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等结了婚所有的好东西就自然都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床湘绣后来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初春的桃花，深秋的枫红，在我看来都是美丽得违了规的东西，是茫茫大化一时的错误，才胡乱把那么多的美堆到一种东西上去。桃花理该一夜消失的，不然岂不叫世人都疯了？
湘绣的消失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复归大化了。
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欣悦自足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床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我扎辫子的红绒绳。细想起来，她的姿势实在是仙女依恋地轻抚着羽衣的姿势，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哀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唯其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更显得特别的深情凝重。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有时她胃痛，卧在床上，要我把头枕在她的胃上，她慢慢地说起外公。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总是带她上街去吃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煎得两面黄的炒面和女生宿舍里早晨订的冰糖豆浆（母亲总是强调“冰糖”豆浆，因为那是比“砂糖”豆浆高贵的）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每听她说那些事的时候，我都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和母亲联想在一起。从我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的，她自己的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就是把剩饭在炒完菜的锅中一炒，把锅中的菜汁都擦干净了的那种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总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怨叹，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很安心，我知道下一顿饭她仍然会坐在老地方吃那盘我们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而到夜晚，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地去检点去上闩。她一直都负责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
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羽衣，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
她那么小，她由何得知？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她也发现了什么吗？
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拣出石涛画册或汉碑并一页页细细品味的那一刻吗？是在我猛然回首听他们弹一首熟悉的钢琴练习曲的时候吗？抑或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光，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或流苏树下的一瞬间吗？
或是在我动容地托住父亲的勋章或童年珍藏的北平画片的时候，或是在我翻检夹在大字典里的干叶之际，或是在我轻声地教他们背一首唐诗的时候……
是有什么语言自我眼中流出吗？是有什么音乐自我腕底泻过吗？为什么那小女孩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
我不是一个和千万母亲一样安分的母亲吗？我不是把属于女孩的羽衣收拾得极为秘密吗？我在什么时候泄漏了自己呢？
在我的书桌底下放着一个被人弃置的木质砧板，我一直想把它挂起来当一幅画，那真该是一幅庄严的画，那样承受过万万千千生活的刀痕和凿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把它挂出来……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而那小女孩，是凭什么神秘的直觉，竟然会问我：“妈妈，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掰开她的小手，救出我被吊得酸麻的脖子，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一个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
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
“真的？”
“真的！”
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
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在想什么。
然后，她睡着了。
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羽衣，大约也回到云间去睡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
藏在校服里的手绘青春
安宁
那时我已经开始爱美，会在肥大校服的里面，穿碎花的衬衫，天热的时候，将校服的拉链尽可能低地拉下去，露出那一蓬一蓬散漫开着的花朵。有男孩子看过来，会羞涩地低头，手指轻轻绞着校服的一角。
十五六岁的小女生，单纯任性，总是抓住一切可以不穿校服的机会，放任自己妖娆地绽放。老师们在讲台上，看见谁故意将校服穿得凌乱不堪，就会板起面孔，说一通女孩子要自尊自爱的话。而我们，则在课下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讲这个老师的八卦，一直讲到心满意足，讲到被批的那点小委屈终于烟消云散。
是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将一盆茉莉摆在桌子上，让我们描摹。邻桌叫茉的女孩，偷偷地将一朵芬芳的茉莉画在了自己校服的内侧。画完了她便伸过头来，欣喜地要与我分享。就在我刚刚瞥见那朵呼之欲出的茉莉，还没有来得及惊讶茉的大胆笔法时，老师已一脸威严地走了过来，而后不容分说地让我和茉站到讲台上去。
惶恐中与茉肩并肩站到讲台上，等待老师的冷嘲热讽和同学善意却刺目的同情。老师冷冷地让茉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艺术作品。明知这是故意的揶揄，但茉却让全班都看傻了，她骄傲地朝老师微微一笑，打开校服的一侧，而后又像鸟儿一样，铺展开另一侧。
台下一片哗然，我小心地顺着老师愤怒的视线看过去，这才吃惊地发现，茉的校服右边内侧，竟然开满了大朵大朵绚烂的山茶花。当她背过身去，将衣领内侧也翻开，竟是一条长长的青藤！老师的脸霎时像泼了一瓶油彩，红的绿的蓝的紫的混在一起。台下开始有人高声地喊叫、唱歌，像一群被束缚太久的鸽子，呼啦啦地撞开笼门，争先恐后地飞向高远纯净的蓝天。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场由茉引导的“手绘革命”，在我们那个保守封闭的小城，犹如一道雨后的彩虹，张扬炫目地点染了我们的很多日子。我们手绘自己喜欢的花草、飞鸟、童话、明星、格言，还自创抽象唯美又神秘莫测的图案，而其中蕴含的爱恨，除了那件校服的主人，无人可解。
我曾经将对另一个男孩的暗恋，用一片水中漂泊的绿叶，含蓄完美地表达出来。而茉，则把对一次测验失利的懊恼，尽情地发泄到一个龇牙咧嘴的小人儿身上。男生们呢，则在校服上绘满崇拜的球星、赛车手，或者一个女孩秀美的双眸、一行“爱”的英文字母的缩写。
老师们终于无力阻止这股手绘的潮流，任我们将原本单调的校服的每一寸空间涂满。昔日总强迫我们穿校服的体育老师却喜上眉梢，因为，我们终于不用他耳提面命才勉强穿起校服，绕操场跑步了。那些绘满青春符号的校服，像是猎猎彩旗，陪伴我们激情地迎风奔跑。
几年后，我离开校园来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门口，看见那些出出进进的男孩女孩，与那时的我一样，穿着肥大的校服，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表情。瞥一眼他们校服衣领、袖口、肩背的图案，便能立刻读懂正在流行的时尚物语。
站在街头，看着那些青春密码在校服上熠熠闪光，那一刻，就如看见我已经远逝的年少时光，那样鲜明和疼痛，也终于明白，自己一路行走奔波，却始终不肯去回望那段岁月的原因。
不是不想，而是不愿，不愿去面对打开那些青春密码里的动人记忆时无能为力的感伤！
把陈年风褛，送赠你解咒
陆小寒
毕业后的第3年，有一天，一个同事在工作的间隙，在我们抽烟的阳台上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很好的未来，如果你已经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大概不在这张幸运的名单上，你会怎么做呢？”
那时我们在一家小作坊式的培训机构当老师，1780元的底薪，每天下午两点到九点上班，是一群很非主流的、混得不如意的人，互相打发着彼此的时间，最怕接到同学聚会和有谁要结婚的电话。
我看着阳台水泥地上枯死的盆栽和被雨淋得软塌塌的烟头，犹豫了一会儿，皱着眉说：“再死磕一阵看看吧，没准还能得个友情奖、鼓励奖什么的。”
同事笑了笑，灭了烟，转身进屋，留下我一个人在夜幕下看了很久的星星。
后来他辞职了，听说回了老家，娶了个在超市当收银员的姑娘，过上了每天下班窝在沙发里喝啤酒啃鸭脖看球赛的日子。有次喝醉了，他给我发了条没头没尾的短信，只有一句话：“我真的坚持很久了，生活就是欺负老实人。”
我想我明白他说的“欺负”这两个字的意思。他出身偏远的农村，复读了两年才勉强考上一个二流本科；勤工俭学四年，想着终于能工作了，能在一个比家乡强点的二线城市站稳脚跟了，没想到还是一路败北；考了五年公务员，面试了数不清的单位，只是想有一份像样的工作，一个稳定的收入，能组成一个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为了这样一个普通的愿望，他死磕了那么多年，流了很多不能让别人看到的眼泪，终于认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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