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

    “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说：“你们的终身大事应该由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人们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奋斗了几十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你们得到了这种权利，你们是幸福的，但也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接着，他就讲了自己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这时两手一张，笑着插嘴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严肃的教诲，幽默的插话，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邓颖超接着又补充说：“婚姻、恋爱应该由自己决定，但是不要一见倾心，就决定终身。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美满姻缘。”

    他们的谈话，表达了他们的恋爱观。假如爱情真像诗人赞誉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相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这支女学生讲演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十分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报纸在周恩来主持下，立场鲜明，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京、津、保等地声名鹊起，日销最多时达两万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20名男女青年，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 《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定情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沪起航。在四等舱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来自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他们是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邓颖超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旅欧中国少年党”的油印刊物《少年》、《赤旗》也使邓颖超等国内社友耳目一新。特别是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文章，常使国内社友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与此同时，国内社友还收到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觉邮》（即“觉悟社的邮箱”之意）。《觉邮》专登觉悟社社友彼此来往讨论问题的信件。受国外《觉邮》的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在国内《觉邮》专刊第一期上，便刊登着1923年1月周恩来给逸豪（即邓颖超）的信，谈的是德法问题与革命。

    觉悟社社友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信件之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被害四周年之际，给社友寄来了他们两人的相片，并在信里联想到被军阀惨杀的社友黄正品（即黄爱）的“血祭”日子；他也曾在1922年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虽然许多社友都曾收到过周恩来寄来的信与画片，但唯独邓颖超收到得最多、最频繁。据廖似光大姐说：“那是些漂亮的画片。邓大姐有一个相本哩！”1983年，邓颖超参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也说，这样的明信片，她有一百多张。

    觉悟社的社友在一次通信中曾高兴地写道：我们大部分社友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了。确实，他们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了。而在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更由于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与决心，使他们那种亲密的感情也逐渐发展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结合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他9月到达广州后，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他的工作十分繁忙。

    周恩来回国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还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几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据邓颖超自述，在他们这一时期的恋爱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段插曲：“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来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高君宇同志的介绍人。”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对于他们的结合，或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8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无论如何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即便像陈赓这样的机灵人，看花了眼也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信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别离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年代和战争年代，可说是合少离多，屡经颠危。

    在他们结合一年之后，即1926年冬，周恩来便去了上海。次年3月21日，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在4月15日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20万工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总罢工，并和群众一起参加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邓颖超在“四一五”大屠杀时却因难产正住在医院里，当她得知外边局势的变化，正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幸亏共产党员陈铁军在自己刚逃出虎口的危急情况下，受党组织委派，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同沈卓清一起赶到医院，告诉了邓颖超这个紧急情况以及党组织要她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又幸亏得到好心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仗义帮助，她和她妈妈二人才辗转到了上海。

    但是，她同周恩来会面不久，周恩来便根据党的决定在5月下旬去了武汉。虽然6月间邓颖超也奉命调武汉工作，他们又得以短暂聚首，但7月下旬周恩来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领导、指挥南昌起义了。周恩来仅在要离开武汉之时，才简单地告诉邓颖超他将去九江，其他什么都没有讲。邓颖超也什么都没有问。他们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生离死别之际也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周恩来与邓颖超像是家常事。在上海、在苏区都是如此。在长征途中，他们也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部队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量呕血，他们才得以短暂地相聚。之后，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阿米巴痢疾，发高烧，昏迷不醒时，邓颖超才守护在他身旁。

    即便在解放之后，他们也常常不能团聚。特别是在周恩来为着共产主义事业，为着世界和平事业而履难历险的时刻。1956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地出席了万隆会议；1957年匈牙利事件后，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1964年正当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这些行程都有着极大的危险。但是，周恩来为了革命事业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他革命工作的积极的支持者。

    对这样频繁的分离，究竟要承担怎样的精神痛苦？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作为同志，还是夫妇，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但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能正确对待这种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正是为了广大人民大众能安居乐业，过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才自觉地舍生忘死。

