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孔子是不是圣人？

    答：孔子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少也贱（小时家境贫贱），所以多能鄙事。我们无法给圣人下一个定义，认为他们在生理上智力上心性上有什么与普通人大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明白孔子并非圣人，理所当然。

    汉语中对于一些宗教的奠基人有时也称为圣人，这样的圣人是造物主的使者，他们起了连接终极与现时、神界与人界、彼岸与此岸的作用，孔子无意担当这样的角色。

    但孔子有一种巨大的使命感，他是具有一个使命、一个天命的：复兴周礼周文化，挽救“礼崩乐坏”的乱世局面。即使在遇到了困厄，如宋国司马桓魋要杀孔，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第七》）还有孔子在匡地被囚，但想到上天给他的接续文脉的使命，他无所畏惧，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认为除非是上天要丧斯文，否则匡人奈何不了他。就是说，他不是圣人，但他是上天的选民，是天命天意的承载者，是接续文脉的唯一人选，他遇险遇难，就是天要丧斯文，谁也没办法；而只要天还没打算把斯文灭绝，他就一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很难说孔子的话是自我迷信还是切合天道。因为毕竟是他而不是旁人成为中华斯文、中华文脉的代表。老子可以是太上老君，庄子可以是南华真人，孟子可以是亚圣，韩愈可以是文起八代之衰，孙中山可以是“国父”，毛泽东可以是四个伟大，但中华斯文的总代表只能是孔丘。

    历史上有许多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确是碰到过千钧一发的大灾难，硬是挺过来了，谁能说得清是一种什么偶然机遇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使本来会发生的事情硬是发生不了。如果说，这些情势的发生只是由于概率论，那么概率就是天命，数学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孔子具有某些圣人感、圣人意识，乃至是多半个圣人，并不过分。

    2.问：这么说，孔子就是当真的圣人了吗？

    答：倒也不是。从历史上看，是否圣人不完全决定于个人态度，也不取决于今人以现代观点如何看孔子。孔子被尊为圣人，乃至被崇拜为圣人，是历史的不争事实与中华斯文史的一个重点。孔子的圣人化，是后世权力系统的举措造成的，更是他诸种主张说法的深得人心、深入人心造成的。他的主张被封建权力系统所用是事实，也为中华斯文所用，为社会带来某种平衡和睦与稳定至少是带来这些希望，因而有利于发展进步与民人的福祉，这也是事实。朱熹的理学曾经给朝廷带来压力，以致被称作“伪学魁首”，几乎惹出杀身之祸便是明证。

    权力厌恶斯文与权力借重斯文，这都是中华历史上有过的现象，都是重要的中华国情。

    秦始皇就是痛恨儒家的，因为他大致是靠法家一套，注重富国强兵，注重权力与谋略运用，灭六国而统一天下的。他讨厌儒生对权力系统的摇唇鼓舌，说三道四，搞乱思想，影响国政。所以他要搞焚书坑儒，他的焚书坑儒针对的就是儒家。

    西汉开始，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啦，什么至圣先师文成皇帝啦，什么圣人啦，千古一人啦，什么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既无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大实话还是废话？）啦，尊孔祭孔啦，都出来啦。孔子在中国圣人了几千年了，也确实起了圣人的准神祇作用，更起了道德教化与文化凝聚统一的作用，耳濡目染、陶冶培育、绵绵不绝，至今又日趋红火起来。谁又能否定得了呢？

    3.问：这么说，孔子只是被圣人了一把或者好几把吗？

    答：如果仅仅被圣人一把，孔子是圣人化不了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尊长提倡，大树特树，行政命令，组织手段，覆盖占领，效果未尽理想。没有特殊的精神优胜与斯文魅力，谁也不可能长期屹立于圣人的制高点上。

    问题在于，孔子的以仁为核心、一以贯之的道德范畴体系，他的从家庭伦理出发，从自然而然的孝悌出发，做到忠恕、中庸、和谐、恭谨、诚信、笃敬、治国、平天下的浩荡推理，他的从心性到礼制，从仁爱到义理，再到正名义正名位，再到秩序……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的堂堂思路，他的重学习、重教化、重义轻利、情笃气正、修齐治平……已经广泛为中华民族各层次各行业人民所接受。几千年来，至少在理论上、宣示上，在官方活动中，我们多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建国立国拢聚人心于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历经磨难而坚守至现代的。孔子之学，儒家之学，不论一路走来，被多少糊涂人扭曲与浸染，为多少朝廷权力所用，不论因时间的冲刷如何褪色黯淡，也不论被多少忧患人士质疑批评反对，它仍然是我国精神生活与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4.问：但是历史上批孔的观点也是一脉相传，蔚为大观呀。

