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把人当作手段和工具的观念与行为，不仅荒谬，而且野蛮。
仁义礼智，我固有之
《孟子》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译文】
孟子说：“从人的天生资质看，是可以使他善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善良。由于有些人做坏事，并不是他们天生资质的过错。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惭愧的心，人人都有；恭敬的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是仁的表现；羞耻惭愧的心，是义的表现；谦让而有礼貌的心，是礼的表现；是非心是智的表现。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交给我的，是我本身就有的，只是没思考它罢了。所以说：追求就会得到，放弃就会失去。人们之间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是不能完全发挥天生资质的缘故。”
治国莫高于爱民
《晏子春秋》
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
【译文】
叔向问晏子：“什么样的精神最高尚？什么样的行为最有益？”晏子回答说：“精神没有比爱民更高尚的了，行为没有比使人民得到快乐更有益的了。”叔向又问：“什么样的精神最卑鄙？什么样的行为最下贱？”晏子说：“精神没有比刻剥人民更卑鄙的了，行为没有比残害自身更下贱的了。”
人性自私
《韩非子》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译文】
对安全有利的事抢着去做，对危险有害的事忙着避开，这是人之常情。
何况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庆贺，生了女孩就杀死她。孩子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男孩受人祝贺，女孩被杀的原因，是考虑日后的好处，从长计议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还要用算计的心理相对待，何况没有父子般恩情的人呢？
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心，而采取相爱的原则，只是要求君主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恩德问题的无知之谈，是奸诈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人治国，详细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官吏就能做好本职工作；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民众就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吏做好本职工作，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军事就强大，就会成就霸主之业，霸主之业，是君主的最大利益。君主挟持大利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做官的人取相称的能力，他的赏罚没有偏私。君主要让士民明白，尽力拼命，就可以建功立业，获得爵禄，获得爵禄就能成就富贵之业了。富贵是臣下的最大利益。臣下挟持大利来从事职业，所以他能甘冒风险一直到死，他能使尽力气而心无怨恨。这就是说，君对臣不要行仁爱，臣对君不要讲忠心，就可以成就霸主之业了。
人之常规
[法]蒙田
我们这副身躯乃上帝之赐，没有哪一部位是不值得我们去关心的。甚至连一根毛发我们也要细心理护。人要按人的条件生活，此乃天意所定，并非仅仅形式上如此。这是明确不过的、合乎自然的重要天启。造物主已认真严格地给我们规定了这一点。
有些人要超脱自己，想以超人的面目出现，这是愚蠢之举。他们不会成为天使，只会变成畜牲；他们非但不可能拔高自己，只会降得更低。正如不可登临的高峰令人生畏那样，我也害怕这种自我拔高的思想情绪。在苏格拉底的生活中，我最难于接受的是他人定的做法以及他通鬼神的行为。而在柏拉图的身上，人家称之为圣者的方面，那是最富于人情味的。在亚历山大的一生中，他为自己的长生不老而设想的事情，我觉得完全是凡夫俗子的所为，菲洛塔斯在回答他的时候用开玩笑的口吻讽刺他（朱庇特·阿蒙下达的神谕将亚历山大归入诸神之列，菲洛塔斯致函向他表示祝贺）：
就您这方面来说，我是十分高兴的，不过，普通人就可怜了。他们要和一个超越常人、不满足于人的常规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还要服从他。
雅典人为了庆贺庞培进入雅典城，刻下这么一道富有奇趣的题铭，它正好表达了我的思想：
你自认是人，
你才成为神。
懂得堂堂正正地享受人生，这是至高的甚而是至圣的完美品德。我们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条件却去追求别的非可能的条件，我们不知道自身的内部是怎么一回事却要自我超脱。
我们踩在高跷上，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在高跷上，那还得运用双腿才能走啊！即便登上世界最高的宝座，那还得靠臀部去坐的。
我以为，最美满的生活，就是符合一般常人范例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不含奇迹，也不超越常规。
优雅而快乐的人（节选）
[英]大卫·休谟
人类最高的技艺和勤奋所得到的产物，无论在其外表的美妙或其内在的价值上，都不能与自然产物的最高和谐相媲美，这对于人类的虚荣心来说，真实莫大的耻辱。技艺仅仅是在工匠手下的东西，被用来给那些出自大师之手的作品以些许修饰之笔。某些服饰可能是由工匠绘制的，然而那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却是他不可企及的。技艺可以制作一套衣服，只有自然才能创造人。
我们发现，甚至在那些通常被称为技艺性工作的生产中，那最高贵的品种也要铭感自然的恩惠，因为它们主要的美来自大自然的力量和快乐的熏陶。诗人们天生的热情，是由他们在作品中所赞美的事物激发起来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一旦失去对自然的凭依，被抛到神圣的里拉一边（因为自然并不公平），那么他仅从技艺的规则中，是毫无希望达到只有从自然的神灵启示才能产生的神圣和谐的。幻想的欢乐之流并没有给技艺的修饰和雕琢提供任何材料，它那虚幻的歌声是多么贫乏啊！
但是，人们却不断对技艺进行无效的尝试，这之中尤数一本正经的哲学家们所做的最为可笑，他们提出一种人造的幸福，并企图通过理性的规则以及通过沉思来使得我们快乐。波斯王色克塞斯曾经允诺要向每一种新快乐的发明者颁奖，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人向他要求这种奖赏呢？莫非是：或许他们已经发明了太多的快乐以供自己之用，以至于他们鄙视富有，无需任何由最高统治者的恩赐所带来的享乐。甚至我会这样的设想，他们并不乐意通过波斯宫廷呈献这样一种新奇而又无用的可笑的东西，来为它提供一种新的快乐。当仅限于理论和希腊学校里一本正经的演讲中时，这种沉思才能在他们愚昧的弟子中激起赞美；然而只要试图把这种原则付诸实践，马上就会暴露出它的荒谬。
你自称要通过理性以及通过技艺的规则使我幸福，那么，你就必须根据技艺的规则重新创造我。因为我的幸福须得依附在我最初的骨架结构中。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恐怕你还缺乏力量和技能。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见解，认为自然的智慧低于你的。让自然去启动她如此贤明地构造的大自然机体吧，我觉得只要一碰，就会毁坏它的。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要妄自调整、斟酌或增补那些自然已经在我身上牢固树立的任何一个动机或原则呢？难道这就是通达幸福的必由之路吗？不过，幸福所包含的是舒适、满足、恬静和愉悦，而不是戒备、忧虑和劳累。我身体的健康在于它有完成一切行动计划的能力。肠胃消化食物，心脏循环血液，头脑把精神分类并将提炼得精粹优雅。事实上，这一切都无需我自己的关注。如果我能够仅以我的意志就能停止血液在血管中迅疾的奔流，那么，我也就能够企望改变我的思想观点与感情的进程。假如自然并没有使一件物体能够给我的感官带来过快乐，而我却锻炼自己的能力，努力要从这一物体得到快乐，那是愚蠢的。通过这种无效的努力，我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决不会得到任何快乐。
那么，抛弃所有那些无用的企图吧。什么在我们自身内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啦，什么尽情欣赏我们自己的思想啦，什么满足于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意识啦，什么鄙视来自客观外界的一切援助和供给啦，这全是出于傲慢的声音，而不是出于自然的声音。甚至，假如这种傲慢能够自持，能够表达一种真正的内在意愿，无论它是抑郁的还是剧烈的，那也是好的。但是，这种软弱无能的傲慢除了控制外表，别无他用；它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只是虚构言词以及支撑某种哲学的尊严，为着欺骗无知的群氓。在这种时候，由于缺乏情感的欢乐，心灵也就失去了自己对象的支持，堕入深深的悲哀与沮丧。悲惨而又劳苦的凡人啊，你的心灵在不超出其自身的范围内才是幸福的！它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才智去填补如此巨大的一个空间，并代替你一切肉体感觉和官能的位置呢？没有你的其它器官，请问你的头脑能够生存吗？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制造出何等愚蠢的形象！什么也不干，只是永远地沉睡。进入这样一种昏睡，或是这样一种忧郁状态，一旦剥夺了外部的消遣和享乐，你的心灵必会沉沦。
因此，不要让我再处于这无情的压力之下吧。不要使我只限于自己，而向我指出那些提供头等享乐的对象和乐事吧。且慢，为什么一定要请求你们这些骄傲而又无知的哲人，向我昭示通往幸福之途呢？还是请教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和爱好吧。在它们之中我才能获悉自然的命令，这是在你肤浅的谈话中所得不到的。
看哪，正如我所希望的，神圣、亲切的欢乐（即卢克莱修所谓的肉体的快乐），对于诸神和人类最高的爱，正向我们走来。当她接近的时候，我炽热的心在跳动，所有的感官和所有的机能都沉浸在欢乐中，而她则把春天全部的花朵和秋天全部的果实一股脑儿倾倒在我的周围。她那悦耳的歌声伴着轻柔的乐曲使我陶醉。同时，她邀请我去分享那些美味的佳果，它们喜气洋洋地放射着天地的光辉，她亲手将这些佳果馈赠给我。伴随着她的是欢闹的爱神丘比特，他一会儿鼓起香气扑鼻的双翼向我煽动，一会儿擎来芬芳馨人的油膏向我浇洒，一会儿端上泡沫飞溅的玉液琼浆向我奉献。哦！让我伸开四肢，永远躺在这个称心如意的玫瑰床上，就这样，感受着这种美妙的时刻以轻盈的脚步向前流逝。然而，残酷的时光啊！你这样快地飞向何方？为什么我那强烈的希望，以及你吃力地肩负那满载欢乐的重担，非但没有延缓反而加速了你毫不松懈的脚步。在寻求幸福的一番劳苦之后，容许我享受这温柔的静憩吧。在经历了如此漫长、如此愚蠢的禁欲痛苦之后，容许我饱享这精美的佳肴吧。
可是办不到。玫瑰失去了它们的色彩，佳肴失去了它们的风味，前不久还曾如此愉快地以它的气味陶醉着我的感官的芬芳美酒，现在再去引诱那已经厌腻了的口味，已是徒劳。欢乐在讥笑我的消沉。她在召唤她的姐妹德行来帮忙。欢愉，这嬉戏的德行听到了召唤，就把我那些快活的朋友们全部带来了。欢迎啊，我最亲爱的同伴，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浓阴之下的居室，来到这丰盛的宴席。你们的出现使玫瑰恢复了色彩，使佳肴恢复了美味。生气勃勃的美酒的雾气现在又缭绕在我的心头；你神采奕奕，分享着我的快乐，看得出，你的愉快来自我的幸福与满足。我从你的爱好中得到爱好，你令人愉快地出现鼓舞着我，将使我重新恢复感官的享受，我的感官在这过分的享乐中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然而心灵却跟不上肉体的步伐，也并没有去代替她那过分受苦受累的伙伴。
我们愉快的谈话，比正式的学派论证更容易启迪真正的智慧。我们亲密友好的交往，比政治家和自封爱国者们空洞的辩论，更容易展现真正的美德。不要对过去的耿耿于怀，也不要对未来的忐忑不安，让我们安享眼前的幸福吧；在这有生之年，我们只须牢记那死亡或命运的力量还无法顾及的现世利益。明天将带着明天的快乐来临；一旦明天使我们天真的希望落空，我们至少可以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快乐。
假如酒神巴克斯和追随他的狂欢者们，用野蛮的喊叫打断了我们的娱乐，并以他们的狂乱、喧闹的欢情来搅扰我们，那么，请不要害怕，我的朋友。活泼的缪斯们已在周围守候；她们富于魅力的美妙乐音，足以使荒郊野漠的豺狼虎豹变得温顺，并把温柔的欢乐注入它们的心田。在这隐蔽的场所庇护下，只有安宁、融洽与和谐；除了我们婉转的歌声和我们友好交谈的欢声笑语，这儿的寂静从来不曾被打破。
但是听啊！缪斯的宠儿，豪侠的第蒙折断了里拉；而且，当他以自己那更加悦耳的歌声为和谐的乐曲伴唱时，我们就被那支与歌声同样欢快奔放的想像力所鼓舞，他自己也深深地为之激动。他唱道：“你这快乐的年轻人，你这上帝的宠儿，当花草繁茂的春天把全部艳丽的春光倾泻在你的头上时，不要让荣誉以她虚妄的光彩诱惑了你，使你在这个美妙的季节、人生的全盛时期，发生意外或危险。智慧向你指出了快乐之路，自然也在召唤，要你跟她走上铺满鲜花的坦途。对于它们威严的呼声，难道你能充耳不闻吗？面对它们温柔的诱惑，难道你能无动于衷吗？哦！虚幻的人生啊！就这样，失去你青春的年华；就这样，抛弃这宝贵的时光，轻视那易逝的福祉。好好考虑一下你的补偿吧。那如此引诱你高傲之心的荣誉，那诱惑你孤芳自赏的荣誉，它不过是一个回声，一个梦，甚至是一个梦的幻影，一点小风就会把它驱散，愚昧无知的群氓呼出一口气就会使它消失。你倒不必害怕死亡会把它夺去，但是看哪！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诽谤却会把它从你那儿夺走；无知也会怠慢它；自然并未享有它；惟有想像力放弃了所有的快乐，来接受这像她一样空洞无依、虚无飘渺的报偿”。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它飘忽不定地带着各种感官的快乐，以及各式各样和谐与友谊的乐趣。纯洁带着含情脉脉的微笑，走进这前进的行列，当她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竟使我们神情恍惚，销魂夺魄。她美化了全部的景象，并使欢快的场面达到狂喜的境地，即使这些欢乐已从我们眼前逝去，仍令人觉得她们还像刚才一样，正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走来。
然而，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静悄悄地包围我们的黑暗，此时已用它无垠的夜色笼罩了大自然。“欢庆吧，我的朋友们，继续你们的盛宴，或把它变为温柔的静憩。虽然我不在场，但你们的快乐与安宁也就是我的快乐与安宁。”但是，你往何处去？难道你有什么新的快乐会把你从我们的交往中唤去？离开了这些朋友们，你还会有什么惬意？没有我们参加，你还能有什么愉快？“是的，我的朋友们，我现在所追求的快乐，就不容许你们分享。只有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不在场；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为失去同你们交往找到一个充分的补偿。”
不过，我并没有穿过这密林的浓阴向前走多远，它以重重黑暗包围着我，然而透过黑暗，我想我是看到可爱的塞丽娅，我的希望，我的心上人。她正急切地在树林中徘徊，等待着约会的时间，默默无声地责备我迟到的脚步。但是，她从我的出现所得到的快乐，是对我的歉意最大的宽恕。驱散一切焦虑和怄气的念头吧，空出坦荡的心胸，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共同的快乐与销魂。我的美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我的柔情，或描述那此刻正使我内心激动万分的情感！要描述我的爱情，语言太无力了；而如果，啊啊！你在你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同样的激情，我就是竭力把它的确切观念转达给你也是徒劳。但是你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消除这疑虑；而且当它们表达了你的感情时，也足以使我钟情了。这种隐居，这种静谧，这种黑暗，是多么亲切啊！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来搅扰这已被陶醉的灵魂。思想、感官除了全部充满我们共同的幸福，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幸福的思想、感觉完全地占有了心灵，并传递着一种愉快，这种愉快是受骗的凡夫俗子们在任何其他享受中所找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泪水沐浴着你红的面颊，你的内心在沉重地叹息呢？为什么用这样徒然的忧虑来烦扰你的情感呢？为什么你总是会问我，我的爱情还将持续多久？啊啊！我的塞丽娅，我能解答这个问题吗？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生命还将持续多久？而这也会打扰你温柔的心绪吗？是不是我们孱弱会死亡之人的幻梦总是呈现于你，使你最快活的时光变得沮丧，甚至伤害那些由爱情唤起的快乐呢？倒不如这样考虑，如果说生命是易逝的，青春是短暂的，那我们就应该更好地使用眼前的时光，一点儿也不要错过那易朽的肉身所应享有的福祉。只一会儿工夫，这些将不复存在了。我们及时行乐吧，就像我们从未享受过一样。人们对我们的记忆不会总是留在地球上的，甚至传说中的地下幽灵也不会为我们提供寓所，我们无效的担忧，我们徒劳的计划，我们靠不住的推测，将都被耗尽并失去。我们现存的有关万事万物始因的疑问，啊啊！必将永远得不到解答。只有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即，如果有任何至高无上的主宰精神在统辖，那么他必然会高兴地看着我们达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并安享这一快乐，我们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他。让这种想法给你忧虑的思想带来宽慰吧；不过，通过经常地细细品味这一想法，也不会使你的快乐太甚。为了无限地放纵爱情和欢乐，消除一切愚昧迷信的顾虑，只要懂得这种哲学就足够了。但是，我的美人，当青春和恋爱激起我们热切的情欲时，我们必然会在这爱情的拥抱中，找到更为快乐的话题。
论仁善与慈善（节选）
[英]大卫·休谟
人类感情中一切可以称为伟大的那些性质都引起一种称赞和赞美，我们已将这种赞美的来源加以说明。现在我们就进而说明人类感情的仁善性质，并指出这种性质的价值是从什么得来的。
当经验一旦把关于人事的充分的知识给予我们，并且把人事对于人类情感的比例教给我们时，我们便看到，人类的慷慨是很有限的，很少超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以外，最多也超不出本国以外。在这样熟悉了人性以后，我们就不以任何不可能的事情期望于他，而是把我们的观点限于一个人的活动的狭窄范围以内，以便判断他的道德品格。当他的感情的自然倾向使他在他的范围内成为有益的、有用的人时，我们就通过同情那些与他有比较特殊联系的人的情绪，而赞许他的品格，并且爱他这个人。我们很快地被迫在我们这一类的判断中忘掉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和交谈中遇到那些与我们的处境不同、利益不同的人不断地与我们所发生的矛盾。只有当我们考虑某种情感对于和某一个具有这种情感的人有直接联系或交往的那些人所有的有利倾向或有害倾向时，我们的情绪才和其它人的情绪有了唯一的共同观点。这种利益或损害虽然往往与我们是很疏远的，可是有时它与我们也很接近，并通过同情使我们发生强烈的关切。我们迅速地把这种关切扩展到其它类似的事例；如果这些事例是很疏远的，我们的同情就成比例地变得较弱，我们的赞美或责备也就变得较为微弱和含糊。这里的情形正和我们关于外物的判断一样。一切对象都由于距离而显得减小：但是对象在我们感官之前的现象虽然是我们据以判断它们的原始标准，可是我们并不说，它们由于距离而确实减小了；我们借着反省改正了那个现象，而对于那些对象达到较为恒常而确定的判断。同样，同情虽然比我们对自己的关切微弱得多，而且对远离我们的人的同情也比对近在眼前的人的同情微弱得多；可是在我们关于人们性格的冷静判断中，我们却忽略去所有这些差异。除了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往往改变自己的地位以外，我们每天还遇到一些和我们处于不同地位的人，那些人永远不能在任何合理的基础上同我们交谈，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我们特有的地位和观点上。因此，在社交和谈话中，彼此情绪的沟通，就使我们形成某种一般的、不变的标准，使我们可以据此而赞许或谴责人们的性格和风俗。人的内心虽然并不永远拥护那些一般性的概念，或是依据这些概念来调准它的爱和恨，可是这些概念足以供交谈之用，并且在交际中，在讲坛上，在剧场上，在学院中都足以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就很容易说明我们通常所归于下面一些性质的那种价值，这些性质就是慷慨、仁爱、怜悯、感恩，友谊、忠贞、热忱、无私、好施和构成一个仁善与慈善的性格的其他一切性质。使人发生慈爱情感的那种倾向，就使一个人在人生一切部门中都成为令人愉快的、有益于人的；并且给与他那些本来可以有害于社会的所有其它性质以一个正确的方向。勇敢与野心，如果没有慈善加以调节，只会造成一个暴君和大盗。至于判断力与才具，以及所有那一类的性质，情形也是一样。它们本身对于社会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它们所以对人类具有善恶的倾向，是决定于它们从这些其它的情感所得的指导。
