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听了生气地说：“好像你有多少钱！那么大的排场！以后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做！”

    我当时理解，父亲是在鸡蛋里头挑骨头，是挑刺，是讽刺和挖苦我。

    父亲的批评就像一个不可驱除的影子，整天笼罩着我的心。

    1963年，我因病住了医院。出院以后，医生让我休养一个时期，于是，我再次回到了北京。正值暑假，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这次我还和弟妹们一起，随同父亲和妈妈到北戴河去住了一段。

    时间是8月初吧，泱泱大海，像被太阳炙滚了一样，无力地翻动着，美丽的北戴河海滨，也是那么闷热得使人烦躁不宁。我带着天真烂漫的弟弟、妹妹们，欢欢喜喜来到一处小冷饮店。我要请弟妹们美美地吃一顿冰激淩。外婆和阿姨也被我们拉来了，加上我自己的孩子，人数差不多够一个“班”。事先，我们给冷饮店打了电话，告诉服务员我们几点钟去，有多少人。到店里一看，一位顾客也没有，我觉得有点纳闷。弟妹和我的孩子们才不管这些，大家七手八脚，把几张餐桌拼到一起，围坐在那里，期待着我的“礼物”。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里，孩子们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零花钱。夏天天气热了，他们连多吃几根冰棍的钱都拿不出来。家庭经济不富裕，父母要求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今，我这个当大姐的已经挣了好几年工资，我拿自己的钱请弟妹们吃一顿冰激淩，该不会有什么错吧？因此，我便大大方方地掏出了十几元钱。弟弟妹妹高兴极了，外婆、阿姨也笑着，他们还从来没有饱餐过一顿冰激淩呢。大家边吃，边说笑，好不痛快，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弟妹们做了一点事，心情也特别舒畅……

    这件小事凑巧发生在父亲和妈妈临时返京开会期间。说实在的，要是父亲在跟前，我也不一定敢这么做。

    过几天，父亲和妈妈回到了北戴河，这事很快也就传进了他们的耳朵。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问：“听说你们去冷饮店吃冰淇淋了？”我们几个一看这架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父亲说：“你们打着我的旗号，叫人家专门给你们弄东西吃，伺候你们，把别人赶走，应该吗？”我知道父亲批评的主要是我，就说：“我是头一次请弟弟妹妹，只是为了高兴。”父亲听了生气地说：“好像你有多少钱！那么大的排场！以后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做！”

    挨了批评，弟弟妹妹们噘了嘴，我更没话可说，因为父亲批评得对，是我做错了。曾听厨师郝苗同志讲过，父亲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有一年他生日时正在广东，郝师傅特意做了一个七寸蛋糕给他送去，他一看就发火了，不仅不吃蛋糕，而且连正餐也没有吃好，在家里都不许为他过生日，为什么到外地麻烦人？父亲是个很少发脾气的人，可他那次发脾气了。其实呢，那么一个蛋糕至多也不过花五六元钱，主要是不该麻烦人。子女们没有必要地给别人找了麻烦，他当然不高兴了！

    8月22日，我们从北戴河回到北京。那些天，气温特别高，父亲屋里没有空调设备，60多岁高龄了，只穿一件短衣衫，汗流浃背坐在办公桌前，夜以继日地工作。而我，这次回家总共住了一个多月，比较消闲自在，自己也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我有病嘛。

    到身体基本恢复健康了，我决定返回内蒙。可是就在临行前，父亲把我叫去了。我预感到他是要批评我，因而做好了挨批的准备。我想，都是因为那顿该死的冰激淩！

    父亲叫我坐下来，开始谈得心平气和。他说：“你要回去这很好。你有病，休息一段是应该的；假期满了，就要回去工作。”

    我点点头。

    父亲说：“你看你，到现在还没有入党；你打算不打算入党呢？”

    我说：“打算呀！”

    父亲问：“党员是人家捧给你的称号，还是你自己干出来的？”

    我听出了他的意思，就说：“我也没犯错误。”

    父亲说：“没犯错误？这个要求太低了。”

