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谈小说的细节]

    老鹰在天空中回旋，当它发现猎物时，马上闭合了翅膀，从高空一头扎下来，捕捉它寻觅的食物。它身在高空，何以能“洞察秋毫”，甚至连草丛中奔跑的老鼠也不放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一双十分锐敏的眼睛。

    一个青年习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并用这双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物，特别是洞察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细节。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观察细节，因为细节是塑造人物的最有力的环节，如果把情节比喻为小说中的一条金链带，那么细节就是这条金链带上的珍珠。它能使你的作品放出光泽，使你笔下的人物一下变得色彩鲜明。

    最近，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读到一篇习作者的小说，题为《野菊沾满了秋露》，尽管小说还有着一些不足，但我不能不钦佩作者马常观察生活细节的深邃目力。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中的“我”，在平反上调之前，去墓地祭悼一个在动乱年代里一起劳动改造过的亡友。作者在开满野菊花的墓地，没有用空泛的回忆来描写已故的友人，值得赞许的是作者用闪光的细节抒发感情，描写了一颗充满幽默、善良而又十分正直的灵魂。这里，我不想赘述众多的细节，只选择细节中的一例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小说中有个配角，是送来劳动改造的小业主，他有着无利不沾的习性。一天，劳动改造队在田间吃饭时，来了一个卖咸菜的小贩，别的改造成员，都花钱买酱菜吃，而这个小业主却一失手将窝窝头掉在小贩的芝麻酱酱桶里。那个卖菜的小贩又怒又气，而那个小业主则连连埋怨自己的失手。尽管那个小贩把小业主的窝窝头从桶里掏出来后，把沾在窝窝头上的芝麻酱刮了又刮，那小业主还是吃上了不掏钱的美味……

    看！这是刻画人物多么有力的细节！作者没有正面写小业主的贪婪，但是仅仅这一个细节——不足二百字的细节描写，就使小业主的卑怯形象透过纸背，闯进读者的心扉。当我读到这里时，先是哑然失笑，之后不禁叫出了一个“好”字。

    好！确实好。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常常是因为一个有力的细节，而勾画出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出一个人物的灵魂。很显然，作者把这样的细节写进小说，绝非一时灵感显圣，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用一双鹰鹞般的眼睛，善于观察“微观宇宙”的结果。

    创作之暇，经常阅读一些青年习作者的手稿。有些青年习作者，身在生活之中，也能寻觅到一些创作素材，他们有表达立意、组织情节的能力，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失败于没有出色的细节描写。因而，尽管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音容笑貌，但总觉得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仔细琢磨，实因作品中缺少生动有力的细节之故。

    要写出小说中好的细节，除了要对人洞察细微之外，还要进行艰苦的积累工作。我个人的办法是，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随地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动人的细节，马上记下来。这些零碎的、杂乱的记载，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虽然不一定立刻有用，但总有一天，这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会穿到你情节的链带中去的。在劳改队，我曾碰到过一个其坏无比、专以诬陷别人为能事的劳改对象，他诬陷人的手段，就是秦桧再生也会为之目瞪口呆：有一天他和一个“右派”一块洗衣裳，这个“右派”说：“衣裳上领口和袖口最脏，要多抹肥皂。”本来这是生活中人人皆知的大道理。可是片刻之后，这个家伙向劳改队长汇报说“右派××说领袖最脏”，于是这个“右派”的厄运来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这个“右派”的帽子上又加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冠。

    这个细节，我觉得从反面暴露了那个坏蛋的肮脏心灵，我记下了它。几年之后，在我写《远去的白帆》这部中篇小说时，这个有力的细节就跳到我的稿纸上来了。由于这个细节的作用，劳改队中“歌乐山少尉”的丑恶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这比我写他办了一千次一万次坏事，更有说服力，更有思想内涵。

    这，就是细节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一篇小说，无论主题多么出新，结构如何严谨，语言多么生动，如果没有有力的细节支撑，作品将是跛足的婴儿，或是一株外表光滑而腹中空空的芦苇。假如把一篇好的小说，比作一个健美的运动员，那么细节就是运动员体躯上的肌肉，肌肉结实丰满，这个运动员才能展示出他健美的体魄。

