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历史一本通:趣味世界史-古河文明之旅——人类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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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从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入手,带你到上古时期去领略一下早期人类的别样风采。如今我们使用的文字和历法,都能在这里找到蓝本。

    绝对没忽悠——史前人类的惊人发明

    一切从这里开始说起,与人类最早的祖先相比,史前人类进化了,标志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制造工具。在那个时候,“制造”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已经成了有目的的行为。他们不知道时间意味着什么,更不以任何方式记录任何日子。尽管如此,慢慢有了思考能力的大脑还是让他们以一种简单的方法跟上了四季变化的步伐,四季交替的意识慢慢形成了。

    此时的天气已进入深秋,温暖的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夜晚越发漫长寒冷。不久,山上暴发了雪崩,当人们还沉浸在美梦中时,一股掺杂冰块、泥浆和石块的白色雪龙,腾云驾雾,咆哮着冲向森林,夺取了很多人宝贵的生命,而这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突然。天空中飞扬起了大雪。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大雪仍然绵绵不断。很多植物都死了,许多动物也都逃到了相对温暖的南方,当然也包括人类。他们带着全部家当,与动物们一起逃亡。

    可以想象的是,他们携带的物品使他们行走的速度要比动物慢很多,也就是说,他们仍然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没有想出对策,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

    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冰川纪的人们确实想出了对策,因为他们最终化险为夷了。

    人类生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温饱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与环境不断地斗争中,渐渐地,他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发明,比如最早的捕猎陷阱,就是在地上挖一些大坑,在上面盖一些树枝和树叶,人们已经学会了启用智慧。只要有猎物掉进去,他们就一起用石块砸死它们,肉可以吃,皮毛可以用来做大衣抵御寒冷。起初的住房是他们霸占了动物们的温暖巢穴,开始了穴居的生活。

    即使有了温暖的皮毛大衣和遮风挡雨的山洞,但大部分人仍然无法抵挡冬天的寒冷。

    大批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小孩相继被冻死,人类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而是选择了战斗,火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人们所用的。对他们来说,印象中的火一直是一个凶险分子,一直跟天灾紧密相连,但在这冰天雪地里,火与他们成了朋友。当那个发明天才把干燥的枯树枝拖进山洞后,并用一根着火的枝条将它们点燃时,一个阴森寒冷的山洞变成了明亮温暖的房间。就这样,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又一次依靠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胜利。

    人们正围着火堆取暖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只死鸡掉进了火堆,人们起初并没有感觉到什么,这种事情自从火被人们所用之后时有发生,因此没人关注它。

    直到那只“不同凡响”的鸡被烤熟了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后,人们才意识到熟食比生食更美味,而且吃起来容易,肚子还舒服。从此以后,人类开始了熟食时代。

    等到几千年的冰川纪结束的时候,只有那些聪明勤快的人们存活下来。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时时与寒冷作斗争,时时与突如其来的危险作斗争。

    于是,各种各样的工具产生了。他们会磨锋利的石斧和石锤与动物作战,会储存大量的食物过冬,还会制作泥碗和泥罐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令人恐惧的冰川纪反而促使了人类进步和发展,因为它无时无刻不迫使人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农业鼻祖——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的发源地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遇的产物。这块被两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叫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点说明他们的原籍很有可能是东方某地。在这块两河冲积的平原上,虽然土壤肥沃而松软,但是气候干燥、降水较少。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河水,创建了第一个文明。几番风雨几番新,渐渐地,两河流域的居民越来越多,许多的小型村落也相继建立起来。定期泛滥的两条大河给居民们“送”来了沼泽地带的丰盛水草、芦苇以及黏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竞相发展。生产力发展起来,城市也就跟着建立起来。就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里,灿烂的苏美尔文化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古代的苏美尔人擅长制陶,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制作出了许多精美的彩陶,那绚烂的色彩就是他们精湛技艺的最好证明。如此心灵手巧的人们,日常生活用具当然是亲自动手制作的,那些酒杯、油缸、炉子以及灯盏等,无一不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死后用的棺材都是自己用陶土烧制的,就像一个有盖的长方形大箱子一样。虽然缺乏石料,但是聪明的苏美尔人仍旧在黏土中掺上切碎的麦秸,然后制成土砖,用来修墙造房,甚至铺路。因此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物大多数都是用黏土制成的土砖修建的。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很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奴隶制城邦在苏美尔出现。它们虽为城邦,但规模很小,主要就是以城市结合周围若干个小村落构成的,自然人口也就不具有国家的规模了。其中最大的城邦也只不过九十平方公里而已,人口仅有区区的六千人左右。

    共同的宗教信仰让苏美尔人之间没有优劣之分,这也让他们具备了统一的因素。战争必然导致混乱,苏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也不例外。乌尔一乌鲁克为南方同盟的霸主,而北方同盟的霸主则为基什,他们分别联合南北各城邦,形成对峙局面。争霸开始,南方同盟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北方同盟也毫不示弱,征战依旧无休无止地进行着,直到有一天,基什王萨尔贡崛起,南北各城邦才终于统一起来。

    就这样,在萨尔贡的带领下,公元前2371年,西亚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阿卡德王国建立了。

    可别小看他——阿卡德帝国

    已经步入文明时代的苏美尔人有着一个才刚开始进入氏族、部落时期的邻居——阿卡德人。在苏美尔人眼中,刚刚步入农耕与定居生活的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乡下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些乡下人在时间的流逝中却成了苏美尔人的主人。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闪米特人中的一支阿卡德人陆续在两河流域北部定居,在苏美尔人北边的平原上居住,在和苏美尔人贸易、抢劫的相处中持续了几百年。定居在两河流域北部的时候,这些“乡下人”如海绵一般贪婪地吸收着苏美尔人的各种知识,除了各种文化知识外,他们还学会了使用车轮并且开始自己组建战车方队,这为他们将来掠夺苏美尔人的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名叫卢伽尔·扎吉西的温马王于公元前2371年第一次统一了苏美尔世界,实现了疆土“从大海扩张到了大海”,即从波斯湾口扩展到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的梦想。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尚未享受战斗的成果就被说着闪米特语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夺走了。

    “萨尔贡”一词在阿卡德语中是“真正的王”的意思。萨尔贡出身卑贱,据史书记载,“母卑,父不知所在”。他的母亲是个低能人,但是萨尔贡却智慧过人,曾做过基什王乌尔扎巴巴的侍卫,是个为人称道的传奇人物。大约公元前2371年,乌玛人侵入基什王国,国王乌尔扎巴巴无力抵抗,萨尔贡在一次武装起义后夺取了政权,为自己戴上了王冠,但仍用“基什”的国号。萨尔贡登基之后,贫民贵族们都不服,于是萨尔贡决定用武力捍卫王位。萨尔贡在城里实行严格的“武器管制”,西亚史上第一支常备军从此建立,巩固了萨尔贡的政权。

    后来,萨尔贡抓住了苏美尔地区各城邦混战的天赐良机,带领阿卡德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创了两河流域阿卡德大帝国的神话。

    全国各地的暴乱在萨尔贡去世后不断爆发,他的儿子里姆什继位后,大规模的起义在苏美尔等地又多次爆发,导致阿卡德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后来,里姆什长兄玛尼什吐苏之子纳拉姆辛在位的26年里,既平定了祖父横征暴敛所导致的一系列暴动,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重创西方的埃布拉,重征南方波斯湾的马干,与东北山区的卢卢卑人交战。

    遗憾的是,阿卡德人的辉煌如烟花般短暂。纳拉姆辛死后没多久,其子沙尔卡利沙利被宫廷政变推翻。约公元前2230年,库提人毁灭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王表》曾有这样的悲叹:“谁是国王,谁不是国王。”

