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很少讲话的人，他从不多言，这也是令“四人帮”头疼的一个原因。他们可以打倒他，但很难找到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种陷害是有理的。

    邓小平摇摇手对香港记者说：“看到你们，我的心就害怕。”记者回答得也妙：“不要害怕，请向香港同胞讲几句话。”

    邓小平一家四世同堂，但这个16口人的大家庭非常和睦，富有民主气氛。

    在这个家庭里，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子女的事情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邓林说：“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们还都是‘红五类’。一天我们去找他请教对‘文化大革命’的疑惑，他却说‘你们自己考虑’。”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邓朴方从事残疾人福利事业是否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帮助，邓朴方这样回答说：

    “我父亲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教导。他相信我们能靠自己的判断走上正路。我父亲是个很少讲话的人，他从不多言，这也是令‘四人帮’头疼的一个原因。他们可以打倒他，但很难找到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种陷害是有理的。当然我父亲是十分关心我的事业的，他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他有时问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啦，我的回答总是简单的‘正常’二字。我不打算把他也扯到我要做的事情里去。我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决心通过我和同志们的努力使社会上人人重视伤残人。”

    但只有在1989年春天，邓小平家里出了个例外，邓小平召集全家开了个家庭会议。那天，邓小平特别严肃，他对几个子女说：

    “你们政治、经济上有无问题？如果有，要补过，有多少，补多少。没有，当然更好。朴方、贺平手下都有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都要检查。邓林、邓楠、邓榕虽与经济无嫌，但政治上人人都有可能出问题。如果你们哪个进了法庭，先向你们打个招呼，我要做个开明人士。”

    在这里所说的邓朴方、贺平手下的公司，我们没有材料加以阐明，只好付之阙如。

    据我们从有关资料来看，邓朴方发起建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因为自从他下肢瘫痪后，做物理学家的理想破灭了，紧张愉快的学校变成了漫长、单调的病床生涯。在“文革”期间，他有点灰心丧气，和几个病友在一起编编花篮之类东西赚几个钱，然后摇着轮椅出外，在北京市郊的他们福利院所在的清河镇绕大圈散心，有时也溜到附近的某个小酒馆买蛊酒喝喝，以酒消愁，当有人来刁难他时，善良的病友们便总是为他挡驾，所以他如今决心要为残疾人办点事情。

    在设在北京东城一个四合院内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办公处，一位记者采访了邓朴方。40岁的邓朴方坐在手摇轮椅上，微笑的脸上戴着一副款式新颖的角质眼镜。他那乐观、开朗而又自信的神态，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了他的父亲。他习惯地点燃了一支烟，颇为风趣地说：“我对我们国家的事儿了解得很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敢见记者的原因。”他感慨道：“长期的病床生活叫人闭塞啊！”

    大概原因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邓朴方严于律己，不愿意在政治上过多发表言论，抛头露面。

    在这一点上，邓朴方酷似其父。

    邓小平怕照相，怕接受记者采访。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等候杰弗里·豪到来时，记者一拥而上，对邓小平进行采访。邓小平摇摇手对香港记者说：“看到你们，我的心就害怕。”记者回答得也妙：“不要害怕，请向香港同胞讲几句话。”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乐了。

    ……

    在邓朴方刚瘫痪的时候，他在一家军队医院接受治疗，骨科专家陈景云教授和邓朴方等几个病人讨论了康复医学的重要性。陈教授说他曾几度呼吁建立一个康复中心，但在那动乱的岁月里，得到的反应必然是微弱的。

    1980年，邓朴方的健康状况恶化。在麦克温教授的建议下，邓朴方应邀去加拿大渥太华市民医院接受治疗。麦克温教授是美国阿尔弗莱德·杜邦研究院的主任。当时邓朴方是躺在担架上去加拿大的，在那儿做了两次大的外科手术。邓朴方躺在病床上达4个月之久，所见的仅是病房内的天花板。

    尽管这样，邓朴方仍然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加拿大的康复事业。在4个月的治病期间，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医生还是护士，他们都勤勉认真地工作着。为邓朴方做手术的是戈登·W.D.阿姆斯特朗大夫，他是一个心地坦诚的人，知识渊博，对科学研究一丝不苟，在给邓朴方动了手术以后，每天都来看望邓朴方，这样他们两人便结为好友。由于这些医护人员的帮助，邓朴方现在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亲身的经历，激励着邓朴方去推动中国的康复事业。

    回国以后，阿姆斯特朗大夫给邓朴方来了好几封信，邀请他去加拿大一个新建成的康复中心休养。对此，邓朴方考虑了很久，最后谢绝了。因为，中国目前受制于有限的经济能力，而且过去长期纠缠于复杂的政治动乱，残疾人事业几度被忽略，“康复医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尚是一个新的名词。所以，邓朴方决心留在中国，为中国的康复事业出力。