    青年习作者要磨炼自己的一双眼睛，对生活洞察入微，寻觅表现人物的有力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笔下的人物深刻，使你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982年2月于北京

    [文学初步]

    [我的第一篇小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俗语，对我说来，倍感其准确性和科学性。

    过去几年，我在回忆文苑学步的文章中，总是把1952年当作我发表处女作的年份，把十九岁当成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年龄。今年年初，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为编辑出版我的研究资料集，在北京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时，竟然从1950年和1951年的《新民报》“萌芽”版上，查找到我的几篇少作。其篇目有《战场去》《美国之夜》《光荣花》《信》《战士和金曼》《琉璃河畔的老人》等六七篇之多。看样子，二十年的劳改生活，严重地损伤了我的脑神经，我把这几篇东西都忘却了。直到山东师范大学的同志，把我遗漏的作品篇目呈现到我面前时，才召唤起我三十年前遥远的记忆。我目瞪口呆之后，用拳头捶打着自己这颗不中用的脑袋：瞧你，记忆力有多糟！——我为此而感到脸红。

    这也从反面证实了一个问题：这几篇少作之所以被我遗忘了，足以说明作品之平庸。一般地说，一个作家和处女作的关系，热度应不次于初恋，人就是到了垂暮之年，也是难以忘怀的。而我恰恰是把“她”忘记了，不只漏掉了一篇，而且遗忘了几篇之多，这充分说明这些东西的浮浅——我文学创作的起点多么低啊！

    尽管少作不堪回顾，但也是生活的赐予。1950年秋天，我从河北通县（今通州区）师范附中考进了北京师范学校。是时，正值朝鲜战火向鸭绿江蔓延之际，同学们掀起了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我虽是独子，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也报名请求去抗美援朝。在这时，我写下了《战场去》的激昂文字，发表在《新民报》1950年11月10日。这是我第一篇作品问世。当时与其说是我要写什么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抒发自己爱国情怀更为确切。之后的几篇东西，都是描写爱国情愫的诗、散文和小说。回头一看，这些作品虽极其浅显幼稚，但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已倾注笔端，这是我今天回首处女作时，留下的唯一的一点慰藉。

    1950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征文启事，我以“碧征”为笔名，写了仍以学校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应征文章——《共同的仇恨》，发表在《光明日报》1951年1月1日元旦增刊上。（过去，我一直把这篇作品称为处女作并说发表在1952年，现应予以更正）这篇东西写了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绰号“洋八股”，一个绰号“冲锋式”；这两位同学由于志趣相异，在生活中经常发生“战争”，但在抗美援朝的滚滚热流中，两个人的矛盾被融化了，并且成为好朋友，一起参加军干校。这篇东西，能不能称为短篇小说呢，不知道。因为作品中有人物、有情节、有结局，我就把它称作我第一篇小说了。

    因此，我的“文龄”应从1950年的《战场去》算起。我小说创作应当说始自1951年1月1日。那天，《光明日报》发表了《共同的仇恨》——新年伊始，这倒真是颇有意味的巧合。

    从1952年起，我写作的视野转向了农村。这不仅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接近了尾声，更重要的是孙犁同志的小说唤醒了我童年的农村生活的记忆。加上当时我母亲已从北京返回故里，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探望母亲和我热爱着的那片故土。因而，从1952年之后，我发表的散文、小说习作，都是清一色写农村生活的。如《打井》《娘儿俩》《红林和他爷爷》《老梁头的玉码》《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等，仅从作品的题目上，就能看到我已和描写学校生活告别，而把笔锋转向了冀东大地——那儿的五谷杂粮养育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

    非常感谢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研室的几个同志，他们使我确切地知道了我自己在十七岁开始发表作品，十八岁开始发表小说。当我二十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已经是发表了十几篇东西的青年习作者了。当然，这些作品稚嫩单纯，但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赤子童心——这就是我在文苑中迈出第一步时的图像。