爱对于被爱所激动的人是直接使他感到愉快的，而恨是直接使他感到不快的：这就可以成为我们所以称赞一切掺杂有爱的情感、并责备一切含有大量的恨的成分的情感的重大理由。的确，我们受到慈爱情绪的无限的感动，正像受到豪情的无限的感动一样。我们一想到它，自然就眼泪盈眶；对于表现慈爱情感的人，我们也不禁报以同样的慈爱。这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证明：在那些情形下，我们的赞许并不是因为我们预料到自己或其他人可能得到效益和利益，而是由于另外一个根源。此外，我们还可以附加说，人们不经反省就很自然地赞许与自己最相类似的性格。具有和蔼的性情和慈爱的感情的人，在形成最完善的德的概念时，总比勇敢而进取的人在那个德的概念中掺杂看较多的慈善和仁爱的成分，后一种人则自然地认为某一种的豪情才是最完善的性格。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于与自己类似的性格有一种直接的同情。他们更热烈地体会到那一类的情绪，并且更明显地感到由那种情绪所发生的快乐。
可以注目的是：最能使一个仁爱的人受到感动的，就是特别体贴的爱或友谊的表现：在这里，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朋友的最小的关心的事情，并愿意为之牺牲自己的最重大的利益。这类体贴行为对于社会很少影响，因为它们使我们只考虑一些最琐屑的事情；不过那种关心的事情越是细微，那种体贴也就越加动人，并且证明能够这样体贴的人具有最高的价值。情感是那样富于感染力的，它们极为迅速地由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并在一切人的心胸中产生相应的活动。当友谊表现在突出的例子中时，我的内心就感染了同样的情感，并且因为呈现于我面前的那些热烈的情绪而感到温暖。那种令人愉快的心理活动，必然使我对于激起那些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一种爱。任何人只要有令人愉快的任何性质，情形也都是这样的。由快乐到爱的推移是很容易的：不过这种推移在这里必然是更加容易；因为由同情所刺激起的那种令人愉快的情储，就是爱的本身；这里不需要别的条件，只需要改变一下对象就可以了。
因此，慈善在其各种形式和表现中都有它的特殊的价值。因此，甚至慈善的弱点也是善良的和可爱的。一个人在亲友死后如果悲伤过度，会因此而得到尊重。他的慈爱给他的忧伤增添了一种价值，正如它给快乐增添了一种价值一样。
但是我们也不要想象，一切愤怒情感都是恶劣的，虽然它们是令人不愉快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对于人性要给予某种程度的宽容。愤怒和憎恨是我们的结构和组织中所固有的。在某些场合下，缺乏了愤怒和憎恨，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软弱和低能。在人们表现轻微的愤恨时，我们不但因为它是自然的，而加以宽容，而且甚至因为它不如大部分人类的愤恨情感那样地激烈，而加以赞扬。
当这些愤怒的情感达到了残忍的程度时，它们就成为一种最可憎恨的恶。对于这种恶的可怜的受害者们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怜悯和关怀，全部都转过来反对犯了这种恶行的人，并产生了我们在其它任何场合下所感觉不到的那样强烈的憎恨。
即使在残忍这种恶没有达到这样极端的程度时，我们也因为反省到这种恶所发生的祸害，以致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它的情绪。而且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有任何一种性质，使他对于和他一起生活和交谈的人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无需进一步的考察，就总是认为那是一种过失或缺点。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列举任何人的优良品质时，我们总是提到他的性格中那些使他成为可靠的同伴、快意的友人、和善的主人、称心的丈夫或宽容的父亲的优点。我们把他和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亲友，一并加以考虑，而我们的爱他或恨他，也是依照他如何影响直接与他来往的那些人的情形以为转移的。这里有一个最确实的规则，就是：如果在人生的任何关系中间，我都愿意和某一个人交往，那么他的性格在那种范围内必然可以认为是完善的。如果他对己对人都没有什么缺陷，那么他的性格就是尽美尽善的了。这是价值和道德的最后标准。
快乐的期待
[英]塞缪尔·约翰逊
最明亮的欢乐火焰大概都是由意外的火花点燃的。人生道路上不时散发出芳香的花朵，也是从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来的。
设计一场欢乐是很难如愿的。如把一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士和妙趣横生的幽默家，从遥远的地方邀请来会聚一堂；他们一到便会接受赞赏者的欢呼与喝彩。然而他们面面相觑，沉默吧，心中有愧，说话吧，又有点顾虑。人人都觉得不大自在，终于愤恨起给自己施加痛苦的人了，乃决意对这种毫无价值的欢乐聚会表示冷漠态度。酒，可以燃起人的仇恨，也可以把阴郁变成暴躁，直到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为止。他们退到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去发泄自己的愤慨，但谁知又在那儿被人们注意地听见了，于是他们的重要性又得以恢复，他们的性情也变好了，便用诙谐的言行，使整个夜晚充满喜悦。
快乐总是一种瞬间印象产生的结果。最活跃的想象，有时在忧郁的冷淡影响下，也将会变得呆钝；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又需要诱发心情突破原来的境界，驰骋放纵。这时就用不着什么非凡的巧妙言辞，只消凭借机遇就行了。因此，才智和勇气必定满意地与机遇共享荣誉。
其他种种快乐同样也是不可确知的。心境不佳的补救方法一般就是变换环境；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过旅行的快乐，就是这种快乐使期待得到满足。从理论上说做到这一点，对旅行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困难的。阴影和阳光由他任意支配，他无论歇于何处，都会遇上丰盛的餐桌和快乐的容颜。在出发日期到来以前，他便一直沉溺于这些向往之中。然后他雇了四轮马车，开始朝着幸福的境界前进。
才走几里路，他就得到教训，知道行前是想象得太美了。路上风尘仆仆，天气十分闷热，马跑得慢，赶车的又粗暴野蛮。他多么渴望午餐时刻的到来，以便吃饱了休息。但旅店拥挤不堪，他的吩咐也无人理睬。他只好将令人倒胃口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然后上车继续赶路，另寻快乐。到了夜晚，他找到一间较为宽敞的住所，但是，总是比他预期的要坏。
最后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决意走访故旧谈心消遣，或以回忆青梅竹马的情景为乐事。于是他在一个朋友家门口停下来，打算以出人意料的拜访来得到乐趣。可惜，他要不是自报家门，主人就不认识他了。经过一番解释，主人才记起他来。他自然只能受到冷淡的接待和礼节上的宴请，于是他不得不匆匆告辞，另访一位友人。不料那位朋友又因事外出，远走他方，眼见房屋空空，只好怅然离去。这种意料不到的失望真叫人懊恼不已，原因在于未能预见到。后来他又走访了一家，那家人因不幸的事个个愁容满面，甚至都把他视为讨厌的不速之客，好像认为他不是来拜访，而是来奚落他们的。
找到预期要找的人或地方很不容易。凭借幻想和希望绘出美好画景的人，将得不到什么快乐；希望作机智谈话的人，总想知道他的声誉应归功于什么私见。希望虽然常受欺骗，但却非常必要，因为，希望本身就是幸福，尽管它常遭挫折，但这种挫折毕竟不比希望破灭那样可怕。
致燕妮
[德]卡尔·马克思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像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感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而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的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能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在这篇东西寄走之前，弗里德·里希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者施洛塞尔。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我们的通告）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摘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谈美
[美]爱默生
大自然除了能为人提供物质需求以外，还能满足一项更崇高的需求，亦即满足人的爱美心理。
古希腊人便曾以美这个词来统称整个宇宙。既然世间万物无不具有这种特性，而人的一双善于塑型造像的眼睛也是如此，因而构成全部世界的各种基本形式，例如天空、山岳、林木、牲畜等等，即使只论它们自身而不谈其他目的，都会给我们带来某种喜悦——某种由于它们的轮廓、色泽、运动与组合所产生出来的快乐。这事看来也多少与人的眼睛有关。其实人的眼睛乃是世界上最佳妙的画师。凭着人眼的特殊构造，再配合以光的种种效果，如果交相作用，遂有所谓透视原理的产生。这种原理能将各式各类的零散物质，也不论其性质为何，融合凝聚成为一种色泽完好、明暗得当的浑然体，因而其中个别部分尽管平淡无奇，但是总体而言，所构成的外观却往往相当匀称圆满。正如人眼乃是最好的构图能手，光线不妨说是第一著色大师。煌煌煜煜之下，多丑陋的东西也会显得美丽非凡。光线对感官所提供的刺激，乃至光线本身，便具有那种异常浩瀚的性质，有如时间与太空那样，往往会使天地万物焕然生辉，甚至连死尸也有它的可观之处。但是除了弥漫飘溢于整个天地间的那一般的风韵之外，几乎每一个别形体又无不各具姿媚，呈现着某种悦目惬意之处，例如橡实、葡萄、松果、麦穗、鸟卵、禽羽、狮爪、蛇蝎、蝴蝶、贝壳、烈焰、流云、蓓蕾以及各类草木，等等。所有这一切，人们对之惟恐师法摩拟不足，仿佛意在从中汲取某种美的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中妙谛，我们不妨将美之为物试做如下三重考察。
首先，对自然的形式的简单直觉本身即是一种怡悦。自然的各种形式及其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对于人类是这样的绝不可缺，因而就其较粗鄙的功能而言，这种影响作用似乎不出美的实用方面。对于那些或因冗务或因俗客而弄得郁悒难抑、身心俱瘁的人们来说，自然确是一副振衰起疲的灵丹妙剂。一位商人、一位律师，一旦脱出他们那喧嚣市廛、猥琐行业而放眼望望蓝天，看看绿林，就会感到欣然自得。正是在那永恒的静谧之中，一个人重新觅到了他自己的真面元身。目之所需总须以海天的寥阔令其餍足。只要我们能够溟海高天，极目远眺，我们的身心就不致感到疲惫。
然而在其他时刻，自然又将以其妩媚慰藉着人们，其间不杂丝毫实利成分。我自己往往自天晓至日出，凝目张视着我屋后峰顶的一天彩焕，此刻我胸际所涌起的一腔心绪或许唯有那云端天使能够与我共享。那里万道霞光，宛如无数锦鳞，正浮沉翔游于金光熠耀的猩红海洋。我于是据地为岸，恍自滩头遥注着那寂静远海，我仿佛身轻如翼，亲自进入了那瞬息万变之中，因而当那无边法力稍一著我尘身，我已翩然遐升，飘飘乎与天际的晓风暗透消息。真的，自然那么轻而易举便将我等转成神仙！只须稍稍假我时日，而又顽躯不衰，我肯定会连万乘之尊也弄得黯无颜色。那天上的晨曦即是我的亚西里亚；日落与月升即是我的赛普鲁斯，我的美不可言的飘渺仙乡；那曒曒白日即是我那知觉与悟性之说大行的英吉利岛；那魆魆黑夜是我那神秘玄学与美丽梦幻的故土日尔曼国。
再有，昨日傍晚我见到的那个冬天的日落也同样是夺人心魄的艳丽景象，若非是因为午后昏昏，领略稍差了些。那西方天端的彩云，漫空浮来，仿佛化作霏霏红雪，而晴光变幻，轻柔难喻，空际又是那么温馨甘美，生意盎然，此情此景，真是不由得人不跑出室外。试问自然此刻曾想向我们透露什么？难道磨坊背后那一带充满生机的静静谷地，那连荷马与莎士比亚也难以形诸语言的旖旎风光，对我竟了无意义？绮照落辉之下，无数光净枝枒，背负穹苍，顿时幻作金阙玉宇，光焰烛天；而地面降英落花，粲如金盏，残根败株，缀满霜华，这一切都汇成一曲曲非人耳所能谛听到的无声妙籁。
城居的人往往以为田野的景物一年之中只有半数时间值得一观。但我自己却同样喜欢冬景，深信此时那美艳程度并不下于盛夏风光。对于一位善观景物的人，一年四季都有它的动人之处；即使是同一田野之中，每时每刻都窥到一些前所未见而且以后也难再见的佳丽景色。同样天上的彩焕也是瞬息万变，并将那里的喜气悲氛降给下界尘寰。我们周围农田上的庄稼也是绿转黄回，一刻不停，天天在使景色改观。牧场路边野生草木的代谢荣枯，也都无异一种无响时钟，向人报着冬令夏时；对于观察敏锐的人，甚至能显示出晓午晨昏。其余禽鸟昆虫之类，犹如花木随季节而萌发滋荣，也无不来去有序，出没以时。至于水涘岸边，那里的热闹就更大了。七月之间，在那溪流的清浅处，蓝色的梭子鱼或草兰花成群簇生，其间蛱蝶翻飞，联翩而至，这时但觉萦金耀紫，眼花缭乱，那富丽堂皇，确非画笔所可以拟。另外河水本身也是一派节庆喜气，而且花样翻新，四时佳兴各有不同。
然而自然这种能够为人察觉为美或感受为美的部分尚远非美的全部。一切美好的事物，朝阳、晓露、虹霓、蜂峦、霁月、星空、盛开的果园、幽静的潭影，也往往会是徒有其表；如若对之趋鹜过急，也尽可成为一场虚空，甚至会贻人以不实之讥。匆匆出门看月，月也不过一片浮光幻影；心有急事赶路，月也不会如何皎洁娟媚。然而当那一天晴光熠熠耀耀在某个十月午后的金色郊野，那种美啊又有谁能前去捕捉？你人还未到，而美色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它不过是你从马车窗口所窥见的一个幻像！
其二，某种更高超的亦即更富于灵性的因素的存在往往能使美臻于其完善的境界。这种高超圣洁的美之所以能为人所爱慕而不流于淫靡，就在于那里有着人的意志在内。美乃是上帝加在德行的外部标记，自然的每一现象都优美异常。人的每一英勇行为也会正确得当，因而使事情发生的地点甚至观看的人也都为之增光生辉。伟大行动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乃是其中每个成员的共同财富。每个有理性的人都能从自然那里挣得他的家业妆奁。只要他愿享用，他便能够具有。当然他也尽可以抛掉这项权利，可以放弃他的王国而遁入什么偏僻角隅，正如不少的人便是这么做的，但是按性质讲，这座世界却是它的。因而依照一个人思力与意志之大小，他完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将整个世界据为己有。“人们为之而耕作、营造或驾舟运载的一切事物皆惟德是从。”撒鲁斯特便曾讲过。“天风与海波”，吉朋也曾讲到，“总是站在那操舟能手一边”。天上的日月星辰对人也是这样。每当一件奇烈举动出现——而且或许又出现在一壮丽的自然景象面前，例如当那里昂尼达斯及其三百勇士于一朝之间全部阵亡，而天上的日月也都照临塞马披离的隘口上空，亲来抚恤他们；当那温克里德不顾阿尔卑斯的陡峭山径，不畏头顶的雪崩危险，不惜胁间肋下中满枪矛，以利自己的同胞突破敌阵，难道这些英雄于其自身的彪炳壮烈之外，不应另外享有全部战场的景物之美？当那哥伦布所率小艇驶近亚美利加海岸之际——面前尽是由那些藤舍茅屋跑来，列队成行的蛮凶野人；身后大海茫茫，而周遭则是紫峰环峙的印第安群岛，当此之际，我们能把哥伦布其人与周围的生动景象硬分开吗？难道此时新大陆不正是将它的一切置诸一片郁郁椰林与莽莽草原这类典型背景吗？自然之美总是像那精气灵氛一样地悄悄潜入，而将伟大行动包笼起来。当着哈里·威恩爵士以护法之故，被人置雪橇上，曳往塔山受死，这时人众当中不是有的大叫：“你现在的座位无比荣耀！”再如查理二世为了恫吓伦敦市民，竟将爱国者罗素勋爵于赴刑场前，载入敞蓬马车沿街示众。“然而”，他的传记作者却曾写道，“观看的人认为他们看到自由与德行在它身边侍坐”。即使是在一些偏僻无名之地，卑猥处境之中，某种至情至理、义行壮举的猝然勃发也必能感天动地，一时仿佛上苍化作它的殿堂，白日当了它的香烛。自然不惜把它的双臂伸得长长，借以抚慰人们，只须他的德行堪能参配天地。自然会携上紫堇红蔷，欣然追其步趋，不惜以其全般气度风范，曲意奖饰它的宁馨宠儿，只须他的思想同其好大溥博，画幅大小恰适框架。一位有德的人必与自然的业绩不期而合，因而成为这个清明世界的共仰楷模。荷马、品达、苏格拉底、费奥西昂都是我们记忆当中能与古希腊的物候地理融为一体的人，另外眼前的高天厚地也都对耶稣深表同情。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经验告诉我们，凡属德行超轶、才思隽美的人似乎都大有某种挥斥一切、驱遣万物的神奇本领，以致天时、地利、舆情乃至自然仿佛都在从旁相助，甘愿供其役使。
最后，世上的美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考察，即是将美视作人的智力对象。因为事物不仅与道德有关，而且与思想有关。人的智力总是要将那存在于上帝心中的绝对秩序寻绎出来，其间不杂任何矫饰色彩。在这事上，人的理智能力与实用能力往往前后接续，互相更替，虽各自有其专擅，但又颇有互补相生之妙。其中一种对另一种不无抵牾排斥作用，但也正如人畜之进食与劳作各以其时，交互进行。于是这种一过，那一种也就必然发生。因此之故，美这一现象（就其与行为的关系而言，这点我们业已看到，往往是不寻而自来，而且惟其不寻，所以自来）始终都是理智能力与实用能力轮番对之进行把握与寻索的共同对象。一切神圣事物都将历劫不朽。一切美德善行都将滋生不已。自然之美往往在人的心中出现新形式，其所以是这样，绝非是为了无谓思考，而正是为了拿出新作。
一切人对世界的外形之美都能感受几分，有的甚至会喜之不尽。这种对于美的爱恋即是艺术趣味。在一些人的身上，爱恋竟达到如此强烈程度，因而已不满足于单纯欣赏，他们还寻求新的形式加以体现。这种对于美的创制即是人类艺术。
一件艺术品的出现总要对人生的奥秘投射一点光照。一件艺术品也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概括，一幅缩影。它是整个自然地一种具体结果或微型表达。因为自然的现象虽然品类众多，各不相侔，然而一旦形成结果或表达，却又会是相似相同。自然乃是由相当类同甚至单一的形式所组成的浩瀚海洋，一个叶片、一缕阳光、一带地貌、一幅海景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在人心灵上却留下了大体相同的印象。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完善，是和谐，也即是美。美这一标准也即是自然的一切形式的共同核心，自然的全般或者总体；关于这点意大利人在你给美下结论时曾做过如下表达，即美是“寓多于一”。单独而言，没有一件事物称得上美；但是整体来看，却又没有哪件事物不美。孤立的事物所以有时也是美的，主要因为它能以一喻多，映出了宇宙万般。每位诗人、画师、雕刻家、音乐家与建筑家总是尽量设法将宇宙的这种光辉收拢起来，凝聚之于一点，并对鼓舞其进行制作的那种爱美心理给予餍足。就这个意义讲，艺术不妨比喻为经过人的蒸馏作用的局部自然。换句话说，自然正是通过对它的美深有感受的人的意志作用，而得以在艺术中获得再现。
因此，对灵魂来讲，宇宙的存在主要是位餍足人的爱美的欲望。这点我称之为一种终极目的。至于说人的灵魂为何要追求美，这就不仅不好发问，而且无从回答。美，就其最广大、最深邃的意义来讲，乃是整个宇宙的一种表现。上帝整体都是美的，而真、善与美则是这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侧面。但是自然中的美却并非是终极的，它仅是那内在与永恒的美的一个先兆，远非圆满完善和尽如人意，它仅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尚非自然使命的最终与最高表现。
我梦中的城市
[美]德莱塞
它是沉默的，我的梦中城市，清冷的，静穆的，大概由于我实际上对于群众、贫穷及像灰沙一般刮过人生道途的那些缺憾的风波风暴都一无所知的缘故。这是一个可惊可愕的城市，这么的大气魄，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死寂。有跨过高空的铁轨，有像峡谷的街道，有大规模升上壮伟广厦的楼梯，有下通深处的踏道，而那里所有的，却奇怪得很，是下界的沉默。又有公园、花卉、河流。而过了二十年之后，它竟然在这里了，和我的梦差不多一般可惊可愕，只不过当我醒来时，它是罩在生活的骚动底下的。它具有角逐、梦想、热情、欢乐、恐怖、失望等等的哗鸣。通过它的道路、峡谷、广场、地道，是奔跑着、沸腾着、闪烁着、朦胧着，一大堆的存在，都是我的梦中城市从来不知道的。