    我又回来了——乌尔第三王朝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是它的寿命很短暂。一股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结束了其在历史上的使命。于是,由苏美尔人建立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并逐步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一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初期,国王确立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不管是军事、政法还是司法大权,统统都直属国王管辖。这还不算,国王还派人前往全国被划分的各个地区担任长官。这些地方长官们,虽然继续沿袭着城邦首领的称谓,但其实他们有名无实,因为他们并无城邦时代城邦首领应有的特权,直白地说,他们其实就是从属于中央的地方官吏。还有,虽然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都保留下来,但它们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了,此时此刻它们只是两个服务于国王的机构。

    其实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法制是最受国王们重视的。该王朝的缔造者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年-公元前2096年)制定了迄今所知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几千年过去了,这部法典到现在仅保存了二十多条残篇,其中有5条是涉及女奴的,这些女奴时常会遭受到强暴、买卖和殴打。还有两条是涉及寡妇的,寡妇的社会地位较之女奴要稍微好点,在法典的序言中曾提到:不允许任何有势力的人支配寡妇。在正文中又提到:凡是遗弃妻子的男人都要赔偿一定数目的白银。除此之外,普通妇女法典中也提到:普通妇女的社会地位又比寡妇高了一点,但跟普通男子相比,还是卑下。法典中曾记载的“让河神澄清妖术罪”和“妻子被控通奸罪”的规定仍然残留,但是有关身体伤害的处罚规定却比原始的处罚规定有了很大的进步。

    说完了法制,再来说说经济上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王室经济空前繁荣。全国3/5的土地都被王室占有,在这些土地上,大规模的农庄、手工业作坊和牧场相继建立和经营起来,在从事劳动的人中,自由民身份的依附民和奴隶占了绝大部分。由于王室的经济管理十分严密,所以设有许多的监工。繁重的劳动终于让奴隶们承受不住,死亡率极高,而在这其中又属女奴的死亡率最高。每到农忙季节,王室的农庄就会雇佣很多无地或少地的自由民成年男子来进行耕种和收获。这些雇工的食物报酬是按日领取的,相比之奴隶和依附民多了一到两倍。

    到了乌尔第三王朝中后期,社会分化明显加剧。许多自由民在日益恶化的处境下沦为奴隶,有的是将妻子、儿女卖为奴隶用来偿还沉重的债务,还有的是全体家庭成员自卖为奴。奴隶也分私人奴隶和王室奴隶,相比之王室奴隶,私人奴隶在待遇上要比其稍好。他们不仅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在主人家里服役,还可以赎身,也能到法庭作证。只不过,奴隶始终是奴隶,他们在法律上仍然是属于主人的财产。

    乌尔第三王朝总共历经了5个国王。他们经常入侵周边地区,第二、三、四、五任国王都对外宣称自己是“天下四方之王”,还为自己建神庙,立雕像,更要求人们定期举行跪拜仪式,奉上祭品。在最后一任国王伊比辛统治时期,东南部的埃兰人和西部的阿摩利人联合攻击乌尔第三王朝。没过多久,大约公元前2006年,历经五代国王的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伊比辛也被埃兰人所俘获。

    文字的祖先——楔形文字

    一位著名的学者曾这样说道:“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图形符号组成了最初的楔形文字。简单的图形被书吏用来表示牛、羊、谷物、鱼等所需要记录的事物。之后,图形符号逐渐由固定形式取代了书吏个人的艺术想象力,这样书写和阅读的一致性就得到了保证。但是,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这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苏美尔的书吏们通过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这个方法来解决困难,并且他们选择的是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在历史长河中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正是在这,遗憾的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而全面地运用语音原则。公元前2900年,图形符号从早期的大约两千个减少到六百个左右。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和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相比仍然麻烦得多。因为只有书吏才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所以,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并且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我们能在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文字的起源,并且意识到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能帮助人们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并且世代流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的,文字还让人们能用书面的形式记载社会风俗、宗教传统以及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以法典、圣书和古典著作的姿态永久地存在,让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加鲜明和巩固。在人类各种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过程中,文字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苏美尔人在各种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中,既发展了文字,还发展了数学和一些其他学科。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他们记述了对家畜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贡献。而且,他们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便仔细地观察和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这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认为,天体的运动由诸神的意志决定,人类只要弄清了天体运动,就能洞察神的旨意,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们耗费了许多世纪,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天文学用来发展科学。

    吝啬鬼——赫梯王朝

    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中叶,赫梯形成为一个小国,后以哈图斯(今波加科斯)为中心形成联盟,最终统一。在古巴比伦的后期,逐渐强盛的赫梯经常向两河流域侵扰。公元前16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最大的入侵行动,赫梯军队击溃了古巴比伦王国,攻陷巴比伦城,满载而归。公元前16世纪后半叶,赫梯国王铁列平开始了改革,他制定了“长子优先,无长子归次子,无子归女婿”的王位继承法。这次改革巩固了赫梯的王权,国势日盛。公元前15世纪末至公元前13世纪中叶,赫梯最强盛的时期到来。在这期间,赫梯人毁灭了胡里特人建立的米坦尼王国,并在埃及埃赫那吞改革的时候,趁机夺取埃及的领地,与之争霸。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们都和赫梯交过手。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赫梯在卡迭什与埃及的军队会战,双方损失惨重。公元前1283年,两国签订和约。在这次争霸中,赫梯元气大伤,之后又发生了内乱,伟大帝国逐渐走向衰亡。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腓力斯丁人席卷了东部地中海地区,肢解了赫梯。公元前8世纪,亚述摧毁了残存的赫梯王国。

    农业是赫梯古王国的主要生产项目。金属冶炼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献记载,最早发明炼铁技术的就是赫梯人,赫梯王将冶铁技术视为不能外传的专利,导致铁的价格竟是黄铜的60倍,可以说贵如黄金,所以称赫梯人是吝啬鬼一点不为过。当时,赫梯王朝的铁兵器曾令埃及等国家闻风丧胆。赫梯古王国是以一个哈图沙什为中心的城邦联盟,贵族选举产生国王,王位继承也须经贵族会议承认。国王把掠夺的土地分给王子治理,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迁往他地,还有些则成为农业奴隶留在原地。一般来说,奴隶主将奴隶视为自己的财产。

    天堂、地狱参半——亚述帝国

    两河流域的北部名为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那里河岸凸起、山多、矿产多,木材也多。居民大多数是讲塞姆语的亚述人,还有一些是逐渐同亚述人融合了的胡里特人。古代的亚述文明史可以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新亚述)三个阶段。

    早期的亚述是一个城市国家(约公元前30世纪末-公元前20世纪中期),是在亚述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实行的政治与苏美尔的城邦首领相似,权力有限,名为:贵族寡头。除此之外,还有名年官和乌库伦。名年官是指每年从长老会议的成员中选出一个人,用他的名字命名该年。而乌库伦是指长老会议指派的一个管理司法和土地的小官员。

    沙马什阿达德(约公元前1815年-公元前1783年)在公元前19世纪末以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后,他继续向外扩张,很快就吞并了玛里,让他的儿子在那里担任统治者。紧接着,他把扩张的版图推进到了地中海东岸,逼迫周围的许多国家向他纳贡。他称得上是亚述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有别于伊沙库的国王。沙马什阿达德在位期间,曾为亚述城制定了物价,还将全国的领土划分为地区或者省。他死后,亚述出现动荡,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趁机沉重打击亚述。到了公元前的15世纪,小亚细亚东南部和两河西北部的米丹纪王国控制了亚述,让其沦为藩属达一百余年,早期亚述也就此结束了。