    答：当然。任何一种理念，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实现的可能。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既有它的现实性、生活性、可操作性，又有它的方向性、理想性、无穷性。各种伟大宗教、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绝对命令”莫不如此。这是一。

    任何一种理念只要是用话说出来，用字写出来，说得越好就越难兑现，也就越有讨论辩驳乃至攻击辱骂的空间。而如果你提倡的理念实现起来易如反掌，例如你的理论政策主张只是按时上下班之类，也就不成其为理念。这是二。

    在革命造反起义夺取政权高潮中，强调秩序与谦让的孔子学说显得不合时宜，当然。这是三。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传统，各有其侧重与“侧轻”乃至缺陷与破绽。没有任何理论表述是绝对无懈可击的。绝对无懈可击的理论，无法发展革新，只能变为陈腐的教条，甚至会变成社会的公害。例如今人看起来，孔子当年少有对于竞争、发展、创新的论述与追求，留下了大的缺陷。这其实是孔学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可能，而不是他的学理的毒瘤。这是四。

    中国是个大而古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相悖的理念与说法。即使孔子一个人，种种教诲也是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如他强调谦让，又强调当仁不让。历史上中华文化强调忠义，但又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说法。而理念云云，是一种越说越有理的公器。例如老庄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孔子提倡求仁得仁、知其不可而为之，二者大相径庭，就大有争论的看头。谈理念重理念有时会争成一锅粥。孔子说了，应该是君子之争。这是五。

    哪怕再说到六七八，孔子在我国仍然是成功的。靠理念吃饭的知识分子、成功者会被尊为圣人，鲁迅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圣人过。

    失败者则被目为疯癫、狂傲、忤逆，更糟糕的成为妖孽邪魔反叛。想想，孔子的道德主义、仁政主义、王道主义、温良恭俭让作风、君子之风，在老百姓中绝对比实力主义、苛政主义、霸道主义更受欢迎，绝对比凶恶乖戾、好勇斗狠、阴谋花招的作风更受欢迎。

    5.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儒家学说，还有墨、道、名、法、纵横……诸子百家。其中老子的《道德经》发行量之多仅次于《圣经》，受到黑格尔的推崇，而孔子的学说被黑格尔所轻视。再有就是在“文革”时期搞过评法批儒。法家曾经被宣扬，人们为什么还这样重视孔学儒学呢？

    答：从学术角度、智力发扬的角度来看，也许老子的学说更振聋发聩，更形而上与个性化；庄子的文字更富有想象力与文采，庄子的见解更高超更出神入化；法家的说法更务实更管用，尤其是切合权力场上竞争求胜的需要；墨家的摩顶放踵更富有苦行圣徒与献身精神……但是孔子的说法更亲和，更让人觉得舒服，更好接受。从人人皆有的孝悌之情说起，延伸到忠恕，延伸到不犯上作乱，延伸到敬笃，延伸到诚信，延伸到恭谨敬业，延伸到文质彬彬，延伸到礼乐的规范与教化陶冶……真是越说越好，越想越美。而且孔子的学说相对比较实事求是，比较能从我做起，较少强势霸气与高深堂奥范儿。

    6.问：您说的孔子的说法更使人觉得舒服，是比较而言吧……

    答：孔子的主张是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脉脉含情的一面，孝悌忠恕的一面，以德为先的一面。这就比法家的赤裸裸的功利性，比法家面对人之好利，正视并充分利用人的对于刑罚惩戒的惧怕等叫人舒服得多。孔子主张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主张通过礼数礼制自幼就培养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样的说法也比法家时不时露出的莫测高深、冷酷乃至狰狞面目可爱。从切近看，法家直截了当有效，但是不可爱。孔子的学说主张乐山乐水、乐以忘忧、人不堪其忧、我不改其乐，还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也比主张苦行的墨子容易普及。孔子主张学了就要践行，主张反求诸己，主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人所谓的四维八纲）、恭宽信敏惠或温良恭俭让；这也比老子玄妙的“道可道，非常道”与“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的齐物、无待、无用之用、混沌、玄珠、象罔……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君子得多。