关于纽约，——其实也可以说关于任何大城市，不过说纽约更加确切，因为它曾经是而且仍旧是大到这么与众不同的，——在从前也如在现在，那使我感到兴味的东西，就是它显示于迟钝和乖巧，强壮和薄弱，富有和贫穷，聪明和愚昧之间的那种十分鲜明而同时又无限广泛的对照。这之中，大概数量和机会上的理由比任何别的理由都占得多些，因为别处地方的人类当然也并无两样。不过在这里，所得从中挑选的人类是这么的多，因而强壮的或那种根本支配着人的，是这么这么的强壮，而薄弱的是那么那么的薄弱——又那么那么的多。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可怜的、一半失了神的而且打皱得很厉害的小小缝衣妇，住在冷街上一所分租房子厅堂角落的夹板房里，用着一个放在柜子上的火酒炉子在做饭。在那间房的四周，她有着充分空间可以大大地跨三步。
“我宁可住在纽约这种夹板房里，不情愿住乡下那种十五间房的屋子。”她有一次发过这样的议论，当时她那双可怜的没有颜色的小眼睛，包含着那么的光彩和活气，是我在她身上从来不曾看见过，也从来不再见到的。她有一种方法贴补她的缝纫的收入，就是替那些和她自己一般下等的人在纸牌、茶叶、咖啡渣之类里面望运气，告诉许多人说要有恋爱和财气了，其实这两项东西都是他们永远不会见到的。原来那个城市的色彩、声音和光耀，就只叫她见识见识，也就足够赔补她一切的不幸了。
而我自己也不曾感觉到过那种炫耀吗？现在不也还是感觉到吗？百老汇路，当四十二条街口，在这些始终如一的夜晚，城市是被从西部来的如云的游览闲人所拥挤。所有的店门都开着，差不多所有酒店的窗户都张得大大，让那种太没事干的过路人可以看望。这里就是这个大城市，而它是醉态的，梦态的。一个五月或是六月的月亮将要想擦亮的银盘一样高高挂在高墙间。一百乃至一千面电灯招牌将在那里眨眼。穿着夏衣戴着漂亮帽子的市民和游人的潮水；载着无穷货品震荡着去尽无足重轻的使命的街车；像嵌宝石的苍蝇一般飞来飞去的出租汽车和私人汽车。就是那轧士林也贡献了一种特异的香气。生活在发泡，在闪耀；漂亮的言谈、散漫的材料。百老汇路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五马路，那条歌唱的水晶的街，在一个有市面的下午，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般热闹。当正二三月间，春来欢迎你的时候，那条街的窗口都拥塞着精美无遮的薄绸以及各色各样的缥缈玲珑的饰品，还再有什么能一样分明地报告你春的到来吗？十一月一开头，它便歌唱起棕榈机、新开港以及热带和暖海的大大小小的快乐。及到十二月，那么同是这条马路上又将皮货、地毯，跳舞和宴会的时装，陈列得多么傲慢，对你大喊着风雪快要来了，其实你那时从山上或海边回来还不到十天哩。你看见这么一幅图画，看见那些划开了上层的住宅，总以为全世界都是非常的繁荣、突出而快乐的了。然而，你倘使知道那个俗艳的社会的矮丛，那个介于成功的高树之间的徒然生长的乱莽和丛簇，你就觉得这些无边的巨厦里面并没有一桩社会的事件是完美而沉默的了！
我常常想到那庞大数量的下层人，那些除开自己的青春和志向之外再没有东西推荐他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日日时时将他们的面孔朝着纽约，侦察着那个城市能够给他们怎样的财富或名誉，不然就是未来的位置和舒适，再不然就是他们将可收获的无论什么。啊，他们的青春的眼睛是沉醉在它的希望里了！于是，我又想到全世界一切有力的和半有力的男男女女们，在纽约以外的什么地方勤劳着这样那样的工作——一爿店铺，一个矿场，一家银行，一种职业，——唯一的志向就是要去达到一个地位，可以靠他们的财富进入而留居纽约，支配着大众，而在他们认为是奢侈的里面奢侈着。
你就想想这里的幻觉吧，真是深刻而动人的催眠术哩！强者和弱者，联明人和愚蠢人，心的贪馋者和眼的贪馋者，都怎样的向那庞大的东西寻求忘忧草，寻求迷魂汤。我每次看见人似乎愿意拿出任何的代价——拿出那样的代价——去求一啜这口毒酒，总觉得十分惊奇。他们是展示着怎样一种刺人的颤抖的热心。怎样的，美愿意出卖它的花，德性出卖它的最后的残片，力量出卖它所能支配范围里面一个几乎是高利贷的部分，名誉和权力出卖它们的尊严和存在，老年出卖它的疲乏的时间，以求获得这一切之中的不过一个小部分，以求赏一赏它的颤动的存在和它造成的图画。你几乎不能听见它们唱它的赞美歌吗？
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
[奥]茨威格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早上6点，在树木之间还挂着漆黑的夜，几个人影以奇怪的方式围绕着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宫殿房子蹑手蹑脚地走。钥匙发出喀嚓声，门被鬼鬼祟祟地打开，在厩草中马车夫相当小心地，但愿没有嘈杂声发出，将马套到车上，在两个房间中有不安的阴影出没，用遮了光的手电筒摸索各种各样的包裹，打开抽屉的柜子。然后他们悄悄穿过无声地推开的门，耳语着跌跌撞撞地走过花园泥泞的草地。然后一辆车轻轻地，避开房前的路，缓缓向后朝着花园的门驶出去。
那里发生了什么？盗窃犯侵入了宫殿吗？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个过于可疑的人的住宅，好进行一次调查？不，没有人闯入盗窃，而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像一个小偷一样，只由他的医生陪同，从他的生活的监狱中冲出来，呼唤向他发出了，一个不可辩驳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标志。当妻子夜里暗地里和歇斯底里地乱翻他的文件时，他再一次当场抓住了她，这时决定突然钢铁般坚决和果断地在他心中响起，离开“离开了他的心灵”的她，逃走，到任何地方去，到上帝那里去，到自身中去，进入自己的，分给他的死亡。突然他将大衣套在工作衬衫上，戴上一顶粗笨的帽子，穿上胶鞋，从他的财产中没有带走别的，除为了向人类表达自己精神所需要的东西：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潦草地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通过马车夫把它送回家：“我做了我这个年龄的老人通常做的，我离开了这种世俗的生活，为了在孤独和平静中度过我最后的有生之日。”然后他们上了车，坐在一个三等车厢油腻腻的长椅上，裹在大衣中，只由他的医生陪同，列夫·托尔斯泰，到上帝那里去的逃亡者。
但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不再这样称呼自己了，托尔斯泰像对待他的钱、房子和荣誉一样，也把他的名字扔在身后；他现在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一个想为自己虚构一种新生活和纯洁而正确的死亡的人的虚构的名字。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现在他可以在陌生的街道上做朝圣者，学说和正直的话语的仆人。在萨莫尔金修道院，他还同他的姐姐、女修道院院长告别：两个苍老衰弱的人一起坐在宽厚的僧侣们中间，因安宁和潺潺的孤独而具有幸福的表情。几天后女儿随后赶到，在那第一个不成功的出走之夜出生的孩子。但就是在这里，他也无法享受平静，他怕被认出，追捕，赶上，再次被拖回自己家中这暧昧、不真实的生活中去。于是他，再次被看不见的手指触动，10月31日早晨4点钟突然叫醒女儿并催着动身，到任何地方去，去保加利亚，去高加索，到国外，到随便哪个地方，荣誉和人们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只要终于进入孤独，去到自己，回到上帝那里。
但他的生活，他的学说的可怕的对手，荣誉，他的折磨人的魔鬼和诱惑者，仍不放弃它的牺牲品。世界不允许，“它的”托尔斯泰属于自己，属于他本身的、省察的意志。这个被追捕的人几乎还没有在火车车厢里坐下，将帽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旅行者中有人已经认出了这位大师，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已知道了，秘密已经泄露，外面男人和女人们已经挤到车门口看他。他们随身带着的报纸带来一栏长长的、对这逃离监狱的珍贵动物的报道，他已经被出卖和包围了，荣誉再一次，最后一次拦住了托尔斯泰通向完满的去路。呼啸而过的火车旁的电报机线充斥着消息的营营声，所有的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家里他们已经订好特快车，记者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尼什尼叶-诺高奥特，从四面八方追踪他这只逃跑了的野兽。神圣的教会会议派遣一个神父捉住这个悔恨的人，突然一个陌生的男子上了火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总是新的面孔经过车厢，一个侦探——不，荣誉不让他的刑事犯逃掉。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独同自己一起，人们不容许他属于自己和实现他的神圣化。
他已经被包围了，他已经被围住了，没有他能投身进去的灌木丛。当火车到达边境的时候，一个公务员将殷勤地脱下帽子欢迎他并拒绝他过境；无论他想在哪里脱身，荣誉都将置身于他的对面，它无所不在，来自四面八方，闹得沸反盈天：不，他无法逃脱，利爪紧紧地抓住他。但这时女儿突然注意到，一阵冰冷的恐怖寒颤抖动着父亲苍老的身体。他筋疲力尽地靠在坚硬的木长椅上。汗从这个颤抖的人全身的毛孔中渗出来并从额头上滴下来。发烧从他的血液中出现，为了救他，疾病袭击了他，死神已经举起了他的大衣——黑暗的大衣，在追踪者面前盖住了他。
在阿斯塔波瓦，一个小车站，他们不得不停下来，这个病危的人再也不能继续了。没有一家旅店、一座旅馆、一个豪华的地方让他藏身。站长羞愧地提供他在火车站大楼两层的木屋中的办公室（这儿对俄国来说从此以后就是圣地）。人们领这个打着寒战的人进去，突然他梦想过的一切都是真的了：这里就是那小房间，低矮而有霉味，充满了污浊的气味和贫穷，铁床，煤油灯暗淡的光线——一下子离他所要逃离的豪华和舒适很远很远。在死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刻一切都变清楚了，像他最内在意愿所期望的：死神作为一个庄严的象征，纯洁地、无瑕地完全顺从他的艺术家之手。在几天的时间里这死的辉煌建筑就巍巍向上耸起，这是对他的学说崇高的确证，它再也不能为人们的妒忌暗中破坏，它原始世俗的朴素再也不能被扰乱和毁坏，荣誉在外面紧闭的门前紧张地，上唇翕动着急不可耐地潜伏着，记者和好奇者，密探和警察及宪兵，教会会议派遣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员拥挤和等候着，都是徒劳的：他们兴师动众而无耻的忙碌再也无力影响这种不可摧毁的最后的孤独。只有女儿守护，一个朋友和医生，平静谦恭的爱以沉默围绕着他。床头柜上放着小日记本，他向上帝呼唤的话筒，但发烧的手再也不能握住笔。于是他还从憋闷的肺中，以逐渐微弱的声音向女儿口授了他最后的思想，称上帝是“那种无限的万有，在其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部分，是他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中的启示”。并且宣告，凡人和其他人的生活的结合惟有通过爱才会发生。在他去世前二日他还绷紧他所有的感官，去抓住更高的真理，达不到的真理。然后黑暗才渐渐地在这闪闪发光的大脑上投下阴影。
外面人们好奇而放肆地推挤着。他再也感觉不到他们。在窗前，由于悔恨感到耻辱，透过模糊的泪眼，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向里张望，她四十八年来同他紧紧相连，只是为了从远处再次看到他的面庞：他再也认不出她来了。生活的事物对这个所有人中目光最尖锐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血液滚过断裂的血管时越来越黯淡和凝固。在十一月四日夜里他还又一次振作起来并呻吟道：“农民——农民究竟怎样死去？”非凡的生命还在抗拒非凡的死亡。十一月七日死亡才袭击了这个不死的人。苍白的头颅向下垂进枕头中去，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地看过这个世界的眼睛熄灭了。这个不耐烦的探求者现在才终于明白了一切生命的真理和意义。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将列夫·托尔斯泰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是一句精辟的话。因为他是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人，由同样龟裂的黏土塑成，带有同样世俗的不足，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更痛苦地忍受它们。列夫·托尔斯泰从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人，只是比大多数更具人性，更有德行，更敏锐地深思熟虑，更清醒和更热情——仿佛是世界艺术家（指上帝，译者注）的工作室中那个看不见的原始形式的第一个因而是最清晰的模型。
托尔斯泰是上帝选出的模型，我们其他人与他相比都是那么模糊，甚至面目全非，托尔斯泰将永恒的人的画像作为根本的毕生事业，在我们混杂的世界中间尽可能表现得完美——一种永远不能完成，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并因而是加倍英勇的事业，他在极端的现象中借助一种无可比拟的自己良心的诚实寻找人，向下深入到人们只有伤害自己才能达到的深度。这个典型的道德高尚的天才以一种非常的严肃，一种无情的冷酷毫无保留地翻掘自己的灵魂，好使这种完美的典型从它世俗的外皮中解放出来，并向整个人类展示它更高贵和同上帝更相像的面庞。从不止息，从不安宁，从不给予他的艺术那种纯粹的形式游戏的轻信的快乐，这个无畏的雕塑者八十年来从事这种通过自我描述达到自我完善的辉煌事业。自从歌德以来没有一个作家这样表现了自己并同时表现了永恒的人。
但这种英勇的、通过检验和冲压自己的灵魂使世界道德化的意志只是表面上跟这个无与伦比的人的呼吸一起停止了——他的本质强大的冲动不懈地塑造和继续塑造着，继续在活着的人中发生影响。还是有一些人作为他尘世生活的证人在场，战栗地直视着这青灰尖锐的眼睛，不过托尔斯泰这个人早已成为神话，他的生活成为人类一种崇高的传奇，而他的斗争违反本意地成为我们的和每个世代的一个榜样。因为一切富有牺牲精神地想到的，一切英雄般地完成的事情，在我们狭小的地球上总是为所有的人做的，一个人的每一点伟大之处，都使全人类赢得了新的和更大的程度。只有在炽热地真实的人的自白中，探索的精神才能预感到它的界限和法则。只有借助于它的艺术家的自我塑造，借助于天才的形象，人类的灵魂在人世间才能被理解。
废墟文学之我见
[德]海因里希·伯尔
有人把我们这一代人在1945年后所作的那些最初的文学尝试称作废墟文学，试图以此表示对这些尝试的轻蔑。对于这种称呼，我们没有反驳，因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的确，我们所描写的人曾经生活在废墟中，他们是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包括儿童，都同样地受了创伤。他们目光敏锐，他们在观察，他们当时绝对没有过真正太平的生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状况，他们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没有一点宁静与和谐，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感到与他们是那么接近，以至与他们构成一体。我们与那些黑市商人及其受害者，与那些难民以及所有因为其他原因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构成一体。当然，首先是与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构成一体，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过一个奇特而值得纪念的经历：回归故乡。他们从那场一开始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还会有尽头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回到了故乡。
因此，我们写战争，写归乡，写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和在归乡时发现的：废墟；这就引出了归属于这一新崛起的文学的三个中心词：战争文学、归乡文学和废墟文学。
出现这些名称是有根据的：因为曾经有过战争，而且持续了六年；我们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回到了故乡；我们看到了废墟，所以我们描写废墟。可是有人竟用责难的、近乎气人的语调来使用这个名称，这是令人奇怪和值得怀疑的。尽管他们似乎还没有说我们对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处于废墟中的一切应负责任，但是他们却公开抱怨我们已经看到和曾经看到了这些现象。然而我们的眼睛没有蒙上绷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敏锐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艺工具。
对我们来说，如果将同时代人诱向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那是太残忍了，因为一旦人们从中醒悟过来，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彼此真的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绝大多数法国贵族来说，就像骤然起了一场暴风雨，巨大的惊讶简直就是一种惊愕：因为他们丝毫没有预感。他们在田园牧歌式的隐逸状态中几乎度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女士们换上了牧羊女的装束，先生们也打扮成了牧羊人；他们结伴来到一个具有人为的乡村风光的地方，一起歌唱、游戏，自以为在安度柔情蜜意的时光——而实际上却是道德腐朽，就像病毒侵蚀，躯体腐烂。——他们向外界展示着乡村的清新与纯洁——他们彼此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这种风尚——其中那种略带甜蜜感的腐化对我们今天来说实在令人作呕——是由某一种文学造成并得以生存的，那就是牧歌小说、牧歌戏剧。那些作家大胆地玩了捉迷藏的游戏，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可是法国人民却用革命回敬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游戏。尽管这场革命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但我们今天依然感受到它的影响，依然享有它所带来的自由，即使我们并没有始终意识到这种原因。
十九世纪初，在伦敦有个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过上欢快的生活：他的父亲由于破产负债而深陷囹圄，这位年轻人在自学补上荒废了的学业并成为一名记者之前，曾经在一家鞋油厂做过工。不久，他开始写小说。在小说中他写了亲眼目睹的事情：他的目光曾触及监狱、贫民窟、英国人的学校……这位年轻人所看到的一切很少有欢快可言，可是他描写了它们。然而奇怪的是居然有人读他的书，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在读。就像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一样，这位年轻人取得了成功：那些监狱实行了改革，贫民窟和学校受到了彻底的重视。它们都发生了变化。
这位年轻人名叫查尔斯·狄更斯。他有一双十分敏锐的眼睛，这是一双人的眼睛，它在通常的情况下既不完全干枯，也不完全潮湿，而是湿润的——湿润这两个字在拉丁文里就是幽默。查尔斯·狄更斯具有十分敏锐的目光和幽默感。他的目光是如此敏锐，以至他对没有看到过的事物也能描绘——他并没有使用放大镜，也不求助于使用一副拿倒了的望远镜的窍门——既可将事物看得非常精确，又离它非常遥远，他也没有给自己的眼睛蒙上绷带。虽然有时候他也有足够的幽默与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他并不生活在捉迷藏的状态中。最近的那些论调好像正是要求现代作家不要把捉迷藏当做游戏，而应把它当做状态。但是我重复一遍：敏锐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艺工具，它要敏锐得足以能看到他自己以及还没有进入视野的东西。