    遥念

    战争环境、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他们的相互关怀、相互思念，在经常分处两地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已经神志不清，由聂荣臻、杨石魂（当时的汕头市委书记）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做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后来，他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男朋友是个地下党员，远在湖南，便对她说：“只要你们相爱，总会找到的。”这话既是对那位同志的慰藉，也表示着他自己执著的信念。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之中，于中秋之夜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这封信托人辗转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一起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阅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交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他们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有时十分独特。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在盛开。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并装在信封里寄给了周恩来。信中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为回报亲人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被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也成为他们似海深情的永远见证。

    恩爱

    在延安，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同志间相处真诚坦率。负责同志也往往散步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很随便地到各单位去串门。

    有一次，周恩来、陈毅、李富春三人结伴踱到杨家岭的后沟去，那里是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妇委所在地。他们一到那里，便被一群女孩子包围了。一个女孩子开门见山地向周恩来问道：“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邓颖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周恩来饶有风趣地答道：“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邓颖超大姐。”周恩来毫不掩饰的开头，使女孩子们更大胆了。她们又追问道：“您爱她什么？”周恩来就实实在在地讲了他和邓颖超在爱国运动中冲锋在前的故事，也讲了他自己和其他战友被捕后，邓颖超和其他同学一起营救他们的故事。

    周恩来遇到的事，邓颖超也遇到过。在延安一次“三八”妇女节的座谈会上，中央妇委的女孩子起哄要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邓大姐毫不忸怩地站起来背诵了一封周恩来给她的信。她背得那样纯熟，真令人惊讶。在这封信里，还有一首含蓄的诗呢！周恩来倾诉衷肠的信，在邓颖超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分量，便由此可知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知极深，因而相爱也极深。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表现在相互之间无微不至的关怀上。

    20世纪50年代，邓颖超身体不好，而他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而周恩来要到卧室去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有时工作忙，不能见到邓颖超时，也必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1960年夏季，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当时，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了解手术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看望邓颖超。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自己，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也同样细致而周到。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今日事今日毕，而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又那么多，因此每每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全国城市人民有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北京人民春节有一顿饺子吃，周恩来同有关同志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一位老同志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只有总理这样详细、周密地掌握情况的当家人，才有办法对付当时的困境。在那段时间，中央机关也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但每当同志们在周恩来那里工作到午夜还酣战不休时，邓颖超总是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些热量。当然，这些点心都是他们自己开销。因为那时为了同群众同甘共苦，周恩来带头节衣缩食，停止了小灶。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一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他的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取用。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人们曾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见到过。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首先表现在对他的理想、信念和工作的全身心的支持与关怀上。这样的支持与关怀倾注在生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吃饭时的交谈、休息时的散步、作为工作调剂的看戏……在两人工作都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们能这样见缝插针似的相互照应，相互安慰，是因为他们各自心里都有着他（她）。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最后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的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做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应该由邓颖超做的工作，或是她可能做的工作，她一项也没有放过。每周两次的老同志学习会，她也从未缺席。对待疾病和生命，她同周恩来一样，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此，即便在最亲爱的人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她也能保持着沉着与镇定。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50年。他们结婚时没有举行婚礼，后来也没有举行过什么纪念仪式。唯独的一次例外是在1950年。

    那天，著名导演孙维世兴冲冲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脸上带着几分诡秘的神色。中午时分，在她的鼓动下，卫士们把周恩来与邓颖超都请了来。孙维世宣布说，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接着她就活泼地把带来的两朵大红花分别佩戴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外衣上，又让小卫士们簇拥着他们到庭院中摄影留念。周恩来乐呵呵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邓颖超也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今天倒戴了大红花，像个结婚的样子。”看来，他们两人都清楚地记得那值得纪念的日子，只是他们从不注重于纪念的形式罢了。事后，卫士们才知道，结婚25周年叫银婚，50周年叫金婚，还有什么钻石婚，等等。这张戴着大红花的照片，象征着他们夫妻的恩爱犹如那永远鲜艳的红花。

    家庭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有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茹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

    这10个孩子是谁？或许这数字只是一种泛指，可以不必考证，但他们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在革命队伍中流传。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独自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她，又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为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看到她哭得伤心，立即查问原因，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端详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机灵孩子，连连叫着她的名字。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并写信给她的妈妈任锐说，他们愿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所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予的多。