    公元前15世纪初,赫梯沉重地打击了米丹尼,受创后的米丹尼日渐衰落。亚述趁机独立并得以复兴,中期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9世纪)就此开始。独立复兴后的亚述不断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到了公元前13世纪,中亚述一雪前耻,终于灭亡了米丹尼。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约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1077年)统治时期是中亚述最强盛的时期。他曾率军攻陷劫掠了南面的巴比伦城,又血腥征伐了北部的小亚细亚与亚述之间的安那托利亚部落。有盛就有衰,到了公元前11世纪,亚述地区被大批游牧的阿拉米亚人入侵,弄得亚述领土四分五裂,中亚述就此走向衰落。

    在中亚述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出现了一部成文法典——《中亚述法典》。当时王权加强、君主制统治形式确立,经济得以发展。法典有关条文记载,土地可以买卖,这代表着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而对于那些破坏田界或侵占他人土地的人将给予严重的经济处罚和身体惩罚。这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就是债务奴隶制。它与汉谟拉比时代那些关于“负债人质在债权人家只服役三年”的规定不一样,中亚述时期的负债人质在债权人家里服役期限是无期的。由此可见,中亚述时期的奴隶境况有多么悲惨。法典中还明文规定:如果奴隶从某个自由民的老婆手中得到任何一件东西,除了追回原物外,还要受割鼻耳之刑。

    历经沧桑,起起落落,亚述终于在公元前10世纪末具备了再度崛起的条件。因为当时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强国先后衰落。此外,到了公元前9世纪,亚述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得以广泛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述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也为亚述侵略扩张、建立帝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总算该我上场了——尼罗河文明

    在很早以前,非洲北部就有居民居住。那里气候温和湿润,雨水充足,是打鱼狩猎、耕种采集的最佳场所,自然而然,这些也就成为居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再往前追溯到大约一万年以前,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的过去,北非逐渐变成了干旱地区,因为环境、气候的变迁,居民们陆陆续续地迁移到了尼罗河的两岸,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铜石并用文化由此产生,尼罗河文明也由此发端。

    说到埃及的这个铜石并用文化时代,历史上将它分为三个阶段:巴达里文化、涅伽达文化一期和涅伽达文化二期。这三种文化前后承接,被称为“前王朝文明”。埃及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国家的基本情况也在“前王朝文明”里得到了表现。

    我们先来说说铜石并用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巴达里文化。它开始于约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当时的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从事农业耕种为主,兼营畜牧和渔猎,并且已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亚麻等,而畜牧则以驯养绵羊为主。为了更好地耕种,居民们在使用石锄、石刀和石铲之外,到了这一文化晚期的时候,还使用了少量的铜制工具,埃及由此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除了耕种和畜牧渔猎方面,手工业的发展也不容小觑。当时的埃及居民不仅能够烧制出质地良好的薄壁陶,而且还能够烧制出独具特色的黑顶陶。至于其他方面,如织布、缝衣、编篮等,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另外,这一时期的居民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他们在埋葬尸体的时候,会为死者供奉祭品和用具。但是他们仍旧过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活,因为他们墓葬的规模和殉葬的物品差别都不太明显。但是当时的妇女在氏族中仍然居于重要地位,这一点可以从遗址中发现的女性小雕像推断出来。

    从公元前的3600年到公元前的3500年,是铜石并用文化的第二个阶段:涅伽达文化一期(也称为阿姆拉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除了在生产技术上比巴达里文化有新的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那就是城市的出现,而且在居住地还出现了城堡建筑,涅伽达附近的南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在这一时期,贫富分化出现,社会地位也逐渐有了高低之分,这一点从他们的墓地上就可以看出来,墓地的规模已经有了区别。随着商业的发展,原始公社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从城堡建筑较具规模和雉堞墙等情况看来,文明已经在此刻萌芽,这也代表着此时已经进入了军事民主制时期。

    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化一期阿姆拉文化被涅伽达文化二期格尔赛文化所取代,标志着埃及进入阶级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步明显。在生产技术上不仅发明了冶金术,还出现了刀、匕首和斧头等冶炼铸造的铜器工具和武器。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居民们在尼罗河的谷地挖渠筑坝,改进耕作技术。当时的人们非常重视水上交通和农业生产,这在他们保存至今的陶器上可以看出。在这些陶器上,最常见到的就是河上通行舟楫和水渠纵横、阡陌连绵的图画。此外,人们还开始与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区进行商业往来,不再仅限于国内贸易往来。至于墓葬的规模和殉葬物品较之前两个阶段又有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在有些物品上出现了私人印记。如在希拉康玻里发现的“蝎王权标头”图刻,图刻上蝎王头戴象征王权的白冠,执扇的侍者立于身后,从事劳动的奴隶和以田凫为代表的平民也在其中。从此画中可以看出当时埃及的阶级关系已经有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差别。最后,文明的显著标志——文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切都说明国家已经发展起来,氏族制度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法老的转世之梦——金字塔

    埃及的金字塔举世闻名,几千年来依然矗立。美丽的尼罗河神秘而婉转,两岸居民安居乐业,在尼罗河下游的开罗附近的基泽和萨卡拉等地,大大小小79座金字塔与尼罗河风光交相辉映,也为这一景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古往今来,数不尽的游客慕名而来。站在神秘而庞大的金字塔前,人们不禁会问:这些金字塔究竟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在当时生产技术能力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建成的呢?

    众所周知,金字塔乃是古埃及国王的陵墓。但其实在古埃及早期,金字塔并不是法老们的灵魂安息之所。法老在古埃及第三王朝之前,权力并不是很大,因此在修建他们的坟墓时用的材料跟贵族一样,都是“马斯塔巴”(阿拉伯语,意即“凳子”,呈长方形,用泥砖建成)。到了第三王朝的第二个法老乔塞尔在位时,埃及国力强盛,而当时法老的权力也已经变强、变大,乔塞尔认为“马斯塔巴”完全不能体现出法老的尊贵地位,于是下令让杰出的建筑师伊姆荷太普为其修建一个高大而不朽的王陵。伊姆荷太普接到命令后,决定从山上采下方形石块用来代替泥砖,经过不断地修改建造陵墓设计方案,最终建成一个高达61米的六级梯形金字塔,它的外面被精致的白色石灰岩包裹着,高大的祭祀殿堂也在周围建了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字塔的雏形,也算得上是最早的金字塔。金字塔之所以被称为金字塔,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锥体建筑物,每个侧面都是三角形,而底座呈四方形,看上去样子很像汉字的“金”字,所以在中文中就把它称之为“金字塔”。

    随着建筑技术的日益精湛,到了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50年-公元前2500年),在开罗附近的基泽出现了三座规模较大的金字塔,他们就是分别由胡夫、哈夫拉、孟考拉祖孙三代法老建造的。

    其中,胡夫金字塔是所有现存金字塔中规模最大的,即使经过岁月的风霜雨雪,它的顶端被剥蚀了近10米,也仍旧高达136.59米。可不要小看了这个高度,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直到1888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它才“退居二线”。胡夫金字塔的正方形底座,总共占地为5.29万平方米,足足比7个国际标准足球场还大一些。巨大的塔身大约由230万块巨大石块砌成,而每一块石头平均约重2.5吨,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重约160吨,全部的巨石加起来,总重量达684.8吨。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巨大的石块之间居然没用任何的黏着物,完全是靠石块自身的重量堆砌在一起的。但是塔身的表面接缝处却非常严密精确,至今为止,人们也很难在石块之间的缝隙中插入一把锋利的刀刃。如此精心完美的设计,怎能不让金字塔历经千年而不倒?