我们假设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地窖：那里有个男子正在桌子旁边揉面团，他的脸上满是面粉——他是一个面包师。现在作家看着他站在那里，就像荷马也看到了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为我们烘制面包的男子；他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古老，他的前途就像到了世界的尽头。然而正是地窖里的这位男子正在抽烟；他也去看电影。他的儿子已在俄国阵亡，被埋葬在三千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的边上；他的坟墓如今已被铲平，上面也没有十字架，拖拉机代替了犁耙，像往常那样耕犁了那块土地。这一切都发生在地窖里那位脸色苍白、默默无语、为我们烘制面包的男子身上——他既有痛苦，也有欢乐。
现在，作家的眼睛又看到了一家小工厂那蒙着灰尘的窗玻璃后面一个瘦小的女工，她正站在机器旁冲制着纽扣。纽扣，没有它们，我们的衣服也许就不成其为衣服，而只能是松松垮垮搭拉在身上的布料，它既不能美化我们，也不能温暖我们。至于这位女工，每当下班后，她就会抹上口红；她也会去看电影，也会抽香烟；她还会与一个修汽车或开电车的小伙子一起散步。然而正是这位年轻的姑娘也有自己的身世：她的母亲就葬身于某一块废墟之中，被深深地埋在一个用污泥碎石堆成的小山下面；她的坟墓与那位面包师儿子的一样，也没有十字架装点。那位姑娘也只是偶尔——一年一次——才到埋葬她母亲的地方去，在那堆肮脏的废墟上放一束鲜花。
以上两个人，面包师和那位姑娘，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依附于这个时代，那些年份就像一张网缠绕着他们。要让他们从这张网中摆脱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他们的命。可是作家需要生命。除了废墟文学，还有谁用别的方式能维系上述两个人的生命呢？捉迷藏的作家只看到自己的内心，他只为自己建造一个舒适的世界。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南部的一座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人，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这个年轻人不是作家，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可是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此书曾被列为禁书，但也曾销售了几百万册：它简直可以与《圣经》匹敌！这是一个男人写的书，这个人目空一切，在他的内心除了仇恨、烦恼、憎恶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之外别无他物。——他写了一部书，我们只需要睁开眼睛：我们目光所及，到处都能看见毁坏的东西，这些毁坏的东西都应记到这个家伙的账上。这个家伙叫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眼睛不是用来看东西的，他的那些相片都是歪斜的，他的作风叫人无法忍受——他不是用一个人的眼睛，而是用一种畸形的观点看待这个世界，这种畸形观点造成了他的灵魂的扭曲。
凡事只要留心查看，就都能看清！在我们动听的母语里，“看”这个字有一种单用光学上的范畴无法穷尽的释义：一个人只要留心查看，他就能看穿事物。看穿事物，这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可能的；他还可以借助语言来看穿事物，洞察事物。作家的眼睛必须是人道的、廉洁的：人们不一定需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因为世上还有玫瑰红、蓝色和黑色的眼镜——它们总是恰好按人们需要的颜色来掩饰真实。玫瑰红的身价高，因为它通常十分招人喜爱——因此它被收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有时候黑色也招人喜爱；一旦如此，黑色的身价也就高了。但是我们看待这些东西应该看到它们原来的样子，应该用人的眼睛去看；这双眼睛既不完全干枯，也不完全潮湿，而是湿润——我们应该记得，湿润这个字用拉丁语说就是幽默——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得干枯或潮湿，而还有一些事物，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引起幽默的可能。我们的眼睛每天要看许多东西：它们看到了为我们烘制面包的师傅，看到了工厂里的女工；它们注意到了墓地，它们看到了废墟：城市被摧毁了，城市变成了墓地；在这些墓地的周围，它们又看到了新建的房屋，这使我们想起了舞台上的背景。人们不是住在这些房屋里，而是被管在这里，他们被当成了保险者、国民、市民、付款者和借贷者——为了管住某个人是有无数理由的。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提醒人们，一个人生来不是为了受人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破坏并不只是一种外部行为，它们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自然而然，以致人们可以奢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将其治理好。
在整个西方教育界，荷马的名字是不容置疑的：荷马是欧洲史诗的鼻祖，荷马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的毁灭以及奥德修斯的回归故乡，所以对战争文学、废墟文学和归乡文学这样的称呼，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羞愧。
人道主义良心
[美]弗洛姆
人道主义良心并不是我们期望其高兴、惧怕其不高兴的权威之声的内在化；它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不受外界制裁和奖赏的影响。这种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它？又为什么会对此不加理睬？
人道主义良心是我们对整个人格是否完全发挥其功能的反应；它不是对这种或那种能力之作用的反应，而是对构成我们人类和个体之存在的整体能力的反应。良心判定我们作为人而应尽的职责；它（正像该词根con—scientia所示）是对自己的认识，是对我们各自在生活艺术中成功或失败的认识。良心虽是一种认识，但其范围却并不仅仅涉及抽象思维领域中的认识。它具有一种感情的性质，因为它是对我们整个人格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精神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意识到良心在说什么，以便使它对我们产生影响。
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展现其作用的行为、思想及情感，都产生一种内心赞成、“正直”的情感，这就是人道主义“善良”之心的特征。另一方面，有害于我们整个人格的行为、思想及感情，产生一种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道主义“罪恶”之心的特征。因此，良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的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良心是我们自身完善性的卫士；它“有能力保护人自身应有的全部自豪，同时使人具有对自己做出肯定回答的能力。”如果爱被定义为肯定人的潜能、对被爱者之独特性的关心和尊重，那么，人道主义良心则能合理地称为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
人道主义良心不仅代表着我们所表达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包含着生活中我们之道德体验的本质。人道主义良心中，保存着对人生之目的的认识，保存着实现这种生活目的的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发现的这些原则与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原则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正确的。
人道主义良心表现了人的自身利益和人的完整性，而权威主义良心则与人的顺从、自我牺牲、责任或他的“社会适应性”相联系。人道主义良心具有生产性，因而它是幸福的，因为幸福是生产性生活的必然产物。把成为他人之工具当做自己的原则（无论它显得多么高贵），都会使人变得忘我、不幸、顺从、失去勇气，这是对人的良心之要求的违反。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甚或在饮食或性行为上，对人格完整性和正确功能的任何违反，都是违背人之良心的行动。
但是，我们对良心的分析与这个事实并不矛盾，即许多人的良心之声是这样的微弱，以致无法让人听见并按此而行动。事实上，这确实是人类道德不稳定的原因。如果良心常常能发出很响亮、很明确的呼声，那么，就不会有多少人背离他们的道德目标而误入歧途了。从良心本身的真正性质中，我们可推断出这么一个答案：由于良心的作用是维护人的真正的自身利益，因此，只要一个人尚未完全失去自我，尚未变得自我冷漠和自我摧残，良心便还在发挥作用。良心和人的创造性是相互作用的。人的生活越具有创造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大；而良心的作用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的生产性。人的生活越缺乏创造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微弱。人的矛盾——与悲剧——是，当人最需要良心的时候，良心却最微弱。
造成良心近乎无用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原因是，我们拒绝听从良心之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对怎样听从良心之声的认识。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幻觉，即他们的良心将会发出很响的声音，而且它的启示也将清楚明确；这些人等待着听从这样一种良心之声，然而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当良心之声很微弱时，它的启示并不明确，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听见和理解良心的呼唤，以便按良心而行动。
然而，要学会理解良心的呼唤是极其困难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了听见良心之声，我们必须能听从我们自己，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听见良心的每一次呼唤，听到每个人的良心之声，惟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每一场合，我们常常受到各种意见和观念的干扰、冲击：电影、报纸、广播、无稽之谈。假如我们故意阻止我们听从自己的良心之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所长进。
听从自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门艺术要求具有另一种现代人很少具有的能力，即自身独处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已产生了一种对孤独的憎恶；我们宁可要最浅薄、甚至最令人讨厌的伙伴，最无意义的活动，也不愿自身独处；我们似乎害怕看到面对自己的情景。这是因为我们会感到自己是坏伙伴吗？我认为，对自身独处的惧怕，是害怕一旦见到自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时，会感到窘迫，有时甚至会引起惊骇。于是，我们害怕了，并且逃跑了。这样，我们丢失了听从自己的机会，我们继续忽略自己的良心。
听从自己那微弱、模糊的良心之声是困难的，这还因为良心向我们发出的呼声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受的干扰来自我们的良心。我们也许只为许多与良心没有明显关系的原因感到焦虑（甚或得病）。忽略良心最常引起的间接反应是一种含糊不定的有罪感和忧虑感，或简言为疲惫感、怠倦感。有时，这种有罪感被认为是由于自己没做这事或那事所引起的。事实上，人们忽略真正的道德问题，并不是由这样一种有罪感所引起的。不过，如果有罪感虽在无意中产生，但由于它强烈以致使人无法保持平静的话，那么，它就会引起更深、更强烈的焦虑，甚至引起生理或精神上的疾病。
这种焦虑的一种形式是惧怕死亡，它不是那种对世人必有一死的正常担心，而是一种对人随时会丧命的恐惧。这种对死亡的非理性恐惧来源于生活中的失意，它表现了由于人浪费生命、错失了创造性地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所产生的罪恶之心。死亡是一种强烈的痛苦，但没有很好地生活便要死去则令人无法忍受。与对死亡的无理惧怕相关联的是惧怕衰老。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多的人为这一惧怕所萦绕。这里，对老年人我们有一种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但我们的理解与对“太老”而要死亡的恐惧有着性质和程度上的根本区别。我们常能看到，尤其在我们所分析的案例中可发现这样一些人，当他们还很年轻时，便为对年老的惧怕所缠绕；他们确信，体力的衰弱与他们整个人格、情感和智力的衰弱有关。这种观念决不亚于迷信，尽管有压倒性的事实作为反证。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强调所谓年轻性，如迅速、适应、身体的活力，这些都是一个以成功为主要支点的竞争社会，而不是一个以发展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之世界所需要的性质。但是，许多例子说明，一个过着创造性生活的人在他衰老前是不会退化的。相反，在创造性生活的过程中，他所发展起来的精神与情感继续成长，尽管体力已有所衰退。然而，非创造性生活的人当他的体力——他从事活动的主要源泉——衰退时，他的整个人格的确退化了。老年人的人格衰退是一种象征，它说明过去未能过生产性的生活。惧怕衰老表现了非创造性生活这样一种感觉——常常是无意识的；它是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自身残缺不全的一种反应。在有些文化中，更需要因而也更尊重老年，因为老年象征着智慧与经验。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可看到一种如日本画家宏古沙下面所表达的美好态度：
从6岁起，我便迷恋于描绘物品的外形。到15岁那年，我已出版了大量的图案。但70岁前，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值一提。73岁，对自然、动物、植物、飞禽、鱼类、昆虫的真正结构，才稍有领悟。迈入80，我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年届90，我将洞察事物的奥妙。高龄100，我便可达到奇异的境界。110，所绘的点点滴滴必栩栩如生。
这是我75岁所写，如今已是一个酷爱绘画的老者。
惧怕得不到他人的赞赏，虽不如无理地惧怕死亡和衰老那么明显，但这也是无意识有罪感的一种重要表现。在这种有罪感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对正常情况的无理歪曲。现代人期望自己为每一个人所接受，因而他害怕在思想、情感、行为上与文化模式的常轨相背。这种无理地惧怕别人不赞赏的一个原因是无意识的有罪感。如果人未能过生产性的生活，他就会对自己不满意，他不得不借助别人的赞赏来取代对自己的不赞赏。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道德问题，作为虽属无意识有罪感，却是普遍流行的现象来加以认识，就会对这种需要他人赞赏的渴求充分理解了。
人似乎可以顺利地自我排除，并对良心之声的呼唤置之不理。但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置良心于不顾的意图很难实现，这就是睡眠。此刻，人摆脱了白天喧闹声的干扰，只接受他内心的体验，这些体验是由价值判断与顿悟，以及许多非理性努力所构成的。睡眠中，良心往往不能平静；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在睡眠中能听到良心的呼唤，却不能有所行动；而当我们能行动时，却又忘了睡梦中我们所听到的良心的呼唤。
下面所叙述的梦境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遇到一个机会，以出卖他作为作家的完整性来换取大笔的金钱和名望。在考虑是否要接受这笔买卖时，他做了一个梦：在一座山脚下，他遇见了两个他很瞧不起的投机分子，但这两个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告诉他，绕小道驱车开往顶峰。他采纳了这两个人的意见，但当快要到山顶时，他的车翻了，他也因车祸而身亡。这一梦境的含义几乎无需多加解释，在梦境中他知道，接受这一机会是以毁灭为代价的。当然，这只是梦境所表达的象征性语言，实际上他不是肉体上的消亡，而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产性的人被毁灭了。
一位基督徒
[德]汉娜·阿伦特
《灵魂之旅》（Journal of a Soul，纽约，1965），这本由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撰写的精神日记（他在当选教皇之后被称做“约翰二十三世”），是一本奇特的、让人失望但又被它吸引的书。它的大部分章节都写于隐修期间，因此它由不断重复的虔诚流露和自我劝导、“对良心的测试”和对“精神进程”的注解构成。由于它只有极少的篇章涉及现实发生的事件，故而逐页读来，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如何为善和避恶的初级手册。然而，通过它自身奇特而陌生的途径，它成功地对许多人都关心的两个问题（当时是在1963年5月末到6月初，他在梵蒂冈处于弥留状态）作出了清晰的解答。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由一位罗马市的女服务工简单而明确地引发出来的。她对我说：“夫人，这位教皇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子？难道他不是必须首先被任命为主教，然后是大主教、红衣主教，直到最后才被选为教皇？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显然，对于她所提的这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人知道。”当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他并不属于候选人之一，连梵蒂冈的裁缝们都没有准备适合他穿的尺寸的衣服。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们最终被说服去相信（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他“将只是一位临时的和过渡性的教皇”，因而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他继续写道：“而如今，我在教皇这一职位上已经快四年了，在我面前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将在全世界人们眼前展现，他们都在注目和等待。”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他不是候选人之一，而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于他的当选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回顾时才会让人感到惊讶。毫无疑问，教会提倡“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已经近两千年，没有人能说出在弥漫所有世纪的幽暗中，究竟有过多少位教区神父和修士，曾像年轻的龙卡利那样说道：“这就是我的榜样——耶稣基督。”龙卡利在十八岁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去“效法仁善的耶稣”意味着将被人“视为疯子”：“他们说并相信我是个傻瓜。或许我确实是傻瓜，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样认为。这就是事情变得越发有趣的原因。”但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来，更多地关注维护自己的正统教条，而非信仰的纯正性，因而它并不会向那些真正受到召唤的人敞开神职之门并且说：“跟我来。”这并不是因为，教会真的担心那些遵循一种纯粹、本真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人，担心他们身上所包含的明显不受组织约束的因素。相反，他们考虑的仅仅是，“为了基督，与基督一起受苦和遭人轻视”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而这恰好是龙卡利满怀激情和热切渴望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的话来激励自己。他的渴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来和我一起承受那清晰的、相同的压力吧……和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一起。”在他的主教就职仪式上，他叹息道：“到现在为止我受的苦太少了。”他希望并且期待着“天主能对我进行一些特别痛苦的试验”，“带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一些巨大的苦难和疼痛”。他迎接他那痛苦的、过早到来的死，就好像那是对他的天职的确证：他必须放下一切，去经历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牺牲”。
