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兰州的“中华第一刀”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位于黄河上游的兰州及周边地区，不仅出土了大量的彩陶，而且也是中国冶金术的起源地。20世纪70年代在兰州及距离兰州不远的东乡县，考古专家们先后发现了两把青铜刀，这两把青铜刀的铸造都在距今4000年以上，其中较早的一把铸造年代已超过了5000年。专家们发现青铜刀的两处古文化遗址：一处是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的蒋家坪；另一处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的林家遗址。

    蒋家坪遗址位于永登县河桥镇蒋家坪，遗址分为蒋家坪上坪遗址和蒋家坪下坪遗址两处。蒋家坪上坪遗址在面临大通河，高出地二三十米的坪地上，是1958年普查文物时发现的。蒋家坪下坪遗址在蒋家坪村南约800米高的阶地上，东临大通河，南临塔儿沟，西依菜子山，高出河床约20米，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1974年和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对蒋家坪下坪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马厂类的地层中发现了当时甘青地区年代最早的铜刀一件。相对于蒋家坪遗址，东乡林家遗址的中华第一刀的出土就带了些传奇色彩。

    林家遗址位于大夏河东岸的黄土塬上，塬的西面是东川河谷盆地，蜿蜒北上的大夏河纵贯其间，河的西面是临夏县，河东是东乡族自治县的东塬公社。出了临夏县城，往东沿着东川向东北走8公里，越过大夏河，不远就是东塬公社所在地，林家遗址就在公社北面2公里的地方。整个遗址上发现了房址、灰坑、制陶窑址，遗迹分布比较密集，大多保存比较完好，界限分明，关系清楚，发掘和采集的各类遗物达3000余件，其中有各种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以及狩猎和生活用具。这些器物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石器绝大多数通体磨光，石质硬度高，多为板岩、页岩，以及火成岩、花岗岩、大理石岩。骨器多采自中小动物的肢骨，有相当一部分还有磨制和使用过的痕迹。

    “那把刀放在房屋的角落，这个角落正好在我们探方的横梁下面，浑身的铜锈，它一定是被主人遗忘了，才得以幸存下来。”亲手挖出这把刀的庞耀先回忆说。这把青铜刀是用两块范浇铸而成，刀背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刃部前端因使用而凹入，柄短上下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通长12．5厘米。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教条主义观念到处都有，有些人依据国内权威专家的论断教条地认为，青铜器只有在奴隶社会才有，而他们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原始社会的，不可能有青铜器。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古》杂志编辑部出版的《考古学集刊》第四期上发表了甘肃林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附了一份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做的检验报告，认为“中华第一刀”为含锡青铜。

    同时，在林家遗址发现的其他的铜渣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分析，证实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经分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这些铜渣在林家遗址中共发现了三四块，但都因分化而成为碎块，这证明当地已能进行冶铸铜器生产。

    专家认为，林家遗址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铜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青铜器。“中华第一刀”证明甘肃史前居民发明的青铜冶炼术，与最早发明青铜冶炼术的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的时间大致相同。由此证实：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和使用冶金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最早的冶金技术发源地在西北的甘肃及其周边地区。

    国之重宝青铜器

    有人说：“青铜器是一个民族由童年走向少年的见证。”因而青铜器的出土地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所体现的生活风俗，所流露的审美取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童年时代。

    青铜器是国之重宝。那些曾经见证了中国商周文化成就的重器，代表着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高峰。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从偏安于西北的小国，成了入主中原的当家人，在商先进文化的氛围里，周人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一点我们能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出来，自清朝中期至今周都岐邑先后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仅是被定为国宝级的就有55件；但是最重的青铜器却是在商都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这表明商所掌握的生产技术要远远高于周。

    为宣扬自己灭商有理，周人对当时商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制订了周礼。周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将商原先采用带有巫术意味的宗教文化变成了现实的伦理实践，这对中国民族特殊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制礼做乐后，周礼就成为后人学习探讨的东西，孔子就曾多次学习周礼，而且一生都是周礼的维护者。周礼主要表现在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度上，也就是通过礼来制定出社会等级制度。而作为青铜器恰恰就是这种礼制的体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列鼎。其意思就是通过鼎的多少来表示身份的高低贵贱，地位越高鼎的数量也就越多。

    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九鼎，第一鼎为牛肉，一方面，这种思想是夏禹制九鼎，以鼎代表国家的象征而延伸出来的；另一方面，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数，故而九鼎非天子莫属。天子的九鼎中盛装的是牛、羊、猪、鱼等食品。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第一鼎只盛装羊肉。而普通的士人只能用三鼎，盛猪、鱼、腊味。周礼同样对编钟也有规定：天子四组（每组三枚），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

    远看青铜器所具有的各种纹饰，给人颤栗的感觉，形形色色的兽面纹类、龙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火纹、几何纹、人面画像等等，让我们体会到奴隶社会的粗犷，以及宗教信仰的神秘力量。