    我早在一九八一年发表的小说《惶惑》里，就提出了可爱与有效的相悖问题。孔子的学说情感性强，法家的学说功利性强。

    7.问：那你说的亲和性又是什么意思呢？

    答：亲和与舒服分不开。孔子的以家庭关系为依据的人伦学说，以仁为基础的社会构建路线图，形成了善良仁义纯真恭敬诚信的美德花坛，怎么可能不令人感到温暖甘美有加呢？

    让我们再把孔学与老庄比较一下。如果你想享受智力的飞扬与陌生、排众与宏伟，你应该研读《道德经》，它时而让你匍匐及地。而你如果要享受心如涌泉，意如飘风的潇洒与神奇，享受御风而行的仙气灵气，当然要沉醉在《庄子》里。孔子不然，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生活性、人民性、合理性、简明性、人情味；同时具有劝善性、理想性、优雅性、整体性、君子性、士绅性、文化性。简括说来，儒家学说表现了斯文的魅力与优胜。孔子依靠的不是神奇与天才，不是挑战的热度，他靠的是人类，是中华民族对于文化与道德的崇敬与向往。孔子之为后世接受，显示的是中华民族对于斯文的认同与爱惜，是中华民族最可取的文化特色。太久了，我们生疏与怠慢了我们的斯文传统。

    8.问：但是也有了不起的人物指出，中国几千年历史，除西汉文景之治外并没有几个帝王遵循儒学的仁政之说并取得成功。其实历代君王学的都是秦始皇，都是权力政治。权力是政治家的目标也是政治家的手段，不重视权力的争夺、保持、运作，满口仁义道德，以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理念治国治军，不搞半渡攻敌，而是待楚军渡河完成后再打，最后只能是吃败仗，自取灭亡。还有更难听的说法，五四时期不乏激愤之论：说中国过去许多士人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回想一下鲁迅的小说《肥皂》吧，您！

    答：这里的第一个要点叫作“礼失求诸野”，侯国之间、权力中人之间，常常会陷入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直到血腥屠杀，再美妙的理念也救不了急。但在野的小民呢，反而觉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也好，仁义礼智信也好，温良恭俭让也好，“三省吾身”、“不亦说乎”、“乐山乐水”、“文质彬彬”实在是有助于协调与润滑人际关系，说在嘴上也好听。即使是交个朋友，处个邻居，你不是也愿意找斯文一点的吗？至今，四野的农民们受儒家价值观道德观影响的程度也比城里大。

    第二是孔子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图。这个理想图对治国平天下有利无害，对民风培育社会风气有好处，对权力系统的有效运转多数情况下有好处。理想图不等同于现实图景也不见得是坏事。有个理想比没有理想好，有个标杆比没有标杆好。除非你搞价值排它、价值专制，学司马昭的样，以无父无君的罪名屠杀嵇康类人物。

    第三个问题是，汉以来，孔子被越捧越高，学术自由越来越少，圣人之后，再无圣人，陈陈相因，社会人文思想方面缺少根本性的突破与进步；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却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任何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不管多么伟大，多么如高山，如日月，时间长了不许发展变化，不应对任何挑战，不接受任何质疑，不参与任何竞争冲撞对接，不允许任何突破修正调整变化，不汲取补充任何新思想新观念，只可注疏考证解说引用，成为一潭死水，必然开始变质，或成为装饰花瓶，或成为形式过场，或成为表面文章，或陈旧无趣、惹厌，或开始腐烂解体，至少渐渐引起审美疲劳，走向没落，难逃完蛋的下场。

    但这只能由孔子的后人负责，由封建社会的打着儒家旗号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们负责，由跟着起哄搞僵化、形式主义、浅薄庸俗化的愚人负责，无法由孔子本人负责。孔子的学说其实还算是经得起折腾，经得起考验，也预留了补充、反思、改善、更新的空间的。

    9.问：那么，儒学孔学，两千多年后已经衰微了，为什么近年来又日渐火了起来？

    答：我还没有说完。第四个问题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裹足不前，渐显“没世光景”，只消看看《红楼梦》就知道当时上层贵族中的礼崩乐坏、价值虚无、心口不一、百恶俱生、腐臭不堪的情景了——要不哪儿来的后来的旷日持久的大革命啊。《红楼梦》中人物，坚持儒学原则的只有贾政，但贾政面对贾府内外各种问题，一筹莫展，百无一用。