    另外,如此庞大的金字塔,出口固然要设计得当,否则就会有塌方的危险。而胡夫金字塔的出入口位于塔身的北侧,离地面有13米高,是一个用4块巨石砌成的三角形出入口。说到这个“三角形”,可谓巧夺天工、绝妙之极,由于一百多米高的金字塔本身有着巨大的压力,如果采用的是四边形出入口,那么,这个出入口会很容易被压塌,而三角形就不一样了,自身稳固的特性可以均匀地分散压力,免除了被压塌的后患。

    胡夫死后,胡夫的儿子哈夫拉继位,成为新一任法老。很快的,在离胡夫金字塔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金字塔建成了,这就是胡夫儿子哈夫拉的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不同于胡夫金字塔,它的附近分别建有“上庙”和“下庙”两座神殿,不远处还矗立着一座雕着哈夫拉头像配着狮子身体的大雕塑,这就是被西方人称之为“司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高22米,长57米,面宽5米,光是一只耳朵就有两米高。除了狮子的爪子是用石块砌成的之外,整个狮身人面就仿佛是在一块天然的巨大岩石上凿成的,它至今已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狮子在古埃及神话里,不仅是各种神秘地方的守护者,也是地下世界大门的守护者。在古埃及人的意识里,太阳是他们最尊敬的神,因此他们认为法老死后是要变成太阳神的,所以就专门建造了这样一个狮身人面像去守护着法老门户。

    接下来再说说孟考拉金字塔,这座金字塔较之前两座明显小了很多,塔高也仅相当于二十几层楼的高度,大约六十六米。

    关于金字塔的建造现今已经没有任何的记录留存,唯一的记载就是在金字塔建成后两千年,希腊的一位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一书。他在书中记载,金字塔是由十万名劳力,花了二十年才建成的,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被一般学者所认可。

    后来,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推测得出,建造金字塔这样浩大的工程,最少也需要花费三十年及许多工人的劳力才能完成。修建过程中,通常每三个月轮替一次工人,每次都是由十万名工人一同工作。可怜的工人们,就这样交换着做这种极其辛苦又极其危险的劳役。建金字塔最麻烦的就是所用的石块,有的可以就地取材,但是有的就要去尼罗河西岸或亚斯文“取材”了。

    “取材”完毕后,从尼罗河上用小船运至工地,再由劳工们借助平铺在地面上的树干,用劳力慢慢将石块拖至工地,最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垒。如此一来,工人们还得花上十年的时间来搭建运建材的斜坡,然后才能再用二十年的光阴来建成金字塔。

    一直以来,金字塔给人的感觉都是神秘的,其实金字塔除了是法老的坟墓之外,还代表着什么意义呢?这一直都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此,许多学者都查阅了从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文献,最终得出,金字塔在古埃及人的眼里,并不只是法老的坟墓那么简单,它是帮助法老到达天堂的阶梯,象征了太阳的光线。在古埃及人心中,法老就是人间的神,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指挥官,是主持正义也是控制国库的领导者,当然,法老也代表了上下埃及的统一。在这个中央集权的政府里,法老可以利用埃及所有的资源来建造自己的金字塔,不管是所有出色的雕刻家、泥瓦匠和工程师,还是那些数之不尽的工人,抑或是修建金字塔的巨额花费和漫长的时间,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修建法老的坟墓。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能为法老王建成一道通往天堂的阶梯,那么,来世法老就会好好地保护他们。

    “美好的青春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这句西方谚语正是金字塔屹立数千年而不倒最好的写照。

    举世无双的墓志铭——狮身人面像

    为什么人总是爬得越高,越难以满足?古埃及的统治者活着的时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作威作福,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仍旧贪得无厌,渴望在死后还能够得到永生。于是,无休止建造金字塔的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在所有的金字塔中,胡夫金字塔是最大的。胡夫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哈夫拉也开始为自己建造金字塔。建成之后的哈夫拉金字塔虽然比胡夫金字塔低了3米,但是它的附属建筑却远远超过胡夫金字塔,不仅完美,而且壮观,尤其是屹立在塔旁不远处的狮身人面像,更是享誉全世界。这个巨大的雕像据说是哈夫拉自己想出来的,除了狮子的爪子部分是用石块砌成的,这座狮身人面雕像的其他部分都是用一整块天然的巨大岩石雕凿而成。

    关于这个事情,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哈夫拉当上法老没多久,就开始忙着为自己修建陵墓,他时不时地就会去施工现场查看工程的进度。这一天,他又来到施工现场,巡查时无意间发现了采石场的工地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仿佛一头俯卧着的巨大狮子。哈夫拉见了非常高兴,突然,他灵机一动,一个绝妙的主意出现在脑海里:他要将自己的形象永远地留存下来,让子孙后人瞻仰、膜拜。回到宫殿后,哈夫拉立即召集了当时埃及所有的能工巧匠,将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马上付诸行动。他下令工匠将巨石雕刻成一只雄狮,而头部则是他本人的头像。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座巨大的石像终于落成,它面朝东方,矗立在哈夫拉陵墓的不远处,高20米,长62米,下颌雕刻着长长的胡须,额头上刻着圣蛇的浮雕,头顶上还戴着象征王权的王冠。如此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让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

    由此不难看出,哈夫拉的想法和其他法老的想法如出一辙,都是渴望来生继续做统治者。殊不知,为了他们的如此天真的想法,数以万计的人们被迫离开家,加入到修建金字塔的行列中去,这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来说是极其沉重的灾难。可怜的工人们在工地上不仅吃不饱饭,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受尽非人的折磨。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自从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去;也有些人在倒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就这样成了统治者的殉葬品。这还不算,为了支付修建金字塔的高额费用,哈夫拉不停地压榨着埃及劳动人民。要知道,那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人民用血与汗,甚至是生命换来的!繁重的徭役和赋税让人们苦不堪言,终于迫使人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哈夫拉一死,人们就冲进了金字塔,拖出了他的尸体,瓜分了他的陪葬物品。

    时光飞逝,哈夫拉已经成了历史长河中的飞烟,只有那些带着斑驳印痕的金字塔似乎还在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然而矗立在一旁的狮身人面像却成了哈夫拉不朽的墓志铭。

    千年等一回——“王墓之谷”

    大约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当时的埃及法老为公主选了一位相貌绝伦的美男子为驸马。这个男子浑身充满活力和朝气,体魄健壮,能征善战,是一位狩猎的好手。婚后的二人幸福满载,琼楼玉宇中有他们的海誓山盟,花前月下有他们的柔情蜜意。后来法老去世,驸马继承了王位,成为全埃及人至高无上的法老。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他18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突然离奇地暴病身亡,抛下他深爱的公主。肝肠寸断的公主从此一个人独守空房,含着泪,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这个在古埃及政坛上昙花一现的美男子,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遐思和悬疑。他就是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的离去,让年轻的埃及王后悲恸欲绝,于是她决定用最盛大的仪式来厚葬图坦卡蒙。其实一直以来,埃及的金字塔陵墓经常被猖獗的盗墓者洗劫,而当时古埃及国内的奴隶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字塔被毁坏。直到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在位时,决定不再用金字塔作为陵墓,而是将墓地选定在一块绿洲上,那里距离尼罗河口不远,重峦叠嶂,峭壁林立,后来图特摩斯去世,待他下葬后,那里就被称为“永恒寂寞”的“王墓之谷”。

