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邓妈妈一再叮嘱金山:“我就这么个女儿,交给你啦。你要好好爱护她。”
“维世是烈士的孩子,从小参加革命,一家革命,怎么会自杀?你维世姐姐是不会自杀的。”
周恩来、邓颖超一生曾关怀、抚育过很多烈士遗孤,孙维世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数十年的亲情,高尚纯洁,诚挚感人,使古今多少托孤育孤的故事黯然逊色。
武汉巧逢 收作义女
孙维世,又名孙光英。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在德国哥廷根学习期间,于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次年即将孙炳文调回黄埔军校,协助做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与孙炳文结下了深厚情谊。1927年,在广州担任北伐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孙炳文奉命前往武汉。当他乘船绕道经上海时,正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后来成为汉奸的褚民谊认出,遭法国巡捕逮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总司令部特务处。三天后,由蒋介石密令,在龙华惨遭腰斩。
孙炳文壮烈牺牲,周恩来、邓颖超异常悲愤,虽然处境异常危险,一直四方打探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及其子女的下落。由于任锐带着维世兄妹颠沛流离,周恩来夫妇始终未和他们取得联系。
1938年的一天,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见到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正在伤心流泪。询问缘由,方知哥哥已被批准去延安,而妹妹年轻,办事处人员规劝她回家去。周恩来看着有些面熟,便问他们的姓名,不料正是孙炳文的长子孙宁世(后改名孙泱)和女儿孙维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恩来拉着他们急步走进办事处,大声朝正在伏案工作的邓颖超喊道:“小超,小超,你看谁来啦?”没等邓颖超醒悟过来又高兴地说:“这是宁世和维世,是孙炳文同志的孩子呀。”
“喔呀!是宁世和维世啊。”邓颖超想起来了,她和恩来、孙炳文在广州工作时,维世才四五岁。她依稀记得小维世那聪明可爱的模样,一把便将维世揽进怀里。
原来,孙炳文牺牲后,任锐将维世的弟弟孙名世送给外祖父抚养,将妹妹送给姨父母抚养,取名黄粤生。任锐带着她和两个哥哥,生活非常艰难。听了孙维世的诉说,周恩来深为孙炳文一家的不幸遭遇叹惜,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抚养烈士的遗孤,为了死者,也为了生者。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心情。她看到宁世已经长大成人,可维世还未脱稚气,便拉着她的手笑着说:“维世啊,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给任锐写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任锐欣然同意。就这样,孙维世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义女。
悉心培养 长大成材
在周恩来夫妇的关怀下,孙维世的哥哥孙泱被送往太行山他父亲的挚友朱德那里工作,维世也到了延安,和她母亲任锐一起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两度“母女同学”,一时传为佳话。在抗大,孙维世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年仅17岁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夫妇对孙维世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晓得,维世少年时代由于母亲从事地下工作,居无定处,曾给她化名李琳,托付给共产党员章泯和金山照管。在这两位革命艺术家的熏陶下,天资聪颖的维世先后在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学习演剧,并初露才华。因此,1939年8月下旬,邓颖超陪周恩来赴苏治病时,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带孙维世赴苏深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
周恩来夫妇于1940年3月底返回延安后,立即将维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告诉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任锐并写信给维世的姨母任钧通报了情况。
1946年,维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导演系,成为苏联人民艺术家达尔汉诺夫和功勋艺术家戈尔卡柯夫的得意门生。同年回国,参加了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
1949年,她随军扭着秧歌进入解放了的古城北平。就在这一年,维世的母亲不幸病逝。在维世丧母并失去小弟弟(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日子里,周恩来夫妇给了她最大的慰藉,不仅经常去看望她,还通过在香港工作的龚澎找到了与维世失散多年、寄养在姨父母家的妹妹黄粤生。邓颖超为黄粤生改名孙新世,寓意新的世纪到来了。
孙维世姐妹在工作和学习之余,经常到西花厅看望他们的周恩来爸爸和邓颖超妈妈。她们爽直的性格、银铃般的笑声,每次都给为国操劳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带来无限欢欣。195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孙维世姐妹还在西花厅给恩来夫妇举行了银婚纪念,邓颖超和周恩来从不过生日,更不要说什么银婚纪念了,但在孙维世的巧妙安排下办到了。至今人们看到周恩来夫妇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的银婚照,仍然感到无限温馨。