    这个时候出现了外力猛击，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陷入生存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经过无数曲折坎坷的路程，中国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全面小康之路。三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调门有所降低，恭喜发财与风水相面的陈词滥调难以充盈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文化古国的精神生活，价值失范、人心不古、贪腐奢靡、坑蒙拐骗、无法无天的现象令上下忧虑。多方面地开拓发掘我们的精神资源、文化积累，滋养与支撑我们的人民生活，是极迫切的历史任务。

    10.问：你认为现在频频讲孔子，能起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作用吗？讲太多了孔子，会不会是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退回到民国乃至皇权时代呢？请看某部领导与众儿童穿上汉服背诵《三字经》或者《弟子规》的情景吧，您不觉得滑稽吗？

    答：先继续说第五个问题。《论语》的语言比较生动、准确、正面、积极。与之相较，《墨子》的语言枯涩，老子的语言玄秘，庄子的语言飘洒，公孙龙的名言较劲，韩非的权经、智慧与阴暗危殆并存。

    第六，儒学典籍当然重要，问题还在于儒学价值观已经渗透在诗词、戏曲、说部、弹唱等各种文艺作品之中。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风化的标准基本上是儒学观念。就是儒家观念已经逐渐演变为古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核心价值一说。

    忠孝节义、知恩图报、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善恶报应、以德为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本身就表明了儒学在民间的力量，力量推动弘扬，弘扬增益力量。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村农民，基本上接受了这些宣扬。所以我说过，拒绝传统就是拒绝祖先，也就是拒绝人民，拒绝地气，拒绝历史文化。而拒绝现代化，就是拒绝地球，拒绝世界，拒绝发展与进步。做到又传统又现代，当然并非易事。它要经受许多焦虑、痛苦、两难、争拗，直到内战外战。

    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上，时时会出现进展，也会出现偏颇与幼稚，出现浅薄与荒谬。像你说的那种滑稽皮相，我早就多次著文提醒过了。

    文化与其他一样，有层次高下内容深浅的区分，它时时在发展着丰富着，也在歪曲着沦落着乃至腐烂着灭亡着。不要以为一讲文化就真的有了文化啦。

    11.问：那么，今天的论儒谈古，应该怎么进行呢？

    答：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在新旧交替、中外杂糅、八方交汇、浅薄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我们的古老国家，再一次面临了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的状况。孔子为挽救当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而提出的好学、好古、敬天、祭祖、孝悌、忠恕、弘道、修德、求仁、正名、克己、复礼、礼乐、力行、知耻、恭谨、明辨、君子……整体的一个系统工程，在当时来说，很有针对性，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时隔两千多年，虽然不乏已经被历史扬弃、被时代所否定的元素，但更多的是恒久的美好与有效，这是很惊人的。

    简单地说，孔子希望建立一个文明——精英社会，他提出了一大套文明追求与文明规范的义理主张，孔子要的是社会上短缺的文明。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之一。

    12.问：那么其他的学派，其他的思想火花，难道就不是文明的主张了吗？

    答：不妨试着说一说。老子追求的是超高端的思辨与智慧，庄子追求的是超级逍遥与如入无人之境的心智自由，名家追求的是启人心智的奇思妙想与逻辑奇葩，法家追求的是权力主义与权力法门，墨家追求的是人格操守的献身化与侠义化。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并不仅仅与儒家有对立与辩难，也与儒家有相通与互补的关系。例如《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就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尤其重要的是，孔孟与老庄，基本上都是性善论者。不性善，能无为而治与道法自然吗？不性善，能为政以德与胜残去杀吗？当然，孔子更重视道（导）之与齐之，即更重视权力系统与君子精英们的文化导向作用与引领责任。

    13.问：所以，你刚才说到孔子的提倡的时候首先说到“好学”……您把您刚才提到的一系列词语，作一点解释吧。

    答：是的，孔子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论语》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一个权力系统，一个精英君子，没有比自己好学与引领好学更颠扑不破与能立于不败之地了。《论语》的好学诸语，使我联想到童年时期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不是“好学”，而是“学好”。这里的好学首先讲的是德育，是品质，是人心人性的仁德培育。《论语》中屡有对于单向度具体知识的不那么重视的说法，他更重视的是心性之学，即培养文明美好的心性。正因如此，他主张反求诸己。他的逻辑是，东周之令人忧患，在于世道人心之糟糕。世道人心首先要由每个人自己负责，欲仁即是心性的优化，求仁更是心性的升华。人人都欲仁，就会天下太平，“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儒学道德观的胜利。