教会之所以不愿意将高级神职交给那些其个人抱负是效法“拿撒勒的耶稣”的人，其原因并不难理解。或许曾有过一个时代，教阶制中的神职人员的想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相似，他们忧虑的是，（用路德的话来说）“上帝话语最持久的命运是，由于它，这个世界被置于混乱之中。这是因为，上帝的训导来到世上，是为了改变和复活整个尘世，使尘世之人能够触及它”。但那样的时代早就过去很久了。正如龙卡利在草稿中记下的，教会已经忘了，“变得温柔而谦卑……并不等同于变得虚弱而懒散”。而这种品质恰好是他们将会在他身上发现的：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但在人面前却决不软弱。尽管在某些教区，对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皇的敌意非常大，但对教会和神职人员来说它还是不够大，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高级人员和教会首脑，被他争取过来支持他。
从他1958年秋天就任教皇开始，不仅天主教徒，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一直注视着他。他自己列举了他受到注目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直率地接受了这项荣誉和重担”，而在此前他总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会直接使人们关注我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立即将某些观念付诸实施，这些观念虽然极其单纯，但其作用却非常深远，并能对未来充分负责”。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关于设立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教区会议（Diocesan Synod）以及修订教会法汇编这样的观念”，来到他身上时是“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考虑的”，因而甚至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前考虑完全对立”。这一点，对于那些注目于他的人来说，乃是他这个人以及他令人惊讶的信仰的合乎逻辑的，或者无论如何是非常自然的体现。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这一信仰提供见证，但没有哪一页（甚至整本书加起来也不行）的说服力能与那无以计数的故事和逸闻相比，它们在他弥留之际的四天里在罗马到处流传。当时，整个罗马城像往常一样，因旅客的大量涌入而震动。这些旅客都是因为他早于人们预期的逝世而来：来自所有种族、所有国家的由神学院学生、修士、修女和神父组成的团体，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出租车司机到作家和编辑，从服务生到店主，从信徒到形形色色的非信徒，都在谈论着一些故事——关于龙卡利曾经的言行，关于他在种种场合中的作为。现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被库尔特·克林格尔（Kurt Klinger）收集到一本名为“含笑的教皇”（A Pope Laughs）的书里，另一些则作为关于“仁善教皇约翰”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得到出版，它们都带有“通行”（nihil obstat）和“许可”（imprimatur）的标记。但是，这样一种圣徒言行录，无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关注他；因为大概是为了避免“遭到攻击”，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如下主题：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的通行标准（包括教会的标准），与耶稣的教诲所包含的判断与行为准则相冲突。在20世纪中期，正是这位教皇决定按字面意义而非按象征意义，来对待他所接受的信仰教诲的每一条款。他真正渴望着“为了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他曾规训自己和自己的雄心，直到他真正变得对“这个世界的评断毫不在乎，即使是教会世界的评断”。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仍然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了呢？根本没有。”在他临终时给他的家庭立下的精神遗嘱中，他安详地写下“我确信，死亡的天使……将把我带到天堂。”他的信仰的无比坚定性，在他无辜遭到“诽谤”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只有当我们不理会这些诽谤时，他的精神高度才能被我们正确地估量。
因此，在人们交口相传的故事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最有意思、最为大胆的故事；当然，不用说，它们都无法得到证实。我记得其中一些故事，并且希望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就算它们的真实性被否定了，这些故事的发明也足以反映出这个人，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他和谈论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不会引起反感的故事，支持了《灵魂之旅》中篇幅不大的关于他平易而自然地与工人、农民相亲近的叙述。毋庸置疑，他是从底层出身，但他十一岁时离开了这一环境，被录取到贝加莫的神学院学习。（他与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他面临服兵役之时。他发现兵役非常“丑陋、污秽和可恶”：“我是否应该和魔鬼一起被罚入地狱？我知道军营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全身发抖。”）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些水管工人抵达梵蒂冈进行修理工作，这位教皇听到了其中的一位是如何以整个神圣家族之名开始咒骂别人的，于是他便走过去和蔼地问那位工人：“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merde）呢？”
我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涉及比较严肃一些的主题。在他的书中一些很少的段落里，谈到了他作为龙卡利主教时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麻烦看来始于1925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使徒访者”（Apostolic Visitor），这是一个“半地下状态”的岗位，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他从未忘记他在这里的不愉快——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Apos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露出的是如此可怜的形象——如果用耶稣和圣徒们所发出的单纯、仁慈的光来照一照他们的话”。
根据他的这本自传，他是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开始与犹太人组织进行接触的（并且，他有一次阻止了土耳其政府把数百名从欧洲纳粹占领区逃亡而来的犹太儿童重新运回德国）。他后来为此对自己进行了非常罕见的自我批评——尽管对所有的“良知测试”而言，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做。他写道：“我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多呢？为什么我不去作一些更坚决的努力，来抵制我天性中的倾向呢？是否我对舒适和安宁的追求——我认为它们与主的精神更能保持和谐——其实只是在掩饰我对拿起武器作斗争的勉强？”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只有一次允许自己发怒。在德国向俄国开战时，德国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找到他，请他利用他在罗马的影响力来让教皇宣布支持德国。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我又怎么去向数百万被杀害在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当时是在1941年，大屠杀刚刚开始。
下面几个故事触及了这些主题。据我所知，由于现存的关于约翰教皇的传记中没有一本曾提到过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因而即使它们否认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也完全不足为信。第一件事是关于他在1944年去巴黎前，拜见庇护十二世（PiusⅫ）时的逸闻。庇护十二世在开始接见他时，先告诉这位新任命的罗马教廷大使，他只有七分钟时间可以和他谈话。于是龙卡利就立刻提出告辞，并且说：“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六分钟也是多余的。”而第二件事则很有趣，它讲的是一位从外国来的年轻神甫在梵蒂冈非常勤快，试图在高层神职人员那里获得一个好印象以便于晋升。据说，约翰二十三世曾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不要再这么焦虑了。你应该放松些，同时相信在审判日耶稣不会过来问你：你和宗教法庭相处得怎么样？”最后一件事是一篇报道，里面说他在逝世几个月前收到了霍赫胡特（Hochhuth）的剧本《代表》（The Deputy），有人问他该怎样来反驳它。而他却照着这个人的话回答说：“反驳它？你能做什么来反驳真相呢？”
以上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然而，尽管在关于他的文献中一部分文献有些奇怪的变动，但是在其中我们仍然足以发现它们。（如果“口头传统”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约翰教皇就接见过第一个犹太使团，并问候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而这句话是《创世记》中的约瑟，在埃及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时所说的话。现在有报道说，这句话在他当选教皇、接见红衣主教们时也被他说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可能更加似是而非，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在前一件事中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而在后一件事中也同样非常好。）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他身上具有一种彻底的独立性，它来自对世事的真正超然，来自摆脱成见和习惯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通常会带来一种近乎伏尔泰式的智慧，一种令人惊讶的扭转局面的机敏。因此，他在反对在他每天散步时关闭梵蒂冈花园（据说关闭花园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时，问道：“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同样一种机智的精神气质——法语中称之为“esprit”（灵气）——在另一个未发表过的故事中也得到了证实。当他还是法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时，在一次外交使团宴会上，有一位绅士想令他难堪，于是便在餐桌上给每个人分发一张裸体女人照片。龙卡利看了一眼这张照片，便把它交还给这位绅士，并且说：“这位是您的夫人吧，我猜。”
他年轻时曾非常喜欢讲话，喜欢逗留在厨房中并讨论各种事物。后来他批评自己“天性倾向于像所罗门王那样下断语”，去教诲“汤姆、迪克和哈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并且爱管闲事，“无论是报纸上的、主教们的事情，还是每日的话题”。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和“羞辱”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这种摆脱了顾虑和担忧的彻底的自由，就是他谦卑（humility）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他能毫无保留（无论是心理或情感的保留）地说：“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在《灵魂之旅》中，我们很难在一层层的虔敬言辞（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陈腐，但对他并非如此）之下，发现那主导他生命的基本音调（chord）。我们甚至很难期待在其中看到他得自此种音调的笑的智慧。不过，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教皇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新的沉重责任，是如何在最开始时使他焦虑甚至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对自己说：“吉奥瓦尼，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肃！”此后他便睡得安稳了——这些如果不是在宣扬谦卑，那还会是什么呢？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和囚犯或“罪人”们在一起时也仍然感到快乐，更不用说和他花园里的工人、厨房里的修女（肯尼迪夫人及其女儿，以及女婿赫鲁晓夫）相处了。毋宁说，是他强大的自信使他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去。因此，他到监狱里向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说话时，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和兄弟”；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他们，他在童年时是如何偷了一个苹果而没有被抓住，以及他的一个兄弟是如何未经许可就去偷猎并被人逮住的事。当人们带他到“关押无可救药的罪犯的单人牢房”时，他“以最威严的声音命令道：‘打开门。不要将他们和我隔开。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的确，所有这些话都是牢固而经久的基督教教义，但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仅仅只是理论罢了。即使是《新事物》（Rerum Novarum）——这一由“劳动人民的伟大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出的通谕，也没有阻止梵蒂冈教会向工人们支付饥饿工资。约翰这位新教皇可以和任何人谈话，这一让人不安的习惯几乎立即招来了对他的诽谤。按阿尔登·哈奇（Alden Hatch）的描述，他曾问过一位工人：“你的情况如何？”这位工人回答：“很糟很糟，教皇陛下。”然后他便告诉教皇他的薪水是多少，他需要养活几口人。“我们一定会为此做些事的。在你我之间，我并不是你的陛下，我是教皇。”而这句话意味着：忘掉所有的头衔，我是这里的首脑，我可以改变事情。后来，有人告知这项新的花费只能用慈善救济款来支付时，他仍然保持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就从中拿一些出来吧。因为……正义（justice）要优先于慈善（charity）。”这些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是因为它们都拒绝屈从于那种普遍的想法，即“连教皇每天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神秘和敬畏”，这种想法在约翰教皇看来明显与“耶稣的榜样”相矛盾。而的确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次引起高度争议的对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见结束时，教皇作出了一次非常符合耶稣的“榜样”的发言：“现在，既然你们允许，是该祝福你们的时候了。一些祝福根本不会伤害你们。请接受它们，如它们被赠与时那样。”
他身上这种对信仰的忠诚，从来没有被怀疑所困扰、被经历所动摇，也从来没有被狂热所歪曲——“这种狂热，即使是天真的狂热，也永远是有害的”。当这种忠诚体现在行动和活生生的言辞中时，它是极好的，而当它变成印在纸上的僵死的文字时，就有些苍白和乏力了。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附在书后的那少数文件，唯一的例外是《致“龙卡利家族”的精神遗嘱》这封信。在这份文件中，他向他的兄弟们、兄弟的孩子及外孙们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拒绝“把他们从可贵和安心的贫困”中提升出来，尽管他曾“经常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穷人帮助其他穷人”一样。他还解释了为何“任何东西——地位、金钱或好感——我从未要求过这些，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发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任何“诱惑和失败”，没有“致命的或可宽恕的罪过”，那它还有什么可讲的？因此，即使《灵魂之旅》中包含着理智上的发展的某些例证，它的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准备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而重读了它。当他不再把新教徒视为“教会之外的可怜的不幸者”，并且确信“所有人，无论受洗还是未受洗的，都有权归于耶稣”之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多么奇特：他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对“教会的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热爱”，而这导致了（正如阿尔登·哈奇所言）“弥撒常典（Canon of the Mass）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变”，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立即投入到“去修正、改革以及……在一切方面进行提升的努力中”，并相信他所提出的大公会议“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主显节”。