艰难时刻 殷殷教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所有的慈父母一样,周恩来夫妇,尤其是邓妈妈对孙维世的婚事也很操心,曾提过很多可供选择的对象,孙维世都不满意。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邀请到该院任导演。她执导了苏联名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金山饰演保尔。孙维世为金山出神入化的精湛演技所叹服,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1950年金秋,在青年宫举行婚礼时,邓妈妈慈祥地拉着维世的手说:“恩来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他让我代表。他还约你们明天晚上到家里来。”邓妈妈亲手将一本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赠送维世夫妇,希望她们能互敬互爱、互助互谅,携手并进,白头偕老。临行,邓妈妈一再叮嘱金山:“我就这么个女儿,交给你啦。你要好好爱护她。”
然而,孙维世夫妇新婚不久,令邓妈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金山在极不恰当的时间、极不恰当的地点,又重犯了生活不检点的严重错误,使孙维世陷入极度苦闷中。
在她烦闷苦恼时,邓妈妈的教诲给了她勇气和力量。邓妈妈说,金山的错误是严重的。接着,又分析了金山的长处和不足。她说:金山青年时期在上海那个大染缸里浸泡过,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在白区工作,比较自由散漫,多次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党组织批评过他,可惜没引起他的重视。但他很有才干,为党做过不少工作,今后还要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对于这种情况,心里难受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拉他一把。在这种时候,妻子拉他一把,会给他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样才是对犯错误的人的正确态度。
正是在邓妈妈的教诲和引导下,孙维世在批判金山的大会上,明确表示:“当金山跌了跟头的时候,我应该拉他一把,帮他改正错误,让他重新站起来。”孙维世的豁达与恳挚,使金山感到心灵的战栗,自此痛改前非,即使在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之后,也没有沉沦,重新振作,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病中慰藉 拳拳爱意
从1954年到1958年,已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总导演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的孙维世,和已重新入党并恢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职务的金山,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先后推出《万尼亚舅舅》、《西望长安》、《红色风暴》等引起剧坛轰动的优秀剧目。
1958年,过度的劳累和长久的精神压抑,终于把孙维世累病了。病中的邓妈妈得知爱女病后,立即到医院探望了她。作为母亲,她了解自己的女儿。女儿才华横溢,却有时显得不够坚强。虽然平时她已多次对维世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经受曲折磨难的精神准备,万不可以认为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现在女儿得病住院时,她觉得应再次提醒女儿,让女儿振作起来。她给维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的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目前医药的治疗,固然是必须的,但不可缺少而带决定性的关键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更要能掌握它,善于和它作斗争。这就需要你能充分地休息,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并严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在不久的时间,就能病愈出院!
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的。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于疾病作胜利的斗争!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
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
此信望给金山一阅。
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
1958.4.24
孙维世接到邓妈妈的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既为老人家给她的慰藉感到高兴,又对老人家在病中来探视感到不安。4月25日,她写了一信给邓妈妈,对两位老人家的关怀、鼓励、教诲表示谢忱。接到孙维世的信后,邓妈妈于4月28日又给维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同志:
上次写给你的那封信,是我病后第一次试笔写的。信发出以后,我一直担心,是否我的忠言,使你会感到逆耳?今天早晨我看到你在廿五日给我的回信,给我带来了异常的欣慰!昨天一早,我就给你们的医生——沈大夫通了电话,知道了你的近况,体温有了显著的好转,这自然与改换了药物的疗效有关,但说不定,不,可以肯定地说和你抛弃了长时间地看大而又厚部头的书、多休息亦是有关系的(你可不必写回信,免费精神,有碍你的休养)。
在我和医生通了电话不久,接到了你的爸爸从南方给我来的电话,他头一件事就是问到你的病好些吗?我把去看你、给你写信、劝你不看书,医生告诉的你的近况告诉了他。他说北京医院院方对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守院规不好好治病有意见——不满意。从而我就热望我们的女儿,能够在住院期间,做一个守规矩,听医生的话,配合治疗的模范!
廿年来,我们老两口,对于你的感情和爱,是从多方面结合着的。我们和你之间的真挚无间的父母女儿之间的高尚的感情和爱,前一辈的共产党员对后一辈共产党员的同志之爱,对于一个女的青年艺术工作者的爱护;以及对你的一些长处的喜爱;加上廿年的时间和我们和你之间的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发展的感情和爱,总之是多方深厚的,正如你说的亦是高尚可贵的。对彼此,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重要的是一种鼓舞的力量——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你同意吧?