    孔子对于学习的思考还有许多，他注重温故知新与举一反三，说明他反对死记硬背与教条主义冬烘主义。后世在儒学旗帜下出了那么多呆木弱智人士，太对不起孔圣人了。还有关于学与思的关系、学与行的关系、学与仁的关系、能与不能的关系、知与不知的关系等等，都讲得言简意赅，高明得很。

    14.问：那您说的好古、敬天、祭祖、尽孝等说法呢，今天还有当初那么大意义吗？

    答：我们当代人，生活在一个战争、革命、改革、发展、起飞的快节奏时代，生活在一个国家与社会急剧变化、常感眼花缭乱的年代。对于孔子的标榜好古、敬天、祭祖、尽孝，接受起来有某些困惑与距离感。其实塌下心来想想，孔子的好古，表达的是对先人文化积淀与淳厚风习的珍惜，是对于人子已有的经验教训的正视，是对于一得之见、一己之私、一时之灵感的预警：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自我作古出幺鹅子。这也是老子的不为天下先的意思。当然这个说法对于开拓创新突破的提倡与认识太不够了，但对于一个大国的权力顶端的人物或群体来说，有它的正面意义。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讲到祭奠，他的关于慎终追远的名言，如今多半是当作深谋远虑与善始善终来理解的，当时也是讲祭奠的认真性的。祭奠的认真与居丧的悲哀，成为孔子的文明教化说的一个前提。对祭奠与居丧的重视，是通向孔子学说中相对欠缺的终极关怀的一个桥梁，一条崇高之路，是通向对于君子极要紧的“敬”字的一个实习与践行，是对于虚无主义的一个扫荡，是对于生命空虚的困惑的占领与充实，也是给孔子提倡的众美德提供一个合法性合理性的理由。

    从祭祖发展到祭天，《论语》最后一篇的《尧曰》，对于敬天的描写达到了洋洋乎隆重感人的程度。孔子一直强调天意、天命、天何言哉，这些记载丰富了也加深了孔学的意涵。

    15.问：那么您还要分析孔子主张的哪些要点呢？

    答：孔子理想的是君子政治，即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精英政治。他认为人众可以分为君子与小人两类，这不符合平等观念，但大致符合实际。实际生活当然并不理想，所以它才是实际而不是足够美好的理念。中国古代社会，掌权者日益增加对于权力的重视，逐渐集结权力，用权力把握占领其他社会资源，同时又要为权力进行走向设计、文化美容、理论概括、名位或名义的掂量区分，更重要的是要对权力与权力对象进行定性命名。君君臣臣、忠忠孝孝、贤贤不肖不肖……说明了命名权是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

    这样，关心整体、关心权力运作、关心众人与众物的命名的，是相对一少部分人。出身不俗或教育学养不俗的一些人，才有志于培养自己成为君子，以自己的文化储存与斯文风度跻身于权力运作的行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些说法都令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们遗憾乃至愤怒，但它们说出了一些事实。如果你想改变这样的事实，你首先得弄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实，你必须面对这里的君子小人之辨，上智下愚之辨。

    君子小人之辨令人不平，但它也有一种道理：有志于当君子、进入精英圈子的人必须下决心学点君子之道之风，文质彬彬、不迁怒、不贰过、顾大局、识大体、行大义，具备美德、礼数、文雅文明的风格，以文养质，以质弘文……说法多了去了。

    问题在于君子与小人、精英与群氓之间，必须有一种互通互补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大块，更不能使君子的身份变成门第与地位的世袭。如果君子与精英是一个教育、德行、学识与才智修养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分化的概念，孔子的有关学说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赢得新的生命力。

    顺便说一下，在我谈先秦诸子的文字中，我常常使用“民人”一词，盖人民、大众、群众在当代语汇中，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孔孟老庄那时候，谈到“民”的时候，绝对不具有当今的意识形态所指。尤其是，古代对于民与人的说法还有分别，或谓“人”是指奴隶主，而“民”是指奴隶。虽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过典型的奴隶社会还有疑义，对民与人的含义不同则可以大致有所判断，想来想去，只好用“民人”来解先秦经典之“民”。

    16.问：你说到命名权，这是什么意思？

    答：汉语思维注重概念归属，概念决定认知与政策。同是夺取政权，篡弑与开国的命名完全不同。同样是力谏，逆鳞与愚忠的意义也完全相反。直到当代，还有所谓戴帽子、摘帽子，有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文革”后期盼着一个“内部矛盾”的结论。这就是命名的厉害。

