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替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而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解别人，却要别人来理解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一种个人主义。”

    刘允若是刘少奇第一个妻子何宝珍留下的三个孩子之一。1932年，刘少奇与何宝珍和年仅4岁的刘允若在上海分别，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不久，何宝珍被捕。1934年，被国民党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自从母亲牺牲后，刘允若就成了上海街头的流浪儿，他给人做过养子，当过报童，学过徒工。直到15岁时，才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来到延安和刘少奇团聚。由于这段父子分离的曲折经历，刘少奇对刘允若的成长格外关心。他意识到刘允若“受过一些苦，但也染上一些坏的习气”； “他同我的感情是不很好的，我的话，他是不大听的，他的真实思想也是不大向我说的”。也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存有隔膜。

    解放后，刘允若留学苏联，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刚入校时，刘允若的学习成绩不错，常得五分。不久他跟同宿舍的苏联同学闹翻了。据刘允若给刘少奇的信中所写，责任全在苏联同学，因为苏联同学通宵赌钱或酗酒，闹得同屋同学无法学习和休息。后来，留学生中的团组织在处理这件事情时，为了照顾中苏关系，对刘允若有所批评。刘允若不服气，又跟中国同学“闹翻了”，并且跟小组长吵了一架。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留级或者转系。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后，刘允若在进入苏联的第二年，即1955年3、4月间，接连给刘少奇写了3封信，希望父亲能够帮助和支持他的做法。

    为此，刘少奇写了两封回信。其中，第一封回信未能保存下来。在5月6日的第二封回信中，刘少奇首先明白表示自己赞成大使馆对留学生作息时间和生活制度的规定，希望刘允若能遵守这些规定，顺利完成学业；不要作息无常，弄坏身体，以致中途退学回国。接着讲到“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但刘允若的理由是“和这一帮人处不下去”，这种理由不能成立，所以“最好不要请求转学”。

    然后，刘少奇重点对刘允若“搞翻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提出批评，认为刘允若“一贯的错误”，就是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不谦虚，怕吃亏，所以“常常和别人关系搞不好”。“你总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替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而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解别人，却要别人来理解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认为这种个人主义者即使具备了一技之长，也会成为无用的废人。因为“如果熟悉你的人都不信任你，不熟悉你的人更不会信任你，人民也就不会信任你；人民不信任你，即使你学了什么本领也是没有用的。”他谆谆地告诫刘允若，为了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

    最后，刘少奇还说明了“组织和群众监督”的必要性，要求刘允若愉快地接受监督，想办法适应新环境，与同学们“搞好关系”。这封长信接近3000字。

    从5月10日到6月6日，刘允若又给刘少奇写了3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接受父亲的批评，但仍然要求转系或者留级，因为成绩已经下降了。不然的话，为了争取“门门五分”，一两年内身体会垮。

    6月20日，刘少奇给刘允若写了第三封信，长达1500字。主旨是劝说刘允若“最好不要转系，老老实实地安下心来，坚持地学下去。”如能坚持到最后，“即使不是以五分，而是以三分或四分毕业，那也是可以欢迎的”。没有必要“过分重视学校中学得的知识，更不能过分重视所得分数的多少。”目前的学习不过是为将来从事实际工作打基础，不是为了拿五分。“一切都要看将来的工作来决定，而不能只看今天的分数来决定”。

    此外，刘少奇还提醒刘允若，“不要太注意衣物的式样时髦与否，能实用就行了”。

    最后，刘少奇表示，“如果这次信仍不能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将把父子之间的上述通信都交给大使馆党组织，“请他们根据这些材料”，就近做刘允若的工作。

    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刘少奇没有等到儿子的回信和儿子的反应，就紧接着在6月22日给外交部主管国外使馆党务工作的部长助理刘英写了一封信，嘱托她把自己和刘允若的通信转交给驻苏大使馆党组织。同时要求大使馆党组织暂时不把这件事告诉刘允若，“以免他以后向我写信也不说真话了”。

    在给刘英的信中，刘少奇要求大使馆党组织“对刘允若的错误思想和行动进行严格的批评和处理，不要怕他难受”，自己将与组织“密切合作”。此外重申“刘允若是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常常“把同志和朋友当作敌人看待”，因此他虽然喜爱文学或新闻专业，却不能让他从事这些工作。