    这年3月，邓朴方和他的残疾朋友王鲁光（现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秘书长）决定去晋见民政、卫生两部部长，求他们帮助。两位部长十分重视他们的呼吁。接着他们又拜访了10几位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在民政、卫生两部部长的建议下，邓朴方他们先成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着手筹建中国康复中心。在邓朴方接受记者采访时，基金会有工作人员20余名，但有90多名理事或名誉理事作他们的后盾。

    当邓朴方卧病在床的时候，他总喜欢做些什么。只要朋友们不怕搞坏，邓朴方乐意为他们修理收音机、照相机或手表什么的。在这点上，邓朴方在北大所学的知识和在中学参加的很多生产劳动帮了他的忙。有一阵他身体稍好一点，便去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上班，每天工作两小时左右。

    邓朴方多么渴望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点光和热啊！

    基金会成立后，邓朴方开始东奔西跑，忙碌起来。当他们去深圳募捐时，几乎各行各业都踊跃捐款，这个仅20万居民的城市，有近4万人捐了款，令邓朴方十分感动。

    虽然谢绝了阿姆斯特朗医生的邀请，但邓朴方一点也不后悔，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使他比预料更早地加入了“职业康复”。因为，当一个人缺少精神力量时，其健康状况也就会变得更为虚弱。过去，邓朴方容易得感冒，现在他感到生活充实了，自我感觉好了，感冒也不见了。

    在邓朴方的积极努力下，尽管创业维艰，但艰辛之中也不乏其乐。

    ——1984年，基金会主办的《三月风》月刊问世，这是我国第一份、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份以残疾人为主要读者对象，同时面向社会、面向青年的综合性刊物，格调清新，文笔隽永，在大小书店和书摊上极为畅销，为残疾人撒下了一片人道主义的情话。

    ——1986年，华夏出版社成立了。在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小区的柳芳南里，一幢幢新建的塔楼鳞次栉比，其中有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红白色三层小楼，这便是华夏出版社所在地。邓朴方提出：“华夏应走向成熟。”回顾往昔，华夏出版社的路走得不谓不艰难，不可谓不幼稚，但它毕竟走过来了，汇入了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的步伐。

    ……

    邓小平同志的家风还可以从他的亲家张靖一家那里得到佐证。

    在泰州城外的十里水乡中，有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这里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户主的名字和邓小平连在一起，用本地话来说，就是邓小平的亲家！

    好多人根本不相信，常常这样问：“真的邓小平的姑娘嫁了你们村上做媳妇？别吹牛皮！”

    但每个麒麟村的人都那么高兴地说，去过麒麟村的人回来也这么说，于是好奇的、想探个究竟的人就更多了。

    不过他们看到的太普通了：三小间草屋，篱笆围成的小院子，老实巴交的、一脸“农民相”的屋主人，凭什么相信这便是邓小平亲家的屋子呢？

    只有墙上的那些照片，好像证实了点什么。

    人们望着那个癯瘦、斯文、说一口泰州土话的老人，心里必定会既困惑又惊诧：他真是邓小平的亲家吗？要放在过去，这可是标准的“皇亲国戚”啊，那还了得！

    不错，这个名叫张靖的老人的确是邓小平的亲家，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当他做了邓小平的亲家以后，仍是那么普普通通，并不因此而顿时身价百倍。连一家报纸电台都未给他做过报道。他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乡里乡亲中间，性情温和，谦逊和气，跟谁都谈得来，喜欢读点古书，闲下来钓钓鱼，有时也玩玩麻将。

    1925年，张靖出生在泰州城外一个叫周家楼的村子，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5岁以后，当过米店学徒，在照相馆干过，还差点儿加入新四军。解放后，当过民警，干过法医，但后来由于“历史复杂”又被迫失业在家。他有三个儿子：张和、张宏、张良，女儿张珍最小。在失业的八年里，张靖踏过三轮，摆过修车摊子，一家人常常要勒紧裤带。他本来可以让两个大孩子辍学做工，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是个读书人，知道只有靠读书家里才能翻身。孩子们都很争气，拼命地学，大儿子高中毕业，一下子考取了天津大学，后来体检没过关，给退了回来；次年二儿子高中毕业，一举考取北京大学。

    1965年，张靖全家下放农村，来到那个麒麟村，从此住着三间草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农村，他放过牛，喂过猪，后来主要在大队办的厂里跑供销，干一天，挣上一两毛钱，但居然活下来了，而且每个月还能寄几元钱给在外面读大学的儿子张宏。

    儿子张宏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结婚后要回老家度蜜月，张靖和老伴发愁；这草房、这板床、这饭菜……接待得了这么尊贵的媳妇吗？