毫无疑问，正是“精神的贫困”在保护他，使他“避免焦虑和厌倦的混乱情绪”，并给予他一种“大胆的单纯力量”。在“精神的贫困”中也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解答：当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懒散而顺从的人时，这位最大胆的人怎么会当选教皇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渴望，这一渴望在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法基督》一书（这是约翰教皇最喜爱的书）中得到了说明：“变得无名且卑微。”这句话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他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呆，他不是单纯而是头脑简单。那些几十年都看到他确实“从未感受到不服从的诱惑”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他那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他服从的不是上级的意志，而只是上帝的意志。他的信仰是：“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确实“从本质上说是全然福音书的”；同样确实的是，它“要求并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启发着许多人”。正是同样的信念，启发他临终前写下那句他最伟大的话：“每一天都宜于诞生，每一天都宜于死亡。”（“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be born，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die.”）
“你有手绢吗？”——赫塔·米勒诺贝尔演说
[德]赫塔·米勒
“你有手绢吗？”这是每天早上我走到街上之前，妈妈站在家门口问我的问题。我没手绢。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回到屋里去拿一块。我从来没手绢是因为我总要等妈妈的问题。手绢证明妈妈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我。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只有我自己关心自己。“你有手绢吗？”这个问题就是亲情的间接表示。直接的表示会让人难为情，不是农民的作为。爱情被伪装成了一个问题。这是唯一的表述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或是工作的那种技巧。口气似乎生硬还是带出一种温柔。每个早晨我第一次出门没带手绢，而第二次出门就会有一块手绢。只有那个时候我才会走到街上去，好像带上手绢就等于妈妈也和我在一起。
二十年之后我早就在城里独自生活，在一家制造厂当翻译。我早上五点起来；六点半上班。两年时间就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常规中过去了，每天都和下一天没有区别。
在第三年的时候，这个常规结束了。有一个星期内三次，清晨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里出现一个来访者：一个魁梧高大而骨头粗壮的男人，蓝眼睛炯炯有神——一个来自国家安全局的大人物。
第一次他站在那里咒骂我，然后就走了。
第二次他脱下他的风衣，挂在柜子上的钥匙上，然后坐下来。那天早晨我从家里带来一点郁金香，摆放在一个花瓶里。这个人看着我，称赞我是个很有品位的人。他的口气油腔滑调，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他的称赞我回敬说，我了解郁金香，但是我不了解人。然后他带着恶意地说，他了解我，比我了解郁金香要多得多。说完他把风衣搭在胳膊上就离开了。
第三次他坐下来，而我只好站着不动，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它移到地板上去。他说我是个笨蛋，说我是逃避工作开小差的人，是个邋遢的懒人，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他把郁金香推开，几乎推到了桌子边上，然后在桌子中间放了一张白纸，一支笔。他对我咆哮着说：写！我就站着照他说的写——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住址。下面呢，是我不许告诉任何人的，不论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或亲戚，是我要……然后就出现这个可怕的字眼：“线人”——我要给他们当线人。这个时候我就不写了。我放下笔，走到窗前，瞧着窗外尘土飞扬的街道，一条没有铺过柏油的坑坑洼洼的街道，也瞧着所有那些拱着脊背的房子。最有意思的是这条街还叫作“光荣街”。在光荣街上有一个猫坐在光秃秃的桑树上。这是耳朵都残破不全的厂猫。在猫的上方，早晨的太阳就像一个黄色铜鼓。我说：“我没有干这种事情的德性！”我是对着外面的街道说的。“德性”这个词让安全局的这个人变得歇斯底里。他把那张纸扯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后，也许是意识到他必须向上级交待，表示他曾经做过努力雇我，所以他弯下腰，又把碎纸收集起来，放到他的公文包里。然后他深深叹着气，像被打败了一样，把盛着郁金香的花瓶用力摔碎在墙上。瓶子破碎的时候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空气都有了牙齿。他把公文包夹在胳膊底下，阴冷地对我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弄到河里淹死。”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回答：“如果我签了这个字，我就再也不能活得像我自己了，我自己就会淹死我自己。所以，你要淹死我更好。”那个时候办公室的门已经敞开着，他已经走了。外面的光荣街上，那只厂猫也从树上跳到房顶上去了。有一根树枝上下弹跳就像跳板。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要我离开工厂。每天早上六点半我要向厂长报到。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问过我：“你有手绢吗？”现在厂长每个早晨也要问：“你找到另一个工作了吗？”每个早晨我也都同样回答：“我不找工作。我喜欢在这个厂里工作。我愿意留在这里直到我退休。”
有一个早晨我去上班，发现我的厚厚的字典都堆在我的办公室门外的走廊地板上。我打开门，发现一个工程师坐在我的办公桌那里。他说，“进来之前应该敲门。这是我的地方，这里没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回家，未经许可就回家，会给他们找到开除我的好理由。我没了办公室，所以，现在我确实不得不另想办法证明我是来上班的。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不在厂里。
我有个好朋友，我们沿着可怜兮兮的光荣街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无话不谈。起先，她在自己的办公桌清理出一个角落让我用。但是，有一个早晨她站在她的办公室外边说：“我没法让你进去了。大家都说你是一个线人。”骚扰折腾终于从上面下来了；谣言在我的同事们之间传播。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对外来的打击你还可以自卫，对造谣诽谤你就无能为力。在我的同事们的眼中我正好成了那种我拒绝做的人。如果我做了那种线人，他们倒会毫不犹豫地信任我。实际上，他们惩罚我是因为我宽宥了他们。
因为现在我确实不得不证明我是来上班的，但是我没有办公室，因为我的朋友无法再让我进入她的房间，我就在楼道里站着，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楼梯里爬上爬下好几次，突然我又成了我母亲的孩子，因为我有一块手绢。我把手绢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个台阶上，小心地把它铺平，然后坐在上面。我把厚厚的字典放在我的膝盖上，然后翻译那些液压机器的说明书。我成了个楼梯玩笑，我的办公室是一块手绢。午饭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到楼梯上来和我在一起。我们就像在她的办公室那样一起吃饭。过去我们是在我的办公室一起吃。我的朋友吃午饭的时候会对我哭。我不哭。我必须坚强。很长时间如此。几个永无休止的星期，直到我被开除。
在我成了个楼梯玩笑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字典里翻查有关“楼梯”的词。第一级阶梯称为“入阶”，而最后一级阶梯成为“出阶”。阶梯上踏脚的平面则是夹在两边的“阶颊”中间，而各个阶梯中间的空档就叫做“阶眼”。我早就熟悉与液压机润滑部分有关的那些漂亮字眼：“燕尾管”、“鹅颈管”、“喷嘴”，和螺丝结合使用的“螺母”等等。现在我同样惊异于楼梯各部分的名称也富有诗意，技术词汇也如此优美。“阶颊”或“阶眼”说明楼梯也有面孔。不管你用的材料是木头还是石头，是水泥还是钢铁：人类为什么固执地把自己的面孔也贴到世界上哪怕是最笨重的东西上面？为什么他们要用自己的肉身来命名没有生命的东西，当作是个人身体的部分？是否这种隐蔽的温柔也是必要的，可以让艰苦的工作对于技工也能易于承受？是否所有行业的所有工作都遵循同样的这种原则，好像我母亲问我的有关手绢的问题？
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家有一个专门放手绢的抽屉，里面总是分成两排，每排都分成三叠：
左边这一叠是男人的手绢，我父亲和爷爷用的。
右边这一叠是女人的手绢，我母亲和我奶奶的。
中间这一叠是我用的小孩的手绢。
这个抽屉也是手绢形式的一幅家庭肖像。男人的手绢是最大的，带有棕色、灰色或波尔多葡萄酒色的深色边条。女人的手绢小一点，它们的边条是淡蓝色、红色或者绿色。小孩子的手绢是最小的：是没有边条的白色方布，上面画着花或者小动物。所有这三类手绢又都分成日常用的和星期天才用的，日常用的放在第一排，星期天才用的放在后排。星期天的时候，你的手绢就得和你的衣服颜色相配，就算手绢是看不到的。
对我们来说，家里没有其它东西像手绢那么重要，包括我们自己。手绢的用处无所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时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盖擦破的时候包扎伤口；哭的时候擦眼泪或者咬住手绢抑制哭泣。头痛发烧的时候，可以放一块浸冷的湿手绢在前额上。在手绢四角打结可以罩在头上，抵挡太阳暴晒或淋雨。如果你要记住什么事情，你可以在手绢上打个结帮助记忆。为了拎住沉重的东西，你会把手绢绕在手上。火车启动离开车站的时候，你挥舞手绢告别亲友。在我们老家巴纳特的德语方言里，“眼泪”这个词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所以火车车厢在轨道上磨出的尖利声音总是让我听起来像是哭泣。在老家的村子里，如果谁家死了人，会立刻在死人下巴上绑一块手绢，这样尸僵的时候他的嘴巴就可以闭紧。在城里呢，如果有人在路边倒毙，过路人总会拿一块手绢盖住他的脸，这样一来，手绢就成了死人的第一个安息之所。
在暑热的夏天，父母们会派他们的孩子在晚上到教堂的墓地去浇花。我们三三两两地分成小组，很快浇完一个墓又浇下一个墓。然后我们聚集在教堂门外的台阶上，看一些坟墓上冒出缕缕白色水汽。它们会飘荡片刻然后在黑夜中消失不见。我们以为那就是死者的鬼魂：状如动物、眼镜、玻璃瓶和杯子、手套或者袜子。此起彼伏的还有被包围在黑暗中的白色手绢。
后来，当我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打算写他被遣送到苏联劳动营那段生活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年长的俄罗斯老妈妈曾经送给他一块绢布的手绢。老妈妈说，这是祝你们好运，你和我的儿子，愿你很快能回家，而我的儿子也一样。她的儿子和奥斯卡·帕斯提奥同年，也像他一样远离家乡，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老妈妈说她儿子是在另一个劳动营里。奥斯卡·帕斯提奥曾经去敲她的门，像是一个饿得半死的乞丐，想用一块煤换点吃的东西。她让他进屋，给他喝了热汤。她看见他连鼻尖都滴下汤汁的时候，递给他一块白色绢布的手绢，一块从来还没有人用过的手绢。手绢有格子花纹边条，有用丝线精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真是美的东西，让这个乞丐既感到亲人相拥的温暖，同时又感到心如刀绞。这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方面在绢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弃而来到她屋子里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在这两种人物角色中，他在这个女人的关爱姿态中既得到快乐，又承受到一种过高的要求。而这个女人对于他其实也是一身兼任两种角色：一个陌生的俄罗斯妇女，又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有手绢吗？”
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问我自己：“你有手绢吗”这个问题是否到处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冻与解冻之间的雪光闪耀中也能向整个世界展开？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每一条边界？
尽管我已经说罗马尼亚语几十年了，但只是到了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的时候，我才认识到，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核心。这种材料不绕弯子，它直接就代表了制造出的成品，“绢”就是“手绢”。好像是所有手绢，不论何时所造，何地所产，都是绢制成的。
奥斯卡·帕斯提奥把这块手绢珍藏在行李箱里，好像是一个双重儿子的双重母亲的圣物遗骨或舍利子。在劳动营五年之后，他把它带回家里。因为他的白色绢布手绢既给他希望也给恐惧。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
在我们谈论过这块白色手绢之后，我花了半个晚上，在一张白纸板上为奥斯卡·帕斯提奥做了一张词语的拼贴画：
比娅说逗点在这里跳舞
你正进入一高脚杯牛奶
洗浴于白灰绿色锌澡缸
几乎所有林林总总材料
领取邮包时你都会碰到
瞧瞧这里
我是坐火车匆匆旅行者
也是汤盘里面樱桃雪利
从来不和生人交头接耳
绕过电话总机直接交谈
那个星期后来我去看送给他这张招贴画的时候，他说，你应该贴上“给奥斯卡的”。我说：“不管我给你什么东西总是你的”。他说，“你必须贴上，不然这张白纸板不知道这是我的。”我就把画带回家，贴上“给奥斯卡的”，第二个星期再给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门先是没有一块手绢，现在我第二次走回来带了手绢。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手绢结束的。
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叫马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把他送到提米苏拉去学习商业，这样他将来就能接管家里的谷物生意和杂货店。那个学校里有德国来的老师，是真正的纳粹。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训练，而更主要的是被培养成一个纳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脑子。毕业的时候，马茨已经是个狂热的纳粹，成了另一个人。他狂呼反犹太人的口号，就像一个白痴让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驳斥他：说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归功于犹太商人朋友预先提供的信贷。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外公也扇过马茨几个耳光。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理性已经完全毁掉了。他在村子里做宣传，欺负那些拒绝去前线为纳粹卖命的人。马茨在罗马尼亚军队里本来有一份文职工作，但是他急于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要求把他送到前线去。几个月之后他回村里来结婚，因为在前线见识到了战争的罪恶他多少变得聪明一点，他利用当时流行的骗人花招逃回来躲避战争。这个骗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我的外婆在抽屉最深处保存了两张她儿子马茨的照片：一张是婚照，一张是遗像。婚照上展示的是个全身穿白的新娘，比新郎还高一头，瘦削而严肃——长相真如麦当娜一个模子出来的。在她头顶顶着一个蜡制的花冠，叶子看上去就像雪片做成的。她旁边是身穿纳粹军服的马茨，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丈夫，一个新娘保镖而不是新郎。他回到前线不久，遗像就很快送到家里来了。它展示的是一个被地雷炸成碎片的士兵。遗像有手掌大小：在一块黑色田地的中间是一块白布，上面有一小堆灰色的人体残骸。衬托在黑色田地上的这块白布，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手绢那样微小，像是画在中间的设计奇怪的一个白色方块。对我外婆来说，这张照片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在白色的手绢上是一个死亡的纳粹，在她的记忆中是一个活着的儿子。我外婆终其一生都把这张意义双重的照片夹在她的祈祷书里。她每天祈祷，她的祈祷一定也都有双重的意义。从一个可爱的儿子到一个狂热纳粹的分裂也很可能伴随在祈祷中，祈求上帝也能脚踩两头维持平衡，给儿子一份慈爱，给纳粹分子一份饶恕。
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士兵。他知道他提到儿子马茨的时候该说什么，他经常痛苦地说：“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种警告也适用于我后来经历的那个时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是我决心不吹的军号。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确不得不违心地学过拉手风琴。因为在家里我们有一架红色的手风琴，本来属于死去的士兵马茨。手风琴的背带对我来说太长了。为了不让背带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我的手风琴老师就在我背上用一块手绢把它们系扎在一起。
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好是最小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军号，手风琴，或是手绢，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些东西如行星绕行在轨道中，在周而复始中它们的偏差显示出一种形式——一个“魔圈”。我们可以相信这种事，但是无法说出来。但是，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动作，一种从头脑到手的劳作。嘴巴就跳越过去了。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说话说得很多，主要是因为我决定不吹军号。通常，我说的话都会带来痛苦不堪的后果。但是写作是在沉默中开始的，在工厂的那个楼梯上，在那里我不得不应付比我能大声说出的话还多得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无法再用说话来表达。说话表达，你最多能在高度上再加点东西，可是事情本身的全部范围却不会再扩大。那只有在头脑中我才能默默地拼写出来，我用生的渴望来应对死的恐惧。这也是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它拼写出嘴巴发不出声音的事物。直到有某种我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出现。与现实平行的，是词语哑剧开始表演。它们不在乎任何现实主义的规格，把最重要的收缩起来，而把无关紧要的扩展开。突如其来，突发奇想，词语的魔圈赋予所体验到的事物一种着魔般的逻辑。这种哑剧表演不留情面难于驾驭，让你渴望更多而立刻精疲力竭。