    王后最终决定将图坦卡蒙的遗体安葬在“王墓之谷”。从此,富奢豪华的图坦卡蒙王墓就成了埃及各个阶层茶余饭后的谈资,大批盗墓者闻风而至。那些盗墓者们流着贪婪的涎水,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找遍了“王墓之谷”的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有发现图坦卡蒙王墓的任何蛛丝马迹,这着实让人费解。

    关于图坦卡蒙的神秘死亡,一直以来都是所有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他死后不久,他的美丽王后就修书一封给赫梯帝国,在信中这位美丽的王后请求赫梯帝国能够选一位王子与自己成亲并且继承王位。可是,世事难料,就在该王子赴婚的途中,突遇歹人,最终遇害身亡,随后,王后也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而更加戏剧性的是,老臣阿伊居然顺利地当上了埃及法老。至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只要是明眼的人,一看就一清二楚了。

    图坦卡蒙的死亡之谜困扰了人们几千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谜团才被揭开。拨开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美轮美奂的图坦卡蒙王墓,它果然就在“永恒寂寞”的“王墓之谷”!当人们看清楚眼前的一切时,都不禁瞠目结舌:各种各样的鲜花散落在陵墓的门口,新鲜的黑色痕迹在油灯罩上依然清晰可辨,似乎图坦卡蒙是在熟睡的时候被制成了木乃伊,做工精巧的黄金面罩戴在脸上,黑宝石般的眼睛闪烁着灼人的光芒,堆积如山的宝物占满了王墓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却又条理井然,没有丝毫的杂乱迹象。几千年之后,神秘暴毙的图坦卡蒙依旧静静地躺在黄金打造的棺材里!

    至此,这位面如美玉的英俊法老终于向后人昭示了他离奇死亡的谜底:一切都只在他左耳下方的那道致命的伤口,真相终于大白了,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谜团终于被解开。

    埃及献礼——象形文字和文学

    古埃及人的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的三千五百年,当时被称之为“象形文字”,意为“神圣的雕刻”。但是在后来的公元前后几个世纪里,埃及相继被希腊和罗马人统治,古埃及语逐渐被希腊语所取代。就这样,象形文字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时期,成了一种不再被人们应用的文字。大约公元1799年,法国的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上看到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用来歌颂国王托勒密五世的功绩的,它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及其草书体、希腊文三种文字对照写成,在整篇文章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有七百个。在古埃及语中,音符有24个,实际上就是24个辅音字母,一个词是要用音符、意符和部首三种字符组成的。后来这套音符传入腓尼基,也同样成为腓尼基字母的一个重要来源。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推动了笔墨纸砚之类的书写材料的出现。聪明的古埃及人用植物的浆液制成墨水,然后又用削尖了的芦苇管做成笔,最后还用尼罗河口三角洲一带生产的芦草制成纸,这种纸在中王国时期,被古埃及人普遍使用作为书写材料。从保存下来的古埃及文卷中可以看到,古代埃及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使用这种纸草文卷,而古代埃及的文学作品内容也相当丰富。

    神话是古埃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受到古埃及人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埃及神话呈现出变异的趋势,很多的故事情节经常发生变化。

    埃及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是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这一时期大都是些“预言”、“箴言”、“训诫”之类的文献,以教谕文学作品最多。如《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聂菲尔列胡预言》、《伊普味陈辞》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实用性、启发性,还具有娱乐性。作品的意旨在于规定和引导人们的道德观念,从而达到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古王国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散文和诗歌最为丰富。如《辛努哈特历险记》,讲述的是大臣辛努哈特因为受到叛乱事件的牵连而被迫逃到国外,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到法老的宽容,最终得以回到故乡的故事。在文章中,作者深刻地刻画出了辛努哈特的思乡之情和落叶归根的喜悦。又如《一个能说会道的农夫》,它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向法老申诉自己凄惨境遇的故事,文章中带有歌功颂德的意味,标榜着法老的伸张正义。

    到了新王国时期,古埃及文学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些散文故事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韵味,不仅情节更加离奇、曲折,艺术性还很强,思想也很深刻。

    时间的起始——历法

    天文历法的确立在农业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农业生产与气候条件密不可分。什么时候适宜耕作,什么时候适宜播种,什么时候适宜收获,只有掌握好时机才能保证丰收。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历法被称为公历,而公历的鼻祖就是古埃及的太阳历。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把埃及称之为“尼罗河的礼物”。古埃及气候炎热,雨水稀少,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然而这一切不利的条件都没有妨碍埃及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只因为尼罗河由南到北贯穿埃及全境。尼罗河每年都会定期泛滥,在阿斯旺大坝(1970年启用)建成调节尼罗河水流之前,埃及人们全仰仗它才得以继续生存。每年的6月份,尼罗河开始涨水,然后从7月份到10月份则是泛滥期。那时候,洪水会夹带着大量的腐殖质,灌溉尼罗河两岸龟裂的农田,洪水一直持续到11月份才消退。洪水退去,留下的是一层沃土。由于尼罗河每年涨水基本上都是定时定量的,所以埃及从来没有出现过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这方便了古埃及人后来最早创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和历法的制定。

    历法制定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年、月、日的计算方法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日”和“月”比较容易确定,因为它们的周期现象有着非常显著的起止标志,但是“年”就不一样了,它的长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因此,各种各样的历法基础都是确定一年从哪一天开始。

    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200年),古埃及人发现,每当尼罗河开始泛滥之时,天狼星与太阳就会同时出现在埃及的地平线上(天文学上称为偕日升),于是,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第一天。但是,天狼星偕日升的周期也并不完全相同。经过古埃及人的推算得出:天狼星偕日升那天在120年之后,与120年前偕日升的那一天正好相差一个月,而到了第1461年,偕日升那天又正好成了一年的开始。古埃及人用天狗周来命名这个1460年的周期。原来在他们的神话中,天狗是用来称呼天狼星的。其实古埃及人的计算结果和今天天文学家的计算结果相差无几,都是以365天为一年,只比实际一回归年(365.25天)少了0.25天;而120年过去之后则少了30天;1460年之后,就会少了365天,正好少了一年。就这样,一年的天数确定下来。接下来,就是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年终再加5天宗教节日。为了便于农业生产,古埃及人还把一年分为3季,即“泛滥季”、“长出五谷季”和“收割季”,每季4个月,完整的太阳历就这样形成了。古埃及人之所以能制定出如此精确的历法,完全在于他们长期细致的天文观测。

    太阳历传入欧洲之后,罗马统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6年以太阳历为基础编制了《儒略历》。《儒略历》针对埃及太阳历中每年约0.25天的误差,作了相关的调整:将“年”分为平年和闰年,平年每年365天,闰年每年366天,每4年设一闰年。一年照旧12个月,但是每月天数又有所变化,单月每月31天,双月中除了2月之外,其他双月每月30天,至于2月,平年为29天,闰年为30天。恺撒死后,奥古斯继位,他因为自己生在8月,于是便从2月份中抽出一天加在8月上,让8月也变成大月,即31天。同时,把相应的9月和11月定为小月,10月和12月定为大月。经过这样一改再改,各月的天数与今天使用的公历基本上相同了。

    罗马皇帝在公元325年的一次君士坦丁宗教会议上规定,将《儒略历》定为基督教的历法,但是没有规定哪一年是它的起点。到了公元6世纪时,基督教徒们决定把五百多年前,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定为公元元年。“公元”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主的生年”,用英文A.D.来表示。而在这一年以前则被称为“公元前”,意为“基督以前”,用英文B.C.来表示。

