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淡氏去世后，邓绍昌又娶夏伯根为妻。实际上，邓小平是在建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才见到这位继母的。

    夏氏出身贫寒，是一位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她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几岁的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嫁给了邓绍昌。嫁到邓家以后，她继承淡氏，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大半生兵荒马乱的生活，练就了她那坚强的性格。由于邓小平、邓垦参加了革命，夏氏虽不识字，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她的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竟把华蓥山上的几名游击队员带回了家，夏氏二话没说，把他们连人带枪掩藏了起来。

    1949年年底，邓小平领兵回到四川。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邓小平45岁。

    听说邓家的人回来了，夏氏非常高兴。她辞掉了长工，舍弃了田产、老屋，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重庆，找到邓小平，并同他们住在了一起。

    夏氏不是邓小平的生母，但邓小平夫妇俩对夏氏十分尊敬，邓小平总是称她“妈妈”。特别是卓琳，与夏氏婆媳关系相处融洽，不分你我。邓小平和卓琳去上班，家里和孩子就全交给夏氏照料。夏氏来到邓小平家里的时候，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9岁、大儿子邓朴方6岁、二女儿邓楠5岁、小女儿邓榕才10个月。从那时起，他们就由祖母带养。小儿子邓质方1951年8月出生后，也是由夏氏带大，所以，孩子们对夏氏的感情特别深。

    就这样，夏氏老人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同淡氏一样，她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尤其是“文革”期间，她与邓小平全家同甘苦、共患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打倒了，并常常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批斗。每逢这时，夏氏和卓琳也无法幸免，受尽了凌辱。当时，邓小平的几个读书的子女都不能回家。三个老人被关在空房子里，家里大白天也拉上窗帘，笼罩着一种凄凉的气氛。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他不愿意连累老人和孩子。

    1967年9月，邓家得到通知：邓小平和卓琳继续留下来挨批斗，邓家子女和夏氏必须马上搬出中南海。

    夏氏和孩子们只用了两个小时收拾东西，便被赶出了家门。他们住到了宣武门外的两间房子里。夏氏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邓榕住一间。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夏氏只能领20元。这钱是从邓小平和卓琳工资中扣除的，不让多给。每月初，孩子们就会去中南海向发生活费的人要钱。到了冬天，为了制作冬装，她们想多要一些，常常遭到拒绝。于是三姐妹就会和发钱的大吵一架，直到胜利为止。管钱的邓楠知道，多要一些就可以为奶奶和兄弟姐妹多积蓄一些医疗和生活的费用，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保障和公费医疗。当时夏氏在邓家子女中，起到了凝聚力的作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曾深情地写道：“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首都实行“战备疏散”。邓小平和卓琳、夏氏一起来到江西。由于周恩来的关照，他们被安排在南昌城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座院子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三年的困难时光。

    每天，邓小平和卓琳在看守人员的看护下，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做工，接受“劳动改造”。夏氏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竭力替邓小平夫妇分担辛劳和忧愁。她还喂养了几只小鸡，种上几畦蔬菜，为小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融融的春意。邓小平的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残的邓朴方1971年来到父母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夏氏又多了一份工作，即照顾邓朴方。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和环境中，夏氏与邓小平夫妇始终同甘共苦，平和乐观，无所畏惧，在邓家遭受迫害的时候，仍能够保持镇定和团结。经过那场动乱，夏氏老人更赢得了邓家的敬重和热爱。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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