当我是一个楼梯玩笑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孤独，独自在河谷里放牛。我吃草叶和花，这样我就能属于草叶和花，因为它们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我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说话：“奶浆草”意思是叶子锯齿状而草茎带有白色奶浆的植物。但是这种草对我说的“奶浆草”这个名字毫无反应。我就试试不用“奶浆”或“草”而用其它随便想到的名字：“锯齿苋”、“针针叶”等等。用这些假名字，其实我叛变了真实的植物，揭示了这种植物和我之间的巨大空白。失态丢脸的是我其实大声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植物说话。但是失态丢脸对我其实又是好事。我看护着牛群，而词语的声音看护着我。
词语的声音知道它必须欺骗而别无选择，因为事物也会欺骗它们自身的材料，感情也会用它们的姿态手势引起误会。词语的声音，以及连带着这种声音而产生的真实，存在于材料与姿态手势欺骗的交点之中。在写作中，这从来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这种欺骗所具的诚实性问题。
回到当年的工厂来说，当我是个楼梯玩笑而手绢成了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在字典里查到“阶梯利息”这样漂亮的词汇，这是说贷款的利息可以像阶梯一样逐渐上升。这种上升对一个人来说是费用增加，而对另一个人却是收入增加。写作中其实也两者兼具，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么从我这里夺走的我写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来清楚显示，有什么从那些生活中的体验中丧失。只有词语能够有这种发现，因为它们事先并不知道。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后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避免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
有一个清晨，在我快要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时候，一个村里的警察来找我的母亲。她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想起来：“你有手绢吗？”她没有。尽管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到屋子里去拿一块手绢。在派出所里，这个警察朝她大发脾气。我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不明白他叫喊什么。所以他离开了办公室还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我母亲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最初几个小时她就坐在桌边哭泣。然后她走来走去，然后开始用她的眼泪浸湿的手绢给家具擦掉灰尘。后来，她又从墙角拿出水桶和墙上的钩子挂的毛巾来擦地板。后来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真是惊恐。我问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帮他去打扫办公室？”母亲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说：“我就找点事做，好打发时间。而且那个办公室那么脏。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她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我尝试在一幅拼贴画里找到可以说明这种尊严的词语：
我想着在我心里昂扬的玫瑰
想着无用的灵魂像一个筛孔
但是拥有者询问着：
谁会得势占上风
我说：拯救你的面皮
他咆哮着：面皮
不过是块污迹糟蹋的绢布
没有心智没有头脑
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被剥夺着尊严的人说一句话——一句话包含着手绢这个词。或者问这个问题：“你有手绢吗？”
五猖会
鲁迅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花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女足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街
沈从文
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
那里住着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作军队上的搬运军火的伕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
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限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的早上并不寂寞。
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的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到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做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一面伸出憔悴的手来，敏捷地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5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
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的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各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到屋檐下的带样，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气，轻轻的叹着气，用兽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她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由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货人的买卖了。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
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地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饿哭了，就拉开衣的前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
街上也常常有穿了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地换了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
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认字的人，念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同狗，也常常凑着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
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地从街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
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了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愉悦到心上的寂寞。
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可以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相磕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地哭了。
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了便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
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嗥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
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需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的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儿门户。
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
一个女佣
巴金
一个下午我和朋友洪在朱的实验室里谈论罗广庭博士的科学常识。谈到六点钟光景，我们正要出去，外面忽然落起雨来。
这些日子在广州差不多每天都要落雨，但是时间不会久，往往在下了半点钟的雨以后，太阳就会拨开遮盖它的黑云，射出炎热的光芒。
“等雨住了再走罢。”朱脱了外衣说，就把它挂到玻璃书橱上去。
于是我们又坐了下来，继续谈话。
雨一落，就落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才慢慢地小了。已经到了七点半钟，夜色降临了。
我们冒着微雨，走下楼去，出了东堂，穿过矮树中间的石板道，正遇着朱的女佣撑着油纸伞，穿着木拖走来，叫他回家去吃晚饭。
那个女佣认识我，因为我常到朱家去玩。她看见我们是三个人，就知道朱不打算回家吃饭了，但是她也唤了朱一声。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到外面吃东西。”朱简单地说。
她答应一声，不再说话，就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很沉重。她平日是一个多嘴的女人，脸上常常堆着笑，今天她的举动似乎跟往日不同。
“你昨天不是说她回家去了吗？”我指着她的背影向朱道。我知道她的家在顺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来了，”朱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她杀了一个人。”
我还以为朱在跟我们开玩笑，我并不留心他的话。
“她这次回家去杀了一个人，所以她今天的举动、说话都跟平日不同了，”朱继续说。
“真的？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新从乡下出来的洪插嘴说，他显然不相信朱的话。
“怎么不真？她今天亲自告诉我们的。她身上还有伤痕。”朱的态度是一本正经的。
我知道朱的性情。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于社会上任何事情都不肯轻易相信。假若他说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有一些证据捏在手里。他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朱对我说。他并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这个女人倒有胆量。她家乡有一个土豪，时常压迫农民，她一家也免不掉常常受欺侮。最近她的兄弟又给土豪打伤了，她就为这件事情跑回家去跟土豪理论。第一次她是赤手空拳去的，所以也挨了土豪的打，身上有好几处伤痕，我们也看见几处，是她给我们看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雨还没有住。
朱依旧撑着布伞，我们和他挨得很近，并不是为了避雨，却是为了听他讲那个女佣的故事。
“她挨了打以后就跑回家去，第二天拿了一支手枪再去见那个土豪。”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在广东和福建的乡下，许多人家里都有手枪或者长铳。我有一个广东朋友最近正在领导他家乡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以前在选举乡长的会场上，他聚集了一些武装的农民跟土豪劣绅的走狗对抗，几乎发生一次大械斗。
“在一个小河旁边她遇见了土豪，那个人蹲在那里。她一声不响地走过去。”
“‘你还要来挨打吗？昨天还没有挨够打？’那个人看见她就嘲笑道。”
“‘好，我就让你打，让你把我打死！’她生气地回答，就走到他身边去。”
“那个人回头一看，骄傲地说：‘我今天不高兴打你！’他掉过头去，不再理她。”
“‘好，你不打，就让我来打！’她马上掏出手枪，对着他接连开了三枪。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叫了两声就倒下去，跌进了水里，从此就不曾再爬上岸来。”
“这时候有许多人站在河边。他们不说话，也不动手。”
“她丢了手枪，对众人说：‘你们亲眼看见我打死他，你们就把我捉起来，送到衙门里去吧。我是不跑的。’她的态度很安详，一点也不害怕。”
“起初没有人说话，众人彼此望着，后来有人发言了：‘你走吧，我们不捉你！’的确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她捉起来，反而有人感谢她，因为她杀了一个土豪，这个土豪是全乡人民所憎恨的。”
“这样她就离开了家乡，再跑到省城里来，回到我家里作娘姨。现在还没有人来捉她，因为农民是同情她的。不过假若事情的真相给衙门里的人知道，那就难说了。”
“她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等着官厅的人来捉她。她一直很兴奋。她今天中午对我们说：她对自己的生命现在都没有了把握，她再不能够顾到别的一切了。”
“这个女人真古怪，我以前简直想不到！据说顺德女人的性格常常是很奇特的，她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独身主义者，她们把嫁人当作一种耻辱，也许她们都是憎恶男性的女人吧。她便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朋友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他再没有别的批评的话，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现在也有点兴奋了。
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一点捏造的地方。然而我仿佛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个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里的女英雄。
那个女子，一张黄黄的方脸，一根大辫子，一双赤脚，一口广东音的普通话。朱常常向我们说她不老实，赚钱。据说，她从朱和另一个朋友两家人的伙食费里面，每个月要赚去二十圆。她的生活过得比朱的夫人还好。她吃东西，穿衣服都像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察错误了。
我想，我们很少了解别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一点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谁能够肯定地说：他不曾把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女英雄错认作一个贪财的女人呢？……
雨街小景
柯灵
雨，悒郁而又固执地倾泻着。那淙淙的细语正编织着一种幻境，使人想起辽廓的江村，小楼一角，雨声正酣，从窗外望去，朦朦胧胧，有如张着纱幕，远山巅水墨画似的逐渐融化，终于跟雨云融合作一处。我又记起故乡的乌篷船，夜雨渐渐地敲着竹篷，船头水声汩汩。——可是一睁眼我却看见了灰色的壁，灰色的窗，连梦的翅膀也无从回翔的斗室。我独自阑珊地笑了。
谁家的无线电，正在寂寞中起劲地唱着。——像是揶揄，或者说讽刺。
虽然下着雨，气压低得像帘幕低垂，黄梅季特有的感觉，仿佛一个触着蛛网的飞虫，身心都紧贴在那粘性的丝缕上。推开半闭的窗，雨丝就悄悄地飞进来，扑到脸上，送来一点并不愉快的凉意。
蚁群排着不很整齐的阵列，在窗下墙上斜斜地画了一条黑线，从容地爬行着，玲珑的触角频频摇动，探索着前面的路。这可怜的远征的队伍，是为了一星半粒的食粮，或是地下的巢穴也为淫雨所浸没了？刚爬到窗棂上，却被一片小小的积水所阻，彷徨一阵，行列便折向下面，成了一个犄角。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雨脚忽然收了。厚重的云堆慢慢移动，漏出一角石青的天，洒下一片炙人的阳光。是羞于照临这不洁的都市吗？有如一个娇怯的姑娘，刚探出头就又下了窗帘。于是留下了阴暗——仿佛比先前更浓的阴暗。且多了一种湿腻的燠热，使人烦躁。
雨又急骤地落下，忽然又停了。
傍晚倚窗。新晴的天，西边红得出奇，仿佛要补足过去的灰暗。我记起乡间老农的传说：这是“大水红”，预告着水灾的。我乃不禁有陆沉之忧了。
满地积水，将一条街化装成一道河，只是中间浮着狭窄的河床。这虽是江南，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滴足以润泽灵魂的甘泉，有如置身戈壁。眼前的一片汪洋，许多孩子所喜爱，他们跣着双脚，撩起裤管，正涉着水往来嬉谑。
公共汽车如大鲸鱼，泅过时卷起一带白浪，纷飞的珠沫，还有清澈可听的激响的水声，孩子们的哄笑送它逐渐远去。黄包车渡船似地来往，载渡一些为衣冠所束缚而不愿意裸露腿脚的行人；而一边却另有一群苦力，身体倾斜，用他们酱色的臂膀，在推动着一辆为积潴所困的雪亮的病车，这意外的出卖劳力的机会！
一个赤膊者伫立在人行道边，用风景欣赏家似的姿态静静地看着这奇异的水景，看了一阵，就解下颈上乌黑的毛巾，蹲在水里洗起脸来。另一个少年却用双手掬起水来喝着。人世间的一切，对他们仿佛都是恩惠。
一种不经见的情景逗引我的兴味，而早上从新闻上得到的印象却织接成了连续的画面，从水里浮起，清清楚楚的显印在我的眼前了。——那是一个关于雨的故事。或者说是悲剧。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战争夺去了亲人，留着他孤单的一个，开始流浪生活。他辗转飘泊到这五百万人口的城市，贩卖糖果。可是生活程度跟着季候的热度飞升，几天的淫雨又困阻着谋生的路，仅有的本钱经不住几天坐吃，空空的双手，空空的肚子，生计幻成一个巨大的恐怖的黑影。在崎岖多歧的人生路上，他选取了最难走然而最近便的一条，一脚越过了生的王国，跨进了死的门阈。
年轻的灵魂淹没在一片水里。——生命的怯弱呢，雨的残酷呢？……
晚间，有撩人的月色。云鳞在蓝空上堆出疏落有致的图案。
积水似乎浅一点了，人行道上已经可以行人，只偶有汽车从水中驶过，还受着浪花的侵蚀。
从未有过的宁静。风吹起一街涟漪，迎月光闪耀着银色，远处的微波摇动街灯的倒影。是这样奇异的幻觉的水国风景，缺少的只是几只画舫，一串歌声了。
转过街角，我解放了几天来拘羁的脚步。
很少行路人，除了我前面的两个：一个挟着蓝花布的破棉被，一个拿了席子和扫帚。是找寻什么的？他们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就四处察看，沉默如同一块顽石镇在他们身上。到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他们停步了，一个用扫帚轻轻扫了几下，就在地上摊开了卷着的席子；另一个也就铺上棉被。
“今晚还露宿吗？”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问。
“唔，在屋子里就得饲臭虫。”拿扫帚的咒诅似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皱而贫血的脸。天上的云在厚起来，月亮一时隐没在云里了。我低低地说了一句，近乎自语，哀怜的，却又仿佛有点恶意似的，“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终连正视也没有给我一个。“下了雨再进屋里去吧。”咕噜着算是回答，身体却已经在潮湿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没有勇气再开口了。病魔对他们算得了什么呢？
我这才看见，不远处早有一个露宿者在做着好梦。连席子也没有，垫着的是几张报纸，已经完全湿透了，入梦的该是一身稀有的清凉吧？再走过几步，一家商店的门前又躺着四五个，蜷缩着挤作一堆。——上面有遮阳，底下是石阶，那的确是燥爽的高原地带，不会有水灾的。什么幸运使他们占了这样的好风水！
多么残酷的生活的战争呵，可是人们面对着战争。他们就是这样地活着，并且还要生存下去……
夜半，梦醒时又听到了奔腾的雨声。
1939年7月11日
竹刀