    兰州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青铜器，其中部分是被公安人员从文物贩子手中截获的。最为吸引人的就是西周卷夔纹青铜簋，它高14．6厘米，口径18．5厘米，底径14．3厘米，口沿外移，微束颈，腹近似长方形，下有外撇的圈足，圈足较高，有兽首双耳，兽首下部至腹底处又有双珥。纹饰以两组卷体纹饰，云雷纹衬底，主纹格外高起。圈足纹饰以云纹为底纹，造型、纹饰十分精美，为国家一级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还珍藏有：西周圆涡纹青铜鼎，高25厘米，口径20．9厘米，口沿窄平，上有双立耳，深腹，三柱足。劲部上端纹饰以细密的云纹为底，上饰相对的夔龙纹，纹之间饰圆涡纹，共有六组。

    龙目为“臣”字目。造型优美，线条简洁。西周圆涡纹青铜，口沿外侈，束颈，垂腹，腹底有三棱锥足，足略外撇。腹上部近口三分之二处有柱状流。兽头形把手，在兽首上伸出一汪钮与器盖相连，这样盖不会高出器身，使用方便。盖上饰一圈以云雪纹为底纹，圆涡纹为主纹的纹饰。流上进口处饰蕉叶纹，器腹正对把手处刻铭文四字：“口伯癸乙”。西周兽面纹簋，高11．6厘米，口径15．5厘米，底径12．5厘米，口沿外侈，略束颈，腹下垂略鼓，近似方形，下带略外撇的圈足。有兽首双耳，耳下又有珥。颈部饰一周以云纹为底纹，以高起的兽首为主纹纹饰。兽首大耳、突眼，兽首两侧各饰以简化的鸟纹。战国双辅首铜壶，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侈口，圆腹、长颈、矮圈足、肩部有一对环，铺首为长方形，壶带盖，盖上有三个鸟首形钮，器腹饰三道平行弦纹。战国铜鼎高19．6厘米，口径19．8厘米，带盖，子母口，腹为扁圆形，口沿有双附耳，盖上有三个环状钮。足为蹄形，器身呈长方形，腹中部饰一圈弦纹。

    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图案特征。早周时期主要以夔纹、乳钉纹、联球纹为主。西周早期仍以夔纹、直线纹、蚕纹等为主，以云雷纹为主的底饰，整个纹饰布满器身。西周晚期铜器上的纹饰已多为曲纹、重环纹，逐渐由粗犷走向细腻。

    与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中国的青铜器纹饰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从彩陶纹饰鲜活的个性、有趣的图案，到青铜器纹饰狰狞凌厉，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和思维取向上反映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理倾向。

    匈奴酋长的鸟首铜杖

    人们曾经在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发现过非常罕见的鸟首铜杖。这个鸟首铜杖可能曾是匈奴某个部落酋长使用过的，也可能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东西，总之它是游牧民族在永登一带放牧时或者战争时的遗留物。

    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出土的青铜鸟首铜杖首有四个，其中一个高5．5厘米，宽5．2厘米。整个青铜杖首以雄鹰图案为主体，上部是一个鹰头，下面留有安装令牌的孔口。从外形上看，设计者采用了极其夸张的手法，将鹰的弯喙设计得非常宽厚，非常夸张地表现了鹰的力量。同时，在设计鹰眼时，也极力把鹰眼向外凸出，充分渲染了鹰的凶猛和锐利。

    这是一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作品。不仅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形象，而且富有情趣。游牧民族的工匠们将雄鹰桀骜不驯的气质完美地表现了出来，显示了他们非常高超的技艺。

    一般认为，令牌起源于两河流域一带，逐渐向东传入中国。也有些人认为，这种青铜杖首不独存于西方，在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令牌最早可能是类似图腾柱的标志，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令牌。过去甘青地区发现过不少令牌，只不过所用的图案不同，比如有些是用羊首来装饰的。显然这与不同部落间的图腾崇拜有关，以鹰为图腾的部落自然将鹰作为令牌的杖首，而崇拜羊的部落自然将羊头作为令牌的杖首。

    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出土的青铜器大体分为两类，一种为生产用具，其中主要是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铃，另一类就是令牌等器物。

    铜铃在游牧民族中比较常见，主要为放牧时使用，一来可以知道牛羊所在的位置，二来可以区分各自的牛羊。永登树屏出土的铜铃，有4件大小不等。大的14．6厘米高，11．8厘米宽，有铃钮可以系于动物身上，由于年代久远铃舌已经找不到了。

    刚发现时，人们看到它们大小不一，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会不会类似于编钟，按照某种规律排列。但经过研究后，基本否定了这种观点。首先，这四个铜铃之间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与编钟等乐器完全不一样；其次，也没有发现在音律和节奏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因而最终否定了曾经产生的设想，确定这些铜铃仅仅是生产用具。

    这些出土文物属沙井文化类型。沙井文化距今3000年到2500年左右，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地区民勤县沙井村，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永登、古浪、武威、张掖一带。这个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多，大部分带有北方草原气息，类型主要有刀、簇、铃、环形匕首、兽首短剑等铜饰件和生产用品。

