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愕然地望着他。

    我们也静静地等待“下回分解”。

    水上勉先生风趣地摇摇头说：“这个办法中国朋友们不要效仿。为了不出钱办大事，我为木器商在刊物上刊发广告，用他们付的广告费给我打了这些书架。诸位朋友！这是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堕落，不过，这总比刊登啤酒广告要高雅。为了家乡的孩子们生活充实、知识视野开阔，我搞了一次商品交换。”

    水上勉先生的自白，使我非常感动。我仿佛对他那双眼睛里闪烁出来的悲悯的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那淡淡忧郁的光环，不仅仅因为他的少年时代凄楚，也不仅仅他难忘苦命的母亲，而是他的胸襟宽阔，里边装着故乡的每块泥土，装着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在参观文库画室的过程中，我看到多幅油画都是描绘他故乡的山山水水的。在轿车上我看见的那条奔跑的小溪，此时“流进”了他的画室，水上勉先生把这幅画挂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以揭示他心灵上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画卷中的《蝴蝶》《大地的乳房》，也都是以他的故土为背景，曾选进他的小说当作插图画页。使我惊异的是，这些油画色彩那么和谐自然，几乎都和我在轿车中看到的极端相似。对这一问题，我询问了水上勉先生：

    “画家怎么会对这儿如此熟悉？”

    他笑笑，反问我说：“画得好吗？”

    “我很动情。”

    “画这些画的人是我家乡的朋友，他叫渡边淳。”水上勉阐述着他的艺术见解，“这些画是我书中插图画的放大，我选择我小说插图的重要标准，就是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渡边淳先生是我们这儿一位并不出名的业余画家，我许多部描绘乡土的小说，都是请他来画插画，而不去找那些身居闹市、名气很大的画家为我的小说配画。”

    “渡边淳先生在吗？”

    “我这位朋友答应要来的。可是他非常忙，他是骑着摩托车往村村镇镇送信的邮局职员，此外，他还要烧木炭，插稻秧，种菜，种田……再剩余下时间，他才能提笔作画。我非常钦佩我这位同乡。看，他来了！”

    走进厅室的是个身材高大、面孔黑中透红的中年人。看见这么多中国朋友的视线焦点都集中到他的脸上，他有些局促不安。先是下意识地摸了摸沾着污垢的工作服上的纽扣，后又抓了几把他开始谢顶的稀松头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他不善谈吐，面色窘红，当他和我握手的一霎间，我摸到了他手掌上结得厚厚的老茧——身为一流作家的水上勉先生，能够把家乡艰辛的普通劳动者，引为平生知己，并邀请他来和中国作家们会见，这足以展现水上勉先生热爱泥土的情挚意切。尽管在后几间厅堂里，墙上也悬挂着日本画家须田克太、斋滕真一、津田青枫的画，但占据水上勉先生心目中主宰地位的，仍然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相不上报刊”的家乡土著——渡边淳先生。

    我很喜欢渡边淳先生的质朴，他就像大地上的泥土；我更敬佩水上勉先生的风骨，他是故乡泥土筑造的精灵。当我们参观到文库最后一个厅堂时，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当地几位已故著名禅师的画像。我不解地询问水上勉先生：“为什么把这几位法师的遗像挂在文库？”

    “我虽然还了俗，但我崇敬这些高僧。”

    “能不能说具体些？”我仍感到茫然。

    “你看！这位法师叫仪山善来，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大和尚。我尊敬他不仅仅因为他的善良，更尊崇他的人生哲理。”水上勉先生面色庄重地向我介绍，“你再看第二位法师，他叫滴水宜牧。当他出家为僧时，给仪山善来当小厮。有一次仪山善来洗澡，滴水宜牧为仪山善来放的热水太多了，他怕烫坏了老禅师，便把热水一股脑儿给放光了，重新拧开冷热水龙头。仪山和尚发现后，训导滴水宜牧说：‘等一会儿热水不就会变凉一些吗？为什么要把那么多水糟蹋掉呢？一滴水对大地的草木，也是有用的。’滴水宜牧的法名就是从这儿来的。我所以把这座藏书厅叫‘一滴文库’，就是从这儿得到的启示。一滴水也许太少了，可它是大江大海的源头。”

    “噢！”我心中豁然开朗了。站在我身旁的水上勉先生，在我眼里顿时变得更加清晰而透明。他把自己花掉16年积蓄、煞费苦心为故乡修盖起来的文库，仅仅看作一滴小小的水珠，这里既有他自己的躬谨，又有他信奉的生活哲理。他是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儿子，他把自己看得十分平凡——尽管他是当代日本文坛的一棵巨树——看成是这块土地上的一朵野花、一株小草、一朵小小蒲公英、一团依恋着泥土的报春藤……他生命中每一次吐绿、打苞、开花、结果，都是对养育过他的泥土的回报。