    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1931年被捕遇难的，烈士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的胞妹）那时也带着孩子李鹏东躲西藏。直到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才得以把他接到重庆，后又送到延安学习。从那以后。周恩来、邓颖超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他的学习、思想与生活。1945年11月，李鹏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入党。当他去向“周伯伯、邓妈妈”告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要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送他一床延安出的毛毯。而他们自己床上摆的仍是两条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已80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的。

    不仅革命烈士的子女，凡是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说这次拜访“实现了八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老交谈，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的创作情况，鼓励他“写出好作品来”，一边抱起了周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就是周恩来的胸襟，这也是邓颖超的胸襟，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观。

    作为家庭，总有一些亲朋故旧，总有一些应酬，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例外。他们对亲友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总是慷慨援助。周恩来一生公私分明，从不假公济私。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家庭的经济支出，比较多地用在以下四个方面：抚育培养烈士后代；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资助亲属；支付来开会同志（包括外地来的）的就餐费。邓颖超有一次说：“对恩来的家属，生活上有困难的，我们从经济上接济他们，最初占我们两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实际上增加了组织上的负担。我们自己解决了，就是替社会承担了一部分责任，恩来逝世后，我还负担着。”

    这就是他们的家庭。这个社会组织的细胞，已完全同党的事业、同国家、同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忘私无我的革命家庭。

    心碑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了。举国哀恸，全球悼念。与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快碎了。她用最纯洁的白色鲜花，祭献于她心上人的灵前。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这哪里是一个花圈啊，“战友——小超哀献”，这是献出了她的一颗心啊！

    当噩耗传到邓颖超耳朵里的时候，长期积压在心底的哀伤使她痛哭失声。但是她很快便振作起来，为着继续周恩来和她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未竟事业。当事后同志们问她，为什么她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迈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灵堂，走过一段不短的距离送上汽车时，竟那样庄严、肃穆、坚强、有力？她说：“哭，哭不活恩来；哭，哭不垮‘四人帮’。妖魔还在作怪，祖国和人民还在受难，我要继续战斗啊！”

    邓颖超是最了解周恩来的。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激励着邓颖超。对已故战友的最好怀念，莫过于继承他的事业，遵循他的遗愿。邓颖超正是这样做的。

    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身后连骨灰也不保留。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之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生前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周恩来在解放初期，就不让家乡的亲属说出他住过的房子。后来又向他们建议，把房子拆掉盖工厂或学校。由于故乡人民对他的爱戴，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不愿意这样做。后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十分不安。1973年11月17日，他又对旧居处置作了三点指示：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修。由于参观的人群依然千方百计地找来，1974年8月1日，周恩来又同亲属商量，用拆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邓颖超还说，费用可由他们自己承担。只因拆迁房屋要经当地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周恩来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1976年11月，邓颖超从侄儿、侄媳处得知当地县委准备整修周恩来故居的消息，马上亲笔写信给侄儿、侄媳并转淮安县委，希望他们尊重死者生前多次表达过的愿望。

    周恩来生前最喜爱海棠花。庭院中的海棠树下，曾是周恩来邀请友好国家使节赏花之处，也曾是他同邓颖超散步的地方。邓颖超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每当海棠花盛开的季节，她总是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赏花。临行时还要赠送一束娇艳的海棠花。她就像周恩来在世时一样，总是善于把温暖的情意送到朋友们的心中。

    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巴黎市政府为周恩来居住过的房子设立纪念碑的仪式上，曾说过这样的话：“要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竖立纪念碑的人表示敬意。”确实，周恩来的一生，只是尽量地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他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没有企图为自己树立任何一座纪念碑，但是，他却以他杰出的才能、崇高的品德，赢得了全中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纪念碑，已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碑才是最崇高的、永不磨灭的。邓颖超以她的才干、美德，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使这座心碑更为崇高，更为光辉。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忠贞不渝，那样历久弥坚？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周恩来和邓颖超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沃壤，加上他们用自己精心总结的夫妇生活中的“八互”（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精神栽培，才使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不败，而且愈开愈鲜艳。“模范夫妻”的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方 铭 成也竞 郑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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