    我们的终极关怀也常常沿着寻找最崇高、伟大、终极的概念方向前进：曰道、曰德、曰仁、曰义、曰理、曰一……哲学上我们具有概念崇拜的传统。

    那么命名，意味着政策的决定，资源的分配，是非的厘清，秩序的依据，命运的主宰。

    所以孔子要求正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抨击觚不觚的现状，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的想法相当单纯。君王有君王的样子与规范，臣子有臣子的样子与规范，爹爹有爹爹的样子与规范，儿子有儿子的样子与规范，以此推理，名正言顺，自然天下太平。

    17.问：您讲到了孔子提倡的那么多美德、美好概念、精神向往，但是您没有解释中庸之道，这是为了什么呢？

    答：谢谢你的提醒。中庸之道与偏激极端，这也是孔子用来划分君子与非君子、君子与小人、斯文与鄙野的区别的一条重要的界线。

    这和学养与境界有关。愚蠢的人只会跟着风向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判断复杂的生活与社会诸问题，没有足够的经验与学养是不容易做好的。加上个人的私心杂念、狭隘恶意，不懂道理，不讲逻辑，就更不容易做到中庸即准确与正常地认知世界了。

    这也与中国社会缺乏多元制衡的传统有关。中国的平衡主要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情况下，客观全面、留有余地、勿为已甚、宽厚包容乃成为重要的政治品德；而跟风附和、政治投机、左右摇摆、赶尽杀绝，留下了不良的有时候甚至是极其丑恶耻辱的印记。想想“文革”，就明白中庸之道的必要性了。

    当然，缺少理论文化学养的支撑，又缺少制度演进的保障，几千年的传播与继承之中，把中庸闹成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不分是非善恶，把中庸搞成一个无担当的大废物的同义语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中庸这个词老态龙钟，跟某种火锅标榜的前清留下来的汤水一样，不认真消毒清洗一下，难以给人好感了。

    18.问：同感啊。您只消读读四大名著，再读读鲁迅，就懂得了，儒家后来越来越混不下去了。整个一个贾府，男女老少，谁按孔夫子的教导过日子了？贾政沾点边，但是极不中用。李逵、宋江，孙悟空、猪八戒，曹操、孙权、刘备，又有谁在那儿实行彬彬有礼的仁政了呢？

    答：好极了，人们要有足够的头脑与智力谈传统，而不是忽东忽西，东倒西歪。

    这说明，首先，不管是多么好的理念，如果不发展，不进步，不更新，不突破，不回应挑战，不接受质疑，不修补漏洞，它就会乏味教条，捉襟见肘，过场形式，陈旧生厌，腐臭霉烂，自取灭亡。

    其次，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反儒、造反、颠覆的传统与斯文尚礼的传统一样是源远流长。“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盗亦有道”的嘲讽出自庄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的强音早就震响起来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类的江湖强盗经，“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不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流氓心态，可能发展为造反起义，改朝换代；也可能发展为动乱灾难，民不聊生。仅仅一个儒家怎么可能混几千年？幸而存在这样的对立面，儒学才没有早早地进入了博物馆。

    最后，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一筹莫展。民主主义、科学观念、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制观念、多元观念、竞争观念、市场经济认知，终于给我们的儒学举行了现代化全球化洗礼。儒学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叫作浴火重生了。

    正是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工作重心转型，使中国人民有可能走向发展经济，注重民生，全面小康，走向安居乐业，重拾孔孟老庄才有可能。如果我们目前还是处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局面，还处在甲午战争后任人宰割的局面……我们有什么可能热热闹闹地重新尊起儒学来？

    19.问：是啊，然而现在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好得不得了，《三字经》、《弟子规》一背诵，人人听话，个个低眉顺眼，后来是闹“五四”，闹革命才闹坏了的。

    答：中国人这么多，一呼百应，吠影吠声，各种热潮极易煽起，但也容易出现简单化、片面化、浅薄化、皮相化、浮躁化、表演化。以无知秀善良、以偏激秀热情、以强词夺理示掌声的现象常常发生。我们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的时候，不能不提醒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同时也要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死回生的伟大成果。五四运动、人民革命“救”了中华民族的“亡”，也“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亡”。我们在重视开拓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重视新文化、革命文化的魅力与优良传统。其实，新文化的提法恰恰符合传统，《礼记》上已经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我们谈孔孟老庄、斯文的优胜与魅力的时候，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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