    当我们走进另一座厅堂时，我的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那座厅堂摆满了用竹子做的竹偶，从妙龄少女到珠黄丑妇，从松庵一样的恶僧到勤快善良的小厮，各式各样的竹偶头像共三百多个。水上勉先生顺手拿起两个放在木架上的竹偶，把手伸进他的袍衫之内，这两个竹偶立刻向我们频频点头，表示对中国客人的热烈欢迎。水上勉先生原来不仅仅是日本著名作家，还有着演竹偶戏的高超技艺。渡边淳先生通过翻译告诉我：“水上勉先生对他的故土魂牵梦萦。这个竹偶剧团是他亲手筹建的，他在剧团中担任导演。每年秋收之后，剧团都要走村串镇，为乡亲们演出。他跟着剧团走东串西，自得其乐。因为这个竹偶剧团是水上勉先生办起来的，在日本颇有名声，他们曾到东京去演出多场，得到过日本天皇的接见。”

    够了！

    完全够了！

    水上勉先生的一幅肖像画，已经在我面前耸立起来。他对故土不是一般的乡土感情，而是凝结成了鱼水相关的生死之恋。中午，水上勉先生设家宴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我们围坐在一个炭火盆的周围，对酒当歌。光年同志由于旅途之疲累，到水上勉先生室内去午休了；邓刚和陈祖芬似乎对水上勉先生故园内的那架古老的水车更有兴味，去听那架旋转着的水车唱歌了。餐室之内只剩下我和水上勉先生，还在不断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他酒量很大，在代表团里也只有我能和他匹敌。畅饮之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探讨起艺术的使命来了。

    “从先生，你认为艺术的真谛是什么？”水上勉先生问我。

    “寻找并去开拓真善美。”我说，“它既是潜藏在人的心灵中的，它又有着难以摆脱的社会属性。因而历史上任何伟大作家的作品，既是人的灵魂的舞台，又是一面社会的镜子。”

    “那么……对丑恶的东西呢？”他专注地望着我。

    “没有丑何以有美呢？美和丑在对立中存在，所以我认为一个严肃的作家，既要写丑，更要写美。我写昔日劳改生活的作品时，这两点都注意到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美好不断战胜丑恶的过程。不然的话，我们都还在远古的原始社会，怎么能到水上勉先生的故土来，面对面地喝酒呢？”

    “说得好！干！”他举起酒杯。

    “干！”

    “尊敬的水上勉先生，在东京酒会上我就注意到了你。”我放下酒杯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两点绝对近似。”我向他讲了我母亲曾当过用人，我当过“孩子王”的往事。

    水上勉先生没容我讲完，就激动地从长凳上站了起来，用他那双灼热的手掌，把我的手紧握在他的掌心中，连连摇着。他面色由欢快而变得沉郁起来，低声地说：“很不幸，我母亲在1980年逝世了，享年82岁，我很悲痛！”

    “我母亲还活着，身体还算健康。”

    “来！”他抖动了一下披在额角的头发，“为养育了我们的苦难母亲们干一杯！”

    我感到了酒的苦涩。是的！母亲的故去对水上勉先生确实是一杯苦酒。他的那本影像集中，有多幅照片都是拍摄他们母子情的。但有一幅照片，曾经使我心灵战栗：多雪的冬天，银色的乡间古道——也许这就是当年母亲迎接获得直木奖的儿子归来，并为他头上撑起阳伞的那条古道——水上勉先生穿着一双长靴，在雪地上护送着母亲的灵柩走向墓场。他的表情是悲悯难耐的，就像此时水上勉先生的神情一样。我放下空空的酒杯缄默了。

    “干！”水上勉先生又为我倒上一杯酒，显然他在驱赶餐桌上的郁郁气氛，“为了我们的友谊！”

    我把酒一饮而尽，深情地对水上勉先生说：“我们相知恨晚。在东京酒会上，我只看到了你——一个艺术家的外在之美；在你这块乡土上，我看到了作家水上勉先生灵魂的壮美和充实。该怎么样才能说清楚我的实感呢？你爱乡土爱得心痛，你是家乡泥土筑造成的美的精灵！”

    水上勉先生被感动了，他拿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酒杯的酒滴落到地上。我也感到手臂湿润，不知那是杯中的酒溢了出来，还是心河荡出的泪花……

    下午，和水上勉先生分别的时刻到了。他先驱车带我们参观了离他家乡不远的一座原子能发电站，然后在归途的岔路口上分手。夕阳照着他几缕白发，使我想起了富士山头的难以融化的白雪，尽管岁月催白了他的头发，却难以老化他那颗挚爱泥土的心。

    汽车重新沿着山路疾驰，我又看见车窗另一侧的日本内海了。波光滴翠，浪花银白，一艘轮船在海上行驶，一长一短地拉着汽笛。这多像顿河上的轮船，驶过肖洛霍夫村头时，向迷恋乡土的作家致敬的汽笛声啊！但愿日本内海的声声汽笛，是为水上勉先生而鸣。

    1985年7月16日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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