    《儒略历》虽然是在古埃及的太阳历上进步起来的,但是它和太阳运动周期回归年相比,还是有误差的,这其中相差了11分14秒,累积128年之后又相差了一天。《儒略历》在欧洲通行了一千六百多年,到了16世纪下半叶,历法上的日期比周期回归年迟了整整10天。比如:1583年的春分应该是在3月21日,但是历法上却是3月11日。此外,教会还规定,耶稣复活节应该是在过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是由于春分已经相差10天之多,所以耶稣究竟是哪一天“复活”的,也就成了问题。因此,对《儒略历》作进一步的修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于是到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位时,又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对《儒略历》进行修改:将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间的10天撤销,也就是说继10月4日之后直接变为10月15日。所以,1533年的春分又回复到3月21日。过去4年设1个闰年,400年后共计100个闰年,但是现在将400年中的100个闰年改为97个闰年,用以弥补那11分14秒的误差。设闰的方法是:以公元纪年为标准,凡是逢百年那一年可以用400除尽的,就是闰年,除不尽的就不是。如:1600年是闰年,1700年就不是闰年。这样大体上就能弥补每年11分14秒的误差了,要等到三千多年之后才会比太阳历的时间多一天。这就是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历法,被人们称之公历或格列历。

    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格列历自然也是如此。

    它规则性不强,每月的天数仍然参差不齐,而且在每经过三千多年之后还是会有一天的误差。但是,社会是在发展的,人是在进步的,这些缺陷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不断得到改进。

    其实不想走——希伯来人的迁徙

    据《圣经》记载,古代闪米特人居然是诺亚长子的后裔。

    古闪米特人原本生活在撒哈拉的北部地区,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五千年的时候,由于气候的变迁,迫使古闪米特人陆续东迁,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也是他们曾经到过的地方。

    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该游牧民族的后裔塞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赶着羊群,在非洲和亚洲之间的阿拉伯沙漠中穿梭,寻找水草,同时也寻找他们赖以生存的牧场。

    终于,塞姆人在沙漠的北方找到了一片水草肥美的新月形沃土,他们把这片新月形的沃土看做是生存的天堂,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突然到来而扰乱了这里的原有秩序。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迦南人极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屡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塞姆人并没有气馁,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失败后,终于如愿以偿,占领了该地区。

    在这片新月形的沃土中的一条狭长地带,被称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该地带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塞姆人中有一支希伯来人的部落,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宝地,只能与捷足先登的迦南人通过战争来解决了。

    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迦南人的对手。果不其然,希伯来人战败了,败后的希伯来人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只好召集全族的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出路。这时,一位老人说,他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块肥沃的土地,那里遍地羊群,年年丰收,如果能够顺利到达那里,那他们全族人就从此不用再忍受饥饿和寒冷了,这个地方就是埃及。老人的意见很快就得到了赞同,于是希伯来人离开巴勒斯坦,踏上了前往埃及的漫漫征途。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希伯来人历经千辛万苦,赶着羊群,带着妻儿老小,在族长以色列的带领下,终于到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埃及。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草原上安顿下来,终于过上了好几百年的安定生活。但是到了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当时,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要建造两座宫殿,于是把希伯来人变成了他的奴隶,逼着他们去服各种各样的苦役。等到拉美西斯二世死后,埃及出现动荡,四方的蛮夷和海盗一起入侵了埃及,当时希伯来人的首领摩西见此情景,趁机带领全族人越过红海,逃出了埃及。逃亡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缺水少食,风餐露宿,每天都在大沙漠中行走,苦不堪言,在这其中有不少人想返回埃及,他们宁可重新当奴隶,也不愿再受这逃亡之苦。身为首领的摩西,看到族人对前途信心尽丧,于是就声称自己见到了上帝耶和华,还得到他的“圣谕”,这才重新激起希伯来人的信心。他们凭借上帝的“圣谕”,最终逃回了迦南,可是强悍的迦南人依旧容不下他们,没办法,摩西只好带着族人继续流浪。

    没过多久,摩西死去,约书亚当上了希伯来人的首领。年轻勇敢的他带着族人经过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渡过约旦河,重新占领迦南,在此定居下来。之后,力士参孙和扫罗先后当上了希伯来人的首领。再后来,大卫统治了希伯来人,在他的带领下,希伯来军队顺利攻下了迦南人统治的耶路撒冷,并建立了犹太王国。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到此时,希伯来人的漫漫迁徙路才终于走到了终点。

    称霸一时——波斯帝国

    公元前6世纪,处于米底统治之下的波斯,有6个农业部落、4个游牧部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在居鲁士(公元前558年-公元前529年在位)的领导下,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于公元前550年灭掉米底,并建立了波斯王国,定都波斯波利斯。

    居鲁士保留了米底人的大多数法律和法规,对于阿斯提阿格斯王也未予加害,而是仍以国王的礼遇对待他,并对他的忠告言听计从。

    在米底帝国的基础上,居鲁士依靠外交手段和军事实力,逐步向外扩张。公元前546年,灭小亚细亚的强国吕底亚,进而采取分化和征服的政策,使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各希腊城邦臣服。次年,向东占领赫拉特及阿富汗北部等地,并一一置省;又渡乌浒河(今阿姆河),直至药杀水(今锡尔河),在其南岸修筑七城,连成一道防线。公元前539年,进军美索不达米亚,一箭未发就使新巴比伦面北称臣,同时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并划入波斯版图。

    公元前529年,居鲁士在中亚细亚战败身亡,其子冈比西二世(公元前529年-公元前522年在位)即位后继续奉行扩张政策。正当冈比西斯远征埃及时,公元前522年3月,原米底的一个拜火教僧侣高马达趁机发动政变,假冒冈比西斯之弟巴尔迪亚的名义篡夺了王位。其实,巴尔迪亚早已被骄横暴戾的冈比西斯秘密杀害了。高马达夺取政权后,利用平民力量打击氏族贵族,宣布减免赋税和兵役3年。帝国境内各个被压迫民族竞相效仿,纷纷宣布独立,一时四方扰攘,天下大乱。

    大流士随冈比西斯出征埃及期间,任万人不死军总指挥。冈比西斯惊闻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波斯,不料因误伤而死于归国途中。危急关头,年仅28岁的大流士与另外6名贵族杀死高马达,最终大流士利用智谋登上了波斯王位,称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5年在位)。

    大流士一世执政后,平定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恢复了帝国的统治。大流士一世把镇压这一系列起义的过程,用波斯、埃兰、巴比伦三种文字,刻在从巴比伦到爱克巴坦那(原米底首都,今哈马丹)大路中途的贝希斯敦崖石上,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

    大流士一世从公元前518年起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被征服地区普遍置行省,每个行省设总督、将军和司税收的大员各一人,各大员直属国王。另置钦使,即所谓“国王耳目”,建立起庞大的间谍侦察网,使中央得以有效地控制地方。为强化王权,他还制定了一套森严的宫廷制度:国王上朝时,头戴金皇冠,身着绛红长袍,腰系金丝带,手握金权杖,威仪赫赫,高高在上。身后则有大群高擎仪仗的便嬖和侍卫。对朝见的大臣,也要用帷幕与之隔离开来,为的是避免被其呼吸所亵渎。

    大流士实行军权独立制度。他把全国分成5个大军区,军区的长官直接听命于国王,其他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他将军队编成万人不死军、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四级,以波斯人为核心组成步兵和骑兵,以腓尼基水手为骨干建成一支拥有600艘~1000艘战船的水军舰队。国王另有“无敌”近卫军1.2万人,是波斯军队的核心。