    不过，在这里，刘少奇对“转系和留级的问题”，口气有了变化，认为“这属于他自己的职业选择，如他坚持，让他学马达以至普通的机械制造，我想也是可以的”。

    此时刘少奇已经收到刘允若写于6月16日的一封信，但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刘少奇本来准备按照给刘英的信的意思，答复刘允若。不知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写。从同年8月11日刘少奇给刘允若的同学恽希仲的信来看，到8月为止，刘少奇给刘允若只写过前面已提到的“3封长信”。

    此后，直到1956年1月3日，刘允若才给刘少奇写信。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果然生了病，不得不中止学业去休养。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刘少奇公开私人信件有自己的看法。在1月3日的信中，刘允若写道：“寄出这封信以后，我等着两件事：一件是也许在不久以后会在大使馆看到我这封信；第二件就是等着一顿骂。说实话，‘骂’我已经习惯领受。”并且表示，对大使馆既不让他转校又不让他转系的做法，组织上服从，只是思想上怎么也服从不了，因为越来越厌恶所学的专业。别人越解释专业如何重要，他越是“感到烦得很”。

    于是，1月22日，刘少奇又给刘允若写了一封将近2000字的长信。信中解释了自己公开私信的用意，是为了让大使馆党组织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对刘允若更好地进行帮助和教育，更好地处理有关问题，“这对你只会有好处”。以后如有必要仍会这么做。希望刘允若今后不要因此不敢向自己的亲人暴露自己的思想问题。“你必须了解，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而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信中，刘少奇还告诉刘允若对于党组织的帮助和批评，不能称之为骂。骂人与善意的批评是两码事。对善意的批评应该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而不应当是“厚着面皮，表示一种沉默的拒绝态度或者丧失自己正当的自尊心”。

    至于学什么专业，刘少奇除了继续强调学习一门专业，“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以外，同意刘允若向大使馆党组织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继续学习原来的专业，或者经组织批准转校或转系，或者请求退学回国。

    同一天，刘少奇也给刘英写了一封信，要求大使馆考虑刘允若的要求，或者继续留苏，或者回国。他还把这件事告诉了中央组织部主管国外使馆干部和留学生工作的帅孟奇副部长。帅孟奇又写信给驻苏使馆刘晓大使。最后，各方面意见折中的结果，刘允若继续留学苏联，就近转学导弹的总体设计。根据刘允若后来的回忆，开始他对刘少奇的批评不以为然，仅为转学转系这类小事，犯不上那么上纲上线，甚至认为“搞政治的人简直是铁面无情”。后来才逐渐理解父亲的苦心。

    1960年，刘允若学成回国。回国后，刘少奇要他先去农村、工厂和部队熟悉工农兵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国情，然后再回来做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刘允若曾经当了一年兵，在部队锻炼了一年。后来，又参加“四清”工作队，下乡与贫下中农“三同”。

    下乡“四清”的前夕，刘少奇嘱咐刘允若不要怕苦怕累，怕丢面子，更不要搞特殊，也不要在工作队里当头头；而要多听多看多思考，尤其“要同人家搞好关系”。

    刘允若是与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一道下乡去的。根据刘振德的回忆，刘允若由于长期生活在苏联，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不甚了解，他也深感自己在这方面补补课大有好处。另一方面，既好奇又直率开朗，敢于对一些问题深入思考，并把它们讲出来。比如他感到迷惑不解：中国解放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那么穷呢？只凭揭发来认定干部不“清”的罪名，这在法律上有什么依据？苏联人已经不再崇拜斯大林了，倒是有不少人觉得赫鲁晓夫幽默好玩，为什么在中国恰恰相反？在一次生产队会议上，干部讲话别字连篇，把“惩前毖后”说成“风前雨后”，把“实事求是”说成“实里求实”，把“缩小”说成“扩小”，刘允若忍俊不禁，会后对这位干部开玩笑，并认真地告诉人家正确的讲法是什么，却不料引起人家的反感，弄了个自讨没趣。

    后来，刘振德把刘允若在“四清”中的表现报告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真是个不小的进步”。刘振德通过在“四清”中与刘允若将近一年的密切接触，感到刘允若这个人“在许多问题上，他要比我站得高看得远，他的判断比我更准确更有条理。他真诚坦率、单纯直爽，是一个很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是高干子弟，又是留过学的专业技术人员，但他在农村那样一个生活环境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勤恳劳动，平易近人，难道不是少奇同志教育的结果？”

    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父子俩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被迫害致死。

    （上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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