    杖首可能是月氏或匈奴人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所有。因此人们推断在2500年前，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一带，有一支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

    汉木雕马的代表

    一匹白色的骏马，孤独地站在草原上。只见它脖子向后仰，头向下压，大张着嘴，眼睛突出，两耳竖起，尾巴高翘，四只蹄子用力蹬地，形将飞奔。

    因为水草丰美，这匹马膘肥体壮，神形俊秀，每一位看到它的人都赞叹不已。它就是兰州市博物馆保存的汉代木马。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木雕，代表了汉代木雕的艺术水准。

    汉代木雕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由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因而保存了大量的汉代木雕。从出土的木雕内容来看，有反映家畜家禽的木牛、木狗、木鸡等题材，也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木人俑、木车马、木家具等，还有反映当时葬俗的镇墓兽等。

    这些木雕作品，不仅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习俗，而且也反映出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准。从制作工艺来看，这些木雕制作手法简洁，雕刻细腻传神，显示了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现存于兰州市博物馆内的汉代木马，就是用非常简洁的笔法雕刻出马的造型。它神形兼备，体格魁梧，造型生动，气势古拙，富于想象，形似汉代人们所说的天马。

    天马是汉朝政府对西域良马的称呼。汉武帝登基后，为对付匈奴，在军事政治等多方面作了准备，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张骞到西域以后，同乌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乌孙国王用1000匹良马做聘礼娶了汉朝公主。汉武帝得到乌孙马以后，将其命名为天马，以显示其神骏和珍贵。后来，得到了更好的大宛汗血马后，将乌孙马命名为西极马，天马一词又用来称呼大宛汗血马。

    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崇拜良马的风气，马也就成为人们所塑造歌颂的对象。汉代工匠们简单雕刻出马的大体造型后，往往要用红、黄、绿、黑、白等颜色上色。丰富的生活实践，使得许多工匠有了非常敏锐的色彩意识。那种赏心悦目的色彩搭配，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尽管这匹木马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但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大汉王朝的气息。在大汉王朝不断进取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整个民族呈现着勃勃生机，给人一种自强不息的感觉。从兰州市博物馆珍藏的这匹木马的造型来看，就充分地表现出当时人们的这种自信进取的心态。

    中国文字最多墨迹纸

    1987年10月，人们在城关区伏龙坪北缘的山嘴上发现了一座东汉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普通的墓地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几块用来垫铜镜的纸张，这就是伏龙坪东汉残纸。残纸共有三张，都在一个铜镜中，呈圆形，直径大约17厘米，柔韧性较好。纸上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等文字。这是继甘肃敦煌、居延、武威旱滩坡之后，中国古纸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这是中国现有发现文字最多的墨书古纸。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纸张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传播普及了文化知识。人们一般认为纸张起源于东汉，是蔡伦发明的。许多人还把纸称之为“蔡侯纸”，以纪念蔡伦造纸的功绩。

    然而，大量的考古发现，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纸已经出现了。自上个世纪初开始，不少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汉纸，其生产年代远远早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代。尽管有些是纸张的雏形，但这足以证明纸张起源早于蔡伦时期。因此人们又认为，东汉蔡伦改进了纸的制作工艺，使之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使用。

    甘肃省是发现纸张最多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北地区古遗址中保存的纸张就逐渐地被人们发现。这得益于西北的气候条件，干燥的气候给纸张提供了良好的保存环境。在居延肩水金关汉代屯戍遗址、天水放马滩、悬泉汉代邮驿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武威旱滩坡、兰州伏龙坪等地都发现了古代纸张。

    在这些众多的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1986年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这里出土了纸质地图，年代约属西汉文景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纸地图。甘肃天水放马滩处出土的残纸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平整光滑，因墓内有积水，纸已残破；这张纸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自然也可以用来写字。这说明，在西汉初年造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而这一发现把中国造纸的历史提前至公元前一二百年。

    尽管纸张已经出现了，但是受原材料的限制，不能大规模使用。

    最初的纸张是用丝帛经过浸泡后制成的，不仅原材料来之不易，而且生产过程也比较复杂，不适合大批量生产。因此简牍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蔡伦后来改进了造纸术，采用了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原材料，可以比较方便地生产纸张。105年，蔡伦将这一成果上奏皇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这就是说，蔡伦又一次发现了造纸的新材料，发明了造纸的新技术。

    现在被兰州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伏龙坪东汉残纸，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从造纸技术来看，在东汉时，我国的造纸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书法艺术来看，东汉残纸上的字介于隶楷之间，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可以这样认为，那时人们书风开始脱去隶意，并出现了点、折、钩等多种笔法，它们明显受草书笔法影响。为研究中国书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也证明在汉魏之际出现钟繇、胡昭等书法家也是一种必然。

    再现汉代生活的陶楼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兰州及其周边地区先后有一大批汉墓被发掘。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给我们展现了汉代人生活的侧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汉代木雕、陶器、铜器等。

    陶瓷是我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陶器的升华，是陶器的延续和发展，但是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瓷器要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炼，而陶器的温度则在1000度以下。