    儿子、儿媳一到家，婆婆见邓楠拎着那么一大包东西，就去抢着拎。邓楠却说：“我们在山里锻炼过，挑百把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弄惯了。我有劲！”婆婆再看邓楠：结实的身材，被太阳晒得发紫的肤色，粗壮有力的手臂，像一个渔家女。

    进门时，婆婆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乡下，这间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晓得你过得惯不……”

    邓楠说：“比我们下乡插队时住的好多了。”

    婆婆烧饭，邓楠就帮着烧灶，而且烧得很好。吃完饭，就抢着洗锅抹碗，洗衣裳。

    每天都有很多来围观的乡下人。邓楠请他们进屋里来坐，一次次地倒茶、递烟，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千篇一律的问题。住在乡下的日子里，邓楠喜欢到河里去划船、照相。当时那里的乡下人中还没有出现过照相机，邓楠给他们拍照片时，他们大都笑得很尴尬，觉得非常新奇。此外，还常和村上的妇女一起跑十几里路到泰州城里去洗澡，一路上无话不谈，十分风趣。

    张宏和邓楠夫妇第二次回老家，是在1974年，他们给公公婆婆带回了一件礼物——12寸黑白电视机。乡下人对这玩意儿很稀奇，一到晚上就围满了门口看新鲜。张宏、邓楠对乡亲们非常热情，招呼他们屋里坐。每当这时，床上、桌上、地上（垫张报纸）常常都坐满了，尽管人多把家里弄得比较乱，也很不安静，但张宏夫妇却毫不介意。

    张宏夫妇第三次回泰州，是在1982年，他们还带着10岁的女儿张晓梅，小姑娘倒很娇气，嫌泥巴脏，有点挑食。不过她很喜欢吃泰州的馓子和老菱，大概这是因为秉承了父亲张宏的基因吧。另外，这个小女孩也像她妈妈一样，很喜欢划船。

    这个姑娘出生前，邓楠准备去江西父亲身边生养，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听此言，老太太心里嘀咕开了：亲家毕竟是做大官的，家里规矩一定很大，我这乡下老太婆去，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处呢？婆婆沉吟着，没有答应媳妇。

    邓楠见婆婆不讲话便解释说：“我要你去，并不是要你照应月子，我们已请好保姆。主要是你老人家在身边，我心里踏实些。”

    老人知道儿媳误会了，赶紧说：“做多做少我不怕，我反正是穷苦出生，做惯了。只是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一字不识，到你家……”

    邓楠一听这话，委屈得要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家我家？我和张宏说好了，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是张家的后代……”

    婆婆听了这话很感动，这才决定去了。

    张宏的母亲和邓小平夫妇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回想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张老太太总要提起这几件事：

    “刚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我看他很和气，对我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不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经常有一些老同志来看望他，他招呼客人：‘请吃茶，请抽烟’，并不像我们亲自动手给人倒茶、点烟……’

    “有一次我烧了两条鱼，邓小平吃了以后夸味道好，说比卓琳烧得好，说以后还要请我来烧……”

    常有人问张靖：“你见过邓小平吗？有人找你请他办过事吗？”张靖的回答是：见过几次但从不为私事麻烦他。

    如今，张靖已落实政策退休，还去一家百货商店上班，一个月拿30元的津贴。老伴没有工作。张宏每月寄50元给她作为生活费。老两口迁到了泰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区，住在一套半旧的30平方米的房屋里。家里的摆设还是旧的，唯一的一件“高档”家具便是张宏、邓楠送给他们二老的一台18寸的彩电。张靖的大儿子张和还在农村中学教书；小儿子张良的户口也在农村，本人在泰州纺织厂做合同工，找了个对象，也是布厂的挡车工；女儿张珍现在泰州卫校工作。

    邓小平的亲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足以证明邓小平对亲属的不徇私情。

    邓小平的几个孩子都对父亲有其敬佩，邓林说：

    “工作上，爸爸完全是个大手笔。他心中有主见，原则性强，但从不强加于人，能团结人，又能和稀泥。他的工作方法好，不是权在手，事无巨细全包揽，而是提得起，放得下，肯放手让别人去做。他的身体至今这样健康，和他的工作方法有关。他每次还能游一个小时的泳呢！”

    邓林只得过这样的印象：爸爸和陈毅、李富春这些老一辈人一起，有时会哈哈大笑，语言也十分幽默，但与其他人一起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因为过去邓小平很少和孩子们说话，但说一句又很厉害，所以邓林小时候很怕她爸爸。邓林是家中的老大，从没有像妹妹一样撒过娇。

    总之，邓小平对儿女既关心，又不一切包办代替，而是让子女用自己的头脑去行事。

    （张世明 郑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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