陆蠡
谁要是看惯了平畴万顷的田野，无穷尽地延伸着棋格子般的纵横阡陌，四周的地平线形成一个整齐的圆圈，只有疏疏的竹树在这圆周上划上一些缺刻。这地平的背后没有淡淡的远山，没有点点的帆影，这幅极单调极平凡的画面乃似出诸毫无构思的拙劣的画家的手笔，令远瞩者的眼光得不到休止，而感到微微的疲倦。
假如在这平野中有一座遮断视线的孤山，不，一片高岗，一撮小丘，这对于永久囿于地的平面上的人们是多么奋兴啊。方朝日初上或夕阳初上或夕阳西坠，有巨大的山影横过田野，替没有陪衬没有光影的画面上添上一笔淡墨，一笔浓濡；多雾或微雨的天，山顶上浮起一缕白烟，一抹烟霭，间或有一道彩色的长虹，从地平尽处一脚跨到山后，于是这山便成了居民憧憬的景物。遂有平野的诗人，望见这山影移上短墙，风从门口吹进来，微有一丝凉意，哦然脱口高吟“天风入罗帏，山影排户闼”，意将古陋的旧门户喻作镶了兽环的朱门，从朱门里隐隐窥见微风拂动的绣帘，而他自己成了高车骏马的公子，偶然去那里伫盼。一会儿门掩了，他才醒过来，原来只有一片山影；也有好事的名流，乘了短轿来这山脚底下，买了一杯黄酒，索笔题词道：“湖山第一峰”，遗钞而去，吩咐匠人鸠工勒石；这小山经过了许多品题，如受封禅，乃成为名山。附近的村庄亦改名为某山村。于是，在清明，在重九，远地和近地的，大家像蚂蚁上树般的跑上这小山，“登高”啊，“览胜”啊。把山上的青草踏得一株不留。
有从远僻的山乡来的人望见了这名胜的小山，便呵呵大笑道：“这也算是‘山’么？这，我们只叫作‘鸡头山’，因为只有鸡头大小，或者这因为山上长着很多野生的俗名叫作‘鸡头’的草实。说得体面点，便叫作‘馒头山’，‘纱帽山’，‘马鞍山’，这也算得‘山’么？”双手叉住腰笑弯到地。
好奇的听客便会从他夸张的口里听到他所见的是如何绵亘数百里的大山。摩天的高岭终年住宿着白云，深谷中连飞鸟都会惊坠！那是因为在清潭里照见了它自己的影。嶙峋的怪石像巨灵起卧。野桃自生。不然则出山来的涧水何来这落英的一片？倘使溯流穷源而上，说不定有石扉砉然为你开启呢。但是如果俗虑未清，中途想着妻母，那回首便会迷途了。
“我不欢喜这揣测的臆谈，谁能够相信这桃源的故事？”
于是他描说那跨悬在山腰间的羊肠路。那是只有两尺多宽，是细密的整齐的梯级。一边靠山，一边靠削壁千仞的深壑。望下去黑魆魆的，迷眩的，这深涧底下隐伏着为蛟，为龙，或其他神怪的水族，不得而知。总之万一踹了下去，则会跌得像一个烂柿子，有渣无骨头。但是居住山里的人挑了一二百斤的干柴，往来这山道，耳朵沿搁着一朵兰花，一朵山茶，百人中之一二会放上半截纸烟。他们挑着走着谈笑着，如履平地，如行坦途，有时还开个玩笑，在别人的腰边拧一把。
还有人攀援下依附岩上的薜萝，腰间带了一把短刀，去采取名贵的山药，其中有一种叫作“吊兰”的，风从峡谷吹来，身子一荡一荡啊像个钟锤，在厚密的绿叶底下，有时吐出两条火红的蛇的细舌头，或蹿出一个灰褐色的蜥蜴。
听者忘了适才的责备，恍惚身临危岩，岩下是碧澄澄的潭水。仿佛脚下的小径在足底沉陷，他不敢俯凭，不敢仰视，一手搭住说故事的人的肩膀，如觅得一种扶持，一时找不出话由，道：
“你的家乡便在这深山里么？”
怎的不是。那是榛榛莽莽的山，林叶的荫翳，掩蔽了阳光，倘使在山径的转弯处不用斧头削去一片木皮作个记认，便会迷路。羊齿头高过你一身。绿藤缠绕在幼木上，如同蛇缠了幼儿。藤有右缠的左缠的，若是右缠的，则是百事无忧的征号，很容易找到路，碰到熟人，得好好儿受款待。迷路人倘若遇见左缠的藤，那是碰到鬼了，将寻不到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把它砍下，拿回家来，便会得了一根极神秘的驱邪的杖。
“关于山间神秘的话我听得许多。我知道妇人用左手打人会使人临到不幸的。则这左缠藤也正是这意义的扩张罢了。但是我想知道别的东西。”
故事又展开了。那是用“近山靠山，近水靠水”的老话开头。山民的取喻每嫌不恰切，故事中拉出枝枝节节来，有如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他最先说到山间头上簪花的少女，在日出的时候负了竹筐到松林里去扫夜间被山风摇落的松针，积满一筐了，用“篾耙”的柄穿着背了回来。沿途采些“鸡头”，“毛楂”和不知名的果实，一面在涧水洗净，一面嚼，倘有同伴在她的身旁投下一块小石，溅了她一脸的水，便会挨一顿着实的骂或揪扭起来；在雨天，她们躲在家里，把山里掘来的一种柴根，和水捣成浆，沉淀出略带红色的粉，那是比藕粉还细净的，或是把从棕榈树上剥下来的棕榈，一丝丝地抽出来，打成粗粗细细的绳线。
却说这山中少女，她在每天早晨携了竹筐到松林里去扫夜风摇落的松针，装满一筐便背了回来，沿途采些草实，在溪边洗洗手，一天也不曾间断。她有一天正背了满筐的松针回来的时候，觉得竹筐异常的沉重，便想道：是谁放了石块在里面么？暂时憩憩罢，便靠着竹筐坐下，却永久地坐在那儿了。山间人都说是因为她生得太美丽，被什么山灵或河伯娶去了，她的父母还替她预备了纸制的嫁装，焚化给她……
“这又是我听到过不只一遍的故事……我颇想知道别的东西。”
你不是轻视幻想的编织么？那末让我选一个实际的故事说给你，只可惜有一个悲惨的收场。你愿意知道山居的人是如何获得每天的粮食和日用品么？狩猎是不行的，鸟兽乐生，不可杀尽；农稼也不行的，高高低低梯级似的田垄，于他们很少兴趣，况且这团团簇簇的高山遮住了阳光，只在中午的时候才晒进来，他们虽则种些番薯，山芋，玉蜀黍，大麦和小麦，但是他们大都靠打柴锯木为生。他在高山上砍得松柯，搁在露天底下一个月两个月，待干黄的时候挑到附近数十里外的村镇，换取一把盐，几枚针，一些细纱布，有时带回一片鲞，一包白糖……
冬天，他们砍下合抱的大树，截成栋梁楹柱的尺寸，大概不会超过一丈六尺或一丈八尺，或则锯成七八分对开的木板，等到明春山洪暴发的时候，顺水流到港口，结成木筏，首尾衔接像一条长蛇，用竹篙撑着，撑到城市的近郊，售给木商运销外埠。
山势陡峻的所在，巨大的木材无法输运，那只好任它自己折断自己腐烂了。但是他们砍取寸许大小的坚木，放在泥土筑成的窑里烧成木炭，这样重量便减轻了四分之三，容易挑到外面来，木炭的销场是很好的。
“你说得又远了。没有指示给我故事的连索。”
是哟！事情便是这样：他们是靠打柴烧炭为生。但是你知道城市里的商人的阴恶和狠心么？他们想尽种种方法，把炭和木板的买价压低，卖价抬高。他们都成了巨富了，还要想出更好的方法，各行家联合起来，霸住板炭的行市。他们不买，让木筏和装炭的竹簰搁在水里，不准他们上岸，说销场坏了，除非你们完全让步。
但是谁都知道这鬼花样啊！
有的让步了。因为他们垫不起伙食费，有的呼号奔走了，但得不到公正的声援，因为吏警官厅都和他们连在一起。山民空着手在城里徜来徜去，望着橱窗里诱惑的东西，一袭夏季妇人穿的拷绸衣，红红绿绿的糖果，若能花了几个子儿带回去给孩子们，那他们多高兴啊。
并且他知道家里缺少一把盐，几升米，那是要用钱去换的。
他们忧郁了。口里也不哼短歌，妒忌地望着大腹便便的木行老板，竟想不出办法。
交易是自由的，不卖由你，不买由他，真是没有话说了。
这里由山村各户凑合成的木筏是系着许多家庭的幸福，纵然他们不致挨饿，他们的幸福的幻梦是被打碎了……。
“我希望这木行老板有点良心，他们是够肥了。”
若将怜悯希望在他们的身上，抱那希望的人才是可悯的。可是事情的解决却非常简单，你愿意听我说下去罢。
一天，一位年青的人随着大家撑着木筏到城里去，正在禁止上岸的当儿。大家议论纷纷想不出主意。这位年青的人一声不响地在一只角落里用竹片削成一把尺来长的小刀，揣在怀里，跑上岸去，揪住一位大肚皮的木行老板，毫不费力的用竹刀刺进他的肚皮里，听说像刺豆腐一样的爽利，刺进去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血溅出来，抽回来的时候，满手都是粘腻的了。他跑出城来，在溪边洗手的时候被警吏捉去。
“你说了可怕的故事了。我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吓人的语句，在你说到松林中簪花的少女……那一片美丽和平……你驱走了刚才引起的高山流水的奇观，说桃花瓣从淙淙涧底流出来呢……我懊悔听这故事，但是请你说完。”
官厅在检验凶器的时候颇怀疑竹刀的能力。传犯人来问：
你是持这凶器杀人么？
是的。
这怎么成？
他拿了这竹刀，捏在右手里，伸出左臂，用力向臂上刺去。入肉有两寸深了，差一点不曾透过对面。复抽出这竹刀，掷在地上，鄙夷地望着臂上涔涔的血，说：
“便是这样。”
大家脸都发青了。当时便没有继续讯问。各木板行老板也似乎怵于竹刀的威力，自动派人和他们商订条件，见了他们也不如先前的骄傲。
厚钝的竹刀割断了这难解的结。“便是这样”的斩钉截铁的四个字胜于一切的控诉。你说这青年是笨货么？
“这位青年结果如何呢！”
听说刺断动脉后流血过多死了。否则，他将在暗黑肮脏的牢屋里过他壮健的一生。
1936年
人道主义：我们共同的底线
·编写手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当下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现象越来越突出，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与周围其他人明显地不同。即使不考虑人们的价值理念、生活态度、情感取向这些最能反映人们所处社会层级的东西（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些东西终其一生，都处于朦胧状态），不同社会身份层级甚至从生活的各种细微处都能反映出来，比如从一日三餐的具体内容上等等。这种社会分层现象的存在，就使人们的社会利益诉求变得空前多样化，而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单纯，判然分明。
利益的诉求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很难再像以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对某些社会现象、一些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做出几乎一致的判断，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反应。常常是，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某些社会焦点问题，往往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社会公众具有很不相同的反映。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人们利益诉求的不同，人们在判断问题——包括社会公共问题的时候，往往首先从自身的利益来确定立场，并进而作出自己的反应。人们的价值理念、生活观念、情感模式，都在很大程度省受到自身利益诉求的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毕竟，我们都不是生活在乌托邦里，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存在形形色色的差别，有差别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换句话说，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是与人类共始共终的。
所以，面对当下利益多样化的现实，缅怀过去“一大二公”、社会结构单纯的时代是可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历史已经证明，企图在地上建天堂的一切努力，其结果只能是把地狱召唤到人间，对这一点无需证明，只要是没有患历史健忘症的人，就都会明白。因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勇敢面对当下社会利益多样化的诉求，正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只有这样，社会的良性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随着人们利益诉求的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我们的社会必须面对人们多样化的要求的挑战，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分野也越来越大。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社会整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再也不可能像曾经有过的那样，靠一句口号，一个号召，就迅速动员起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都具有同样的思想、共同的感情，迈着同样的步伐、以同样的节奏、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当然，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这也绝非社会、国民之福。
社会要健康地发展，必须获得良好的整合，而一个社会整合的基本的前提是，这个社会利益分殊的不同社会阶层，必须有共同的精神底线。只有拥有了共同遵守和信奉的精神底线，社会的整合才有可能实现。著名学者肖雪慧就认为，“社会共识只能建立在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价值理念上。这样的价值理念超越意识形态的偏私和狭隘，经得起理性的审视和人类发展着的实践的检验，它符合人性追求，贴近人的心胸，能包容人们在思想、个性、需求、生活方式上的多样性，但又提供人们在精神上和行为上可以共守的普遍准则。”从目前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来时，这种能够使社会得以整合的精神底线，或肖雪慧说的“社会共识”，只能是人们的人道精神，而人道精神的背后是人道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当下，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共同的精神底线。肖雪慧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的共享价值，表达的利益和追求关乎人类整体，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以我国当下出现一些社会裂痕的现状而言，恐怕只有在认同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尚有希望建立起共识。
什么是人道主义？按常识的说法，人道主义就是“以人文本”，就是要把人当成人，就是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而且它也反映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深入人心，从而从一个方面说明以人道主义作为我们社会的共同的精神底线，作为我们的社会共识，是现实的和可能的。但是，仅仅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局限在这一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甚至可以说很成问题。因为，这里的“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中的“人”，很容易被抽出其具体的内容而被当成一个空洞抽象的符号，这样“人”就容易为我所用地随意解释而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人道主义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远不只是把人当人，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人道主义？它到底指是什么？
人道主义首要的和核心的内涵，就是对人——个体的人的尊重。人道主义强调，我们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指的是对个体人的关心和尊重，尊重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把个体的人作为关心的中心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的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人道主义的人的观念，不是剥离了具体内容的抽象符号，而是含义明确具体的，那就是个体的人，具体的、活生生的、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爱好、甚至癖性的个人。在人道主义看来，人——个体的人，是社会发展、制度安排等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是一切考虑的目的和归宿。一切把人当成手段和工具的观念与行为，不仅荒谬，而且野蛮。与此相联系，提倡人的个性的发展和丰富，弘扬人的个体意识，就成了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人道主义主张个性的张扬，强调人的个体意识，就必然导致一种宽容精神，于是，其第二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倡导多元观念，认为社会应该容忍不同的观念的存在，甚至异端也有它存在的权力。尊重个性，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就是尊重人。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发展、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以及人类创造力的激发，是以人类个体的不同为基本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是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才构成了一次认知行为、一段历史描述、一段完整的人格——无论是对一件物体、一个人还是一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容意识和多元理念，正是对人类本性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人类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也已经证明，企图用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架构，或者用某一套经过严密推理演绎出来的思想体系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只不过是人类滥用理性的狂妄，其结果不仅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人道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坚信进步，对人类未来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人道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没有乌托邦的冲动。如前所述，人道主义者尊重人的差异，而乌托邦是以对差异的泯灭为前提的，所以拒绝决定论是人道主义的重要信念。但人道主义者依然相信，人类的处境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不断获得改善的，人类自身也是可以逐步完善的，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完美。用阿伦·布洛克的话说就是：“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
人道主义者也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进步的不断取得，人性的不断完善，靠的是人类理性。正是理性，使文明的不断进展成为可能。当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标示了人的存在，甚至体现了人的尊严，但是理性绝非万能，所以人道主义者相信理性，但是拒绝理性万能的论调，对理性的滥用又保持着警惕。
我们这个时代，人道主义的基本信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常识理念，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更说明了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底线，重建我们的社会共识的现实性。固然，社会的健康发展，关键还在制度建设，不过，当每个开发商都意识到，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尊重他们的财产权就是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的时候，强制拆迁的现象是不是就会少了许多？社会是不是就因而多了一些和谐？当每个执法的警察意识到公民的私人领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私人领域的完整性就是最基本的人道的时候，随意侵犯公民私域的现象是不是会少很多？社会的整体环境是不是就会大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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