    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制硬陶的技术。随着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到西汉时陶瓷艺术已经成熟。不仅在光彩和造型上有了突破，而且出现了与浮雕技法相结合的图像造型，其艺术性、实用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兰州市博物馆保存的汉代文物中有一件陶楼，是汉代宫室的陶制楼阁模型。这个汉代四层陶楼，楼底有护栏，然后每层出檐、带有回廊，每一层都塑有抱手人像，似乎是在观看节目或者演出。整个陶楼看似更像今天的宝塔。事实上，汉代人制作陶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当时的演出，他们可能是把陶楼当做死后升天的信道，或者是作为人们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的寄托。不论怎样，通过这个陶楼，使我们看到了汉代楼房的建筑形式，成为人们研究汉代房屋建筑的“模型”。

    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

    许多到甘肃来的游客往往把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作为甘肃之行的开始。因为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人们参观以后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整个甘肃的历史。

    甘肃省博物馆是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甘肃省科学教育馆筹建于1936年春天，当时西北教育考察团对甘肃进行考察后认为，西北地区教育落后，有必要成立博物馆，向人们宣传抗战，普及科学知识。于是，经陶孟和、顾颉刚等人的筹划，甘肃科学教育馆完成了起初的筹建，并聘请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担任甘肃省科学教育馆首任馆长。1943年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改名为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馆址也迁往今天的通渭路。1950年改称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为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新馆建成开放，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

    甘肃省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特色鲜明而闻名，其中原始彩陶、汉代木雕、佛教造像、文字简牍、敦煌写经等都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国家又投入巨资对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使它更好地为游客服务。甘肃省博物馆内藏有自然标本、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等文物七万多件，其中一级藏品110多件，如：甘肃彩陶、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世界闻名的铜奔马和成组车马俑、汉代医方简、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等。

    由于甘肃省博物馆内文物众多，难以一一介绍，在此我们选择介绍一些能代表甘肃地理历史文化内涵的文物。

    在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来自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的珍宝——人头形彩陶瓶。大地湾遗址是新石器遗址，1958年发现，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秦安县城45公里，距离天水市102公里，在发掘中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５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人头形彩陶瓶是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文物，距今约5500年，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被许多人称之为半神半人彩陶瓶，此瓶为细泥红陶质地，腹部以上施陶衣，器形为两头尖的圆柱体，下腹内收。陶瓶微鼓的腹部用黑色线条绘三排大致相同的弧线三角形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在弧线构成的杏圆形框内，绘有几何图案。瓶器口为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是整齐的刘海，头的左右、后面垂有堆凸的短发，眼、嘴和鼻孔镂空，双耳有一小孔，面部五官位置恰当，并大致表现出头像体面的转折关系，堪称远古时期的雕塑杰作。它或许是某位部落酋长的女儿，或许是部落中的巫师，总之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地湾一期文化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批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虽还不太完整，却将中国彩陶制造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西北地区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只见它身躯矫健，昂首嘶鸣，逸足奔腾。制作者巧妙地抓住了天马奔跑瞬间“三足腾空、一足超掠”的动作，完美地展现出汉代天马的风采。这件铜奔马于1969年9月22日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

    它是浩浩荡荡的东汉铜车马队中的一个，高34．5厘米，身长40厘米，宽10厘米，重7．15公斤。制作者别具匠心地把支撑马身全部重量的右后足放在一只飞鸟身上，既表达了飞奔马“疾风电驰”的速度超过飞鸟，又巧妙地利用飞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保证了奔马的稳定。

    其实，铜奔马出土时满目疮痍：马头上的几绺鬃毛掉了，颈部1平方厘米大小的孔洞有７个，马尾残断，３个马蹄中空。已故的文物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依据秦汉时期骑马作战激烈，对战马质量要求颇高的历史记载，凭借高超技艺使其恢复原貌。

    悠久的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方的桥梁和纽带。在悠扬的驼铃声中，在商队的艰难行进中，难以计数的西方物品传到中国，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纸张等物品，又被驼队被带到了西方。今天，我们审视那些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的带着浓郁希腊、罗马色彩的器物，遥想着一个个来自古希腊等西方国家的传说。1988年秋天，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小村落里，人们在整修房屋。忽然，干活的人群发出了一声惊叫：“这是什么？”原来清理地基的人们，挖出了一件金属器物。于是，一件曾经行走过千年丝绸古道的文物走了出来，它就是今天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东罗马银盘。如今这个银盘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内。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圆盘的内圈是浮雕花纹，共分三圈排列。内圈的主题花纹以高浮雕的斜倚雄狮和手执权杖的男神为主，中圈外缘饰联珠纹，中列一圈神头像，每个神头像左侧各有一动物；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人们对银盘上的雕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整个银盘上共有12尊神像，29只小动物，尤其每个神像边都有动物，相互之间形成搭配关系。研究表明，银盘上雕刻的12个神像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山的12主神。根据银盘上的特有的书体推断，这是3世纪中期到4世纪在巴克特里亚使用的希腊字母，说明当时银盘就已存在于巴克特里亚，内容是“价值490”金币。器物是没有生命的，传说则是人们加工想象出来的。那些带有古代罗马、希腊神话色彩的金银器，告诉我们当年的丝绸之路是如何的繁盛，商旅和僧侣们是怎样的匆忙奔波。

