能营蝇狗苟，要光明正大地做事做人，这一切都是由我的属相引起的。此外，我从祖父书房的杂书中，看到有关十二生肖的详解，曾让儿时的我常常为之沾沾自喜的，是对鸡的命运分类。古书上说一年四季中落生的“鸡”，以春天孕生的“鸡”命运最佳，因为春天冰河解冻、草木萌生，不仅比冬天落生的“鸡”好活，更不会饿死在冰雪覆盖的原野，可以安详地活过一生。

    我是农历三月落生的，正是花开草绿的时节，按此推算我应当一路顺风。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我劳改归来，在京城与友人邵燕祥欢聚时，才有机会自嘲。我曾与燕祥开玩笑地说：“1957年是你我的本命年，我俩偏偏在这一年，双双中箭落马！你我又都是春天落生的‘鸡’，春天的鸡不是命好吗，我们何以这么多灾多难？”他调侃地回答我说：“谁让你我恨黑夜太长，抖着嗓子呼唤黎明来着？当个‘哑巴鸡’你我就平安无事了！”言罢，我们相视而笑。

    至此，童年时关于公鸡的意象，虽然已无法再与童年的梦幻黏合为一，但对雄鸡声声的司晨报晓，仍然感到无可取代。试想，如果大千世界中没有了雄鸡报晓于暗夜，不仅生活少了色彩，黑夜还会显得无限漫长。儿时，躺在土炕上，每每雄鸡扯着嗓子歌唱黎明时，母亲便催我起床了。像晚上她哄我入睡时一样，歌谣中相伴的还是公鸡：

    大公鸡

    唱天亮

    背上书包上学堂

    我国诗歌中曾留下“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许多画家也都画下公鸡引颈高歌的画卷，这都属于对日出的期盼和向往。在家禽部族中，这确实是公鸡独有的光荣。当然，人间万物都有它的正负两极，记得曾经写出过长卷《静静的顿河》的俄罗斯大作家肖洛霍夫，曾用公鸡好斗来比喻人生。他说：“好斗的公鸡，鸡冠上总是带着血的。”对人来说，这话说得严丝合缝，既是对那些勇敢者的赞誉，也是对人间一些性喜寻衅者的针砭。但是把这句格言，放在公鸡身上，则有点牵强了——公鸡每天带着母鸡在土里刨食，既要防止天上的老鹰俯冲下来，用尖利的鹰爪抓走部族中的母鸡，又要两眼盯紧地上吞噬鸡群的黄鼠狼，应该说它好斗完全出于自卫的本能，是勇者的行为。至于斗鸡场上那些公鸡，虽如肖翁所说的“冠上带血”，那不是它的本性使然，而是受人类的唆使，才去扮演古罗马角斗场上“斯巴达克斯”角色的。在唆使公鸡恶斗方面，唐明皇李隆基可谓是个典型，他开设鸡坊的目的，貌似崇尚人间万物中之鸡，说“观鸡斗以励三军”，实际上与他宠爱杨贵妃，无可相比之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只豢养千只公鸡，而不善待母鸡。把鸡坊当成公鸡厮杀的角斗场，用以取乐。几年前，我和友人沿黄河故道行进到河南时，在古信阳府的包公祠，看见一场血淋淋的斗鸡表演——那不是公鸡喜欢自我厮杀，而是国人为了胜负的筹码，在用公鸡进行赌博。

    有感于此，在鸡年到来之际，写此有关鸡的短章，以慰勉属相为鸡的友人：是“公鸡”就该引颈呼唤天亮，因为天亮才有日出；是“母鸡”就要下蛋，以创造自身的生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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