    大流士还在统一铸币制度、修筑驿道及宗教改革上,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从居鲁士建立波斯王国,到大流士一世执政,前后仅28年时间,波斯即从一个蕞尔小邦成长为古代世界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侵波斯,波斯军队节节溃败,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杀,延续两百多年的波斯帝国至此灭亡,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也随之宣告终结。

    菩提树下的顿悟——佛教的起源

    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年-公元前483年)。

    根据佛教的传说,悉达多在16岁的时候和同龄的表妹结婚,在王宫里过着奢华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之余,悉达多总是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是婆罗门,有的人却是首陀罗呢?还有,为什么婆罗门世代都是婆罗门,首陀罗世代都是首陀罗?悉达多看到大多数人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即使是有钱人家也会常常遭受到挫折和不幸,每个人最终都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为此,悉达多想到,生活中必然还有比转瞬即逝的快乐更为重要的东西。

    在悉达多29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消息传出后,全城庆祝净饭王得了孙子,悉达多有了儿子。然而就在这万民同乐的时候,悉达多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优越的生活,一心一意地去寻求人生的真谛。他抛弃万贯家财,告别了妻子和孩子,毅然离开宫殿,成为一个苦行者。

    面对如此固执的悉达多,他的父亲无可奈何,只好派人跟随着他。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普遍认为极端的禁欲主义才是达到真知的途径,于是悉达多和侍者们在恒河流域整整行脚6年,参访了宗教界的许多名师,研习了许多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修炼了极其严格的苦行。然而他最终认识到,这种解决人生问题的办法并不能令人满意,折磨自己的肉体也只能是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模糊不清,而不会使自己更接近真知。因此,他抛弃了禁欲主义,恢复了正常的饮食。

    悉达多独自一人来尼连禅河边,在佛陀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坐下来,继续努力探索着人生问题。苦思冥想了七天七夜之后,悉达多终于在黎明前豁然开朗,战胜了种种烦恼和魔障,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从此,人们都管他叫佛陀,意为“觉者”。

    此时的佛陀已经35岁了,在他余生的45年中,带着他的新人生观,游遍整个印度北方,向所有愿意听讲的人宣讲。到公元前483年他死去的时候,已经赢得了数以千计的皈依者。

    佛陀的说教最初只是口传,但是后来为了便于记忆,便开始采取偈颂的形式,再后来,便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是近代学者认为在经藏中真正属于佛陀的说教和最早的经典,在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

    直到悉达多死去几百年之后,这些说教才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这时他的宗教思想已经被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教派。小乘派和大乘派就是佛教的两个主要教派。在南亚居主要地位的是小乘派,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认为它与释迦牟尼的创造教说比较接近;而在中国和北亚一带居统治地位的教派则是大乘派。

    “四谛”是原始佛教基本教义核心。“蒂”意为“实在”或“真理”。“四谛”也称“四圣谛”,意为“四条真理”,即:苦、集、灭、道。而四谛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即苦、集二谛,它侧重于解释世间;第二部分是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即灭、道二谛,它则侧重于创造世间。

    苦谛,顾名思义,就是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毫无幸福欢乐可言,还以此认为是真理的教义。于是这一教义就成了全部佛教的出发点。

    集谛,是早期佛教的理论基础,它说明了人生诸苦的原因。集谛宣称:一切苦皆由“欲爱”而生,有“欲爱”就会付诸行动,而一旦付诸行动,其后果必然就是“造业”,也由此难逃轮回之苦。

    灭谛宣扬若想根绝苦因,摆脱苦果,就只有消灭一切“欲爱”,这样才能达到佛教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涅槃,即不生不灭、圆满寂静、永远摆脱因果轮回的神秘境界。

    道谛指出如若要达到涅槃,就必须要修炼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在佛教“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中,又有十二因缘,即“十二缘生”,分别为:无明、行、识、名色、六人、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此外,佛教与印度教不同的是,佛教不分种族和阶级,人人都可以修行。

    在悉达多死后的一段时期里,佛教的传播速度较为缓慢。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改信佛教,也正因为他的支持,才使得佛教的影响和说教迅速传播开来,最后还传到了相邻国家:东至缅甸,南到锡兰,后来又传遍了整个东南亚,一直传到马来西亚和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佛教还向北传播到了西藏,然后又向西北传播,进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佛教传入中国后,赢得了一大批信徒,而后又从中国传入了朝鲜和日本。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育王与孔雀王朝

    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年,试图征服恒河平原,取道坦叉始罗和拉瓦尔品第,向南部和东部推进,率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西印度,但是遭到当地力量的抵抗。当时在恒河平原上最强大的势力是摩揭陀国,统治者是难陀王。大约在公元前317年,该国出现了一名出身刹帝利贵族的青年,名叫旃陀螺笈多,他率军队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部队,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抵进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几番激战之后,最终推翻了难陀王的统治,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建国之后,旃陀螺笈多继续向周边扩张,陆续吞并周边的若干邻国,实力日渐强大。

    旃陀螺笈多在位时,孔雀王朝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有3万骑兵、60万步兵和9000头战象。公元前298年,旃陀螺笈多逝世,其子频头沙罗继位。频头沙罗继续父亲的扩张之路,相传他曾经消灭了16个大城君主,进一步扩大了帝国的版图。然而这时孔雀王朝的统治却并不稳固,各地频繁的叛乱给了雄才大略的阿育王以用武之地。

    阿育王是旃陀螺笈多之孙,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在他18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阿般提省总督。约公元前273年,频头沙罗身染重病,当时朝中未立太子,王位之争一触即发,阿育王在大臣成护的帮助下最终获得了胜利。约公元前269年,阿育王正式登基。传说阿育王为了夺取王位,曾谋杀了兄弟姐妹达99人。阿育王即位之初,继续沿着祖父的脚步前进,企图用军事力量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但是这时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君,尤其是南征羯陵伽的战争,更是表现出了他的极度残暴。

    羯陵伽海外贸易发达,经济繁荣,位于孟加拉湾沿岸,在南印度是一个强国。阿育王早有入侵之心,约公元前262年,阿育王亲率大军大举进犯羯陵伽。羯陵伽虽然实力雄厚,但面对兵力、物力远远超过自己数倍的孔雀王朝,即使奋力反抗,也终究难逃败阵的噩运。不计其数的人被杀,十五万羯陵伽人被俘,血流成河,堆尸成山。羯陵伽被征服后,阿育王派王室充任的总督统治,并派兵入驻托萨利,至此,孔雀王朝的领土又进一步扩大,除了南端以外,整个南亚次大陆,尽为其所有,孔雀王朝变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庞大帝国。

    羯陵伽一站对阿育王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羯陵伽战争结束后,阿育王放弃了一切侵略性的军事行动,转变了原有的治国方针,并致力于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文化。相传他得到高僧的指引,采用佛教作为孔雀王朝的宗教哲学,还曾经发布了一个敕令,他在敕令中说,他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之后,他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从此以后,原本残暴不仁的阿育王变成了一个慈悲为怀的仁爱之君。他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派人四处去宣扬佛法。

    不久之后,阿育王宣布将佛教定为印度的国教,并下令在王宫和印度各地竖立石柱,开凿石壁,将他的诏令铭刻在上面。此外,他还在各地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然后召集了一大批的全国佛教高僧,编纂整理佛教经典。

    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派出了大批的使者和僧侣,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去传教,其中还包括王子和公主。印度公主在去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传教的时候,除了带去了许多的僧侣和佛典,还带去了一枝神圣的菩提树树枝,并亲手种植在了锡兰的土地上。从此,这棵菩提树在锡兰落地生根,一直生长到今天。