    1402年前的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将佛骨舍利藏于泾州大兴国寺。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为了执行这个诏令，泾州的地方官员和僧人们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选择当时最珍贵的珠玉宝石，做成铜、银、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放入地宫，建塔供奉。由此，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难以估量的珍宝。它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佛国瑰宝佛骨舍利金银棺。唐代舍利宝函金银棺，由金棺、银椁、铜函3件组成。

    金棺装饰精巧华丽，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盛开的莲花，周围的６朵小莲花由金片组成；银椁前后两面为上圆下方形，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整个椁形与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涅变”中所绘椁形极为相似；铜函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锁具。

    铜函装银椁，银椁装金棺，层层套装，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美绝伦。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村社员群众在翻地时无意间发现大云寺塔基地宫，发掘地宫时又发现了盛放舍利的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和瓶内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大云寺舍利石函和金银棺椁，震惊了当时的佛教考古界。如今，这套石函、金银棺椁和佛祖骨舍利一直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这些仅仅是从众多珍贵文物中选出的，只能从一个侧面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内涵，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新中国成立至今，甘肃省博物馆已经举办了200多场的文物展览，近些年先后在亚洲、大洋洲、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展览，展示了甘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内涵。

    明代铜锅与其他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展厅内有一口大铜锅，这口锅的直径达1．47米，高1．2米，这是一件代表明代兰州地区铸造技术水准的铜器，也是兰州市馆藏体量最大的青铜器。

    前几年，人们进行文物定级时，这口铜锅被定为一级文物。人们也许想不到，这是一个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珍宝。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博物馆工作人员突然接到红山根废品收购站的电话，说他们收购来了一批古钱币，希望博物馆的专家能够过去看一看，博物馆的专家们随即赶到了收购站。

    在收购站，专家们看到了几麻袋铜钱，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铜器，这些铜钱和铜器的价值并不高。专家们就在收购站院里四处转悠，无意中看到了废品堆中的这口铜锅有点不寻常。它不仅体形较大，而且纹饰似乎不属于汉族地区流行的八宝图案。于是专家们以废铜的价格，用1000多元钱将这些铜器和钱币全部收购。

    这是一件劫后余生的宝贝，锅边上有一个陷进去的大坑，这是在废品收购站保存不善留下的。当初，大锅被送到收购站时，收购站的人试图将它砸烂后融化成铜，谁知铜锅非常结实，难以砸碎，才得以幸免。

    铜锅被拉回博物馆后，专家们仔细地对青铜锅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文物。根据铜锅上的纹样和质地初步判断这是明代的铜锅。因为青铜器的纹饰和建于明代的白衣寺塔纹饰基本一致；从铜的质地上来说，清朝使用的铜，大部分是黄铜，很少使用青铜。专家们判断这是一件明代藏传佛教寺院使用的铜锅，经鉴定为一级文物。其价值远远超过当时按照废铜收回的价格。

    其实，兰州市博物馆还保存着不少的明代文物。1987年兰州市博物馆院内的白衣寺塔维修，在塔刹内发现了诸多文物珍品。其中有一件书画墨迹的香包，长约7．5厘米，宽约4．5厘米，凸型部分长约3．5厘米，宽约4厘米，香包两面有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画题字。这是一件制作非常精美的文物，人们推测可能是明肃王赠给王妃的信物，是非常难得的珍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1958年和1972年人们先后在西果园、上西园等地发掘了几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不少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彭泽家族墓地，还有些墓葬与肃王有关。“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幼学于外祖段坚，有志节，会试二场完后，闻母病，归，母病亦已。”后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郎中。曾担任兵部尚书，死后葬在上西园。

    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制作非常精美，能够代表明代的工艺水准。其中有一件是明代流行的葫芦形耳环，它是用两颗大小不等的玉珠穿挂于一根粗约0．3厘米、弯曲成钩状的金丝上，小玉珠在上，大玉珠在下，似葫芦形，其上有金片圆盖，其下再挂一颗金属饰珠。还有一件明代的垒丝金凤钗，凤作举首振翅翘尾姿势，极为生动。还有一件明二龙戏珠金簪，全体镂空成云形，中间镶嵌红、绿宝石，顶端自云中升出一回顾之龙头，与簪身一条小龙相向戏珠，龙颈龙背均镶嵌宝石。这可能出土于肃王墓。

    保存在兰州的历代钱币

    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兰州，自汉代开始，东来西往的商旅，在带来东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给兰州留下了大量的历代钱币，这些钱币是当年丝绸之路繁盛兴旺的见证。保存在兰州的历代钱币，一部分散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还有一部分为甘肃省钱币博物馆和兰州市博物馆所藏，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既有人们常见的历代普通货币，也有见证了货币发展历史和货币铸造的钱范。

