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目光，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桂圆的圆字吗？”

    一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在茅坪住了几个月，然后搬到茨坪……

    在茅坪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

    ……

    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警卫员住在八角楼的其他房间里。

    ……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群众影响，不便这样做。当时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比较封建，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突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极了。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她心里不高兴，第一次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打仗要有后方，干工作也要有后勤，这个工作没人做行吗？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深情的目光，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的这段生活时，话语中充满着柔情，眼睛里含着笑意。她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母亲当了斋工，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的游击活动。红军打开吉安以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

    井冈山时期，贺子珍是用她全部心血和全部热情去完成党交给的平凡工作的。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主要通过报纸。毛泽东真是太爱看报纸了！就像人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报纸。这种心情就是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

    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她真是费尽了心机。

    当时，常常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带进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贺子珍设法同这些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下次来时，带些报纸来。她嘱咐小贩们说：“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些。”

    贺子珍通过这些渠道，艰难地建立起几条购买报纸的渠道。

    几经周折带上山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旧报纸，东一张西一张，日期也连不起来。这些报纸，纸张本来粗劣，再加上为躲过敌人的耳目又包过东西，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可是每当毛泽东拿到报纸，脸上常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总是急切地把报纸接过来，迅速打开阅读。要是从报纸上看到有用的东西，他会高兴得一边看一边说：“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贺子珍，便不由得甜甜地笑起来……

    由于毛泽东的感染，贺子珍爱报纸也到了痴情的地步。见到从山外包东西带进来的一张或半张报纸，她都如获至宝，小心地把它展开，留待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山上的同志传阅过了，就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从这个时候开始，贺子珍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一面读，一面把重要的地方圈出来。

    ……

    谈起毛泽东写文章，贺子珍兴奋地说：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遍，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甚至要死人的。所以，他起草文件、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逸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贺子珍经常是毛泽东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听众。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亮。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着他，看书、工作。有时，毛泽东写着写着，凝神思索一阵，放下笔来，说：“子珍，你来听听这段写得怎么样？”

    贺子珍常常听不完毛泽东的朗读，便连声称赞起来：“好文章，好文章，你说得对！”

    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是毛泽东做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他了解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闹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以后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

    毛泽东是个爱读书的人，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他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全部能背上来。他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三国演义》等。她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

    “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经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执。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一听，认真起来，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二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男女。这样，原来革命队伍的同志和新来的知识分子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谈话题材。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同志相比，就显得过于少了。这种状况的发生使贺子珍很苦恼。自从同毛泽东结婚以来，她太习惯于在任何问题上都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认识：她和毛泽东之间会有距离或不一致的地方。

    同他们一起相处过的同志，了解他们夫妻间的生活。他们也有吵架的时候，有两次还吵得挺凶，但都是为了对方的好，过后就烟消云散，和好如初。

    一次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了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子珍：“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喊道：“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

    毛泽东火了，说：“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贺子珍也生气了，反驳说，“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我干？”

    两个人一时闹得挺僵。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那条战利品的红毛毯，睡觉去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火气也消了，走过来，对贺子珍说：“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

    夫妻和好了。

    还有一次，是在瑞金的时候。那时，虽说环境安定一些了，但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还是艰苦的。爱吃辣椒的毛泽东，吃饭时能有一点辣椒，就算很不错了。正是最热的天气，炒了一碗辣椒，毛泽东吃了好几顿，还舍不得吃光。这天，贺子珍端出来一闻，辣椒已经变味了。她怕毛泽东吃坏肚子，便把剩下的那点倒掉了。中午，毛泽东回家吃饭，见桌子上那碗辣椒没有了，他一面洗脸，一面问贺子珍：“那碗辣椒到哪里去了？”

    “倒掉了。”贺子珍没有说明原因，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毛泽东顿时火起，把洗脸盆和里面的水，全泼到地上。贺子珍气得跑出屋，到晚上才回来。事后，毛泽东了解到事情的原因，很后悔当时鲁莽。不过，他对倒掉了辣椒，仍然觉得很可惜：“把它再煮一下，是不是吃了不要紧？”

    在这两次被认为是最厉害的争吵中，他们都不是因为思想上出现分歧，也不是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而是出自一种对对方纯真的感情。正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深厚，当贺子珍一旦发现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就把这种不一致看得过于严重，还把它夸大了。