亲爱的维世!你要继续注意得到充分的休息,不要因为病有好转就又松劲了。你越能积蓄力量,力量越大时,你就能更快更好地战胜疾病,缩短时间,早日出院。在恢复了健康的时候,你才能在工作上跃进!
《红色风暴》的演出,反映还不错,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但金山要切忌增长骄傲,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至理名言。
不尽欲言,就此打住笔,吻你!
你的妈妈超书
1958.4.28
爱女冤死 哀思绵绵
1964年,孙维世听从周恩来的教诲,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指示,深入到艰苦创业的大庆体验生活,编导了以反映大庆家属闹革命,进而展现整个大庆人精神风貌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深受大庆工人的欢迎,也得到石油部的器重。1966年年初,该剧进京汇报演出,还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称赞,但却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孙维世感到北京的政治空气令人捉摸不定,愤懑之下提前返回了大庆。
然而,使孙维世夫妇始料不及的是,几个月后,进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工作队,接连发来三封加急电报,敦促孙维世夫妇立即返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孙维世夫妇一回京,即被集中起来办集训班。从此,没完没了的审查,写不完的交代材料,使孙维世精神上受到惨重的折磨。困惑之时,她真想到中南海去看看邓妈妈,更希望有机会听听周总理的意见。但她觉得在政治运动逐渐升温的情况下,不能再给两位老人添麻烦了。她和金山相互安慰,力争学会在大风大浪里游泳。
狂风暴雨的夏秋过后,孙维世夫妇又迎来冰天雪地的严冬。继红卫兵抄家、揪斗老干部、成立形形色色的造反“联络站”之后,竟出现了公开诬蔑周总理的大字报。
自从维世夫妇被“专政”后,为了避免给总理添麻烦,一直没有去看望总理,但出现了有人公然将矛头对准总理的大字报。维世夫妇觉得,有责任把这一切报告给总理和党中央。他们连夜起草了一封信,由金山复写三份,一份给总理,一份呈报毛主席,另一份寄给已取代中央书记处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江青。善良的维世夫妇哪里知道,此时,江青与叶群正密谋策划铲除了解她们肮脏底细的“仇人”。孙维世、金山正在江青一伙的黑名单中。
1967年12月,一个严寒的黑夜,金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在此之前,维世的大哥孙泱已于同年9月被迫害致死。危难之中,维世不顾一切地写信向总理反映了两个亲人惨遭不幸的情况。事后还告诉她的妹妹新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万万没想到,1968年3月,她也以“苏修特嫌”的“罪名”被捕入狱。就在孙维世入狱四个月后的7月10日,周总理还就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何思敬审查期间,被害致死一事作了如下指示: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民大学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这类事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维世的哥哥孙泱是人民大学的教师,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孙泱死因的质疑。但周总理未料到,就在他追查孙泱、何思敬死因之时,孙维世一进牢狱,即被江青一伙作为“关死对象”监押,半年之后,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也屈死狱中。
孙维世的逝世,使周总理十分震惊,指示要查明死因,可江青一伙竟连夜火化、焚尸灭迹!邓妈妈得知爱女维世去世,不胜悲痛。
1975年4月,邓妈妈得知已结束监管出狱的金山,千方百计想要寻到维世的骨灰,便通过新世转告他:“对维世主要的不是找到骨灰,而是要为其早日平反昭雪。‘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在邓妈妈提示下,金山和新世历尽周折,最后,通过朱敏同志送信给卓琳同志。卓琳同志将信转交给邓小平同志,由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孙维世才得以平反昭雪。时值1975年。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孙维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召开。
维世的冤死,使邓妈妈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维世冤死4年后,1972年9月5日,邓颖超受中央委托护送何香凝灵柩去南京。列车上,她对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谈起维世含冤去世的事情,仍非常伤心。她不相信江青一伙制造的关于维世自杀的谰言,说:“维世是烈士的孩子,从小参加革命,一家革命,怎么会自杀?你维世姐姐是不会自杀的。”
维世冤死19年后,1987年,邓妈妈给因病住院的著名演员于蓝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署名用的是“被维世称作妈妈的人手书”。于蓝接到邓大姐的信后,深知邓大姐仍思念着她的爱女维世,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维世乳名小兰,居室取名兰舍,一生酷爱兰花。我谨将此文作为一束圣洁的兰花,敬献于周恩来、邓颖超和他们的爱女孙维世之灵前。
(刘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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