    榆中出土的新莽钱范。新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变化最为纷繁的时期之一。在王莽当政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二十多种货币。榆中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铜质钱范，成为新莽时期货币改革的见证。钱范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比较陌生。它其实是铸造钱币的一种工具，《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钱范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时使用的范模，有范和模两种；模中钱文都是阳文正书，为翻制范工具，多用铜或石制成；范的钱文都是阴文反书，范面有沟槽，以便灌注金属溶液，多用铜铁土或者滑石制成。战国时期的铸币，都使用范直接铸成，到西汉中期以后，用模制成的范大都是泥质。榆中县连搭乡发现的铜质钱范为长方形，长约22厘米，宽11厘米，厚1厘米，上面阴刻两列共10枚“大泉五十”钱，中间是注入铜液的沟槽，范面上部有浇孔。这个钱范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废除了当时通行的五铢钱，前后四次改变了货币，恢复了布、刀、贝等货币。

    王莽时期每次的货币改革都是以劣顶优，结果导致物价飞涨，币值狂跌。王莽的货币可以归纳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中二十八品则是指王莽货币改革中出现的品种，其中“泉”有6种，被人们称之为的“大泉”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新莽钱范以外，兰州市博物馆还保存着齐法化刀币、“甘丹”布币、王莽布泉、王莽大泉五十等等历代的货币。

    同时，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也保存着大量的中国历代货币，其中有不少的珍稀品种。2006年2月，甘肃省钱币博物馆曾发现了一张罕见的清代晋商早期信票。这张信票见证了清代道光年间甘肃金融业的发展状况，也见证了晋商艰难的创业史。这张信票比较简单，但保存非常完好，没有任何损毁，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之流传途径比较曲折，票面上有些水渍痕迹。其内容只是在一张白宣纸上，盖了几个印章，其中中间最为显眼的是“凭帖取……钱”的印迹。下面空白的地方盖着两菱形印章，两个角上写着“信票”字样，右下面则是长方形的印章“蔚盛长具”，背面盖有两个印章一枚“甘肃凉州”，另一枚则是道口。最为醒目的是毛笔墨书的“永参”字迹。“永参”，这就晋商票号的密押，也就是持有人用来取钱的密码。从总体上看，这是票号初创时期的票子，因为太简陋了，不仅没有上小下大的简单图框，就连盖头、号码、发行日期也没有。尽管比较简单，也缺乏后来印刷信票的规范，但是它上面保留着汇兑的诸多特征，许多至今是依然在使用的规范，如：收汇、兑付、证明盖章、大写数字等等。

    20世纪初的前30多年的时间是兰州私人钱庄、银号全盛时期，兰州境内有钱庄、银号达53家，有资本35．82万元，《甘肃金融志》记载：兰州地区出现的经营钱币业在清末初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以“银钱”命名，如钱庄、钱号、银号、钱铺等。当时，兰州有三市钱行，即东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带，东市在今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张掖路以西。当时，兰州门市银号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铭日新、世昌德、天兴德、明义诚、天成泰等。此外还有蔚成永、益泰号、明德号、义盛魁、永和泰号分号。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和连年战争，随着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兰州银钱业即相继倒闭。到解放前三四年，只有德盛恒、魁泰兴、宏泰兴、天福公、义天隆、德义兴六家银号继续维持生存。

    可见隐藏在货币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是一个兴衰的时代见证，一个历史时代兴旺发达，则钱币稳定，铸造精美，反之则粗制滥造。

    白塔山中珍宝多

    白塔山是一处紧挨着黄河的公园。人们站在黄河南岸的中山铁桥上就能望见白塔山公园的建筑。山上树木葱茏，各种古建筑点缀其间，红墙灰瓦，在绿树丛中分外明显，山顶上的古塔，庄严巍峨，让人过目难忘，成为兰州的一大标志。

    白塔山1958年辟为公园，总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分为三台建筑群，依山而筑，飞檐红柱，参差有致，各建筑以亭榭回廊相连，四通八达。

    白塔山最初修建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了。明正统末景泰初镇守甘肃内监刘永诚出资对白塔山进行了重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甘肃巡抚绰奇补旧增新，扩大寺址，白塔山有了一定的规模，巡抚绰奇将白塔所在的寺院取名“慈恩寺”。白塔七级八面，高约17米，下筑圆基，上着绿顶，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系有铁马铃。塔外通涂白浆，如白玉砌成。在山上可以俯瞰金城晨烟暮霭，山河风情，白塔山的“白塔层峦”遂成兰州八景之一。

    白塔山上原有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古称“镇山三宝”，现虽然紫荆树已枯死，但白塔山经过多年绿化，树高林密，曲径通幽。

    白塔山东面约1公里处是元代王保保修筑的王保保城遗址。相传明初大将徐达、冯胜奉命攻打元军王保保城，但是久攻不破，恰好到了元宵节，徐达命士兵做成又粗又长的鼓，扮成社火队混入城内，以大旗为号，里应外合，终于攻破了王保保城。为纪念这场战斗的胜利，这种鼓被命名为“太平鼓”，并成为兰州社火的主要表演形式。