    仔细回想起来，我的习作开始时间，比十七岁还要早些。1946年我十三岁，从农村到了北京后在大红罗厂小学（现改名为西四北小学）读六年级插班生时，一个农村少年痛感城市豪门庭院的污浊，曾写出过《大红门里的笑声》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以杳无回音而告终。后来在通县师范附中读初中三年级时，在作文课上曾模仿过当时解放区的作品，编撰了一个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故事，名为《英雄的一生》，写这位英雄在山河破碎的烽火岁月，如何奋勇杀敌，最后，故事的主人公张毅龙壮烈牺牲在寡不敌众的突围中，鲜红的血染红了冬天的白雪……这些，虽得过语文老师的好评，但都没有变成铅字。今天回味起来，只能算是习作前的练笔。

    奉约写这篇短文时，我想起了许多少年逸事。我既看到了我蹒跚学步时的憨态，也记起了在那些年代中给予过我帮助的许多老师。除了我的启蒙老师孙犁之外，《天津日报》的邹明、牧歌同志也给过我许多直接帮助，我早期作品大都发表在他们主编的《文艺周刊》上。除此之外，萧殷同志在《文艺报》工作期间，曾用长信的形式，热情地回答过我向他提出的充满孩子气的各种问题。康濯同志在文学讲习所任教期间，我曾多次聆听过他对我习作的教诲。当我回忆我的文学初步时，还应对当时在《新民报》工作的诗人晏明和作家刘波泳同志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是最初发表我处女作的编辑，并给予我许多鼓励和帮助。

    记得，在1950年前后的学生时代，我对习作曾产生过畏难之情，有过想去学弹钢琴（我也很喜欢音乐）的念头。在关键时刻晏明同志来信鼓励过我，要我坚定创作信心。当此回顾我的第一篇小说诞生之际，我要向帮助过我的前辈们，表示一个后来人的深深敬意……

    1984年3月28日于北京

    [回头一望——几年来文学创作的回顾]

    人，走在路上总是要回盼的。看看自己身后的影子，看看自己身后的脚印。对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这种回盼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未来的探求。

    我是个文学创作的低能儿。康濯同志在为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中篇集题序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北京市一批青年作家，我恰恰曾经感到过从维熙同志，比别人或许更要老实一些，甚至也可以说，要稍稍笨一些，因而他也更加刻苦一些。这是我的老实话。正因为这样，二十年之后读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深受感动之中，更大的是惊喜地觉得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已根本不是什么‘稍稍笨一些’，而是走到了当年北京市那些作家的前面，走到了成熟的地步，因此便不能不意外地震动和激奋了……”康濯同志前面写的几句话，是我的一幅本色画像；后边说的几句话，是对我的“超额”鼓励。我自己始终以为我是一个笨拙的作家，更须“刻苦努力”——这是实话。

    回盼几年来的创作，蕴藏在我躯体内的执着和笨拙，似又是我的创作中的动力和难以改造的一种禀赋。如果没有这种禀赋，不会产生《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更不会动手去写光阴已经流逝了三十个年头的土题材《北国草》。因而可以这么说：这种禀赋，又变成了我的精神财富。一般地说，要碰“大墙”这样的题材，必须有辙可循，以免翻车，砸死自己。也许正是由于自己的执愚，才碰了一下这座“大墙”。写它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稿毕之后，又有好心的朋友规劝，劝我不要碰这个敏感题材，但我这双饱经生活磨难的手还是义无反顾地把它掷进了邮筒。《远去的白帆》的诞生，尤其点出了我出格的执愚：小说初稿写于1975年，当时空气中似乎含铅，使我呼吸都感到沉重，我在山西的一间窑洞里，用七个晚上的时间成篇。如果当时手稿被搜查出来，“四人帮”对我的最高赏赐不会是别的东西，只能是一颗子弹。现在我还保留着写下的《远去的白帆》的残稿，因此我又常常对自己的执愚感到一点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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