    他们是患难夫妻，并肩走过了我们党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路程。可以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相处的10年，受尽了人间的苦楚，但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为了革命事业，也为了照顾毛泽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和兴趣，失掉了许多学习、锻炼的机会。她对毛泽东的爱是那样的深沉和专注，简直容不得一点点不和谐的现象存在。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可是，贺子珍却不，她的性格过于内向，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在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至使自己陷入无法解脱的、不必要的烦恼之中。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样的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她多么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啊！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改变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匣。这个木匣像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匣，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其实，贺子珍又何尝不怀念曾经长期朝夕与共的亲人呢？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条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身上。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

    三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以后，不得不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为了打发那无聊的时间，她在上海住一段，又调到福州的哥哥贺敏学家中住一段，再回江西南昌住一段。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还以为是让她到那里休养呢，就随着派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开到九江，立即上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地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的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看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闸，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看了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他是不是也在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后悔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他们是不是回想起过去那段艰苦而又美好的年月？贺子珍的眼睛充满惆怅和柔情。她说不清楚当时自己是什么心情，只感到内心涌起的酸、甜、苦、辣都掺在一起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有意转换话题。他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贺子珍细心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

    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李敏）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就各自回房间去了。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只是暂别，几个钟头后，他们又可以见到了。

    谁能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第二天早上，贺子珍正在自己的房中，等待同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忽然有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

    他不由贺子珍分说，半请半强迫，当时就把贺子珍送下了山。

    为什么分手如此突然，连告别的话，互相叮咛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诉说一句？这个“公案”，直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摔死以后，贺子珍才似乎有点明白了。

    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怕发生什么意外，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

    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贺子珍听传达，注意到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的一段话，其中说到：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子珍怀疑，他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她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来了个突然上山的决定。

    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20多年所盼望的相逢就这样结束了。大喜变成大悲，使贺子珍的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她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起落，病倒了。

    然而，她并没有因此倒下去，而是用更顽强的毅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又生活了下来。她没有消沉，也没有颓唐，她用更加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

    四

    贺子珍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满心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只要江青能体贴、关怀毛泽东，她就感到无限的欢喜，她甚至用宽容和大度对待江青对她的诋毁和中伤。那个假期完毕，娇娇要返回北京，贺子珍照样一式三份让娇娇带去她送给女儿、李讷和江青的礼物。娇娇知道妈妈的心意：她希望江青能够善待毛泽东。贺子珍还嘱咐女儿，要她同江青和睦相处，不要让爸爸为难和心烦。

    但是，当她听到江青同毛泽东分居的消息后，对江青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她开始觉得江青冷酷无情。她忘记了自己的哀愁，却为毛泽东生活的孤寂而忧愁了。她常常对娇娇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贴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丑恶表演，进一步使贺子珍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我担心的是人民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有一天要被他们这些人葬送了。”她所指的，就是江青及其同伙。

    当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出，女婿孔令华赶到上海，守候在她的身旁时，贺子珍泪流如注，说：“你们不关心、照顾爸爸，只顾自己，他给江青害死了。”

    这次，是贺子珍错怪女儿、女婿了。

    娇娇何尝不想常常去看爸爸呢，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她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等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她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娇娇去看他。等娇娇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娇娇不肯走，说：“在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娇娇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主席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娇娇，让她走了。

    江青果然在使坏，娇娇从此听不到爸爸的消息，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泽东的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娇娇第二次见到爸爸，那是在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得他面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志十分清醒。他见到娇娇站在床前，伸出自己的手，拉住了娇娇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娇娇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娇娇无言以答，她能告诉爸爸，这里的门槛高，自己轻易进不来吗？她记得，在陈毅同志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过后就生病了。娇娇去看他，他也是这样拉住自己的手，深情地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娇娇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天伦之乐啊。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娇娇。

    “39了。”

    “不，你38。”

    爸爸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出生的年份，自己的年龄，父女之情又一次深深地打动娇娇，她心头一热，热泪盈眶。她竭力控制住自己，不使眼泪掉下来，惹爸爸伤心。

    毛泽东艰难地打起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娇娇没有听清，她用眼睛询问旁边的服务员，他听到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娇娇也就没有回答。

    毛泽东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娇娇的心中，始终是个谜。多年后，她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件往事，这个朋友若有所悟地说：“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桂圆的圆字呢？”娇娇听了，觉得这个解释有道理。在那种场合，有别人在身旁，他不便直接询问贺子珍的情况，表达他对贺子珍的最后的怀念，因此打了个手势，说了一句话。可惜的是，当时娇娇未能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没能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娇娇觉得这又是自己一桩终身的憾事。

    当时，毛泽东看到娇娇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娇娇就退了出来。

    这就是娇娇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见。

    过了几天，娇娇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撤了。娇娇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

    （王行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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