    从此，王保保城和太平鼓更加闻名。

    白塔山今天已经成了甘肃的名片。黄河、铁桥、白塔山三宝结合，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甘肃，这是兰州。

    大凡名山大川，古刹民宅都讲究“镇山之宝、镇宅之宝”。白塔山的镇山之宝是什么呢？白塔山有“镇山三宝”，但对“镇山三宝”的说法却不一样。有人说是“石佛、白塔、青铜钟”；也有人说是“石佛、青铜钟、紫荆树”；还有人说是“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许多人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适合，也流传最为广泛。

    在白塔旁边人们会看到青铜钟和象皮鼓。象皮鼓相传是一个印度和尚游历慈恩寺的时候，专门贡献在佛祖前的。这块来自印度的象皮比较厚，非常坚韧，如今鼓身已经换了多次，但是象皮依旧。

    象皮鼓对面就是青铜钟，这个青铜钟铸造于清康熙57年，重达153公斤。钟虽不大，但声音非常洪亮，全城可闻。这口钟也是历经沧桑，解放前日本人轰炸兰州的时候，曾经用来防空报警。解放初被兰州大学的学生抬走用作上下课报时钟。“文革”期间，这口青铜钟被人们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如果不是追查及时，恐怕早就找不到了。

    最令人感叹的是紫荆树。紫荆树是当年白塔山慈恩寺中主持田和尚从家乡带来的，他经常从黄河中提水浇树，后来田和尚死了，树没有人浇灌，最后旱死了。紫荆树是南方树种，兰州露天种植难以成活。其实田和尚种的紫荆树实为文冠果，开紫花，在兰州南北两山较为常见。

    白塔山公园三台大殿内独特的“黄河奇石馆”藏石丰富，独具风格。人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奇石馆内，除了收藏的1万多块黄河纹理石为全国之首之外，还“收藏”着其他四项全国第一。它们是近万件傩面作品、1200多幅百相泥人脸谱作品、200多幅甘肃秦腔脸谱作品、1万多件甘肃皮影作品。如今白塔山正在成为兰州名片。白塔山位于兰州黄河北岸，雄伟壮美，是兰州历史的见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已经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塔影河声、绿树丛林、亭台楼榭，不断吸引着兰州市民和外地游人的关注，已经成为兰州市的主体画屏。

    禹王碑上的神秘文字

    在白塔山的塔院里有一个用玻璃罩着的石碑。碑上的文字，似篆非篆，似虫非虫，无人能识，许多人认为上面刻的文字是古篆文。传说文字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内容却无人能知。

    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因此很难辨认。也有些人推测说，这些字和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比较接近，可能属于商周或商周以前的文字。

    这通碑名为“夏禹岣嵝碑”，是白塔山最有价值的文物，也是白塔山上最为神秘之处。

    整个碑高3米，宽1米，碑上奇特的古篆字有9行，共77字。此碑原在金山寺禹王庙六面亭，1963年移至北高峰牡丹亭。

    “文革”期间，此碑也是历经磨难，最后倒在地上无人过问。“文革”结束后，它被移到白塔寺，保护了起来。

    据记载，最早的岣嵝碑立在湖南衡山的岣嵝峰上。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何贤良游南岳，在岣嵝峰摹得碑文，过长沙时请人翻刻于岳麓山巅。现在全国各地有10余处禹碑，都是由岳麓山禹碑复刻的。兰州的这块石碑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酒泉侯建功摹刻的。

    东汉人赵晔《吴越春秋》记载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罗含《湘中记》中说：“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南岳记》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唐代韩愈为此登临岣嵝峰寻访禹碑，但是没能找到。明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慎的释读只是一家之言，禹王碑上究竟写的什么，还需专家进一步研究。

    五泉山的中山铜像

    五泉山公园有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这座铜像从1939年铸造成功后，已历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铸造过程曲折多难，前后费时达12年之久，其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中山铜像的铸造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国民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面对当时落后的甘肃，实行了众多的反帝反封建措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刷新政治，这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给兰州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

    同时，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重建。1928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党员们开始筹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事宜。经过多年的奔走努力，1940年中山铜像才落成，前后历时十多年，可谓是费尽周折。

    最初铸造铜像的想法是当时的国民党甘肃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来的。1928年，这个委员会筹集了7700元，计划为孙中山先生铸造铜像，同时计划在兰州建一个中山亭，用来安置铜像。负责筹办铸造铜像的人员几经波折，最后联系了一家上海工厂，委托他们制作铜像。

    那家工厂工作速度很快，不久铜像就铸造好了。

    这时，甘肃省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军阀混战，兵祸连连，国民军、甘肃地方军阀，轮流上场。加之当时又爆发了中原大战，交通屡屡受阻，铸好的铜像只好先存放在上海的铸造工厂里。