    再往后谈，父亲就对我表示出一种不满意的情绪。他说：“你工作时间不短了，回国时间也挺长了，你为人民做出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好好想想。”

    我说：“我就像一般人那样工作，没想到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父亲说：“你这个说法不好。你是有条件把工作办好的，只要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说：“我就是搜集数字，填表。”

    父亲见我总是为自己辩解，生气了，大声说：“你应该更高地要求自己。”

    我当时理解，父亲是在鸡蛋里头挑骨头，是挑刺，是讽刺和挖苦我，所以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你什么也做不了，没有指望！你看允斌才回来几年，他就做出了一些成绩，带动一部分人搞些研究工作。你呢？”

    我哥哥刘允斌1957年从苏联回国，1963年已是一个车间的技术主任，正参与我国新兴的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工作。我一直很钦佩他，这时听父亲说起他来，我却不服气地说：“学历不同嘛。”

    父亲说：“你不也一样吗？不是也培养你大学毕业了吗？主要是你自己要求不高，完成了人家布置的任务就够了。要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你就没有争取。我看你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父亲的话，多么使我伤心啊！我想，我病了，休息有什么不应该？但这个意思哽在嗓子里没有说出，我哭了。到后来只能坐在那里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觉得父亲太委屈我了。

    爸爸啊！无数人的孩子，在家庭里得到的是娇宠、溺爱、庇护；而你，对女儿的要求却是这样严，这样高，批评起来是这样狠心，这样的不留情面。女儿接受不了哇。

    我几次回北京，和离开北京，都不敢向中南海要车，而是自己出钱雇出租汽车。这次登程前，我还是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出租汽车。这又惹得父亲不高兴，批评了一顿，说我讲排场，闹阔气，群众能坐公共汽车，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可是我却想：过去私自向中南海汽车库要汽车不对，现在自己花钱，又有这种服务项目，这也要批评，太过分了。

    就是带着这满腹的牢骚不平，我回到了内蒙古的工作岗位。父亲的批评就像一个不可驱除的影子，整天笼罩着我的心。可是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有些听起来不入耳的话，反而会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开始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只是赌气，要做出些成绩来，让父亲看看我并不是个废物。

    原来我对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都不大重视，这回我开始注意认真学习；原来我爱在休息时间打球、散步、聊天，这回我把时间用来给机关干杂活；原来我是个又说又笑、敏感好动的人，这回我沉静下来，不说什么话，埋头做自己的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看在眼里，都说：刘爱琴回来后身体好了，工作态度也变了。

    当听到赞扬的话，我惭愧得真有点无地自容。1963年冬天，我听说妈妈到农村搞“社教”试点去了，就想，父亲生活和工作上的许多事情都要靠妈妈照顾和帮助，她走了父亲怎么办？后来我才了解到，工作人员曾找到妈妈，提出种种理由，如父亲的生活没人照顾，弟妹们人小不懂事（小妹妹潇潇还不满3岁）等，请她不要走。但父亲不同意，对妈妈说：“你放心，孩子们的事由我来管。”那年父亲已经65岁，每天到睡觉时间，他拿着一大摞文件进卧室，中间得吃两三次安眠药，才能睡上几个钟头。卫士害怕他从床上摔下来，表示要3个人轮流值班，昼夜不停守在跟前。父亲坚决不让，说：“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我睡地铺。”卫士们当然是不放心了，于是他让卫士贾兰勋同志把床架抬到外边去，把床上的垫子搬到地板上，真的睡了地铺。后来妈妈经常下乡，他就这样一直睡到1968年重病时被搬上病床！父亲多少的革命经历和事迹，叫我惭愧之至。

    我不再赌气了，父亲对我是恨铁不成钢，是为了把我教育成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人啊。我开始去找同志们谈心，找领导汇报思想，大家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使我的精神豁然开朗。不久，我怀着一颗火热的然而惴惴不安的心，向党组织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65年2月12日，机关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平静啊！从1951年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到今天重新成为预备党员，15年过去了，我已经是38岁的人了。回顾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我感慨万端，父亲啊，你问得对：我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

    （刘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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