    阿育王如此大力地四处宣传佛教,不断有使节往来,很快,佛教不仅传遍了锡兰,还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在佛教文献中曾经记载,阿育王即位的第17年,第三次佛教徒大结集在华氏城举行。之后,他又派出许多传教使团,向国内的边陲和周邻诸国广布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宣扬和传播,佛教不仅在国内大盛,在国外也广为传播,佛教从此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相传阿育王在位期间,他的谕令刻写在摩崖和石柱上,分布全国各地,而建造的佛塔多达8.4万座。

    除了宣扬和传播佛教,阿育王还采用了各种人道的统治方法:修订法律,建立医院和政治保护区;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以供紧急时候使用;隔约三里挖一口井,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还设立行人休息的场所。此外,他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提高了农业产量。他还在他所统治的范围内竖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他还任命特别的政府官员——达摩官吏来促进友好关系和教导人们要虔诚。

    在阿育王死后不到十五年,孔雀王朝便土崩瓦解,从此再未恢复。但是佛教因为得到了阿育王的支持,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阿育王刚登基时,佛教还只在印度西北的弹丸之地流行,但到他去世的时候,佛教的教徒不仅遍及印度各地,而且还影响不断,逐渐向各国传播开来。阿育王为佛教文化的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部较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两河流域不仅成就了苏美尔文明,而且还促使汉谟拉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就了一番霸业。汉谟拉比在两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更让巴比伦城发展成为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引领着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长达一百多年之久。汉谟拉比在征服了整个苏美尔地区之后,自我标榜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稳固巴比伦这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帝国,颁布了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包括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共有282则条文,被刻在一块高大的石碑上。这部法典不仅阐明立法的目的是发扬公道、铲除邪恶,还概括了汉谟拉比的文治武功和制法宗旨,法典中,汉谟拉比把自己描写成为神圣的君王,自称“天下四方之王”。法典的正文包括借贷、经商的规定和关于盗窃财物和奴隶的规定、审判法的规定、婚姻和家庭的规定等九大主题。法典囊括了古代巴比伦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让现在的人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

    但是有一点非常令人遗憾,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观念对于汉谟拉比法典而言是苍白无力的。尤其是对奴隶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和自由可言。法典中的奴隶制立法完全只是严格保护了奴隶主的权利,奴隶们被视为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只能属于奴隶主。整部法典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思想贯穿了始终,然而对奴隶的利益却着墨不多,仅仅只有5条,奴隶就好像牲口一样,可以任意买卖。但是如果有奴隶敢私自逃跑,一旦被抓回来,不仅仍要交还给原来的奴隶主,还将会遭到奴隶主的重重责罚。还有一条更为严酷的条款就是:如果奴隶无故伤害到奴隶主,轻则受到鞭笞和割耳之刑,重则丧命。古巴比伦严酷的等级关系可见一斑。

    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古巴比伦王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是因为青铜器被广泛用于耕作领域,不仅使税收得到了保证,就连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增强。在兴修水利方面汉谟拉比也非常重视,制定了许多关于灌溉管理的条文。手工业的发展也致使分工更加精细,这些都可以从关于织布、冶金、建筑和造船等方面的法律条文中看出,国内外贸易的繁荣让巴比伦城一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重镇。

    汉谟拉比在位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巩固自己的王权,但是在他死后没多久,鼎盛的古巴比伦王国就很快衰落了,而原本刻着法典的石柱也几经辗转,最终被法国人强行劫走。现在,在法国的卢浮宫里还珍藏着这部象征着汉谟拉比王权的法典。

    最具影响力奖——《吉尔伽美什》史诗

    数千年来,《汉谟拉比法典》不仅拥有不朽的声誉,而且到现在还一直向人类散发着它文明的光辉。而在古巴比伦文明中,唯一能与之相媲美的就数史诗《吉尔伽美什》了,它是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结合体。

    史诗中的吉尔伽美什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年左右,凭借自己的丰功伟绩成功当上了苏美尔的国王,并受到了人们的景仰,人们对他的故事大唱颂歌。几经流传,关于他的故事也就逐渐被神化了。直到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左右,吉尔伽美什的故事终于被一位说书人写成了一首长诗,这时,《吉尔伽美什》才最终成书。

    吉尔伽美什当上国王后,就渴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于是他带着寻求长生的愿望,寻找长生不老的秘密,历尽艰辛,不辞辛劳地去为之冒险。就在上帝发洪水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因为躲在一条方舟中而幸免于难的一对老夫妇告诉吉尔伽美什,长生不老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有一种植物却可以让他恢复已逝的青春,这种植物隐藏在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人们很难发现它。

    吉尔伽美什为了使自己青春再现,他发誓一定要找到那种植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一个深海的海底找到了这种能够恢复青春的植物。长久的劳苦终于有了结果,长生不老的希望就在眼前,吉尔伽美什仿佛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有着统治苏美尔的雄心和健壮的体魄。吉尔伽美什得到植物后并没有马上吃掉,因为得之不易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东西,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植物被一条蛇偷偷地吃掉了,这条蛇也因此通过蜕皮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吉尔伽美什孜孜不倦追求的梦想瞬间化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泡影。这位叱咤苏美尔的英雄面对眼前的事实感到万分沮丧,死亡似乎正在向他伸手召唤。此后,吉尔伽美什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人生应该及时行乐,不再去关心明天会发生什么,只是和妻子、孩子尽情地享受着短暂的光阴。

    《吉尔伽美什》不乏宗教性的色彩,充满了世俗性的教诲。因为宗教和神灵在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的心目中一直处于显赫的地位,在他们的意识里,神对人具有无限的支配权,甚至掌管着人类的生与死,不管人类怎样努力,最终还是在神的统治之下。

    《吉尔伽美什》作为古代巴比伦文明的象征,是一部融合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智慧的史诗,也是继《汉谟拉比法典》之后的又一大文明成果。

    想象力的摇篮——印度《梨俱吠陀》

    中亚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迈出了入侵印度的脚步。与此同时,他们也为印度带来了最早的诗歌。此后,他们在印度定居下来,不断创造出许多的新作品。后来人们把新、旧作品合编在一起,称为《梨俱吠陀》。

    《梨俱吠陀》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之一,它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这样的话,它比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还要早好几百年。《梨俱吠陀》全书分为10卷,收入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诗歌,共1028首,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诗歌总集,诗歌的作者都是世袭的婆罗门祭司。

    在《梨俱吠陀》中,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在印度历史初期对自然进行的斗争、对异族进行的入侵、征服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形态。那个时期正是雅利安人由氏族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比较片面,缺乏科学和社会知识,在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他们不得不低头屈服。按照自己的想象,他们认为是某种神灵对世界起着支配的作用,于是他们对神灵顶礼膜拜,祈祷保佑,自然现象就这样被他们神秘化了,吠陀神学和宗教也在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中产生了。

    在吠陀诗人的猜测中,将宇宙分为天界、空界和地界三界,每界都有专门掌管它的神灵。

    在这些歌颂神灵的诗歌中,充分表现出了吠陀诗人奇妙的想象力,其中有一首是赞美黎明女神乌莎的神曲,十分优美:

    辉煌是此光,永恒在东方,

    脱离于黑暗,纯洁现本相。

    乌莎天之女,遐迩放明光,

    愿为黎民利,开路示航向。

    美丽司晨女,屹立于东方,

    犹如众祭杆,直竖祭坛场。

    冲开黑暗闸,两扇障碍门,

    霞光从中发,净化尤晶亮。

    仙子最慷慨,今日放异彩,

    教导乐喜者,施舍物与财。

    黑色波尼怪,昏睡在梦乡,

    堕入暗渊中,永不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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