    1934年政局稍稳，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开始筹划铜像运兰的事情。这时，人们发现当年筹集的资金支付过铜像的铸造费用和保管费后，已所剩无几了。同时，人们发现上海铸造的中山先生铜像，有一只手伸向前方，这使得运输难度增大。几经权衡，经办人员只好放弃上海所铸铜像，决定在甘肃铸造。这时，国民政府取得了在甘肃的主导权。曾经横行甘肃各地的地方军阀，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

    1935年，蒋介石来甘视察。当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在汇报工作时，将甘肃省党部计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但为经费所困的情况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

    蒋介石当即表示，愿意捐款6000元用于下一步的铸造，同时指示省政府可在禁烟款项中下拨8000元并将地方军事费用所节余下来的大洋3600元，一并拨作建造铜像的专款，这些款项总计达到17360元。

    然而，只有蒋介石的捐款和军事余款全部到位，而禁烟专款只有3000元。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甘肃省政坛人物也如走马灯一般。

    就在朱绍良向蒋介石汇报完工作不久，就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6月，中国代表何应钦和日本代表梅津美智郎签定了“何梅协定”，按照日方要求，中国政府免去了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商震取而代之。于学忠被调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到甘肃就职后，就把在天津结识的陶祖椿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参议和甘肃制造局局长。

    陶祖椿将清朝末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购置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检修，准备制造武器。这些设备在刘郁芬统治甘肃的时候，就已经被充分利用制造各种新式武器，曾经生产了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

    1936年下半年，于学忠聘请了国内造像专家严德辉等人，来兰铸造铜像。实际上，是试验整体铸造技术，以便为将来制造重型武器作准备。在制造局（在今兰大二院甘肃贡院旧址）西侧到西南角之间的空地上，人们开始铸造铜像。负责造像的严德辉，先塑造出了泥胎，然后根据泥胎做出了范。最后实施整体浇铸，结果一举成功。

    当年目睹了此事的知情人解放后回忆说，当年陶祖椿在铸造铜像时，经常和工人们念叨，如果铸造成功就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就是说可以利用铸造积累的经验，逐步试制重型武器。

    1936年冬天，铜像已经大体完工了，共用去了上好红铜1400斤。尽管铜像铸造完成了，但安放又成为一个问题。自从抗战开始，物价飞涨，而且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集中到了战争上，各种经费被优先用于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山亭的修建已经无从谈起。人们只好先将铜像立起来，其余配套工程以后再说。

    自1928年倡议铸造中山先生铜像到1940年落成，前后共历时12年之久。孙中山先生铜像就被安放在了中山林。这是一个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的公园。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兰州的许多地方都被命名“中山”，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孙中山。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将五泉山寺内的秦公庙正殿，改建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中山铜像被移到中山纪念堂前，被安置在高3．5米的方形大理石基座上，正面镶嵌着铜质总理遗嘱，上面是高2．4米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今天，我们在五泉山上看到孙中山先生扶杖凝视，可是谁又能够想到，这背后凝聚着的甘肃历史风云。

    隐身兰州的敦煌写经

    敦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两个让人们惊叹不已的宝藏“敦煌藏经”和“莫高窟壁画”。它们构成了敦煌学的两大支柱，而敦煌学是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和流散而出现的一门学科。敦煌藏经发现后遭受了多次倒卖，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的敦煌藏经散落在我省的武威、张掖、兰州等地。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故事。19世纪末，湖北麻城的道士王圆箓来到敦煌莫高窟。1900年，他在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这个藏经洞，虽然是个面积不大的洞中之洞，却保存了5万多件4世纪～11世纪的社会文书、佛教经卷、绢画、刺绣、铜佛、法器等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政治、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资料依据。写本和刻本使用的文字有汉文，也有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

    这些重要文物却引来了许多贪婪者，许多外来者对敦煌藏经进行了劫掠，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07～1915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纷至沓来，利用王道士的无知，以谎言加白银的手段廉价骗购去3万多件文书、绢画和其他文物精品。藏经洞的发现首先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1902年，金石学者叶昌炽任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语石》。1903年，他得到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水陆道场图》和唐代《大般涅经》4卷。他在日记中，对这些文物作了考订、记录和研究，并建议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运至省城兰州保存。后来许多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敦煌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从敦煌藏经被人们发现以后，甘肃各地就开始陆续出现了流失的藏经，直到解放前，兰州城隍庙一带还有人拿着敦煌藏经倒卖。曾经在甘肃当过官的许承尧曾写道，他在民国二年到皋兰时，碰到有人在市场上拿着藏经的卷子四处兜售，这些卷子非常工整，字迹精美，他购买了200卷。1947年山东临沂市人范耕球还在兰州城隍庙附近，将无人问津的敦煌写经购得30多卷，部分盖有阳文“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与阴文“宝存古物”章。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1902年至1905年间的敦煌知县汪宗瀚藏书印。汪作为敦煌知县，藏经洞打开以后，他收藏了一批敦煌卷子。

    据《兰州文物志》记述：兰州地区共藏敦煌写经200件，其中甘肃省博物馆138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甘肃省中医学院3件。如今这些珍贵文物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敦煌生活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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